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卦：儒家君子的处困、解困之道

余治平

摘 要：困卦难懂，困卦之象，水性润下，在泽之下，势必流渗以涸。如何对待困，可以检验出君子、小人的德性水平。陷入困局，君子、“大人”应当理性面对现实，“有学有守”“操持已定”，甘享其窘，自我亨通。《象》辞“致命遂志”则要求君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九二有刚中之德，九二之困即君子之困，虽身陷困厄之中却能够安处俟命，审时度势，韬光养晦，谨慎所为。面对泽上无水的困境，君子的态度是积极有为、奋力拼搏、杀出重围，而意志薄弱、缺乏控制力的小人则做不到。出困、解困是需要借助于信仰，建立起主体精神与独立人格，不可以阉割掉自己的生命冲动，不能泯灭自己追求解放的意志力。

关键词：周易；困卦；经传；君子之困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董仲舒传世文献考辨与历代注疏研究”（ 19ZDA027）、上海交通大学“董仲舒学者”支持计划“春秋‘大一统’的观念兴起与历史影响研究”（ HS-SJTU2020A01）阶段性成果。

在语用学上，“困”的字面含义有窘迫、受窘、急难、被包围，常指一种窘迫、危难的状态与处境，精神压抑不舒展，人不得志。而在儒学语境中，如何对待穷困，如何“过紧日子”，则可以分别出君子、小人所作所为之差异，检验出君子、小人的德性高低。《周易》之第四十七卦《困卦》，坎下兑上，专门讲述君子陷入“为道之困”与“为身之困”［ 1］ 373，借助于独特的卦爻符号系统和经传话语解释系统，仔细描绘了君子受困、处困的各种样态，并认真探讨了解困、济困、出困的方法路径。困难，往往就是因为困而难。朱熹说过：“《困卦》难理会，不可晓。”其又言：“《困》是个极不好底卦，所以《卦辞》也做得如此难晓。”［ 2］ 1654人越是处于困中，越应该知困、晓困、懂困，而不是忌讳回避，不敢直面困境。所以，读懂困卦并释放出其中所蕴藏的普遍效用便显得尤为必须和十分重要。前人解《困卦》，或偏于义理，或限于象数，多不讲卦变、爻变，而本文则尝试融合象、数、义、理、辞、思等多种诠释进路，剖析与透视卦变、爻变之机枢要害，以通达困卦之道体大本。

一、“困”之诸义：“尚口乃穷”，“枯涸无水”

明儒来知德说：“困者，穷困也。”这里，穷、困互解，穷就是困，困就是穷，穷、困一如。但今人把“穷困”等同于“贫”，却是对上古汉语的一个误解。其实，贫未必就穷困，穷困也未必就贫。困卦中的“困”，应该指穷厄委顿，道穷力竭，志意堵塞，施展不开，无法通达。那么，困怎么会没有力气了呢？从卦序次第上看，《序卦》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卦紧接着升卦之后，升是自下而上，需要用力，但如果上进不已，缺少休整、喘息、调节的空档，则势必气力疲惫，使身心陷入困乏的状态。而从卦象上看，“水居泽中，枯涸无水”，泽中本该有水，可现在却干枯无水，于是便呈现为困乏、不济之象。而从爻象上看，“六爻皆为阴所掩，小人之掩君子，穷困之象也”［ 3］ 216。阳爻陷入阴爻，“卦三阴三阳，一阳在内，两阳在外，而皆为阴所包，亦有被困之象。《易》以阳为重，明君子之道也。阳困即君子之穷，为其被群小所窘而不克展其用，故曰‘困’”［ 4］ 521。阴爻围剿阳爻，小人陷害君子，则为困局。困是对君子而言的。《易》也只帮君子解困，而不为小人服务。

困卦的卦辞为：“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来知德指出：“此卦辞乃圣人教人处困之道也。言当困之时，占者处此必能自亨其道，则得其正矣。”既然会遭遇到“困”，就得想方设法解困、出困，于是便有了只对君子有效的所谓“处困之道”。因为每当陷入困局，唯有那些具备坚强毅力和高超人格的君子（“大人”），才能够免除祸害，“自亨其道”，并最终“得其正”，转困为通，变困于达，因为也唯有他们“有学有守”“操持已定”。而意志薄弱、缺乏控制力的小人，则一定是做不到的。

