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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德与你玩纸牌”系列,包括乔斯坦·贾德先生广受全世界儿童喜爱的成长小说《纸牌的秘密》与为成年人的内心世界寻找安宁的《玛雅》两本。这是孩子与父母可以共读的一套书,两本书中都有一个重要道具——纸牌。《纸牌的秘密》中,少年汉斯手中的52张纸牌中,只有小丑牌是唯一的永生之牌。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永生之牌,如何保持幽默乐观和好奇之心,是这本奇迹之书将教给孩子的智慧课。《玛雅》中,美貌的安娜说着谁也听不懂的神秘箴言,52张纸牌上的52条箴言直击心灵,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箴言之牌,如何以梦幻的方式进入生命与爱的王国,是这本探险之书将给予读者的爱的礼物。这两本书出版以来广受读者喜爱,已被翻译成三十余种文字出版,《玛雅》入选联合国读书人金榜图书。
序 曲
六年前,我站在苏尼安岬海神庙废墟前,眺望爱琴海。约莫一个半世纪前,面包师傅汉斯来到大西洋中那座奇特的岛屿。整整两百年前,佛洛德从墨西哥搭船前往西班牙,途中遭遇海难。
我必须追溯到那么遥远的时代,才能了解妈妈为什么要离家出走,跑到雅典去……
说实在的,我宁可去想别的事情。可是,我得趁着童心未泯的时候把一切记录下来。
这会儿,我坐在挪威希索伊岛上一栋房子的客厅窗口,望着窗外飘落的一片片树叶。叶子从空中飞撒下来,铺在街道上,有如一张松软的地毯。七叶树的果实蹦跳在花园篱笆间,散落满地。一个小女孩踩着它们,走过我家的窗前。
人世间的一切,仿佛都出了差错。
每回想起佛洛德的那副扑克牌,我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分崩离析了。
第 一 部
黑 桃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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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桃A
……妈妈出走寻找“自我”,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她……
这趟伟大的旅程,将带我们进入诸多哲学家的故乡。旅程是从艾伦达开始的,那是挪威南部海岸的一个古老城镇,航运业十分兴盛。我们搭乘渡轮“西班牙舞曲”号,从挪威的克欣桑出发,来到丹麦的赫绍尔斯镇。穿越丹麦和德国的那段旅途,我不想多说,因为除了乐高游乐场和汉堡的码头船坞之外,一路南下,我们看见的只不过是高速公路和农庄。直到我们抵达阿尔卑斯山时,才真正开始发生一些事情。
爸爸和我有个协议:路上我得乖乖坐车,有时为了赶路我们得在车上度过一整天,也不许抱怨。他则答应不在车上抽烟,烟瘾发作时,就在路旁停下来抽它两口。抵达瑞士前,一路上我最难忘的,就是停车让爸爸抽两口烟的那些时刻。
“抽两口”之前,爸爸总爱感叹一番,把开车时心中所思所想一股脑儿抒发出来(爸爸一路开车,我就待在后座,看漫画书或自个儿玩纸牌解闷)。他那一番感叹,往往跟妈妈有关。要不然,就是让他困惑和着迷了一辈子的其他一些事情。
爸爸结束水手生涯返回陆地后,就一直对机器人抱着莫大的兴趣。这本身也许无可厚非,但爸爸的兴趣似乎有点过了头。他一口咬定,总有一天科学家会制造出一批“人造的人”。他所说的人造人,可不是那些眼睛闪烁着红绿光芒、喉咙发出空洞声响、神情举止非常呆笨的金属机器人。哦,不,爸爸说的不是那种东西。爸爸相信,科学家早晚会创造出跟我们一样会思考的人类。他的想法还有更古怪的呢。他相信,本质上我们人类也是人造的、虚假的物体。
“我们只不过是有生命的玩具娃娃。”他总是这么说。
每天只要两杯黄汤下肚,这句话就会蹦出来。
我们在乐高游乐场时,爸爸静静地站在一旁,眼睛瞪着那些乐高玩具发呆。我问他是不是在想妈妈,他只摇了摇头。
“汉斯·汤玛士,”爸爸叫我的名字,“想想看,如果这群玩偶突然站起来,绕着这些塑胶房子蹦蹦跳跳走动,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爸爸,你瞎说!”我只能这样回答他。我总觉得,带孩子到乐高游乐场游玩的父亲,不该对孩子这样讲话。
