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黄城池，我的纸鱼缸

　　——布达佩斯文学记忆

　　2016年3月31日（匈牙利当地时间），匈牙利作家、诺奖得主凯尔泰斯去世。7月14日，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去世。当这两条消息通过微信被刷出来时，我的脑海里总是翻转着这样的念头：不知远在匈牙利的作家、翻译家余泽民此刻怎样？难道今年是他的悲伤年？

　　如果没有这两则消息，他应该是欢喜的，因为他的新长篇《纸鱼缸》今年问世。一个发生在陌生异域的华人故事，同时也成为了那个国家历史与现实的投影。读者还不难感受到，几位特殊作家作品在其中的隐隐身影。

　　一个在异国他乡致力于文学翻译的人，所接触的作品与人同时也给了他重要的文学营养，这起着精神导师作用的，就有今年去世的这两位匈牙利作家。微信约请他写这篇纪念文章，我希望他写出作品、人、自我与一座城市历史与现实的交会。我相信他能做到，因为在《纸鱼缸》写作中，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意旨。（编者）

　　“香槟黄色的有轨电车带着斑驳锈迹、拖着金属的噪音穿行在黄色外墙、灰蓝色屋顶、深门高窗的旧宫殿之间，丁零零，人们在两站地之外就能听到它们在朝这边驶近，难怪在大环路边的和平饭店或小环路边的奥斯托利亚饭店下榻的客人总是抱怨：只要午夜的末班车还没有走过，他们就抱着枕头痛苦失眠，好不容易睡着，就又被该死的头班车吵醒。有轨电车驶过时，蹲在国王大街宠物店鸟笼内打盹儿的那对凤头鹦鹉，也会随着铁轨的震颤在吊杆上习惯性地扑棱两下翅膀。”

　　这段文字，是我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纸鱼缸》的开篇，关于布达佩斯——这座我定居已久的城市。黄色是古城最基本的色调，从里到外，从近到远，从我到他，从眼前到历史。

　　二十五年前的深秋，当我拖着跟我肉身等重的皮革箱跳下列车，踏在布达佩斯东站的水泥站台上时，那一刻的兴奋驱赶走颠簸一周了的倦顿和离家的伤感。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东站尚未修缮，黄墙斑驳，玻璃灰蒙，站台坑洼，殿宇般高大的拱形棚顶令人震撼，让我联想到《列宁在十月》中攻打冬宫的画面，联想到《火红的年代》中蒸汽升腾的炼钢车间，还有伦勃朗黑中透光的炭笔速写。东站的黄墙，给我留下对这城市的第一印象，后来的记忆，都是在这个画面上的层层叠加。

　　这里的建筑多是奥匈帝国时代留下的，确切地讲，是幸存下来的，因为经历了太多的战火。无论巴洛克、新古典、分离派还是包豪斯，在层层涂盖的墙漆下藏匿着两次世界大战或冷战的弹孔；最外一层漆是1989年后刷上去的，刷得草率、粗糙，就像在烧伤病人的疤痕上涂脂抹粉。常能见到这样的街角：朝向主街那侧墙刷得光鲜，但一拐过街角，时光便逆行了几十年，朝向辅路的那侧灰头土脸，皮开肉绽，在剥脱的墙皮下裸露出砖石、电线、生锈的管道和松动的砂浆。《纸鱼缸》里，虽然是欧阳霁青形影相吊地走在街上，但他是透过我的眼睛：

