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19世纪欧洲知识精英的眼中，美国逐渐成熟的大众文化对欧洲古老的高雅文化构成了威胁。为了维护他们在传统社会享有的既得利益，抵制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欧洲知识精英逐渐形成了以贬抑为主要内容的美国观，在与欧洲的比较中虚拟出一幅美国社会或美国人的负面形象。他们的美国观旨在通过树立一个文化的“他者”，来加强欧洲在整体上的凝聚力。从历史发展来看，欧洲知识精英总是在抨击美国文化中唤醒人们对传统的眷恋和维护，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大加挞伐或对美国人文化“征服欲”的揭露，成为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19世纪欧洲文化精英的美国观为20世纪以来欧洲反美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04期

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可谓同根同源，但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二元对立。自美国立国起，欧洲很多学者就从与欧洲文化对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新国家的文化发展。他们对美国抱有很深的文化偏见，尤其是当美国对欧洲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地位发出挑战后，这种偏见表现得更为明显，逐渐形成以贬抑为主要内容的美国观。他们的美国观除满足对本国或本地区文化的自傲心理外，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树立一个文化“他者”形象，来加强欧洲在整体上的凝聚力，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制度上与美国共和制对立的取向。美国历史短暂，在文化底蕴上很长时期难以与欧洲叫板，但却通过向世人展现其活力，来形成与欧洲文化不同的文化独特性，这些独特性恰恰为欧洲一些知识精英抨击美国提供了参照。20世纪前，美国人很少主动向咄咄逼人的欧洲文化提出挑战，通常只是对欧洲人竭力贬抑美国而做出被动防御或回应。他们对欧洲一些知识精英贬抑美国的回击，既有效地维护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揭示出欧洲知识精英的美国观与美国的实际状况相距甚远，充其量只是为凸显欧洲文化的优越性而虚构出来的一幅图景。

其实，美国是欧洲大国殖民扩张的产物，美利坚文化无疑包含着欧洲文化在新世界的延续，然而其更多内容却体现出对欧洲文化的反叛和对立。20世纪前，欧洲知识精英大多对美国缺乏真实或系统的了解。在欧美学术界，有关大西洋两岸文化关系研究的论著甚多，其中不乏从两种文化冲突角度出发的著述。然而，由于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欧洲学者的论著大多体现了对美国文化的贬抑。在他们看来，美国是欧洲向外扩张的结果，但发展起来后又成为欧洲的“灾星”。这种说法主要是指文化对立而言的，在19世纪欧洲精英的美国观中尤为突出。对欧洲知识精英美国观的批评多见于美国学者论著的字里行间，“偏见”、“非理性”、“对现实的扭曲”或“官方的政治动员”等说法充斥于他们的相关论著。当然，欧美学者的研究对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有所启迪，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不过，总的来说，他们难以走出本国或本地区文化固有的藩篱，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很难站在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来开展研究，这就使他们的研究难免出现偏颇之见，得出的结论往往有失公允。

国内学者研究欧美关系历史与现状的论著很多，但从两种文化冲突角度研究欧洲人美国观的著作则很少，对19世纪欧洲知识精英美国观的研究则付之阙如。这一时期欧洲知识精英关于美国负面形象的描述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也不完全是虚构，但主要体现了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对欧洲文明自傲的心态往往使他们对美国抱着一种文化上的敌视或蔑视态度。他们大多在想象中虚构出美国人及其社会的负面“他者”形象，这种形象根深蒂固于欧洲文化中，对20世纪以来欧洲人的美国观发生很大影响。这种研究视角或许能够对人们认识欧洲与美国关系的发展有所启迪。

一、欧洲知识精英构建美国“他者”形象的根源

构成西方文明主体的欧洲由不同国家组成，它们在文化上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性，有着共同的起源，历史底蕴深厚。但在大多数时间里，欧洲文化显然不是一个各个组成部分互为支撑的整体，其涵盖的亚文化形态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并没有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具体到各个国家的文化而言，不同的地理环境与发展水平赋予了各自文化的特性。尤其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它们之间文化的差异性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新教伦理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与天主教伦理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人们的价值规范、行为模式、时间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基本性格等无疑存在很大区别。即使同为新教伦理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文化特性也表现出很大差异。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造成欧洲国家在文化上的这些差异。如果从内部看欧洲文化，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文化圈，在这个圈子内，不同国家的文化无不表现出属于本民族的基本特性。正是这些特性的存在，人们才可以区别开法兰西人、德意志人、英格兰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人等。欧洲文化只有在与外部文化接触时，才能彰显出其整体性和共同性。“东方文化”其实就是欧洲人树立的一个“他者”形象。在历史上，“东方文化”概念本身已经深深地留下早期西方殖民主义者以自我为中心的痕迹，因为“东方”本身就是欧洲人凭空臆造出来的地理范畴，意为代表着与欧洲文化存在根本区别的异国情调的地方。如果说可以作为西方文化的参照，“东方文化”的地域范围应该是西方殖民者以欧洲为中心所划定的“远东、中东和近东”地区。这种划分本身就体现出欧洲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感。在美国革命爆发前，欧洲文化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化的代名词，二者的一致性表明欧洲文化作为整体在历史上可以找到一条基本的演化脉络。这种整体性在文化主体观察境外地区或国家的文化时体现得比较明显，他们往往以欧洲文化为中心来看待其他文化。这种自我中心就是欧洲一些知识精英形成美国“他者”形象的根源。

从整体上讲，欧洲文化的外向性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与绝大多数欧洲人信奉的宗教有很大关系。欧洲历史上发生的一些对境外国家或地区的大规模征战，与皈依异教信众有着密切关系。哥伦布之所以能够远航美洲大陆，传播上帝的“福音”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诸如此类征服异教信众的活动，在欧洲文化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传统。在古罗马帝国时代，统治者极力在其臣服民族中传播罗马的语言、宗教信仰、罗马式建筑以及市民文化，试图使与自己文化相异的民族“罗马化”，以维护罗马帝国的长治久安。现代西方文明兴起后，西方文化在实践上把文化中心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对尚处于落后状态的非西方文化进行征服，使之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欧洲殖民者踏上异国土地时，莫不宣称要以自己的宗教观改变异教徒的信仰。例如，从西班牙来到墨西哥的天主教神父自视为“美洲的使徒”，充满着传播上帝福音的狂热，不能容忍当地人对偶像的崇拜，通过各种手段迫使他们改信基督教，甚至不乏对异教徒灭绝性的屠杀。在美洲被征服和殖民化的过程中，无数土著居民遭到欧洲殖民者的杀戮，一些曾经独放异彩的古老文明几乎化为灰烬。