我正想开口向爸爸要钱,买冰淇淋吃。你瞧,我已经学到一招诀窍:开口向父亲要东西之前,先让他发表一些怪论。我知道,偶尔父亲会为自己在儿子面前大发怪论感到愧疚,而当一个人感到愧疚时,他就会变得比较慷慨大方。我正要开口向爸爸要冰淇淋,他却说:“本质上,我们只不过是有生命的乐高玩偶罢了。”
我知道冰淇淋跑不掉了,因为爸爸开始谈论起人生的哲理。
我们一路南下,驱车直奔雅典城,但我们可不是去度假的。在雅典——或至少在希腊某个地方——我们父子俩打算去寻找妈妈。我们没把握能找到她,就算找到她,我们也没把握她会跟我们回到挪威的家。但是,爸爸说,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试试,因为我们都觉得,家里没有她,我们父子俩今后的日子不知要怎样过下去。
我四岁那年,妈妈离家出走,抛弃了我和爸爸。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到今天我还管她叫“妈妈”。我们父子俩相依为命彼此了解日深,如同一对朋友。有一天我终于决定不再唤他“爹地”。
妈妈跑到外面的世界寻找“自我”。当时我和爸爸都觉得,身为四岁小孩的母亲,她确实也应该寻找她的自我了。我只是不明白,寻找自我一定要离家出走吗?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在艾伦达尔镇这儿——把事情理出一个头绪来呢?如果还不满意,可以到邻近的克欣桑走一遭,散散心呀。奉劝想寻找自我的各位仁兄仁姊:一动不如一静,乖乖待在家吧,否则,不但自我没找到,反而从此迷失了自己啊。
妈妈离开我们那么多年,我现在连她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我只知道她比别的女人都漂亮。至少,爸爸向来都是这么说的。爸爸也认为,愈是漂亮的女人,愈不容易找到自我。
妈妈出走后,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她。每回走过艾伦达尔镇的市集广场,我总觉得妈妈会突然冒出来,出现在我眼前。每次到奥斯陆探访祖母,我都会跑到卡尔约翰街寻找她。可是,我一直没碰见妈妈,直到有一天爸爸从外头带回一份希腊时装杂志。封面的女郎,不就是我妈妈吗?内页也有她的照片。从照片看,妈妈显然还没找到她的自我;她在镜头前摆出的姿势和装出来的神情,一看就知道是在刻意模仿别人。我和爸爸都为她感到难过极了。
爸爸的姑妈到希腊克里特岛玩了一趟,带回这本杂志。在克里特,封面印着妈妈照片的杂志挂在书报摊上,满街都是。你只消丢几个铜板到柜台上,那本杂志就是你的了。一想到这点,我就觉得很滑稽。这些年来,我们父子俩一直在寻找她,而她却出现在克里特岛的街头,摆个姿势,向路人展露她的笑靥。
“她到底跑到哪儿去了?她到底鬼混些什么?”爸爸气得直搔他的头皮。但是气归气,他还是把杂志上的照片剪下来,贴在卧室墙上。他说,照片中的女人虽然不能肯定就是妈妈,但看起来跟妈妈总有几分相像。
就是在这个时候,爸爸决定带我去希腊寻找妈妈。
“汉斯·汤玛士,咱们父子俩去希腊一趟,把她给拖回家来。”爸爸对我说,“否则的话,我担心她会溺死在时装业的神话世界里。”
当时我不懂他这句话的意思。我只知道,当你穿太大的衣服时,样子就会被衣服淹没掉,但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人会溺死在神话世界里。现在我明白了。原来,神话真会溺死人的,每个人都应该格外当心。
一路驱车南下,当我们在汉堡郊外的高速公路停下车,让爸爸抽两口烟时,爸爸开始谈论起他的父亲。其实,这些事情我早就听过很多次了,但如今站在公路旁,看着一辆辆汽车呼啸而过,耳边听着祖父的故事,感觉就完全不同。
你晓得吗?我爸爸是一个德国士兵的私生子哩。提到这件事,我不会再感到尴尬,因为现在我知道私生子跟其他孩子一样有出息。这话说起来容易,毕竟,我没经历过我爸爸那种惨痛的成长经验,被迫在保守的挪威南部小镇长大。
也许是因为我们踏上了德国的国土,父亲触景生情,开始诉说起祖父和祖母之间的情缘。
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食物非常匮乏。有一天,我祖母丽妮骑上单车,到一个名叫佛洛兰的地方去摘一些越橘。那时她才十七岁,路上她出了事情:她那辆脚踏车的轮胎漏了气。