　　“这城里的一切都带着黄色调，金黄的阳光投下赭黄的乱影，昏黄的路灯招来土黄的夜蛾，春天的公园里开满俗艳的黄花，秋季枯叶满地，草皮黄绿，连空气中的味道都是黄色的，弥漫着河水的铁锈味和腐烂植物的尖酸气息。马路上到处打着沥青补丁，挖了又填，填了又挖，总有破裂的管道，总有要换的电缆，暴风雨中总有老树连根拔起；这条街上的猫脸石被挖出来铺到那条街边的停车位上，那个街头的死树被刨出来做成长椅摆到这个街头。佩斯的街道在照片里很美，可在照片外又臭又脏，在街边、门洞、电线杆下或有汽车轱辘停过的地方，黄色的屎尿随处可见，不仅是狗的，还有酒鬼的、乞丐的和夜生活后的年轻人的，不管清洁工怎么用扫帚扫、高压水枪冲或撒消毒粉都无济于事，白色的消毒粉很快变黄。一个城市里孤独的人多，狗也会多，金毛犬大丹犬巴哥犬贵妇犬腊肠犬拳师犬水猎犬波尔多犬法老王猎犬西班牙犬爱尔兰犬博美拉尼亚犬，一位麦秸色长发的女郎牵着黄褐色皮毛的维斯拉走在乌黑闪亮、凹凸不平的猫脸石路上，她和它存在的傲慢气场足可以统治整条空巷，而一个黄皮肤的人走在黄色的街上，根本没人会注意到他。”

　　这确实是我头几年心境的写照，流浪在别人的城池里，生活中的所有一切都新鲜而陌生，无论距离我多近，但都隔了一层玻璃。我是局外人，即使不是，也是鱼缸里的鱼跟鱼的关系。现在，当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后，当我能够沉下心来用安静的文字描述它时，我感觉到的已是自己皮肉上直接的痒痛。在这座别人的黄城池里，我已变成一粒有机的灰砂。

　　1 陌生意味着无限可能

　　当年，从北京到莫斯科，我搭乘的是近万公里路程的西伯利亚国际列车。我在莫斯科滞留了三日，去了红场和列宁墓，后在一位街头偶遇的留学生指点下，买了一张只到基辅的头等厢票（好像27卢布，官价还不到1美元）。开车后，我按留学生的叮嘱，将车票连同一张俄语字条和10美元绿钞塞进大胡子列车长的手心，告诉他我要去布达佩斯。对方打量了我一眼，既没伸手接钱，也没把我赶下车，而是比画着要我付他100美元。

　　头等车厢里很宽敞，一张上下铺，一个多层行李架，窗前除了一张小桌，还有一个迷你水池。我在下铺，上铺是一个会俄语的越南小伙子，我叫他“洪”。我俩用半生不熟的英语攀谈。我说，我父亲曾在60年代援过越，家里还有一个据说是从美军手中缴获来的充气枕头；他说，他70年代曾跟当高官的爷爷一起到过北京，还跟我用双语唱起“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共临东海我们友谊向朝阳……”很开心，我俩属于同代人。

　　列车已经开出一个多小时，洪无意中提到，他趁在莫斯科出差的机会去维也纳访友，我听了之后顿时蒙了，转身冲出车厢去找那位大胡子列车长，紧张结巴地冲他喊：我乘错了车！我要去布达佩斯，不是维也纳！大胡子叽里呱啦地跟我解释，我听不懂，于是他皱眉，摇头，攥住我的胳膊，把我揪回了车厢，让洪翻译给我说：这列车先到布达佩斯，之后才去维也纳。

　　我明白自己闹了个国际笑话，脸羞得通红，意识到自己在地理上的无知。的确，在登上列车之前，我居然没查过世界地图！无知者无畏，说“不好”也“好”，当年若不是依仗着无知的蛮勇和对年轻本钱的盲信，我就不会有勇气闯出这么远。

　　就这样，我先后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我只看到着装不同的边防军上下，并不清楚何时进入了匈牙利领土，直到洪告诉我说：该下车了！

　　跳下站台，我扭脸望着伏在车窗口向我招手的洪，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豪迈和悲壮。我朝他挥手，知道这辈子不可能再见到他，竟流出了眼泪。我们曾经陌生，我们还将陌生，但在陌生与陌生之间，存在这么宽的情感维度，只有流浪的人才会知道体会并珍惜。

　　站台上，等人和接人的人都散尽了，一个陌生的小伙子捏着一张我在北医校园里拍的彩照来到我跟前，问我：是不是这个人？我说：是。就这样，我跟着又一个陌生人从东站到西站，转乘另一列火车去了另一座陌生的城市——塞格德。