殖民者对非西方地区的殖民化和对其悠久文化的毁灭，无不打着“文明”征服“野蛮”的旗号，试图将这种血淋淋的残暴活动合法化。欧洲殖民者试图把世界完全置于欧洲文化的主导之下，以欧洲人的价值观来改变其他国家，这种目的在欧洲殖民扩张过程中突出地表现出来，欧洲人的文化优越感由此体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种意识的作用下，一旦欧洲境外新独立的国家形成对欧洲文明构成威胁的新文化形态时，欧洲知识精英绝难容忍其对欧洲古老精深的文化提出挑战，必会在对这种文化形态的极力贬抑中虚拟出一个文化上对立的“他者”形象，以强化欧洲文化在整体上的凝聚力。他们对美国的看法便很能说明问题，这也是他们在文化上把美国视为“他者”的重要根源。

美国革命期间，欧洲自由派人士对这场彻底改变君主政体一统天下的革命称赞有加，很多人甚至直接参加了这场英属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还有人撰文批评欧洲知识精英对美国社会的错误看法。这些自由派人士希望把一个真实的美国展现给欧洲人，以便后者了解美国革命，并提供道义上的支持。意大利医生菲利波·马泽伊、法国学者多姆·佩尔内蒂、德国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荷兰商人约瑟夫·芒德里永等人在宣传美国革命的正义性上做了大量工作。不过，这些人对这个新国家的看法在欧洲知识界凤毛麟角，仅仅是在欧洲中心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出的微弱声音。他们对新大陆或美国的赞扬很大程度上是发泄对欧洲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但从根本上很难超越对欧洲古老文化抱有的优越感。法国的沙特吕侯爵与杰斐逊关系甚好，两人常有信件来往。沙特吕曾作为法军军官抵达美国，对美国共和体制充满热情，并大加赞扬，但他断然否认美国可能会出现优雅的文化生活，以厌恶的眼光看待美国生活的“平庸粗俗”。他的结论是，这个新国家将永远缺乏文化修养。沙特吕侯爵的这种看法在欧洲知识精英阶层比较有代表性。欧洲自由派之所以支持美国的共和事业，乃是出于对君主制度的敌视，但并不等于认同这个新国家正在形成的文化形态以及生活方式。这也是启蒙时代及其之后很多欧洲知识精英看待美国的一个明显特征。追根溯源，仍然是固存于欧洲文化中的中心主义在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受这种文化熏陶的欧洲人很难客观公正地对待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发展。启蒙思想家在抨击君主制上不遗余力，竭力提倡人类的自由与平等。但在观察欧洲之外的世界时，他们依然很难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新大陆视为未开化的野蛮人居住的不毛之地，旨在为科学的“理性”战胜愚昧的“野蛮”寻找解释依据，由此树立与欧洲文明对立的“他者”形象。启蒙思想家尚且如此，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欧洲境外文化更是抱着敌视或不屑一顾的态度。这实际上也就是欧洲知识精英在文化上把美国视为对立“他者”的根源之一。

从本源上说，美国是欧洲向全球殖民扩张的产物，自然在很多方面不可避免地与欧洲尤其是英国有着天然的联系。有的欧洲学者在这方面说得比较绝对，19世纪上半期的法国著名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认为，美国充其量像苏格兰和爱尔兰一样，只是英格兰文明的自然附属物，“基本上没有原创性，只是英国文明的简单直接扩展”。他甚至认为美国革命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新的原则，实质上只是荷兰和英国两次新教革命的“简单延伸”。这种观点在欧洲学者中不乏呼应者，说到底还是从欧洲文化居于中心的角度反映了他们对这个新国家的基本认识。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一直坚持认为，美国人“是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人”。迈克尔·德拉克斯鲍尔等人曾邀请一些专家撰写专题论文，探讨欧洲反美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随后编辑出版。德拉克斯鲍尔等人在序言中指出，对许多欧洲人来说，美国依然是旧世界向外殖民的延伸，他们自然希望美国人继续对“母国”给予尊重，承认欧洲是文明发展的原动力，是产生高雅文化的温床；欧洲中心主义依然主导了欧洲人的美国观。上述观点在欧洲学界只能算是一家之言，主流看法则认为美国在殖民时期开始逐渐出现与欧洲文化有别的新文化形态，并与欧洲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看法强调美国一切皆“新”，正是基于欧洲一切皆“旧”之上。这里所谓的“新”并非褒义，而是指美国文化缺乏厚实的历史底蕴。欧洲的“旧”恰恰体现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其文化形态自然与美国文化不可同日而语。这种观点显然具有针对性，欧洲知识精英就是以此眼光看待大西洋彼岸这个新国家的。这势必导致他们贬低生活在不同文化氛围中的美国人，美国不同于欧洲的特性自然成为他们抨击的对象。