然而，如果“不能实践躬行”，不勉力而行，尚未“自亨其道”，而只在口头上呼喊走出困境，仅仅“以言求免”，结果只能是“其困人必不信而益困矣”。陷入困局之中的君子，遭遇“处坎之险”，必须借助于自己的德性功夫才能够解困、济困、出困，靠行动而不靠嘴皮，不可“尚兑之口”。而追求其爻象根源，来知德以为：“二五刚中，大人之象。兑为口，有言之象。坎为耳痛，耳不能听，有言不信之象。”所以，《彖辞》曰“尚口乃穷”，也是强调提高言语修养方面的德性工夫对于君子解困、出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

坎下兑上的卦体结构为什么导致困局？《易经证释》宗主附注指出：“困以兑合坎，内险而外悦。有如小人口蜜腹剑，心与行违，言与思戾，谓己为智，而利人之愚，处物以欺，而希人之蔽，是谓之困。”［ 4］ 525这样的卦体结构恰恰是对小人如何围困、陷害君子的描述，但困人者终自困，是不得好结果的。而按照来知德的解释：“坎刚为兑柔所掩，九二为二阴所掩，四五为上六所掩，此困之所由名也。”下坎刚，上兑柔，以柔压刚，刚屈于下，处于逆势①。九二一阳，乘阴承阴，上下皆阴。九四、九五虽然阳，但却为上六所凌，无法舒展伸张，不陷入困顿才怪。来知德举例：“兑之掩坎，上六之掩四、五者，小人在上位也，如绛灌之掩贾谊，公孙弘之掩董仲舒是也。”小人得志，横行朝廷，而忠良则举步维艰。正人君子不能及时清洗掉身边的小人，必然是自己遭罪。正人君子并非能力有限，本事不如奸佞小人，而往往都是因为他们不忍心、不屑于去做奸佞小人所做的那些勾当。

“困，德之辨”：考验出君子、小人。《易传·系辞下》：“困，德之辨也。”郑玄注曰：“辨，别也。”王弼注曰：“困而益明。”辨，是人心智力的一种分析、评判能力。君子处困，首先需要智力支撑，以保证思路清晰，不犯糊涂。如何面对困顿的现实，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与处理方法，无疑是对人们智商能力和德性品格的一次考验，君子、小人于此分野。孔颖达《周易正义》曰：“若遭困之时，守操不移，德乃可分辨也。”［ 5］ 313虽身陷困局，却能恪守节操，而且毫不动摇，意志坚定，这才是君子应该具有的德性品格。刘宝楠指出：“遭困之时，君子固穷，小人穷则滥德，于是别也。”［ 6］ 611君子在困境中首先应该识别善恶是非与忠奸对错，进而能够捍卫并坚守仁道正义，但小人在困境中则最容易放任性情，颠倒是非、混淆善恶，而做出损害自己德性品格的事情来，这就是做人的差距。“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中，为什么必须要有“智”之一常，其实就是在强调理性判断力在积德行善过程中能够发挥确保方向不偏的重要作用。

水在泽下：苟无存留，其困立至。《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泽无水，来源于困之卦象。“坎在兑下，兑在坎外，水与泽相睽，乃成泽中无水之象”，卦体决定卦象，水在泽下，意味着泽中已经干枯。因为“水性润下，在泽之下，势必流渗以涸”，假如是坎上兑下的卦体，水泽节卦，则无疑可“亨”，则反而要求“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7］ 363。困卦“以内外言，外有泽而水在下，明非泽中之水，则将泛滥以尽，故曰‘无水’”，下坎的水已经不在泽中，则说明泽已决口，泽中之水全都泛滥、流泄、渗透到下面来了，自己也干涸、枯竭了，已经陷入一种困穷、无能为力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了，“水易流，宜自节约耳”。于是，一种“经济之道”“民生之原”便随即产生了。

原本“泽以水用”，而现在一旦没了水，一大堆问题就来了。“无水是不克充其用”，那么，“比于困穷之时，物不得展其技，人不得展其才”，物与人都不在正常状态，这就是一种困，即有难处，遇到似乎过不去的坎儿了。“水之在泽下，如物之储以备用，如财之贮以供时需”，泽下藏水，似乎又可以理解为一种积累，是一种战略储备，构成帝国政权稳固、军事安全之一种必须。“今无储贮，岂非穷乎！穷则困矣”，泽上无水，即无储备，必将威胁天下秩序和民生日用。“人生必赖物以为生，必利用财物以为用，必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必节留有余以防将来之不足。此经济之道，民生之原。苟无存留，其困立至。”［ 4］ 535-536在古今各家对困卦的诠释中，唯独《易经证释》一书能够把泽水卦体理解成一种“经济之道”和“民生之原”。但这里的“经济”绝非现代人所谓“经济学”之“经济”，毋宁是“经世济民”之“经济”。这样，困卦的发生与解读，还应该是一种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宏大叙事，因为其涉及给养天下和维持民生的问题，值得挖掘，不容小觑！