　　这次，我坐的是一个八人连座的旧包厢，没坐多久，老化的皮革椅面就黏住了裤子，暖气烧得热气扑脸。车速不快，但颠簸得厉害，身边坐着命运派来引领我的陌生男子，对面是一位低头读书的金发女郎。车开了一会儿，当我确定她在读英语课本后，就厚着脸皮与她搭讪。女孩中途下车，我匆匆请她留下了地址，并上赶着帮她拎行李。然后，我伏在车窗上朝远去的她挥手。又是一次从陌生到陌生，不过在这两个陌生之间，我感受到的是无限可能的希望维度。那一刻的我，那一刻我的心扉是朝全世界敞开的，敞向世界上所有的人。

　　列车继续开动，进站，离站，人上，人下；我继续坐在包厢里，跟新上车的陌生人搭讪，告别，或将脸贴在灰蒙脏兮的车窗上朝外眺望。

　　鱼缸！在我的脑际第一次浮现出这样一个意象，感觉自己是一条鱼缸里的鱼！自己在游，别人也在游，但无论多少次擦身而过，都无法有真实的碰触；鱼在游，鱼缸也在游，空间在游，时间在游，世界上的一切都在游，充满了变数，也充满了可能。就像艾斯特哈兹说的，“陌生意味着无限可能”。1991年时，我真的很年轻，年轻得让现在的自己嫉妒：体重62公斤，腰围二尺二，俊朗得不输给小虎队，书生意气，精神满满，对未来既不知道也不猜测，我更不曾料想我会在这里认识凯尔泰斯、艾斯特哈兹、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和纳道什，不仅让自己俗气的名字跟这些高贵的名字发生了联系，还让他们的灵魂潜入了我自己的，并借助于文字融到了一起，慢慢地，偷偷地，通过翻译和写作，让他们跟我共生在一副躯壳里。

　　2 拉斯洛：我认识的第一位匈牙利作家

　　塞格德是距离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边境都很近的边城，像是布达佩斯的缩小版，也很古老，黄色，有哐当当、丁零零的有轨电车和墙皮斑驳的黄房子。我到那里的第二周，就结识了当时在大学教书的海尔奈·亚诺什。亚诺什是位文化名人，1989年体制变革后，他在新闻自由后的第一时间创办起影响至今的政史杂志《2000》，现在任国立图书馆馆长。

　　1993年的早春，我在亚诺什家遇到了小说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我清楚地记得，亚诺什当时告诉我说，拉斯洛是当代匈牙利最好的作家。不过那时候我还不懂匈语，还没听说过《撒旦探戈》，不知道他好在哪里。庆幸的是，语言的障碍并没影响我跟他的缘分，拉斯洛一年前刚出访过中国，正对中国文化走火入魔，并出版了一部游记《乌兰巴托的囚徒》。就在亚诺什家见面的当天晚上，拉斯洛执意开车把我带回家，带到两百多公里外乔班卡山乡里的一幢石头屋去。黎明，当汽车停在院门口时，天光已破晓，林鸟叽喳，在晨雾缥缈的栅栏门前站着一位金发碧眼的美丽少妇，她就是作家的第二任妻子伊娃。

　　我在乔班卡一住就是两个星期，日子都过得很浪漫。每晚睡前，作家都会挑选几本画册放在我床头，然后跟我道“晚安”；早晨起来，他不是坐到钢琴前弹爵士，就是抱着吉他唱西班牙情歌，伊娃带我去镇子上采购，回来后一起给壁炉添柴，在厨房里做饭。离开那里时，拉斯洛送了一本签好字的《乌兰巴托的囚徒》。事后，我问他为什么那样“善待”我？他的回答很简单，简单得让我有些失望，他说，我是他在匈牙利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

　　几年后，拉斯洛在另一座山乡皮利什-圣拉斯洛盖了一幢日本风格的木屋，风景极好，邀我去住过好多次。再后来，他结识了现任妻子多尔卡；女孩因他读了中文系，还跟我学过一段时间书法。1999年，我陪作家到中国采风，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一个月，回到布达佩斯，我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好奇，很想知道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很巧，当时我随亚诺什夫妇搬到布达佩斯并住在他们家。亚诺什刚出版了拉斯洛的短篇小说集《仁慈的关系》，顺手给了我一本，我则随手翻开一页，搬着匈英字典读起来。要知道，当时我的匈文水平只够读电视周报，读拉斯洛的小说，我几乎每个词都要查字典。就这样，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一篇《茹兹的陷阱》，并且作为自学练习，把它翻译成了中文。