在美国建国时期前后，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确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托马斯·潘恩认为，英国和美利坚属于不同的体系，“英国属于欧洲，美利坚属于自己”。这番话旨在为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而寻求合法化的理由，但却说明在开国先辈的视野中，美利坚与欧洲早就分道扬镳。不过，欧洲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要远远大于美国人，这在一些欧洲知识精英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对这个新共和国的“不屑一顾”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文化上，属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他们虚构美国的负面形象，恰恰是为了凸显欧洲古老文化的优越。面对这些攻击，殖民时期的美利坚人和建国之初的美国人总体上处于一种防御状态。1765年，理查德·亨利·李在致其兄弟阿瑟·李的信中，谈到艺术和学问对美利坚人获得自由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如果美利坚人“在艺术和科学上取得相同的进步，就像其在人口数量上绝对地增加一样，那么专制统治者将很快认识到，只有通过自由的交往和调停的平等参与以及赋予其自由和自由政体，他们才能获得美利坚人的友谊”。这段话暗含美利坚人在文化上显得底气不足，他之所以阐述“艺术和科学”成就对殖民地发展的意义，是为了回应欧洲人对北美殖民地缺乏精湛艺术作品和文学传世之作的指责。当然，在一些欧洲知识精英的眼中，美国文明在很多方面形成与欧洲文明的对立。奥地利学者费迪南德·库恩伯格以德国为参照，树立起一个美国“他者”的形象，认为德国人慈爱热心，美国人冰冷客气；德国人宗教纯洁，美国人教派林立；德国人语言丰富，美国人发音粗鲁，缺乏思想；德国人个性突出，美国人追随政党政治；德国人是精神的化身，美国人是“物质的上帝”等等。欧“优”美“劣”的看法广泛存在于欧洲19世纪的相关论著中。这种对比与事实出入很大，很多情况下属于凭空臆想，在欧洲人的脑海中虚拟出一个与欧洲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新文化形态。

欧洲知识精英构建的美国“他者”形象反映了他们在文化上很难认同这个新国家，这种形象一旦形成便很难消除，使他们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美国社会的一切。托克维尔等人撰写的客观描述美国的论著，也很难对欧洲知识精英的美国观发生太大影响，有时甚至会强化他们对美国的偏见，因为这些论著所描述的美国同样展现出与欧洲不同的特性，只不过作者是从正面来看待美国社会而已。因此，欧洲知识精英构建美国“他者”的形象，追根溯源主要是为了凸显欧洲文化的深奥精微，加强欧洲人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在思想上自觉地构建起一道抵制美国影响的“藩篱”。

二、欧洲知识精英对美国文化的理解

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不同国家的文化与其历史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潜移默化地造就了这些国家的人民彼此区别开来的基本特性。然而在涉及“文化”这一概念时，由于受到各自学科研究范围的局限，不同学科的学者的解释大相径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公布的《世界文化报告》对文化作出了广义和狭义的界定。从广义上讲，“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这包括人们所持的价值观，对他人(民族和性别)的容忍，外在的以及与之相对的内在的取向和偏好，等等”。从狭义上讲，“文化是艺术、音乐、文学等方面的体现”。美国人对“文化”的理解多强调前者；欧洲人的理解多偏重后者，认为精神层面的文化能够创造出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身心享受的东西，让人们具有某种并非用金钱就能够买到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恰恰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文化之体现。

欧洲知识精英对文化的理解与美国人的理解存在很大区别，弄清楚这种区别很重要，有助于揭示出这一时期欧洲精英竭力贬抑美国文化的根源之一。德国学者阿道夫·哈尔范德认为，美国文明是“没有灵魂的文化”。在他看来，美国人对高雅文化不屑一顾，认同诸如生产率、效率与合理性等实用价值观，显然与包括高质量的工艺品、深奥思想以及创造性地利用闲暇等在内的文化之最根本特性相悖。哈尔范德在欧洲学者中属于墨守成规的保守人士，他的观察显然是欧洲知识精英层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因此，欧洲知识精英在传统上把文化狭隘地界定为“高雅文化”，只是由文学作品、绘画、戏剧、音乐和舞剧等构成，这些精雕细琢的艺术品只能为社会上少数人所欣赏和拥有。耶鲁大学教授托马斯·莫尔纳指出，欧洲人和美国人对文化的理解大为不同；在欧洲人看来，文化是理智和精神创造的最高表达，需要一种准宗教的献身精神；文化超越了个人和阶层，更像是神对人的启示；对美国人来说，文化使人们的生活更加愉快、更加满意和更加实用，使他们的闲暇活动像竞赛一样有所作为。这是莫尔纳研究了历史上欧洲知识精英对文化内涵的认识后所得出的结论。即便处在民主社会，欧洲知识精英也很难接受这种为大众所喜爱或欢迎的文化。他们以自己的文化观维护历史上延续下来的“贵族文化”时，也让本国的制度和社会表现出与美国不同的特性。

在欧洲知识精英看来，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的主要区别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特征。欧洲文化具有厚实博大的传统，美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反传统的，将缺乏“文化内涵”的现代生活体现得淋漓尽致，展现出“现代性”的特性。其实，美国人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把反“传统”转变为反对欧洲君主制度的文化价值观。康奈尔大学教授库欣·斯特劳特认为，不管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都“常常着迷于美国是反欧洲的新大陆这一观念”。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欧洲等同于一个等级制的政治社会秩序，一种教会和国家封闭式的互动，灾难性地卷入封建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竞争与冲突，以及大规模的宗教不容忍之中”。尽管欧洲以后发生了很大变革，专制主义不断地在欧洲大陆失去合法性，但这种早期的印象长期滞留在美国人脑海中，以变化了的形式凸显美国与欧洲的对立。

欧洲知识精英认为，文化是一种经过很长历史演变而形成的传统，体现出一种高贵优雅的气质，只是为社会上拥有知识的少数群体所享有，可以培育出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精神产品，永远位于精雕细琢的神圣殿堂之内，进入这个殿堂者只能是主宰人们精神生活的精英人士，普通大众由此与文化无缘，自然被排除在神圣的文化殿堂之外。凡此种种，均反映出欧洲知识精英的文化观。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从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开始，欧洲知识精英层便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即美国是有文明而无文化的国家。持这种观点者认为，文化只存在于能够产生诸如莎士比亚、肖邦、达芬奇、贝多芬、莫扎特、普希金、歌德和拜伦等世界级名人的国家，文化提供了产生这些人物的土壤，厚实的历史积淀起到潜移默化的培植作用。美国历史很短，尚未形成“营养丰富”的文化土壤，因此在文学艺术领域很难出现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一些欧洲人谈到美国社会时，甚至对“文化”一词讳莫如深，似乎美国与他们理解的文化无缘。英国历史学家洛斯·迪金斯声称，“美国根本无任何文化可言”。德国学者斯特凡·保罗斯认为，欧洲精英人士把想象上的“无文化”的美国大众社会看作是庸俗低劣的，与经过历史演化的欧洲“文化”不可同日而语。有的欧洲文人对美国文化的抨击更为激烈。19世纪中期，法国著名小说家亨利·德蒙泰朗借其作品中的记者之口，宣称美国是“一个设法贬低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智力、道义和人类品质的国家，在这个星球存在中，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我指控美国是对人类犯罪的首要国家”。当然，这只是极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观点，但把这种观点体现在其论著当中者，在欧洲知识精英中不乏其人。