二、“致命遂志”：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这里的“致命遂志”，尚有争议，主要有两解。

一是乐知天命说。来知德说：“险以说，卦德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人事也。处险而能说，则是在困穷艰险之中而能乐天知命矣。”他以“心”解“所”，径直把《彖辞》中的“所”字训读为“此心”“此道”。向内而求，以心解困，而不是向外寻觅，更不会以钱粮财富解困，这是明儒在心学时代解读《周易》所发现的一条路径，或可谓之“心学易”。来知德说：“身虽困，此心不愧不怍，心则亨也。时虽困，此道不加不损，道则亨也。”一个人，尽管处境艰难，但他如果内心没有任何歉疚，对得起天地人鬼神，那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如果他运气不好，但还能够守护仁道正义，不使之受到威胁和挑战，那么，仁道正义就会完好无损。人受点困，也就罢了，只要不伤害“心”、不遮蔽“道”就行，这是君子身陷窘境处理事务最基本的准绳和原则，不可动摇。“不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时于其道，如羑里演《易》，陈蔡弦歌，颜子在陋巷不改其乐是也。”［ 3］ 217人要是能够在困穷艰险中，乐知天命，释放抑郁，调整心态，甚至还可以进行适度的自我放逐、自我放松，才不至于让鲜活的生命被暂时周遭的压力所吞噬。

二是豁出性命说。面对泽上无水的困境，君子的态度是积极有为，奋力拼搏，杀出重围。孔颖达疏曰：“君子之人，守道而死，虽遭困厄之世，期于致命丧身，必当遂其高志，不屈挠而移改也，故曰‘致命遂志’也。”［ 5］ 195世道混乱，当黑坏恶势力威胁了王道正义，君子是要有奉献精神的，应当挺身而出，他即使偿付了生命的代价，也要予以全力守护与誓死捍卫。而屈服、投降、媾和、偷安，则都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不以物欲而动其心，不以利害而易其操守”，“不为时势易其节也”［ 4］ 541，乃君子之当然所为，义无反顾。仁道的理想，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正义的旗帜，什么时候都不能倒，他们比个体的生命都还重要，比小我、个体的价值更宝贵。

北宋程颐在解释“君子以致命遂志”一句的时候，强调了“知命”的重要性：“君子当困穷之时，既尽其防虑之道，而不得免，则命也。”君子为人坦荡，做事有原则，原本是不应该陷入困顿尴尬的境地的，但即便他谨小慎微地加于防范和杜绝，却仍然避免不了眼前的苦难挫折，那么，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了。这个时候，君子就必须接受命运的安排，认命、知命，直面现实，变被动为主动，积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期早日结束危厄。君子的应对办法是：“推致其命，以随其志，知命之当然也，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 8］ 420因为认命、知命而能够进一步了解命运的今后走向，晓得“命之当然”，顺应变化，安顿自心，适时、因地而有所为，以图全面堵塞各种祸患再次发生的可能。心意萌动皆不为眼前的困顿危厄所左右，而只愿意为仁道正义所倾注和付出。

来知德在解释《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时指出：“泽所以潴水。泽无水，是水下漏而上枯矣，困之象也。”潴，指水停聚之处。《周礼·地官·稻人》：“以潴畜水。”［ 9］ 1188潴，或刻为猪。水行至此，停留聚集，不得不建造堤防工事，以免危害农田庄稼。泽，原本应该储水蓄水，现在却水在泽下，来知德以为是水漏下去了而导致上卦枯竭干涸，形成“万物皆困”的局面［ 5］ 195，完全是一副窘迫危难的表象。“致”，指到达、求得。人要知命，才能达命。茫茫人海中，只有那些认识命运基本走向的人，只有那些了解命运规律的人，才能够通达天命的归宿，掌握自己的命运。“命存乎天，志存乎我”，命是上天赐给的，是一种既定的存在者，不可人为后天干预，但人活着还有一颗属于主体自我的心，存心立志而改变上天的馈赠，用主体的自觉修为去改造我们的自然禀赋，进而使人生轨迹最大程度地遵循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在来知德看来，“不有其命，送命于天，惟遂我之志，成就一个是也”。尽管命运所赐一般，甚至还布满坎坷和曲折，但因为自己的积极努力与孜孜矻矻善行，却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维护了仁道正义，这才是“致命遂志”的真意。在这里，个体的决定作用、人性主观的改造功能已经被极大地彰显出来。