　　就从那次，我染上了“翻译瘾”，在之后的两年里，我闷头翻译了几十篇不同作家的小说，直到凯尔泰斯获诺贝尔奖。现在回想，正是我有生以来做过的那第一篇翻译把我引上了文学翻译之路。无知者无畏，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拉斯洛岩浆般涌流的长句属于匈牙利文学中最难读的那类，否则我肯定不会有那么大的胆量翻译它。从这一点看，对于勤奋、执着的人来讲，“缺少自知之明”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当然我也得益于青年时大量的文学阅读。2006年，魏心宏请我在《小说界》开辟“外国新小说家”专栏，第一期登的就是《茹兹的陷阱》。

　　去年，拉斯洛获得了国际布克奖，有记者查知我是第一个把他介绍到中国的人，便顺藤摸瓜地找到我问：我怎么会有这么准的眼光？我的回答也很简单，套用了拉斯洛当年回答我的那句话说：不是我的眼光好，只是因为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匈牙利作家。

　　3 和凯尔泰斯如影随形的岁月

　　偶然也是必然，就像鱼缸里的鱼注定会跟别的鱼相遇，只是你注意还是没注意而已。2002年，凯尔泰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全世界人都在问“凯尔泰斯是谁”，而我，早在两年之前就在拉斯洛家里见到过他，只是当时我和老人都不可能想到：有朝一日，我俩的名字会被印在一起。

　　通过一串戏剧性巧合，我跟作家社编辑郭汉睿、朱燕合作，翻译了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另一个人》、《英国旗》和《命运无常》。将近两年里，在国王大街一间24平方米的小屋内，我几乎不吃不睡、不更衣不洗澡地昼夜伏在键盘上，与其说在翻译，不如说与作者面对面地对话。对我来说，翻译这些书是一个发现世界的过程，一个试尝表述自我心灵冒险的过程，在这个近乎自虐的过程中，我感到一种经过疲惫、费解、沉重和那种窒息后的喘息和理解后的兴奋。

　　“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谎言一直是真理；但是到了今天，就连谎言也不再真实了。”“也许，我们之所以能够承受生活，一方面因为这生活竟如此的不真实；另一方面，由于意识总在不断地窥视所谓的真实，它渴望真相。”每翻译完一句这样重如磐石的话，我心里都感到多了一丝光亮，在自己并不能算短的漂泊中，从未感到会与另一颗心灵如此贴近！尤其是，当我得知凯尔泰斯是在多瑙河对岸一个28平方米小屋里写下这几本书后，我甚至在空间中也感觉到了一种欣喜的默契。

　　“知道吗？我跟您同居了整整两年！”这是我见到他时，激动中喊出的第一句话。凯尔泰斯认为自己是自己的合著者，从某种角度讲，我有理由认为我是他的合著者，对于他和他的文字，我确实怀了这样的情感。经过这种亲历，我已将他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反之亦然，也把我视为他的一部分，从中文译本的角度说），以至于我现在读起自己的译本，都能听到他的嗓音。

　　从那之后，凯尔泰斯与我如影随形，他的思想、品质、文字的力量和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甚至在我写自己的小说时，也不时能听到他的声音。在《纸鱼缸》里，我描写了一位从纳粹集中营里幸存的犹太作家埃莱梅尔，有朋友读后问：埃莱梅尔的原型是不是凯尔泰斯？我回答说，从故事上讲肯定不是！因为凯尔泰斯从没回忆过类似的集中营故事，也没有移居到加拿大，甚至从未离开过“现场”。56年革命被镇压后，他本可以随逃亡的大潮去西方，但是凯尔泰斯选择了“留下”，他想“以最近的距离观察这台恐怖的机器是如何运转的”。不过，在埃莱梅尔的骨子里确有凯尔泰斯的影子，比如我在小说里让凯尔泰斯通过埃莱梅尔的嘴说了一句话：“一个人，在自己当过奴隶的地方不可能自由。”埃莱梅尔与凯尔泰斯都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也都是流亡者，只是前者的流亡是地理上的，后者是精神上的。