19世纪欧洲知识精英的美国观与他们对文化内涵的认识密切联系在一起，认为美国“无文化”，是“文化的沙漠”，这属于一种极端观点，反映出部分欧洲知识精英对美国社会的整体看法，在以欧洲中心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上流社会和学界很有市场，从心态上满足了他们潜意识中的文化优越感。一位美国学者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这种观点，“自由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文化的基础。一些欧洲人喜欢说美国人没有任何文化。他们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美国的文化是自由。自由也是我们最古老的传统”。其实，就绝大多数欧洲知识精英而言，即使美国是有文化的，那这种文化也是简单粗俗、平庸肤浅的，空有文化之名却无文化之实，与高雅复杂的欧洲文化不可同日而语。1889年，挪威著名学者汉姆生写道，美国是“一个在文化上非常落后的国家”。维也纳大学历史学教授托马斯·费雷舍尔认为，19世纪欧洲知识精英把美国描述为没有文化的国度，人们追逐物质主义的享受，体现了一种粗俗的大众文化；这种文化与欧洲高雅文化迥然相异，而且具有破坏性，对欧洲文化的延续构成了很大威胁。费雷舍尔是研究欧洲反美主义的专家，他的观点带有对历史上欧洲反美主义反思的倾向，但却真实地再现了欧洲知识精英这一时期的美国观。他们在文化上对新兴美国极尽贬抑之词，固然有对美国迅速崛起而对欧洲构成威胁的担忧，但却是对欧洲境外国家或地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亦成为19世纪欧洲反美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绝大多数欧洲知识精英是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美国文化的。罗布·克罗斯强调了欧洲人把美国视为“他者”的三个层面：欧洲人在空间上把美国看作是“肤浅”的；在时间上认为美国人缺乏欧洲人的历史感，只把目光投向现实的存在；与欧洲文化相比，美国文化缺少整体意识或机体内聚力意识。戴维·埃尔伍德等人也认为，欧洲人往往从三个方面来看待美国文化：首先，在空间方面，“美国被看作一个浮在表面的社会和文化，缺乏欧洲的高度和深度，缺乏欧洲的灵魂和热情，缺乏欧洲内在的真实性”。其次，在时间方面，“美国被看作缺乏欧洲的命运历史意识和悲剧历史意识”。最后，在有机的凝聚感方面，“这些意识培育了欧洲人对待文化遗产态度的特征，而在美国却缺少这些意识”。克罗斯和埃尔伍德等人均是研究美国文化的欧洲知名专家，他们的看法包含着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也是19世纪欧洲知识精英对美国文化认识的真实写照。

三、欧洲知识精英对美国文化的批评

19世纪欧洲知识精英对本地区文化拥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这种意识根深蒂固于其脑海之中。他们正是在这种文化优越感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套对美国社会和美国人的刻板之见，旨在通过对美国文化的批评来凸显欧洲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们对美国文化特性的描述往往与美国的实际状况相去甚远，只是把美国作为一个想象中的“符号”，来表达他们对自己所处社会的自豪或忧虑抑或其他考虑。美国学者奥雷利安·克雷乌图与杰弗里·伊萨克主编了名为《欧洲人看美国》的专题论文集，其中很多文章涉及19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两位主编在绪论中谈到，许多欧洲学者在这一时期对美国提出尖刻的批评，常常以“神话和偏见”来描述美国社会，间接地“表达了他们对自己社会的不满。这种让美国凸显出希望与恐惧交织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倾向，激发起把事实、形象和象征混淆在一起的忧虑，使区分‘真正’的美国和‘想象’的美国更为困难”。在这本论文集中，作者均为某一研究领域的专家。首篇论文为研究欧洲人美国观的艾伦·莱文撰写。在莱文看来，19世纪欧洲思想家通常把美国视为自我为本的个人主义和新商业社会的缩影，代表了新中产阶层利益的民主政体对权力的集中。欧洲人在四个方面对美国社会提出尖锐的批评：首先，美国被说成是“象征着崩溃的制度引发的无序状态，诸如经历、年龄、出身、天赋、才能和美德等所有以前标准的权威在美国无一不大大削弱”。其次，美国日益表现出对“金钱的迷恋”，这是因为所有其他人类价值标准都被美国人视而不见。再次，美国代表着“未受到控制的平等”，美国社会“宁愿要平等，也不要自由”。最后，美国新的共和政体“体现了多数的权力或多数的暴虐”。莱文把欧洲精英人士对美国的批评集中在制度和社会方面，其实这一时期他们对美国的批评比上述方面要广泛得多，追根溯源，他们认为美国缺乏欧洲那种高雅文化。德国历史学教授贡特·比斯霍夫认为，19世纪奥地利的文化精英“冲在最前边，推出了美国的永久形象是这样一个社会，即没有文化，缺乏文明，粗鲁的物质主义”。比斯霍夫认为，这是奥地利对欧洲反美主义的“最重要贡献”。他们正是在对美国文化的抨击中，树立起一个与欧洲高雅文化相对立的“他者”形象。