来知德要求，“患难之来，论是非不论利害，论轻重不论死生”，这是根本原则，即在困顿危厄面前，必须讲究是非、轻重，而不能计较厉害、生死。道义准绳不可能放弃，唯有道义才是最为紧要的事情，其余一切皆可放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幸而此身存，则名固在；不幸而此身死，则名亦不朽。岂不身因而志亨乎？身存者，张良之椎，苏武之节是也；身死者，比干、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是也。”［ 3］ 217仁道正义比个体生命重要，面临考验，如果需要，放弃肉体也是必须的。作为个体的鲜活生命，其肉身的保留还是毁灭，完全得看仁道正义的需要。儒家教义虽然起源于血亲伦理，但也十分强调集体价值。按照来知德的理解，个体生命的幸与不幸，肉身的存在与毁灭，在仁道正义面前简直是微不足道，在不朽的名节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这其实也是另一种残忍和暴恐。

于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则成为“致命遂志”的应有之义。朱熹解“致命”曰：“自家但遂志循义，都不管生死，不顾身命，犹言致死生于度外也。”［ 2］ 1654为了道义，君子连生死性命都可以放弃。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以为：“豁出性命，实现夙愿。当生命与信仰不能兼得的时候，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可苟且偷生。三军不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可做‘致命遂志’的注脚。”［ 1］ 369君子受困，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个人的安危，而是非常担忧于道义法则的沉沦和损伤。在行动上，君子则会采取积极措施，主动出击，想方设法拯救道义，化险为夷，以避免道义法则受到更大程度的破坏。这显然不是一种低迷不振、消极气馁、怨天尤人或干脆放弃的态度。宁可使肉体生命被无情屠害，也不能让王道正义遭受凌辱和践踏，这是任何一个有担当的君子在困顿危厄处境中的应然选择，也是一种最佳选择。

三、例解九二：刚中之德，自亨其道

九二的爻辞说：“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困有不同种类，金景芳、吕绍纲分出“身之困”与“道之困”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君子之困”与“小人之困”。困有身之困、有道之困，小人之困是身之困，君子之困是道之困。小人的困是吃饭穿衣亦即维持肉体生命继续存在的问题。因为身份、职业的差异，每个人所操心、所焦虑的对象也有所不同。君子之困，是道之困，他们会因为仁道不显、正义不张而倍感屈辱。小人之困，则是身之困，他们一般只会因为吃饭温暖问题解决不了而奔波憔悴，而一筹莫展②。“初六的困就是小人之困。君子的困表现在道不能通，志不能行上”，君子谋道，小人谋利，各有定位，道不行、不通，当由君子为之开辟、开展③。但这又并不意味着君子就不会受到生存问题的威胁，“身之困”的温饱问题还会迎面袭来。“在困卦中三个阳爻代表君子，它们的困是君子之困。九二是阳爻，九二之困是君子之困，亦即道困，与初六小人困于株木不同。”［ 1］ 369这里的君子之困，立足于爻性、爻象、爻位，而非基于道德高下之分殊。

人困未必就贫，所以还可能有点酒食，因为真正贫困的人是吃不饱饭、更买不起酒的④。而按照卦象的总体规律，“凡《易》言酒者，皆坎也；言食者，皆兑也。故需中爻兑言酒食，未济与坎皆言酒也”［ 3］ 218。困卦上兑下坎的结构，酒食自在其中。而从爻变的情况看，马恒君指出：“九二是卦变中由否的上位下来的主爻，来到下卦成坎，坎为水、为酒，故言‘困于酒食’。”［ 7］ 309此说的根据则是，《说卦》卦象：坎，为水；《孟氏逸象》：坎，为酒［ 10］ 19， 23。酒出现在困卦之中，说明此卦是君子之困，非小人之困。下文的“朱绂方来”与“利用亨祀”，也可证明这一点，因为小人是不可能穿“朱绂”的，也不可能“用亨祀”。故程颐指出：“二以刚中之才，而处困之时，君子安其所遇，虽穷厄险难，无所动其心，不恤其为困也。所困者，唯困于所欲耳。”君子也有“欲”，其“欲”也有不得舒展、满足不了的时候，于是便处于困厄艰险的状态。不过，君子之“欲”不是感性感官之欲，不是肉体本能的生理满足，毋宁是道义伸张与精神性的价值追求。“君子之所欲者，泽天下之民，济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为困于酒食也。”［ 8］ 421对于自身的生活困境，君子可以忍受，可以安心于目前状况，可以心不为暂时的麻烦所累，但唯一牵挂的是仁道正义能否遂行“天下”，德泽万民。所以，君子之困显然是有情怀、有格局的。“困于物，不困于道；穷于用，不穷于体”［ 4］ 532，才能够“不失其所亨”，是“君子之困”超越于“小人之困”的应有境界。