　　凯尔泰斯说：“只要我想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总会想到奥斯维辛。无论我在思考什么，总要思考奥斯维辛。即便我所讲的（从表面上看）完全是

　　一回事，但实际上讲的还是奥斯维辛。我是奥斯维辛灵魂的代言人。”当我打算在《纸鱼缸》里涉及欧洲历史时，首先也想到奥斯维辛。这并不是我对凯尔泰斯的效法，而是他在我身上附体。表面上我写了一场在枷锁下徒劳的青春之舞，实际上讲述的是脆弱个体在历史中的挣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无可救赎的罪，也有无可辩白的无辜；每个人都是鱼缸里的鱼，虽然不停地游动，穿梭，但是各自孤独，失语。

　　凯尔泰斯还说，不仅感谢奥斯维辛，还感谢从奥斯维辛中幸存的人，“如果你真用这种目的论的眼光审视奥斯维辛的话，那么你显然相信你自己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也许你会干脆这样认为，上帝之所以使你幸存，是因为他选中了你来发现隐藏在奥斯维辛背后的警示。”这句话是督促我将残酷的历史写进小说里的动因之一。想来，无论是佐兰和霁青（书中两个年轻的主角），还是他们各自的父母和三代吉普赛人；无论是写书的我，还是读书的你们，毫无疑问，我们都是20世纪沉重遗产的继承者，某种意义上的“幸存者”。因此，发现悲剧背后的警示，应当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如果你能读明白，那就不是跟上帝的对话了

　　今年是我的悲伤年：3月31日凯尔泰斯去世，7月14日艾斯特哈兹·彼得去世。这悲伤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灵魂里的。想来在我的文学道路上，我将他俩同视为精神导师。与凯尔泰斯相比，我跟艾斯特哈兹的接触更多一些，在翻译《赫拉巴尔之书》和《一个女人》时，我们在邮件中频繁联系。他和我都是夜猫子，我常在午夜给他写信，他常在凌晨回答问题。他的回答总是简洁，风趣；落款简单，一个大写的P。

　　有一次，我为了写一个注释写信给他，问他在《赫拉巴尔之书》中提到的“著名哲学家邵旦（Sadán）”是谁？

　　他很快回了一封邮件，只短短一句：“这个你用不着知道。”

　　我也很倔：“我必须知道。别的名字都加了注，如果这个不加注，编辑会觉得我不认真。”

　　几分钟后，彼得以讨价还价的口吻说：“那好，我只告诉你。这是我自己的小秘密。”

　　“什么秘密？”

　　“纳道什（Nádas），倒过来。”

　　我恍然明白，原来他玩了一个小把戏，以这种方式向他的好友、著名作家纳道什·彼特致意。去年，我跟纳道什提起这事，老人愣了一下，随后想了起来，哈哈大笑。

　　在《赫拉巴尔之书》里，艾斯特哈兹写了一段上帝与赫拉巴尔用捷克语的对话，但翻译出来的句子驴唇不对马嘴。我又写信向作者求教，他的答复一如既往的简短：“如果你能读明白，那就不是跟上帝的对话了。”

　　至于为什么用捷克语，他说：“因为那是赫拉巴尔的母语。”

　　艾斯特哈兹的书总是写得很复杂，字里行间藏着无数的圈套、符号、隐喻和密码。作为译者，我恐怕是最了解他的人。

　　有一次我去巴拉顿弗莱德的翻译之家工作，刚放下行李，就有人轻轻敲门。我惊喜地看到：艾斯特哈兹出现在门口！他说，几天前他就听说我要来，今天特意转道过来探望，问我在翻译中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一次，我们在巴拉顿湖边散步，他告诉我说，虽然他的书已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但是把欧洲的所有语言加到一起，也抵不上翻译成中文这么令他兴奋，我把他的书翻译成中文，就像送他上了一次月球。这也是他为什么肯破例为中文版写序。

　　和凯尔泰斯一样，艾斯特哈兹也是20世纪苦难的幸存者，只是幸存的方式不一样。他没有进过集中营，但他出生地的那个曾在欧洲叱咤了几百年历史风云的伟大家族，在专政下被彻底捏成了齑粉，只留下无法像爵位一样被一夜革除的姓氏——艾斯特哈兹。

