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七、文房四宝“源”说

邢少山

宣城是中国文房四宝之乡，中国文房四宝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开始产生与宣城有多大的关系，我试着来说说看。

一、蒙恬造笔

蒙恬（？—前210年），姬姓，蒙氏，名恬。祖籍齐国人，秦始皇时期的著名将领，被誉为“中华第一勇士”。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年），为打败楚国，蒙恬率兵在中山一带与楚国交战。中山，据《毛颕传》说指安徽宣城、泾县一带山区。这次战争拖得时间很长，双方打得非常激烈。蒙恬为了让秦王能及时了解战况，隨时都要向秦王报告军情。而当时写字用刀契刻。由于战况多变，来往文书频繁，用刀契刻速度太慢，不能及应送达情报。

又有一次，楚军突然袭击，秦军被四面包围，急需秦王派兵救援，蒙恬急匆匆随手从士兵手中的武器上撕下一撮红缨，绑在竹杆上，蘸着颜料，在白色丝绫上书写。结果，效果很好，书信很快写完，及时送到了秦王那里。秦王看完书信。急速增兵，秦军两面夹击，大获全胜。用竹竿写字，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宣城、泾县一带山区，山清水秀，山石玉岗，盛产竹木，这里野免、獐鹿经常出没。战争的间隙，蒙恬喜欢到野外去打猎。

有一天，他打了几只野兔拎着回营。由于打到的兔子多，拎在手里沉沉的，一只兔子尾巴拖在地上，血水在沿着回来的路上划出一道血迹斑斑的曲线。蒙恬见了，不由得心中一喜，引起他的联想，他想：“如果用兔子尾巴来写字，不是更好吗？”回到军营，蒙恬立刻剪下一条兔子尾巴，并派人弄来竹管把它插上，试着用兔子尾巴来写字，可是兔毛油光光的，不吸墨水，在绢上写出来的字断断续续的，不像样子。蒙恬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好端端的一块绢也给浪费了，他一气之下，把那支“兔毛笔”扔进了山间的石坑里。

然而，当出现战事时快速报告军情的事仍然困扰着他。蒙恬并不甘心失败，仍然琢磨着用别的方式进行。有一天，他走出军营，想透透气。当他走过那山石坑时，他又厌恶地看到了坑里那支被自己扔掉的“兔毛笔”。然而，他眼睛一亮，突然发现兔毛湿漉漉的，毛色变得白软了。蒙恬将它捡了起来，用手指捏捏，这时蒙恬大受启发，忽有所悟，马上跑回营房，将它往墨汁里一蘸，吸足墨汁，兔尾巴这时竟变得非常“听话”，写起字来非常流畅，字体也显得圆润起来。

当地的一位士兵告诉他:原来石坑里的水含有石灰质，经碱性水的浸泡，兔毛当然变得柔顺了。由于这支笔是由竹管和兔毛组成的，蒙恬就在当时流行的笔名“幸”字上加了个“竹”字头，把它叫做“笨”（今日简写作“笔”）。这就是历史上“蒙恬造笔”在宣城造笔的源来，(《太平御览》引《博物志》)崔豹在《古今注》中也说：“自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唐代韩愈《毛颖传》以笔拟人其中提到蒙恬伐中山，俘捉毛颖，秦始皇宠之，封毛颖为“管城子”。后世又以“毛颖”、“管城子”为笔的代称。隋开皇九年(589年)，宛陵改称宣州，蒙恬也被尊为宣笔的祖师爷了。

二、奚超制墨

墨诞生于公元前827-782年周宣王时期，到秦时，墨已具雏形。而徽墨则诞生于937——975年南唐时期，河北易州有个出名的老墨工，名叫奚超。当年，北方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老伴与大儿子相继在战乱中去世。为了谋求生路，他带领小儿子奚廷圭背井离乡，逃到南方。他们父子俩经过长途跋涉，辗转来到安徽歙州(宋朝时改为徽州》的潜口。

潜口山淸水秀，风景优美，而且满山都是松林。奚超凭着自己的经验，知道这种松林适于制墨，加之清彻的新安江水，老头便决定在此安家，重操旧业，搭起一个小墨铺，开始制墨。很快，他制的墨有了销路，而且买的人渐渐多起来。这样，他们的生活渐渐平静下来，日子过得还不错。奚超能维持生计，收益也越来越多，奚超就把小儿子送到新安学馆去念书。几年后奚超小毕业后，又回到乡里，继续帮助父亲制墨，张罗生意。