“困于酒食”，古今以来大概有三解流传。

一是没有酒食，穷得要命。来知德称：“言酒食之艰难穷困也，如孔子之‘疏食饮水’、颜子之‘箪食瓢饮’、《儒行》之‘并日而食’是也。酒食且困，大于酒食者可知矣。”这里的含义指，食无鱼，饮无酒，连最基本生存都受到威胁，被没有酒食的艰难生活所围困。

二是纵于酒食，不能自拔。高亨解曰：“饮酒过量，食过饱，以致病困也。”［ 11］ 300酒食虽好，但吃多了也会生病，适量而止才是中道。金景芳、吕绍纲说：“‘困于酒食’，厌饫苦恼之意，为酒食所苦而受其困者。凡人不遇，愤懑难舒，多纵恣于酒食，苏东坡谪黄州，称为酒食地狱，就是困于酒食之象。”［ 1］ 369-370君子因为地位高，待遇好，即使处于仕途不顺、不受重用的时期，生活质量也不降低，至少还有酒喝。政治上被边缘化了，只有借助于杯中之物来调节身心，自我麻醉，通过一种变态的超越而谋求自己内在的精神平衡。苏轼被排挤出作为权力中心的朝廷，被流放到遥远的边陲化外之地，竟然还可以沉溺于“酒食地狱”，则意味着当时他其实也并不贫穷，活得还是比普通老百姓好很多倍。

三是心忧道体，食不甘味。《易经证释》宣圣讲义曰：“酒食虽备，而困于时，遂不得醉饱。徒有酒食之名，而无甘旨之实。此所谓‘困’也，若在平民，则蔬食饮水；若在上位，则醴酒薄肴，不过供具而已。”人遭困厄，志意憋屈，气行不畅，一日三餐虽皆食有鱼，饮有酒，但也吃不出滋味，心不在焉，吃什么都没有胃口。“在困穷之日，并非颐养之时，得食已难；当兹坎陷之时，又非鼎食之际，则果腹亦不易。此‘困于酒食’，不独指不甘旨及不丰备也。”［ 4］ 547“困于酒食”既指不甘食、不丰备，饮食已经成问题，又指因为心事重重于大道不能流行畅通，而对酒食之事始终提不起兴趣。

绂，即蔽膝，“缝在长衣之膝前以为饰”［ 11］ 300。朱绂，帛书《周易》作“絑（朱）发方来”［ 12］ 87，是蔽膝中比较高贵的一种，在周代只有天子才可使用，程颐说是“王者之服”［ 8］ 422，诸侯、三公奉天子命方可使用。“朱绂方来”的爻象根据就在于，九二以刚中之德而困居于下，但上有九五刚中之君与其道同德合，九五来求，九二应和。被君上所看中，仕途有希望。所以，《象辞》才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来知德说：“言有此刚中之德，则自亨其道矣，所以有此‘朱绂方来’之福庆。”这里，九二有“庆”的自身原因是刚健、中正之德，而外部原因则来自九五的恩泽、提携和重用，“其德升闻而为君举用之也”［ 3］ 218。九二虽身困不振，但因为刚中有德，似乎受到了君王的赏识和赏赐。高亨称：“由于天子方赐以朱绂，设宴庆贺，大乐而醉饱过分。”［ 11］ 300但却是“吉象”，无碍大局。