祖母那次摘越橘之旅,是我生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乍听之下,这话说得有点奇怪——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件,怎会发生在我出生前三十多年呢?但是想想看,那天我祖母的轮胎若没漏气,她肚子里就不会怀上我爸爸。这个世界没我爸爸,当然就不会有我啰。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祖母在佛洛兰摘了满满一篮越橘,正要赶路回家,轮胎忽然漏了气。当然,她身上没带修车工具,但就算她身上有一千零一套修车工具,她也修不好那辆脚踏车的。
就在祖母束手无策的时候,乡间小路上出现一个骑着脚踏车的德国兵。他虽然是德国兵,却不像一般德国军人那样雄赳赳气昂昂的。这个德国兵温文尔雅,对待一个在回家路上遭遇困难的年轻姑娘,礼节十分周到。巧的是,他身上带有一套修车工具。
那个时候,挪威的德国兵,如果真的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都是大坏蛋的话,事情就不会发生,因为我祖父就不会理睬路上受难的姑娘。当然,重点不在这里。当时我祖母实在应该保持矜持的态度,严词拒绝一个德国兵提供的任何帮助。
问题是,这个德国兵渐渐喜欢上这个受难的姑娘。这一来可就惨啰。不过,那是几年以后的事……
每回讲到这个节骨眼,爸爸就点一根烟来抽。
更糟的是,祖母也喜欢上那个德国兵。这是她犯下的最大错误。德国兵帮她修理脚踏车,她不只说声谢谢而已,居然还陪他一路走到艾伦达尔镇。这个大姑娘实在太不知检点了。要命的是,她竟然答应再跟这个名叫盎特菲德威伯·卢德维格·梅斯纳的德国兵见面。
如此这般,祖母就成了德国兵的情人。爱情这档子事固然是盲目的,选择权不在我们手里,可是,在爱上那个德国兵之前,祖母总可以选择不再跟他见面呀。当然,她没这么做,到头来可就有苦头吃啰。
祖母和祖父一直偷偷会面。她跟德国人交往的事,一旦被镇民发现,她在艾伦达尔镇就待不下去了。挪威老百姓对抗德国占领军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不跟他们打交道。
1944年,卢德维格·梅斯纳被匆匆调回德国,参加第三帝国东部疆界保卫战。他压根儿没有机会向我祖母道别。他在艾伦达尔火车站搭上火车,从此音讯全无,整个人消失不见了。战后祖母到处打听他的下落,但过了一段日子,她也不得不相信,她的情人在东部战场上被俄国兵杀死了。
若不是祖母怀了孕,佛洛兰脚踏车之旅和接着发生的事,早就被人们给遗忘了。祖父随部队开拔到东线前夕,和祖母一夕欢好,但直到好几个星期后,祖母才知道自己有了身孕。
依爸爸的说法,接着发生的事彻底暴露出人的邪恶——每次讲到这里,他就会再点一根烟来抽。1945年5月挪威解放前不久,爸爸离开娘胎,呱呱坠地。德军一投降,祖母就被挪威民众抓起来。挪威百姓最恨跟德国兵交往的挪威姑娘,不幸的是,这种女孩还真不少,但下场凄惨的是那些跟德国兵生下孩子的姑娘。事实上,祖母跟祖父交往是因为她爱他,而不是因为她信仰纳粹主义。祖父自己也不是纳粹党徒。他被抓上火车,强行遣返德国之前,就跟祖母商量好,找个机会两人结伴穿过边界,双双逃到瑞典去。不巧,那阵子有谣言说,瑞典边防军奉命射杀穿越边界的任何德国逃兵,因此祖父和祖母不敢贸然成行。
艾伦达尔镇民使用粗暴的手段对待我祖母,他们剃光她的头,在她身上拳打脚踢,也不管她刚刚生下孩子。老实说,德国兵卢德维格·梅斯纳比这些挪威百姓文明多了。
顶着一颗光溜溜的头颅,祖母逃到奥斯陆,投奔她的舅父崔格维和舅母英格丽。如果她继续待在艾伦达尔,恐怕连命都会送掉。那时正好是春天,但祖母还得戴上呢绒帽,因为她的头秃得像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她母亲留在艾伦达尔,祖母直到五年后,才带着她儿子——也就是我爸爸——回到故乡。
祖母和我爸爸都不想为发生在佛洛兰的事辩白。他们只想知道,他们母子究竟要受多少惩罚?一桩罪行,到底要株连几代人?当然,未婚怀孕是难以原谅的事,而在这点上,祖母也从不推卸责任。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连无辜的小孩子也不放过。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爸爸是由于人的堕落才来到这个世界,但我们不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吗?我知道这个比拟有点牵强。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围绕着苹果进行,而我祖父和祖母那档子事,却牵涉到越橘。但是,像月下老人似的将祖父和祖母牵引在一起的脚踏车轮胎,看起来,还真有点像诱惑亚当和夏娃的那条蛇。