在欧洲一些知识精英的眼中，作为欧洲人后裔的美国人在文化上早已与欧洲分道扬镳，他们即使不像印第安人那样在持续“退化”，在他们中间也显然缺乏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人物，至于流传千古的文学佳作和艺术作品更是付之阙如，根源在于美国文化浅薄粗俗，没有经过历史积淀，自然亦无厚实的文化根基。拿破仑战争期间曾流亡美国的法国贵族海德·德纳维尔在新泽西州居住多年，据他观察，美国社会缺少诗歌和艺术作品，原因主要是美国缺乏必需的浪漫情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美国，“想象力几乎找不到养料，因为美国无处不是与现实战斗”，美国“既没有历史，也没有幼年，这两者使其产生不了诗歌”。德纳维尔在这里倒不是谴责美国没有文化底蕴，而是试图对流行于欧洲知识界的一个问题作出解释。弗朗西斯·赖特女士是英国人，她在19世纪20年代多次访问美国，以亲身经历撰写了关于美国社会的书，她在书中讴歌了处于共和制下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她认为欧洲知识精英对美国文化抱有偏见，经常可以听到他们质问美国人：美国是富有的和繁荣的，但美国的历史遗迹在哪里？美国的诗歌又在哪里？言下之意，美国人的富有与高度升华的精神享受没有多大关系，至少欧洲知识精英引以为豪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不能用钱来购买的，其产生的价值更难以用钱财来衡量，在这些流传千古的作品面前，美国人的富有显得“苍白无力”。赖特的引述足以说明，这种对美国的偏见当时在欧洲精英层中多么普遍。英国学者亚当·西伯特1820年发表文章，以居高临下的口吻指责美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甚微，没有像欧洲古老文明国家那样天才人物辈出，在美国人“独立的三四十年间，他们绝对没有为科学、为艺术、为文学甚或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作出任何贡献”。他连续质问了美国人二十几个问题，主旨是与欧洲相比，美国几乎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成为欧洲知识精英用来指责美国时经常引用的“经典”名言。英国外交家利佩尔·亨利·格里芬爵士曾在美国考察旅游，1884年出版了《伟大的共和国》一书。格里芬爵士断言，美国尚未对人类文明作出任何贡献，原因在于美国不存在“真正”的文明。因此，美国不再让人“充满幻想”，反而“令人大失所望”。他把美国视为他“最不愿意定居的国家。因为在这个国家，生活就是活着而已，卑鄙肮脏，令人厌恶”。格里芬的书中不乏赞赏美国充满蓬勃向上的活力之语，然而他从根本上否定了美国，说到底还是表达了他对英国可能会“美国化”的担忧，同时也反映出自美国立国以来欧洲知识精英一直抱有的偏颇之见。

在欧洲很多知识精英看来，文明或文化已排除了纯粹物质上的一掷千金，那种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与文明或文化风马牛不相及；美国人缺乏欧洲知识精英所限定的文明或文化内涵，自然在生活方式上就处处表现为非文明或缺乏文化教养。法国大革命期间，夏尔·莫里斯·塔列朗曾在纽约等地流亡两年。他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尽管只是走马观花，但目睹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根据他的回忆，美国人的粗俗行为、物质主义和缺乏情操常常使他感到很不舒服，“炫耀的各种奢侈豪华多少有些难以接受。我承认，我们的奢侈常常显示出铺张浪费和大可不必的征兆，但在美国，奢侈只是表明彬彬有礼的优雅尚不存在于生活行为中，甚至也不存在于生活的琐碎事情中”。塔列朗说他在美国是相当“寂寞孤独的”，想把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一吐为快。他后来出任拿破仑帝国的外交大臣，有一次，拿破仑问他对美国人的看法，他回答说，美国人不仅“是可怕的猪，而且是傲慢的猪”。塔列朗对美国人冷嘲热讽、恶语相加，从根子上讲还是看不惯美国人过着与欧洲知识精英格格不入的庸俗奢侈生活。在欧洲知识精英眼中，美国人的奢侈是炫耀财富，以挥金如土来弥补精神生活上与欧洲上层人士的差异，这种“暴发户”生活自然无任何“文化”可言。

19世纪，对金钱的追求弥漫于美国社会，美国人可谓把物质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一切活动的开展皆以谋取利润的多寡来衡量。对金钱的追求是美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有现象，这种生活态度很难为欧洲知识精英所容忍。他们担心，这种价值观一旦在欧洲广泛传播，欧洲抵制极端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堡垒将会坍塌，这无疑将是一个巨大灾难。因此，欧洲知识精英激烈地抨击美国的物质主义，目的显然是维护欧洲典雅高贵的生活方式。尼古劳斯·莱瑙被誉为“德国的拜伦”，他对缺乏浪漫色彩且枯燥无味的美国生活方式非常反感。在他看来，美国人只有毫无品味可言的物质主义，“一无所知，只追求金钱，没有任何思想”。他在1832年10月16日致其内弟的信中，认为美国人“先天弱智”，庸俗不堪，铜臭味熏天，“对精神生活麻木不仁，毫无反应”。莱瑙对弥漫于美国社会的追求金钱之风不屑一顾，在他看来，物质主义与商业已经使美国人的精神生活丧失殆尽，以致美国人竟然对“葡萄酒”和“夜莺”一无所知，甚至失去了唱歌的愿望和能力。莱瑙对美国人的批评非常尖刻，在德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很大影响。德国著名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有一句名言，即金钱就是美国人的“上帝”。法国驻美公使皮埃尔·阿代曾告诫法国政府，美国政府从来不可信任，美国人“除了爱钱之外别无其他任何德行可言”，“不懂得自由、道义和荣誉的价值”，“像最卑鄙的商人一样准备拿着自己盟国的利益做交易”。德国植物学家弗里德里希·奥托在1852年出版的书中，把美国人刻画为应受到谴责的邪恶庞然怪物，是“几乎不思考的卑鄙小人”，只是“赚钱的动物”，沉迷于“欧洲的肮脏之地”；人们贪婪腐败，缺乏思想，潜逃的罪犯活动猖獗。奥托在书中勾画出美国人的极端负面形象，这种描述固然受到欧洲文化中对美国全盘否定的思想影响，但主要在于担心美国追求物质享受之风威胁德国文化或欧洲文化的“纯洁”，他试图通过夸大其词的恐怖描述，在欧洲人的脑海中树立自觉抵制美国价值观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奥托对美国的完全否定并不在于与实际状况是否相符，而是把美国作为邪恶的衬托，来凸显欧洲文化的优越。欧洲很多知识精英树立起与欧洲对立的美国“他者”形象，旨在维护本大陆文化不受到外来文化的“污染”，把美国这个没有文化的“暴发户”永远钉在人类文明进程的耻辱柱上。