如果我们处于困境的九二，该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呢？

一方面要“利用享祀”，帛书《周易》作“利用芳祀”［ 12］ 87，意指利于使用“享祀”。虞翻《增孟氏逸象》曰：“坎，为鬼。”［ 10］ 23九二事必与祭祀活动相关。来知德也说：“坎隐伏，有人鬼象，故言‘祀’。”［ 3］ 218至于“享祀”，程颐解曰：“以至诚通神明也，……在困之时，利用至诚如享祀，然其德既诚（一作“成”），自能感通于上，自昔贤哲，困于幽远，而德卒升闻，道卒为用者，唯自守至诚而已。”［ 8］ 422当以至诚、敬重、慎惕之心去祭祀上帝鬼神，以求理解与护佑，使自己获得心理慰藉。

另一方面则不能“征”，不要行动，即可无咎，因为“征”则“凶”，一行动，就导致凶险。“征者，我往”，不征，即我不可前往。为什么“不征”呢？因为“困以贞自守，不宜轻进。进必有凶”［ 4］ 549。九二之困，自守则亨，冒进则凶。其爻象、爻气的根据则在于，六三“阴动而上，失中乘阳”，而九二“阳下而陷，为阴所弇”，故不可鲁莽行事，不能冲动而为，否则便难免于凶险；九五“阳来降二，虽位不正，得中有实”，上六“阴虽去中，上得居正，而皆免咎”［ 13］ 423，所以尚能回避掉祸害的发生。九二之所以“无咎”，必须从困卦的整体结构和爻性中求解。上阳下降，来居于二，以阳居阴，位则不正，然而，在二得中，体阳有实，上六阴处阴位，不中有正，皆无大碍。九二处困，应当沉着应付，时机不到，不必急着追求出困，草草解困，反倒生咎。程颐曰：“‘征凶无咎’，方困之时，若不至诚，安处以俟命，往而求之，则犯难得凶，乃自取也，将谁咎乎？不度时而征，乃不安其所为，困所动也，失刚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⑤困厄之中的君子，“安处”很重要，“俟命”是必须的，继续蛰伏，审时度势，韬光养晦，谨慎所为，千万别给自己添乱。

困卦下坎的卦象，性主水，位在北方，但九二爻辞中却出现了一个“朱绂”。朱者，丹红，火性，乃离色，在南方，它怎么可能出现在水性的北方呢？这应该是互卦的一个结果⑥。来知德曰：“中爻离，朱之象。又巽绳，绂之象。坎乃北方之卦，朱乃南方之物，离在二之前，故曰‘方来’。”困综下巽，中互上巽，《说卦》曰：“巽，为绳直。”绂，乃编织品，当由棉绳经纬，纺织而成。来知德还把九二爻比于未出茅庐的诸葛孔明：“‘困酒食’者，卧南阳也；‘朱绂方来’者，刘备三顾也；‘利用亨祀’者，应刘备之聘也；‘征凶’者，死而后已也；‘无咎’者，君臣之义无咎也。”［ 3］ 218-219譬为人事，九二阳爻处中，虽困于二阴，但终因刚健、守中之德而能够获得大用。

王弼竟然能够在九二爻辞中解读出君子的一种“谦”德，视角独特。他说：“以阳居阴，尚谦者也。居困之时，处得其中。体夫刚质，而用中履谦，应不在一，心无所私，盛莫先焉。夫谦以待物，物之所归；刚以处险，难之所济。”阳爻屈居阴位，本身就是一种谦让，无谦德之人则不能自守。处困之时，遵循中道原则，又能够以刚健之体践履谦逊之德，不失君子风范。正因为行已有谦，尊重万物，敬畏万物，把物当物，所以，万物都会向他投以源源不断的回报，酒食、朱绂、享祀之类的福庆，便纷至沓来，不期而归。君子当在自谦中奋发，保持不断进取的精神。所以，人一旦被困，还是坚强一点好，守护住阳性，内心一定要振作起来，自己给自己打气、撑腰、壮胆。险情天降，大难当头，人当自立自强，积极进取，而不可畏缩、逃避，怨天尤人、自卑自馁都是无济于事的，这就是九二爻性对我们的一大重要启示。