不管怎样,身为母亲的女人都知道,你不能为了一个已经出生的孩子,一辈子自怨自艾。更重要的是,你不能把气出在孩子身上。我也相信,德国兵的私生子也有权享受幸福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我和爸爸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童年时期的爸爸,不但是个私生子,而且还是个敌人留下的孽种。在艾伦达尔镇,尽管成年人不再对“通敌者”拳打脚踢,孩子们却不肯放过那些可怜的私生子。儿童模仿起大人的恶行来,往往青出于蓝。这一来,小时候的爸爸可就尝尽了苦头。他忍气吞声,直到十七岁那年他决定离开心爱的艾伦达尔镇,到海上去讨生活。七年后他回到故乡。那时,他已经在克欣桑结识了我妈妈。他们搬进希索伊岛上一栋古老的房子,而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时间是1972年2月29日。当然,从某种角度来看,在佛洛兰发生的那档子事,我也是难辞其咎。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原罪”啦。
爸爸身为德国兵的私生子,有个很不快乐的童年,长大后又在海上讨了好几年的生活,难免沾染上喝酒的习惯,没事就喜欢喝上一两杯。但我发现,爸爸岂止是为了忘掉往事。事实上,只要两杯黄汤下肚,他就开始谈论起祖父和祖母,开始诉说起自己身为德国兵私生子的悲惨遭遇。说着说着,有时他不免悲从中来,放声大哭。我发现,在酒精的刺激下,他的回忆变得更加清晰,犹如泉涌。
在汉堡市郊高速公路上,再一次告诉我他生命中的际遇后,爸爸说:“然后你妈妈失踪了。当时你上托儿所,她找到第一份工作,当舞蹈老师。接着她改行当模特儿,三天两头往奥斯陆跑,有时还到斯德哥尔摩去。有一天,她忽然不回家了。她只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她在国外找到一份工作,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人们说这种话时,往往表示他们只在外头待一两个星期就会回来,但你妈妈一去就是八年多……”
《玛雅》正文
序 曲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九八年一月,那个朔风野大、潮湿的清晨,法兰克降落在斐济群岛的塔弗尼岛上。一夜的雷电交加,一大早马拉福植物园的园主就忙着修理电厂遭受的破坏。整个食物冷冻库皆已遭殃,于是我自愿开车到马提去接几个新来的客人,他们从纳地搭机,预定在今天早上抵达这个“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小岛。安吉拉和乔肯·凯斯对我的提议感激不尽,乔肯还说,在危机之中,你总是可以信赖英国人。
这个严肃的挪威人一踏进我的路虎越野车,我便注意到他。大约四十开外的年纪,中等身材,和大多数北欧人一样好看,但他有着褐色的眼睛,头发显得有点垂头丧气。他自称法兰克·安德森,我还记得自己在心里偷笑着,或许他就是那种少见的品种,终其一生感叹着自己的生存缺乏精神与永恒,而被彻骨的悲伤压得透不过气来。这个假设在那天晚上更显得牢不可破,因为我知道他是个进化论生物学家。对那些有忧郁倾向的人来说,进化生物学实在难以令人容光焕发。
我在克罗伊登家中的书桌上,有张寄自巴塞罗那的风景明信片,它已经皱成一团,日期是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上面的图案是高地未完成的大教堂沙雕——神圣的家庭,明信片背面写道:
法兰克吾爱:
我将在周二抵达奥斯陆。但我绝不孤独。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你得打起精神来。别打电话给我!我要在话语干扰我们之前,先感觉你的身体。你还记得神奇不老药吗?不久你就可以尝到一点。有时候我觉得好害怕。我们能做些什么,好让自己妥协于短暂的生命之中呢?