　　在欧洲艾斯特哈兹曾是仅次于哈布斯堡的庄重姓氏，在七百多年里，这个家族逐渐强大，进入了中欧诸国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核心。在他的家族中，有人当过大臣、将军或大主教，有的当过州长或宫廷卫队长，彼得的祖父莫里茨伯爵在一战期间当过总理。二战后，家族被削掉世袭的爵位，所有财产被充公，彼得刚一出生就跟着沦为瓜农的父亲马伽什伯爵一起被强迁到乡下。彼得是家族里第一个“天生的平民”。1956年革命失败后，祖父流亡到奥斯利并死在了那里，父亲带着全家迁回到布达佩斯。

　　对于彼得来讲，由于生来就不曾拥有什么，所以也体会不到丧失的痛苦。他在父母的呵护下顺利地成长，踢英式足球，读数学专业，毕业后在机械部干了四年，然后辞职投入了写作。从一开始他就充满了试验性，不仅内容充满了批判精神，而且是一位多变的文体家。从事写作之后，他越来越对家族的过去产生好奇，意识到在自己身上担负了沉重的历史记忆，于是创作了一系列的“家族小说”，最著名的当属《和谐的天堂》，书里用“我的父亲”写了“我祖祖辈辈的父亲们”，不仅折射出欧洲历史的风云变幻，更剖解了个体在历史坐标系上复杂的人生。评论家鲍比茨·阿迪拉称这部书为和谐之书、理解之书、和平之书，更是父子之书，讲述什么是父亲的品质与责任，在这些榜样性的父亲当中，当然包括马伽什伯爵。

　　但是就在《和谐的天堂》将要付印之前，政府解密了一批告密者档案。彼得委托一位在档案馆工作的朋友帮他查查，有没有相关他的告密材料。结果，朋友查出一桩令人震惊的秘密：他深爱的父亲竟是化名“查纳迪”的告密者！曾出卖过许多家族的亲友！

　　“看完这些卷宗我面红耳赤，头晕目眩，我第一次知道身体竟会产生这样的生理反应。”他无法想象父亲生前的双重生活，难以接受自己是在父亲的谎言中长大的事实。他说：“父亲是一个被强权扭曲的人，既是卑鄙的告密者，也是一个好父亲，他既背叛了自己的价值观，同时又把他背叛的价值观传给了我。这是东欧社会最典型的悲剧。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谎言和假面，既然我无法描绘真实，那就描绘假面吧。”两年后，他又写了一部《修正版》，揭露了政治的卑鄙和父亲的谎言。

　　在《纸鱼缸》里，我也写了告密者的故事：一个告密的妻子和既被告密、又告密别人的丈夫，而且，他们的身世也是贵族。他们的原型既来自彼得的父亲，也来自赫塔·米勒的好友奥斯卡·帕斯提奥，当然，也可以说有着冯亦代、赵济年或舒芜的影子，毕竟我们两国的历史有着惊人的同步与相似。在写《纸鱼缸》的过程中，艾斯特哈兹的一段话总在我的脑海里回响：“所有的一切都要他来记忆，还有所有的人；他母亲的记忆要成为他的，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父亲的记忆要成为他的，邻居的记忆要成为他的，义务警察的记忆要成为他的，所有的一切……”我把这段话当做创作《纸鱼缸》的内核。在我的讲述里，让偷渡者霁青承受了一切——他父母的记忆，邻居的记忆，佐兰的父母和邻居的记忆，本民族的记忆，他民族的记忆，“反右”与“文革”的记忆，大屠杀与专制的记忆，当然还有他自己的青春记忆，最后所有的记忆都封闭在霁青的体内，用身体记忆的真实抵抗虚构的历史。

　　如果说，艾斯特哈兹用《赫拉巴尔之书》向赫拉巴尔致敬，那么《纸鱼缸》则是我向艾斯特哈兹和凯尔泰斯的致敬之书。我喜欢陈晓萍读完《纸鱼缸》说过的一句话：“这段历史于我们是如此的熟悉，在我们不忍直视自己的历史之际，他人的历史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的来路。” 余泽民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