小儿子聪明过人，勤奋能干，不几年功夫，他把父亲的制墨经验和技艺全部学到了手，还翻新花样，奚家的墨铺越办也越兴旺，在歙州、新安一带逐渐有了名气。当时的歙州、新安一带属南唐管辖，南唐的国君李煜李后主，身为国君却不大喜欢过问政事，整天舞文弄墨，填词绘画。因此，他对文房四宝特别珍爱，且爱好收藏。

有一天，地方官员把奚家父子所造的一盒精墨献给李后主。李煜打开一看，眼睛一亮，他把墨锭拿在手中，仔细品玩，爱不释手，并立即召集御前会议，在宫中评墨。李煜命内侍在砚台上滴好水，拿过墨来研磨时，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由淡变浓，弥漫整个大殿，君臣为之一震。墨研好后，李后主亲自试墨。他拿笔在手，轻轻研墨，只觉取汁润泽，不湿不涩;挥笔写字，墨落纸上，乌黑透亮，闪若点点金光，不浸不洇。随后，李后主又令一个文人画了一幅山水画，只见那画浓淡分明，远山近水.层峦迭嶂，意境深远，大可人意。

李后主当下大喜，立即下旨，把奚超的小儿子召进宫来，封他为朝廷墨官。同时赐姓“李”（即皇帝本人的姓），改叫李廷圭。李廷圭出任墨官后，一方面继续在原料、配方上下功夫。他发现桐油烟是制墨的上等原料。桐树结有果实，取其果实，可榨出油，燃烧此油，刮取燃烧后的烟料，即为桐油烟，远远胜过松烟。奚廷圭又把捣成薄片的金、铜等金属屑掺到墨团里，用这种墨写出来的字，墨迹金光闪闪，又永不褪色。他还把香、冰片等贵重香料加人墨中，使垦锭芳香长存，不蚌不腐。在模的造型上，他又聘请一些能工巧匠，雕刻各种形制和图案的精巧墨模。从而使他造的墨具有了光泽如漆，芬芳无比，造型精美等特点。

另一方面，扩大生产规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有了官府的支持，奚廷圭以他的出类拔萃的制墨技艺，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墨源的开发和对传统制墨工艺的改进。据一些史籍记载，当时，吏部尚书徐蚀购得李墨一锭，每天平均要写5000字，用了10年才用完。唐代中的徽墨、歙砚，已是中外驰名、永垂史册，成为古徽州的代名词了。宋时，随着制墨业的繁荣，形成了“徽人家传户习墨”以及“新安人例工制墨”的盛况。到明代，经元朝贵族严重摧残的制墨业重新复苏；制墨工人激增，文人兼作制墨成为一时的风气。特别是明朝嘉靖到万历年间，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刺激，引起了制墨业的剧烈竞争；并随着徽州商业的繁荣，使徽墨传遍全国，乃至海外。

清代，徽墨制作分为四大名家系统，即曹素功、汪节庵、汪近圣和胡开文，其中汪近圣和胡开文两位都是绩溪县人。乾隆年间，绩溪县上庄人胡天注，在休宁承顶汪启茂墨店；并将店号改为“胡开文墨店”。天注晚年；将店业传于自少随其操持墨业的次子胡余德。汪近圣，号鉴古，独自在徽州府城开设一家“鉴古斋”墨店，其墨雕刻镂之工，装饰之巧，无不备美，一时求之家咸以为最，有“今之近圣，即昔之廷圭”之誉。一千多年来，徽墨始终以其坚而有光，黝而能润，舔笔不胶，入纸不晕，幽香浓郁，书画自如，落纸如漆，万载存真之誉而深得书画家喜爱。

这里我们着重要说的绩溪的胡开文，他制中的墨是一朵奇葩，“天下墨业在绩溪。”清代徽墨四大家，绩溪有其二——绩溪人汪近圣、胡开文，尤以胡开文名冠海内外，久传不衰。胡开文子孙众多，分布于大江南北，丰富和发展了前人的制墨工艺，独占一时之秀。为了使“国宝”徽墨重放异彩。