你的薇拉
有一天下午,法兰克和我坐在马拉福的酒吧里,各自捧着一杯啤酒,他让我看这张印着那许多尖塔的明信片。当时我正告诉他,几年前我失去了席拉,他静静坐了许久,才打开他的皮夹,取出一张折叠起来的明信片,将它摊开在我们面前的桌上。上面印的问候语是西班牙文,不过这位挪威人为我逐字翻译,仿佛他需要我的帮忙,才能够抓住自己翻译出来的意义。
“薇拉是什么人?”我问,“你太太吗?”
他点点头。
“我们在八○年代末期,在西班牙认识。几个月之后,我们便一起住在奥斯陆。”
“但是结果不好?”
他摇摇头,又点点头:“十年后她搬回巴塞罗那。那是去年秋天的事。”
“薇拉并不是典型的西班牙名字,”我说,“应该像卡达兰之类的。”
“薇拉是安达卢西亚的一个小镇的名字,”他说,“根据她家人的说法,薇拉的母亲在那里怀了她。”
我俯身瞧着明信片。
“所以她到巴塞罗那探望她的家人?”
他又摇了摇头。
“她在那里几个星期,是为了博士论文的口试。”
“真的啊?”
“写的是离开非洲移民他处的人类。薇拉是个古生物学家。”
“她带了谁去奥斯陆?”我询问道。
他低头凝视着手中的杯子。
“桑妮亚。”这是全部的回答。
“桑妮亚?”
“我们的女儿。桑妮亚。”
“所以你们有个女儿啰?”
他指着明信片。
“我就是从这明信片上知道她怀孕了。”
“是你的孩子?”
我看见他全身一阵痉挛。
“是啊,我的孩子。”
我猜是在某个时候,情况变得很糟。我试着拼凑出原形,但还有几个线索要调查。
“这个你会尝到一点的‘神奇不老药’又是什么?听起来真是诱人得要命。”
他迟疑片刻,然后将所有的东西推到一边,带着一抹近乎羞涩的微笑。
“没什么,这实在太蠢了,”他说,“那只是薇拉自己异想天开的结果。”
我不相信他。我猜那是法兰克和薇拉异想天开的结果。
我向酒保要了另一杯啤酒,法兰克却几乎没碰他的啤酒。
“继续。”我说。
他又说了下去。
“我们对生命都有种义无反顾的渴望。或者我应该称之为‘对永恒的渴望’。不知道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当然懂得!我觉得心跳得太厉害,实在需要下点功夫才能使它安静一点。我只是举起一只手掌,他就明白,我并不需要他来解释所谓对永恒的渴望。他留意到我的手势,显然这不是法兰克第一次想要解释这句话的真义。
“我从未见过一个女人有着和她一样坚定的需求。薇拉是个好心肠的人,也很实际。但是也有很多时候,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再不然就是活在我应该称之为古生物学的世界里。她比较重视垂直的、过去与未来的世界,而不重视水平的现实世界。”
“是吗?”
“她对现实世界的纷纭扰攘不感兴趣。或者是她在镜子里看到了一切。事实上她长得很美,真的很美。但我从没见过她带上一本体面耀眼的杂志。”
他坐在那儿,手指拨弄着啤酒杯。
“有一回她告诉我,年轻的时候,她曾经做过一个很生动的白日梦,有罐神奇的药水,只要她喝下一半,就可以长生不老。然后她就有无限长远的时间可以找到她想要的男人,让他喝下另一半。因此她得在某一天,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不是下个星期,就是一百年或一千年后。”
我再指指那张明信片。
“现在她找到那个长生不老药了吗?”
他露出一个投降似的微笑。
“一九九二年初夏,她从巴塞罗那回来。她一本正经地宣布,我们必须吞下几滴她从小就梦想着的那种神奇的药水。现在,我们都有一小部分开始在过它自己的日子。或许在未来的十亿年里,它就会开花结果。”
“你是说,后代?”
“是啊,这就是她的想法。事实上,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类,不都是几百万年前住在非洲的一名女子的后代吗?”