九二向上诉求于九五，却不得正应，王弼说是“心无所私”，空无一应，以谦逊为怀，调整姿态，放低自己，反倒能够成就出一番盛大的气象和繁华的局面。“无应则心无所恃”，人无欲则刚，无所期待则最容易收获满满。“以斯处困，物莫不至，不胜丰衍。故曰‘困于酒食’，美之至矣。”［ 14］ 108君子处困，不是烦神于钱财物资，毋宁始终焦虑于仁道主义的不能伸张和未得施行于天下，这便需要一种虚怀若谷的品格与精神。用这种品格和精神去克服困难，其实也就根本不用愁没有足以养身糊口的钱财物资了。所以，困未必贫，君子虽困顿于精神世界，但物质生活却丝毫不受影响，甚或还可以继续维持着一种“丰衍”“美之至”的极佳状态。而这恰恰又是社会分工不同、阶层差异、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发挥作用所导致的结果。

四、解困之道：遵养时晦，主体自觉

关于济困、解困、出困的方法、路径，《周易》借助于卦象、卦辞、卦气、爻象、爻辞、爻位、爻气等一些列符号和语言进行铺陈和论述，而在态度、观念、行动等各个层面上都有涉及。初六“入于幽谷，三岁不觌”，似乎已经告诉了人们一个最长的处困预期，稍安勿躁，急不得。九二提醒人们必须借助于上卦九五的呼应与支持，接受上方的恩泽，则一定有利于济困、解困。六三爻变，中互成巽，卦象为入，却与上六隔刚相望而不见其面，有乘刚之凶险，不可不鉴。九四回应于初六，懒懒散散，虽得正应，却落得不中、不正之结果，不能自享，亨通不得。因“徐徐”而蒙羞，但却可以直承九五之恩泽。九五之困，虽然不安，但按照来知德的注解，“迟久”则“必悦”，仍然不可操之过急。即便到了上六，仍然不可盲动。“困之不终困，穷之不终穷，皆道所为、神所主。故时至而困，时至而解，虽欲速之，亦无其力；虽欲罢之，亦无其方。”［ 4］ 593受困、处困是命运，解困、济困、出困也是命，是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不安现状，整天愤愤不平，好像天下人都对不起他、全社会都亏欠他似的，因而急躁冒进，摆脱困境的心太急、太切，则显然于事无补，反倒更困。

君子处困，究竟是动，还是不动，这在困卦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九二有刚中之德，与九五敌应，虽然暂时困窘不堪，但好歹还有“酒食”，君上还可赐与“朱绂”，只是应该以不动为妙。“征”则“凶”，“行动就要凶”，而不动反倒无大碍，“不要行动，即可无咎”［ 1］ 370。上六则要求人们敢于面对既已形成的“事之悔”，困极之时，更需要谨慎、警惕，动辄有悔，以防时时处处受困。而只有在自觉认识错误、充分反省悔过的基础之上，采取合理行动，“用藏之义，处穷之行”，并“遵养时晦，居易俟命”［ 4］ 529，才能得吉致善。君子受困、处困究竟动与不动，则应当瞄准时机，看环境条件，并没有一条固定可法的铁则。

人在处困之时，应当正确对待行与言关系，行一定比言重要，德一定比言更具有决定作用。困的卦辞曰：“有言不信。”《彖辞》载：“有言不信，尚口乃穷。”过分相信言语对出困、解困的作用，这样的人还将受穷、受困，仍然解脱不了。孔颖达《正义》强调的修德的重要性，“处困求通，在于修德，非用言以免困。徒尚口说，更致困穷”［ 5］ 194-195。如果仅凭语言就可以出困、济困，那么，困也不成其为困了。来知德注曰：“不得志人，虽言亦不信也。”［ 3］ 217金景芳、吕绍纲说：“在困的时候，说话没有人相信。自己申辩，往往结果更坏。”［ 1］ 366那可怎么办呢？君子“当务求晦默，不可尚口”［ 1］ 366，不能贪图一吐为快，必须学会隐忍。既然人微言轻，人穷话贱，那就干脆等积攒了实力再说也不迟。

出困、解困是需要足够的精神支柱的，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身陷困顿境地中的人，信仰可以给他们带来希望，甚至是支撑他们顽强活下去的唯一动能。九二、九五皆居中，所以爻辞都强调了诚敬的重要性。九二虽没有正应，恰可以心底无私天地宽，因而接纳万物，以这种办法处困，天地万物该来的都会来的。孔颖达将其上升到一种“美之至”的高度而加以欣赏和颂扬［ 5］ 195。“享祀”，既是丰衍、充盈、盛大，又要求人们正心诚意，敬畏十分。内中不净，念虑芜杂，则不如不祭。九五刚猛，虽不能像九二那样可以招致异方之物，但也有足够的威权和能力使天下归心。“利用祭祀”，是君王对天地神明的服膺与礼拜，更要求有充分的心意诚信，朱熹解曰：“无应而心专一。”［ 2］ 1655这是君王受福的信仰前提，不可不谨慎处之。