三、李煜受纸

李煜是南唐后主，原名李从嘉，字重光。后以“日以煜之昼，月以煜之夜”之意改名李煜。宋建隆二年(961)，李璟迁都南昌，立李煜为太子监国，令其留在金陵。六月李璟死，25岁时李煜在金陵登基即位。唐乾符年（874-880年）间，唐代造纸术已颇发达，并开始把宣纸用于书画了，李煜即位后不问政治，但对艺术却十分钟爱，他精通书法，善于绘画，还通音律，对诗文均有浓厚的兴趣。他常在“澄心堂”吟诗填词，写字作画。澄心堂原是南唐烈祖李节度金陵时宴居、读书、阅览奏章的地方，后来成为李煜的书房。因为写诗、作画、书法，他对宣纸要求更高。

南唐之前，一种名叫蜀笺的纸非常有名。蜀笺据说是西蜀当地按蔡伦古法制作的，因为当地水质精纯，所产的纸也好，但李煜嫌蜀笺不能长期保存。一天，李煜在澄心堂外散步，发现一片树林，其树正是造纸的原料，他突然萌发出自已造纸的愿望。于是，李煜不惜重金选调国内高手，云集京城，开设纸坊。后来，他干脆将澄心堂大殿腾出来用于造纸。当时，宣州有位名叫蔡小二的工匠，自小立志要继承造纸鼻祖蔡伦的事业，一日偶见一棵倒在小溪里的檀树，枝条被水浸泡腐烂变白，于是取来和沙田稻草配在一起，反复试验，终于造成了纸中珍品宣纸，李煜派人找到了他，让他帮助造纸。为了完成皇上的任务，工匠蔡小二回到家乡泾县运来半成品的“生宣”，再到澄心堂加工成“熟宣”，他知道，不然无法制成上乘纸。

熟宣与生宣不同，熟宣是用矾水加工制作的，水墨不易渗透，可作工整细致的描绘，可反复渲染上色，还可以描金、描银，适宜画青绿重彩的工笔山水，表现金碧辉映的艺术效果，“澄心堂纸”就是在“生宣”纸基础上加工制成的“熟宣”煜每天都要到殿内观赏造纸过程，有时他索性脱掉皇袍，穿上纸工的衣服，同他们一起捞纸、焙纸。每制成一批纸，他都亲自试写，反复琢磨，以求改进，直到满意为止。经过几年的试验，澄心堂纸的制作工艺日臻完善，成了宣纸中的上品。因为纸在“澄心堂”造的，故取名“澄心堂纸”。

李煜造出的澄心堂纸，“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落光润，冠于一时”，可谓是宣纸中之精品。南唐灭亡后，宫中的书画纸张也都被搬到了宋朝宫中，后来陆续有澄心堂纸从宫中流传出来，被许多文人雅士收藏。北宋文学家刘敞得到了其中的一百张，兴奋地赋诗赞道：“当年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万轴……流落人间万无一，我从故府得百枚。”

由此可见，当时的澄心堂纸已是非常珍贵，重金难求。后来，刘敞又送了十张纸给欧阳修，欧阳修珍惜地说，“君家虽有澄心纸，有敢下笔知谁哉！”意思是说，虽然有澄心堂纸了，但是谁舍得在这上面下笔书写呢？欧阳修又将纸转赠梅尧臣，梅尧臣欣喜若狂，他收到这种“滑如春冰密如茧”的名纸，竟高兴得“把玩惊喜心徘徊”。宋代大画家李伯时，曾用澄心堂纸画了一幅《五马图》，流芳百世。欧阳修曾经用这种纸起草《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等，澄心堂纸在那时达到名贵难求的程度。从此“李煜造纸”成了文房四宝中的一段佳话。

四、太守献砚

在唐开元（713－742年）中，当时有一个姓叶的猎人为追逐猎物，随猎物跑到一个叫长城里的地方。这里满山遍野的石头，层层相叠、如城墙状，石材莹润可爱，玲珑剔透，其石质的温润程度远远超过端溪所产的砚石。他想，这些石头如果拿回家是否可以制成砚台，于是他随手拿了一块，回家后粗粗地制成了砚台，小心地珍藏着。