19世纪很多欧洲人抵达美国观光访问，他们对美国的描述不乏真知灼见，但大多是站在欧洲文化的立场来看待这个新兴国家，虚拟出一幅负面消极的美国社会或美国人形象，很少有人能够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在他们的眼中，美国社会冷漠无情，缺少诗情画意的浪漫情调，没有欧洲社会的情趣与礼仪；美国人粗鲁不堪，俗不可耐，在他们身上丝毫体现不出文化的优雅和高贵内涵。因此，美国是“一个矫揉造作的社会；它缺乏根基；它不能演化成一个真正的国家；它是物质主义的、贪婪的、粗俗的、混乱的、天真乐观主义的、没有高雅文化的悲剧性想象。美国人是缺乏文明的”。那些自命高贵的欧洲人在对大洋彼岸的想象中，试图凸显欧洲文化的优越，对美国社会的鄙视跃然纸上。1869年，美国著名人士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谈到，欧洲人认为“美国没有艺术、科学、文学、文化，或毫无提供这些东西的任何前景，我们是一个完全迷恋于挣钱的民族”。洛厄尔由此得出结论：“出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除了用丑化的眼光之外，欧洲人很少能够正眼看美国。”欧洲知识精英的文化优越感决定了他们很难深入了解美国，几乎是在与欧洲的对比中虚拟出一幅美国社会的图景，美国人负面的“他者”形象牢牢地固定在19世纪欧洲人脑海中。美国社会充满尔虞我诈、暴力横行和贪得无厌，这让欧洲上层人士感到恐惧。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基茨一再告诫在美国生活的两位兄弟，一定要处处“对美国人小心谨慎。只要你积攒够了500英镑，就赶快回到英国。我担心这些美国人依然会敲诈你。即使你想到这种事情，但你还必须牢牢记住这里是非常不同的社会状况”。他的兄弟回信告诉他，美国存在很多成功的机会，但基茨根本不信，说他们受到了美国人的欺骗。类似例子很多，反映出欧洲知识精英脑海中刻板的美国形象是很难改变的。随着美国经济的崛起和不断向欧洲发出挑战，要改变欧洲精英这种看法更是难上加难。

四、欧洲知识精英对美国政体的否定

当美国宣布实行共和政体时，君主制依旧在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在欧洲大国中，除了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荷兰实行城邦共和制以外，其他国家均采用君主制。按照这种体制，君主为世袭，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名言“朕即国家”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共和制的美国与君主制的欧洲难以同日而语，在制度构建上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前者政治原则的传播自然对后者构成威胁。1854年9月，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谈到美国革命时认为，美国革命的重要性在法国革命之上。他把美国革命描述为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因为它是对君主制原则的彻底颠覆。他由此得出结论，共和制与君主制就像两个不同世界相互对立，现代历史无非就是两种体制之间冲突的历史。兰克的观点看似有些绝对，但细想起来却不无道理，共和体制向君主体制提出挑战，发轫于美国革命。1822年，神圣同盟在维罗纳会议上公开宣布：君主制与共和制势不两立。奥地利、法国、普鲁士和俄国等大国确信，“代议政体与君主原则不相一致，人民主权观念与神授权力原则不能共存”。这些大国将不遗余力地“摧毁每个欧洲国家目前存在的代议政体，防止这种体制被引进到那些对其尚无所知的国家”。因此，美国的存在与发展就是对欧洲现存制度的挑战，对主掌欧洲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的精英们来说，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传播势必威胁他们的既得地位，他们对这种制度的指责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美国政治文化的理念主要体现在《独立宣言》、《联邦宪法》和《权利法案》等文献中，这些文献的精髓在于确定美国走一条完全区别于欧洲君主制的民主共和发展道路。共和制能否在美国获得成功或长治久安，至少美国开国先辈们并无绝对胜算，他们称之为一场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实验”，主要缘于这种考虑。这场“实验”是对欧洲君主制的挑战，其成功必然意味着君主制的衰落乃至消亡。因此，那些在君主制下享有既得利益的王室贵族和文化精英势必竭尽全力维护现存秩序，并在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抨击中实现这一目的。19世纪初，极端保守的法国哲学家约瑟夫·德迈斯特否认《独立宣言》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这个命题。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抽象的“人”。他宣称，在日常生活中，“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但是至于人，我宣布在我的生活中从未遇到这样的人；如果这样的人存在，那就完全是我的无知”。因此，《独立宣言》不仅基于错误的前提之上，而且美国宪法主张人能够建立一个新政府这一命题也是错误的。德迈斯特警告说，美国宪法中的所谓新意“是世界上最经不起推敲的东西：人们不可能把更多表现出懦弱和颓败之症状的东西结合在一起”。1823年，奥地利学者约翰·乔治·许尔斯曼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书名为《美利坚合众国民主史》。他把美国共和制的传播视为欧洲的巨大灾难，原因在于美国对各地爆发的推翻既定秩序的革命提供了支持。一位研究者认为，欧洲早期的反美主义其实“是对美国共和民主意识形态的反应”。格尔多尔研究了19世纪欧洲反美主义后，认为反美主义主要源于趋炎附势和文化优越感，源于对美国人的蔑视和不屑一顾。他称之为欧洲人的“文化反美主义”。除此之外，欧洲人还形成了政治反美主义，其“话语集中在美国民主制的本质之上”。从两种不同体制较量的角度讲，他们的观点实为洞见。