他抿了一口啤酒,停顿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试着再把他拉出来。
“请继续说下去。”我引诱他再说。
他深深望进我的眼里,有如在衡量我是不是个能够信赖的人。
“她那一次来到奥斯陆,就告诉我,如果她有了那个神奇不老药,绝对二话不说分我一半。当然,我始终都没喝到什么‘神奇不老药’,不过那个感觉还是很棒。我瞥见她心里有种高贵的情操,作了选择绝不反悔。”
我点点头。
“这年头已经很少人会承诺什么永远的忠实。人们相聚都是只能同甘。但毕竟也有苦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干脆切断关系,一走了之。”
这时他变得热切起来。
“我相信我可以一字不漏记得她说了些什么。‘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地球,一个男人。’她说,‘我的感觉如此强烈,因为我只能活一次。’”
“真是刻骨铭心的爱情,”我点点头,“但是后来怎么了?”
他简单明了地说完了。喝完啤酒,他告诉我,桑妮亚在四岁半的时候走了,此后他们就无法再住在一起。太多悲伤在同一个屋檐下,他说。然后他就呆坐在那里,凝望着屋外的棕榈树丛。
这个话题就此终止,只有我还很谨慎地想再为它注入一点生命。
同时,我们的谈话也多少被打断,有一只蟾蜍跳上我们所在的垫高地板。它呱叫了一声,然后蜷伏在桌下,我们的脚边。
“这是一只甘蔗蟾蜍。”他说。
“甘蔗蟾蜍?”
“它的学名叫做Bufo marinus。它们在一九三六年由夏威夷引进,好对抗甘蔗的害虫。它们在这里可活得兴高采烈。”
他指指外头的棕榈树丛,我们看到四只或五只以上的蟾蜍。几分钟之后,我在潮湿的草地上,数到十几只蟾蜍。我在岛上待了好些天,却未曾一次看到这么多只蟾蜍。法兰克几乎像是吸引着它们一样,再不久,眼前就出现了二十几只。这么多只蟾蜍同时现身让我不由得恶心起来。
我燃起一根香烟。
“我还在想你说的那种不老药,”我说,“不是每个人都敢去碰它的,我想大部分人都只会把它搁在一边。”
然后我将打火机立在桌边,悄声道:“这是个神奇打火机,你点着它,就会长生不老。”
他凝视着我,没有一丝笑容。他的瞳孔仿佛正在燃烧。
“不过要想清楚,”我强调,“你只有一次机会,决定之后绝不能反悔。”
他完全无视我的警告,“这没有什么差别。”他说。不过即使在这个时候,我还是不能确定他会怎么做。
“你只要正常的生命期限吗?”我严肃地问道,“或是你想要活在地球上,永远不死?”
法兰克缓慢而意味深长地拿起打火机,点着了它。
我觉得很感动。我在斐济群岛待了将近一个星期,如今我不再觉得孤独。
“我们这样的人并不多。”我的肺腑之言。
然后他第一次露齿微笑起来。我想他对我们的这一次会面和我一样感到难以置信。
“不多,当然,不多。”他承认道。
说完他探起身子,在啤酒杯上对我伸出手来。
好像我们是某个特权俱乐部的会员。永恒的生命,法兰克和我丝毫不觉得这样的想法有什么问题。我们只是对生命的短暂感到惊骇不已。
晚餐时间将至,因此我向他暗示,我们该为刚刚缔结的盟友关系喝一杯。我提议喝琴酒,他欣然同意。
蟾蜍继续在棕榈树丛间聚集,我再度感到一阵反胃。我向法兰克自首,我还不太习惯房间里的壁虎。
琴酒来了,服务生为我们准备餐桌,送上晚餐之际,我继续坐在原地,向天堂里的天使敬酒。我们甚至为那一小撮党羽喝了一杯,这些人对天使永恒的生命始终艳羡不已。法兰克指着棕榈丛中的蟾蜍,说我们也应该敬它们一杯,真是罕见的君子之风。
“它们到底也都是我们的亲兄弟,”他直陈,“我们和它们的关系亲过小天使。”
法兰克就是这样。他的头或许深入云霄,但他的双脚还是稳站在地上。前一天他还向我坦承,从纳地到马提搭的是轻型飞机,他并不喜欢这趟路。他提到有许多乱流,同时因为路程很短,没有副驾驶,心中一路嘀咕。我们边喝酒,他边告诉我,四月底他将到沙拉满加的一个古老的大学城去参加一场研讨会,而且前一天他打电话到会议中心,确认薇拉也已经登记,即将到场。问题是,她是否已然预知他们将在沙拉满加见面,对这点他一无所知。
“但是你希望如此吗?”我冒险说道,“你希望她会去吗?”