君子处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起主体精神与独立人格。上六爻辞：“曰动悔，有悔。”前一个“悔”是已经发生了的灾祸，而后一个“悔”则是主体对前一个“悔”的主动反省和认知，完全属于自我意识的范畴。君子在受困、处困、济困、解困、出困的过程中，应当慢慢确立起自己的主体自觉，催生出主体自己的独立人格。“二五正位为阳，得刚中之德，有自守之资，故君子因之以反困为亨”，困卦中，九二、九五的德性、品格值得我们作认真揣摩，居中有守，中正中直，享祀祭祀，岂不就是人在困厄境地所应当把持的节操吗！“困于时，不困于人；困于物，不困于心，则虽困，仍自成其德，达其道”［ 4］ 589-590，人固然可以一时受困，固然可以被外物的匮乏所难住，但却不可以让困难放倒自己，不可以阉割掉自己的生命冲动，不可以扼杀或泯灭自己追求解放的意志力。然而，小人则是不会、也不愿意主动反省自己的，怨天尤人，责怪命运，仇恨社会，自己好像没有一点责任和过错，却不知道别人跟你同样遭困，却为什么很快就能够摆脱出来了呢？人在困中，如果自己不努力，如果自己的主体精神确立不起来，别人拉都拉不出来你，那么就不可能“反困为亨”而解困、出困了。

注释

①高亨指出：“《困》之卦象是刚伏于下，柔覆于上，刚被柔所掩盖。此象有才德之君子被无才德之小人所掩盖，处于困窘之境，是以卦名曰《困》。”君子的德才，是正德正才，他能够在正确的德性指引下使用自己的才。而小人则往往恃才傲德，其才是歪才、偏才，为了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使用损招、恶招，肆意践踏德性正义，故为才不正用。现实社会里，君子斗不过小人，一般都因为君子不屑于使用被小人所使用过的手段，并非君子徒有德而没有才。参见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 1998年版，第 298页。②《易经证释》还曾分别出“天下之困”与“常人之困”。“困以木在中，木生之方，孚于春，物之始育，此天下之困，必因物之不足，用之不充，生之不全，则中相诟谇。遂如夫妻反目，此常人之困，不得自解，惟君子则能解焉。解困必因夫时，必伸其阳，发其生机，畅其生趣，必在春时。”详见陆宗舆：《易经证释》，瑞成书局 2014版，第 523页。“天下之困”表明“物”的自身志意正处于委屈、窘迫的状态，而“常人之困”只是生活烦恼，属于琐屑细碎的日用事务。唯有君子才可以解困、济困，而普通人则是不能自解其困的。解困以时，因时制宜，伸张物的内在生生之德，是君子解困、济困的唯一方法。③杨树达以“君”解“君子”：“唯独贤圣之君，遭困遇险，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这显然与《易传》中的“君子”口吻和对“君子”的要求不相一致，故不从。参见杨树达：《周易古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版，第 62页。④马恒君说：“酒食确能形成困扰，不过这是权势人物的一种困扰。”君子所困非身之穷，毋宁道之穷。参见马恒君：《周易正宗》，华夏出版社 2019年版，第 383页。⑤“诸卦，二、五以阴阳相应而吉，唯‘小畜’与‘困’乃厄于阴，故同道相求。小畜，阳为阴所畜；困，阳为阴所弇也。”小畜卦、困卦，九二与九五，爻性同，非相异，但志相应，虽未得大吉，但也至少得吉或无咎。参见程颐：《易程传》，文津出版社 1987年版，第 422页。⑥王弼以为：“处困以斯，能招异方者也，故曰‘朱绂方来’。”君子困窘之时，如果能够用谦逊的态度处理一切事务和问题，则必然可以形成感通效应，物性财富随之而来，拒绝不掉。孔颖达也说：“处困用谦，能招异方者也。”谦德虽为一种软性精神品格，但却可以招致远距离的酒食、朱绂、享祀。“举异方者，明物无不至，酒食丰盈，异方归向，祭则受福”，君子行谦，感召力强，物性财富都会纷至沓来。参见王弼，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9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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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王弼，孔颖达 .周易正义［ M］ //重刊宋本周易注疏附校勘记 .江西南昌府刻本 .1815年（嘉庆二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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