美国革命的成功在人类历史上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采纳共和制的美国最初虽不是一帆风顺，但却展现出君主制国家所缺乏的蓬勃向上的活力。正是这种活力吸引了欧洲民众甘愿冒险移民美国，在这片地广人稀的土地上寻求新机遇。然而，对欧洲上层人士来说，这种结果令他们感到担忧，同时也引发了他们对美国社会的激烈抨击。在他们的笔下，美国被描述为糟乱一团，与欧洲相比简直就是不同的世界，他们希望借此阻止欧洲人移民美国。当然，他们脑海中固有的文化优越感同样起了很大作用。英国著名小说家弗朗西丝·特罗洛普1832年出版了《美国人的国内生活方式》一书。她在书中赞美美国乡村的环境清新美丽，空气新鲜，气候宜人，夜空群星灿烂，动植物生气勃勃，种类繁多，一幅田园宁静生活的景象。然而，她对美国人的印象很不好，认为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不管是在蓄奴州还是在自由州，与他们打交道是不堪忍受的，“我不喜欢他们。我不喜欢他们的原则。我不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不喜欢他们的主张。”特罗洛普对美国还算比较客气，但把美国人处事待人的粗鲁与冷漠体现在字里行间。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奠基人之一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早年曾经赞扬北美是人类和欧洲自由的滋生地，但后来他的思想发生很大转变，成为欧洲君主制的坚定维护者。在1829年出版的《历史哲学》一书中，他把美国称为所有破坏性原则的真正发源地，“对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来说，北美一直是所有这些革命原则的真正学校和滋生地。自然的传播和热内的宣传把这种动荡不宁散播于许多其他国家。”施莱格尔的思想之所以发生转变，是因为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社会动荡的影响。因此，他把共和制的美国视为社会动荡之源，这是其思想发展的必然。

欧洲知识精英认为，美国建国那一代人希望在与欧洲传统彻底决裂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这个社会令他们“厌恶作呕”。法国旅行家格扎维埃·马米耶1848-1849年到美洲观光考察，他到达纽约数日之后，就急于离开“这个沉溺于商业的喧嚣动荡的共和国地区，该地区的美德激发不了任何信念，其邪恶却是令人厌恶的”。1855年，奥地利作家费迪南德·库尔伯格出版了《破败的美国》一书，把一个完全消极的美国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在他看来，美国作为毁灭人类文明的恐怖之地，其目的在于瓦解和毁灭日耳曼的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日耳曼移民在美国将不会找到充满朝气的清新纯洁之地，只是进入一个受贪婪和金钱驱动的社会，全然把高尚的日耳曼社会习俗置诸脑后。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在1851年出版的《附录与补遗》一书中，对美国民主制大加挞伐，把民主制视为美国社会根本的腐败原则，所有其他弊端皆源于这个原则。在“法理学与政治学”这部分中，叔本华赞成浪漫保守派的原则，即国家制度必须建立在历史偶发事件的基础之上，以此表明美国是个相反的例子，这个国家消除了所有的偶发事件，强行推行抽象法规则，这种超越历史的做法将使美国付出很高代价。在对美国民主制加以否定的基础上，叔本华对美国社会的弊端给予无情揭露。对美国民主制的批评同样见诸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托马斯·穆尔、黑格尔、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等人的著述中。他们把民主制与美国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试图在制度层面上寻找根源，说到底还是为基于欧洲历史与文化之上的制度寻求合法解释的依据。欧洲一些知识精英对美国社会的负面描述，为欧洲人提供了一幅美国混乱不堪的图景，但凸显欧洲社会或文化的优越，才是其本意所在。

美国的民主共和制说到底是国家的运行由多数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制度。托克维尔认为，要是把民众行使的权力发挥到不受限制之地步，就可能出现“多数的暴政”，法国著名人士米歇尔·舍瓦利耶称之为“民众的独裁”。这种政体消除了君主制下壁垒森严的等级划分，文化的价值取向表现为标准化和一致性趋势。在欧洲一些知识精英看来，美国社会缺乏多样性的选择。19世纪初，法国贵族屈斯蒂纳侯爵致信德勒—布雷泽侯爵，认为美国这个“昨天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充满着“僵化和清教徒的悲哀，其道德观念单调冷酷，根本没有把五彩缤纷带给我们老欧洲的历史记忆”。海涅坚持认为，美国受人景仰的自由只是一种虚幻，因为把权力交给“暴民”手中，必然导致自由的瓦解。海涅挖苦说，假如他去了美国，来到“这座充满自由的巨大牢房，在这里，无形的枷锁将让他感到比国内有形的枷锁更为痛苦，所有专制统治者中最坏的是暴民，他们履行着粗鲁的至高权力”。1818年4月，孔德在致友人瓦拉的信中，对美国的集体自由与法国的公民自由进行了比较，并得出结论：“如果在巴黎，一个人享受的政治自由远不及在华盛顿，但他却有更多的公民自由，有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和生活的自由……能够在国内做自己想做之事而又不必担心流言蜚语的暴政，应该心情更为愉悦，穿衣、吃饭和安家随自己心愿，简言之，根据喜好来生活”。正是这种缺乏多样性的选择，共和制的美国很难激发起人们对艺术创作的激情，难以对人类文明的精神生活作出实质性贡献。

艺术和文学是高雅文化的产物，在多数人居于统治地位的民主制下，人们只会创作粗制滥造的东西，以便满足毫无欣赏能力的大众的需要，自然很难谈得上有传世的艺术品和皇皇巨著，真正的艺术家在美国几乎无立足之地。这是广泛存在于这一时期欧洲知识精英层的看法。1829年，英国著名旅行家巴兹尔·霍尔出版了北美游记，对他亲眼看到的美国社会进行了详尽描述。在他的笔下，美国的民主制扼杀了那些“取得巨大成就者或具有才华者”的创造力，不管是天生聪慧者还是后天通过学习而表现出很高天赋者，在这里都很难获得发展的机会。民主制的影响之一“毫无疑问是降低了理智学识的标准，也通过减少对各类精品的需求使这种供应品遭到贬低”。因此，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可以想象到，期望艺术和科学繁荣昌盛将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任何行业都不可能达到出类拔萃”。霍尔对美国民主体制的批评贯穿于整本书的字里行间。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汉密尔顿1833年出版了《美国人及其生活方式》一书，把英国人对美国民主社会的偏见体现得淋漓尽致。汉密尔顿借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在民主社会，美国人从来写不出对人类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他将之视为“无知与野蛮”，对这种“无知”的描述充斥于全书之中。汉密尔顿还认为，美国年轻一代“毫无改善情趣或提升智力的征兆”，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富裕阶层的年轻人“更不开明，更缺乏见识，在生活中更不循规蹈矩，无疑更缺少礼仪风度”。言下之意，在民主制下，美国要想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无知”状况谈何容易，反而呈现日益恶化的趋势。英国著名作家和外交家托马斯·科利·格拉顿是美国的常客，在美国享有很高声誉。1859年，他在《文明的美国》一书中记述了自己在美国的见闻经历。作为英国人，格拉顿自然要把英国作为观察美国的对照物，对不同于英国政体的美国民主制抱有很大偏见。在他看来，民主制与高雅文化无缘，只能“保证一个民族物质上充分享受，但却束缚了国家的才智。社会制度的脉搏虽在跳动，但血液却循环不畅。流动一直没有中断，但涨落却没有活力”，美国人只适合从事简单低下的劳作，“所有人类改进的更高责任”都非美国人所为，“崇高思想的运用和艺术的雅致都来自欧洲”。在这方面，美国只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那些想在高雅艺术上有所发展的美国艺术家只好远离家乡，来到欧洲谋求发展。欧洲知识精英最终把他们对美国民主共和政体的批评，与“粗俗平庸”的大众文化联系在一起，以美国无法产生高雅文化来凸显欧洲文明的优越，以便维护欧洲秩序的合法性。