几代后，叶氏子孙发现了这块砚台，砚台仍然温湿可爱，他们将此粗砚献给了当地的县令。县令见到这块石砚，非常喜欢，问明砚台的来路后，县令决定想寻访制砚名手再精心雕刻，于是，这里的佳石可制好砚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到了南唐（937－975年）时，元宗李璟、李煜父子好诗文翰墨，精于翰墨，喜爱歙砚，歙州太守把一块龙尾砚献给他们，国主李璟，李煜父子，对龙尾砚大加赞赏，同时推荐了凿砚高手“砚官”李少微，在歙州专管砚务，組命大量砚工专为皇宫造砚，并令石工周全拜其为师，这时歙砚的生产进入了鼎盛时期。”

以上这些情况，宋代唐积在《歙州砚谱》有上叙记载：“婺源砚。在唐开元中，猎人叶氏逐兽长城里，见叠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以归，刊粗成砚，温润大过端溪。后数世，叶氏诸孙持以与令，令爱之，访得匠手斵为砚，由是山下始传。至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又献砚，并荐砚工李少微，国主嘉之，擢为砚官，令石工周全师之，尔后匠者增益颇多。”据五代陶谷《清异录》记载，肖颖士至“仓曹”李韶家，见歙砚颇良，退语同行者云，“此三灾石也”。

肖颖士乃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进士，此可证明盛唐时，歙砚已大显。歙砚作为御赐品，也见于《清异录》中：“开平二年（908年），梁太祖朱温赐宰相张文蔚、杨涉等人龙鳞月砚各一，歙产也。”宋代（960－1279年），经济进一步发展，尚文治、重学术之风，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其中也包括石砚采制业的繁荣，歙砚也由此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南唐灭亡后到宋元祐年间（1086－1094年），均对砚石进行过相当规模的开采，这一时期在龙尾山开发的砚坑最多，精品砚石不断涌现，石色之丰富，质地之细腻，均为诸砚之首，歙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元世祖“至元”时，“至元十四年辛巳”也就是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汪月山的这次大规模采石成为宋代歙砚史之绝唱。江光启记录“旧坑在变溪时已埋，不知何年可开，至元辛巳再埋，而石尽时独紧足颇有大石。今至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夜，堙声如惊雷，隔溪屋瓦皆震，禽惊兽骇。数年前工人告予，紧足石斫凿已尽，予不之信，至是果然。六十年间两见此事，亦可一慨！”《婺源县志》所述：“自元兵乱后，琢者日拙。”

明代，从现存明代歙砚的规格与数量来看，歙砚生产应当维持着一定水平。清初，据清程瑶田《纪砚》记载：“乾隆丁酉（1777年）夏五月，余以京师归于歙，时方采龙尾石琢砚，以供方物之贡。”道光年间（1821－1850年），据《歙县志》记载：“道光时充贡之物惟砚与墨为最，每年三贡（春贡、万寿贡、年贡），每贡砚二份：六方者四匣、两方者两匣,共二十八方；歙县墨海二方。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党和政府对歙砚的生产非常重视，给歙砚带来了春天。

1963年，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安徽歙县和江西婺源县有关部门派专人对婺源、歙县等地的古砚坑进行调查、勘测，并在婺源县成立了专业的砚石开采队（俗称砚石矿），对龙尾石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开采，历史上的名坑先后得到发掘和恢复。其后，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等地的砚坑也陆续开采砚石，从此，歙砚的制作业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恢复开采后的一方歙砚当时被海外一个收藏家以20多万元买走。

又说，古时有宣砚，南宋高似孙在《砚笺》中记载：“宣石砚，李白诗：‘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而据文献记载，宣砚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在唐代，宣砚成为文人雅士挥毫泼墨必不可少的显贵之宝。从那时以来，宣砚经历了与盛唐文化相得益彰的鼎盛和明清之后销声匿迹的失落。古人对宣砚有明确记载的只有三处。一是宋代高似孙的《砚笺》，收录记述有宣州石砚类别；二是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记录有宣石砚方物；三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吴去尘《墨光歌》墨上的诗文，描述了宣州石砚的特征——“空斋清昼陈帘里,新水才添白玉洗。宣州石砚雪洒残,翰走烟云儿卤起。”这些有限的史料，告诉了我们两个事实：一方面，宣州石砚，成名早，质地好，有传承，堪称名砚。另一方面，宣州砚矿，唐后开采中，肯定遇到了突然变故，造成产量小，遗存少，因此，前人对其研究记录不足，造成砚矿断采，迷失千年而难寻踪迹。今在宣城的旌德县白地镇洪川村发现了宣砚采石坑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