他并未回答我的问题。
那天晚上,马拉福所有的餐桌都排在一起,并成一张长桌。这个点子是我促成的,因为有很多来客都是独自一人。安娜与荷西最早进来用餐,他们一进门,我瞥了那张八座创新尖顶高耸入云的明信片最后一眼,将它交给法兰克。
“你留着!”他冲口而出,“我反正每一个字都记得。”
我无法对他声音里苦涩的震动充耳不闻,因此试着要让他改变主意。但他丝毫不为所动,他似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如果我自己留着,迟早我会把它撕毁。所以最好是你帮我保存起来。而且,谁知道呢?也许我们哪天会再见面。”
即使如此,我还是决定要在他离开日期变更线岛之前,将明信片还给他。但是法兰克离开的那天早上,马拉福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分了心。
将近一年之后,我真的和这个挪威人再度相聚,像这样绝妙的巧合让生命更有滋味,它定期为我们滋生希望,期待确然有个神秘的力量在看顾着我们,时而拨弄一番命运之弦。
机会向我宣示,在我眼前的,并不仅只是一张风景明信片。从今天开始,我还拥有法兰克写给薇拉的一封长信,那是在四月和她见面之后所写。我认为这是个人得意之作,因为这稀有的信件竟然落入我的手中——假如我不是在半年之后,在马德里巧遇法兰克,便不可能有此殊荣。我们甚至在皇宫饭店见面,他就是坐在这家饭店里写信给薇拉的。那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在他写给薇拉的信里,法兰克形容我们在塔弗尼都见证到的一些事件。很可理解地,他谈到许多安娜与荷西的事,不过他也提到我们之间的一些对话。
我想要完整呈现这封长信,但时而受到一些诱惑,很想针对法兰克的看法,补充一些我自己的见解。然而,我终究决定在附上自己的太多眉批注解之前,先让这封给薇拉的信保留原貌,重新抄录一遍。
当然,我很高兴拥有眼前的这封长信,有个重要原因是,它让我可以研究五十二种箴言句型。就这点而言,容我简单陈述,若要因此而推论我只是在盗取私人信笺,那就是全然的混淆视听。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不过我在后记之中,会再回头谈及这点。
再过短短数月,我们就要进入二十一世纪。我感到时光的消逝如飞。时间真是过得越来越快。
自从我还是个小男孩——还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就知道,当见到下一个千禧年,我的年纪就已经是六十七足岁了。这个想法总是让我觉得目眩神迷,却也心惊不已。我在这个世纪向席拉告别。她过世的时候才五十九岁。
或许我会在千禧年回到日期变更线小岛。我考虑要将法兰克给薇拉的信放入时光胶囊之中,封存一千年。我怀疑在此之前真有公开它的必要,信中的箴言也是如此。一千年并不长,尤其当你拿它和这些箴言所包含的千百万年作比较的话。然而,要消灭我们这些暂时存在的凡人行过的足迹,一千年是绰绰有余,它也足以让安娜·玛丽亚·玛雅的故事,成为远古时代的一则神话。
在我的余生之中,我想说的这些话是否有人聆听已然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在某一个时刻,应该要有人去说。或许这就是我开始思考这个时光胶囊的原因。也许在一千年之后,这世界不再是这么纷纭扰攘的一个地方。
重新展读给薇拉的信之后,我终于觉得可以开始收拾席拉的衣物。时候到了。有些救世军的人明天会来,他们保证会带走所有的东西。他们甚至会搬走那许多他们根本不想要的古旧物什。感觉起来像是扯下一个老燕巢,好些年没有燕子住在里面。
不久我就会被认定为一个鳏夫。这也一样是人生。我不再燃亮我的眼眸,去看席拉的彩色照片。
思及近来对过去的种种缅怀眷恋,似乎很难想象即使是现在,我还是很想吞下薇拉的神奇不老药。我绝对会喝,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即使我无法确定要如何找到另一个人,给她另一半。对席拉来说,横竖已经太迟。去年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化学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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