在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心，英法德等国成为这个中心的枢纽，对全球不同地区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它们也从中获得难以用数字来衡量的巨大利益。欧洲大国在内部可以为争夺中心的主导权而大打出手，但很难容忍欧洲之外的国家对欧洲大国长期享受的这种地位叫板。美国立国伊始，尽管实力远不能与欧洲大国相提并论，但其表现出的特性注定了会对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提出挑战。对此，欧洲一些与美国打交道的政治家深有体会。西班牙驻法国大使佩德罗·阿兰达伯爵在美国革命期间颇有感触地预言：“这个联邦共和国诞生时是一个侏儒。它将成为这些国家难以对付的巨人甚至庞然大物，这一天终会来临。信仰自由、在一望无际土地上形成新人口的便利以及新政府的优势，将吸引着大洋彼岸的农夫和工匠从各个国家前来。不出几年时间，我们将悲伤地看到这个巨物施加的暴虐。”阿兰达的话在当时多少有些危言耸听，但其目的是提醒欧洲大国对这个新生共和国有所警觉，切不可掉以轻心，应该“防患于未然”，不要等到这个国家成长为“巨物”后再进行遏制。阿兰达所言为预测，但非常明确地说明美国必将成为欧洲国家的对立物，对欧洲现存秩序构成威胁。

欧洲知识精英处于上层社会，享受着一系列特权和利益，他们势必会借用手中的笔墨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欧洲政治家多从共和制与欧洲现存制度对立的角度来描述美国威胁，欧洲知识精英通常从两种文化的比较中把美国文化贬抑为“一钱不值”，目的是凸显欧洲文化的高雅精深，让欧洲民众能够自觉地抵制美国生活方式在欧洲的传播。随着阿兰达的预言在19世纪中期以后逐渐向现实转变，欧洲很多知识精英更是带着挑剔讥讽的眼光来看待美国在国际社会的迅速崛起，以美国在文化上的“先天不足”来抨击这个新兴国家所展现出来的基本特性。19世纪欧洲知识精英的美国观对后世影响很大，他们在文化上构建的美国负面形象长期存在于欧洲人的脑海之中。虽然欧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踏步迈入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美国在文化上依然难以得到左右翼欧洲知识精英的认同，他们的美国观无疑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变迁的烙印，但更多是对先辈在文化上对美国否定的继承，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贯穿于欧洲知识精英脑海中反美主义这条基本线索。

在很长时期内，欧洲知识精英关于美国文化对欧洲传统的威胁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想象的或学理层面的，他们只是从美国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特性预感到，这样一种完全“物质化”的文明与注重精神发展的欧洲文化格格不入。这两种在许多欧洲知识精英看来很难相容的文化并不是互不影响地独立发展，而是不可避免地发生着互动。美国文化的形成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美国文化的部分之根扎在欧洲。在美国独立后很长时期内，欧洲文化对美国发展一直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虽然有些美国人强调要在文学和艺术等领域摆脱欧洲的“阴影”，但很少有人认为这种影响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发展构成障碍。民主制社会与君主制社会的区别之一在于对文化资源的控制。在君主制社会，对文化产品的占有成为少数人享有的特权或高贵的象征，文化产品只是满足宫廷或上层社会的需要。在民主制社会，文化产品走进大众生活，不再是少数人享有的奢侈品。美国人没有把所谓的文化只停留在普通百姓很难进入的神圣高雅殿堂，崇尚民主与平等的精神决定了美国文化与大众息息相关，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其实就是这种文化在经济领域的表现。

文化的大众化或平民化是美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时，美国大众文化显现出强大的吸引力。欧洲国家尽管走出了君主制的统治，但文化观念或思想意识的变迁显得非常滞后。欧洲知识精英既不愿意美国文化“入侵”到他们长期控制的传统领地，更不愿意文化从神圣的殿堂走到大众生活中间，让他们享受的文化特权从此不复存在。从历史发展来看，欧洲知识精英难以阻止文化大众化的趋势，但他们总是在贬抑美国文化中唤醒人们对传统的眷恋和维护，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大加挞伐或对美国人文化“征服欲”的揭露，成为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19世纪欧洲文化精英的美国观为这种以批判“现代性”为主旨的反美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19世纪正是美国迈向经济和政治大国的重要时期，在经济发展上美国展现出巨大活力，在政治体制上不断完善其建国时期确定的联邦制，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在美国社会已经牢牢地扎根，开始在美国境外广为传播。如果说19世纪欧洲知识精英对美国的批评具有主动性，那么进入20世纪后，他们对美国的抨击却显得处处被动，更多是面对美国文化大举进入的一种无奈反应。当然，根深蒂固于欧洲文化中的优越感依然发挥着很大作用，欧洲的反美主义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本文所说的欧洲仅限于西欧，19世纪欧洲知识精英主要指左右翼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