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王国维赞誉为“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之一。

他年轻时编著的一本字典，至今仍是很多古文字工作者案头的必备之书。

他28岁才北上求学，以中学生的身份叩开北京大学校门，一跃成为北大研究生。

国家动荡之时，他费尽心力收藏国宝，又在国家需要时将毕生所藏悉数捐给国家和人民。

容庚这个名字，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些陌生。然而在古文字尤其是金文领域，他是一位绕不过去的学术大家。

容庚（1894－1983年），原名肇庚，字希白，初号容斋，后改颂斋，东莞莞城人。毕生致力于学术，尤精于金石之学，书画、碑帖均有涉猎，编撰专著30余种，成就卓著，嘉惠学林。

南粤小邑东莞为何能够孕育造就容庚？年少容庚治学为何始于金石？容庚何以从中学生一跃成为北京大学研究生，再成长为学术大家？又如何将毕生投入治学与为国收藏？

寻常：也曾贪玩

金文，是什么样的文字？

铸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文字，就叫金文。之所以叫“金文”而不是“青铜器文”，是因为周朝时把铜叫金，铜器上的铭文就叫“金文”或“吉金文字”。正在东莞展出的容庚的作品和收藏中，有很多这样的文字，让观众兴致盎然。

容庚曾说，所谓古文字，就是我们老祖宗用过而今天还不认得的字。容庚为什么要研究这么“偏门”的文字呢？

在容庚的年代，东莞只是一个小县城，但其实，它有着绵长的文脉。

东莞展览馆展品部主任杨叶帆和她的伙伴们做了大量关于容庚的研究。她介绍，唐宋以来，随着氏族南迁及经济发展，东莞讲学育才之风渐浓。特别是明清两代，政府兴学，官员促学，乡绅助学，宗族重学，公私学馆众多且体系完备。“仅在容庚出生地莞城，不足1.5平方公里内就设有传统学馆18所。”

容庚出生在东莞的两大名门望族，祖父容鹤龄是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并且殿试三甲第八名，而外祖父邓蓉镜是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容庚的成长离不开四舅邓尔雅，他曾说没有邓尔雅，就没有容庚。

邓尔雅青年时留学日本，学美术，诗、书、画、印兼通，尤善治印。刻印在南方卓有声誉，名震一时。邓家治印到邓尔雅已经传了11代，邓尔雅曾说，“我家篆刻寻常事，不断相传有印人。”

容庚少时就跟着邓尔雅学治印，治印需习字，邓尔雅认为不认识这些字，何谈治印？于是容庚就由印及字，对金石古文字的兴趣大增。许慎的《说文解字》、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以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都是容庚时常翻阅的书籍。

容庚的弟弟容肇祖回忆他们少时随邓尔雅学习的经历时写道：“从刻印的兴趣，他（邓尔雅）步步深入地把我们的学习中心纳入正常轨道，使我们青年好奇意识自觉地转到必读文史古籍等方面去。”

《说文古籀补》是容庚首选的参考书，这是当时最全的一本金文工具书，但也恰恰是因为这本书，让容庚产生了补辑之志。“因为容庚觉得这本字典还不够全，他要编一本更新更全的出来。”杨叶帆说。

《金文编》初稿手稿

容庚自1917年中学毕业后，一边在东莞中学教书帮补家用，一边编写《金文编》，历时6年完成了4册《金文编》初稿。《金文编》里收集了很多商周到秦汉时期的文字，而且开创性地收录了图画文字。一直到现在，《金文编》仍然是很多古文字工作者案头的必备之书。

容庚一个中学生，就能编出如此旷世巨作，让人不禁好奇，他是不是天纵之才？其实，他也只是一个寻常人。容庚少时也曾沾染恶习，他曾说：“嗜赌博，纸牌、天九、麻雀、鹘子、象棋之属靡不喜。间复吸鸦片、饮酒为乐。母知之，辄痛责，责而悔，悔而改，至于再三。余之不终于堕落者，母之教也。”

嗜赌博、吸鸦片、好饮酒……母亲邓琼宴十分痛心，除了耐心劝解之外，邓琼宴还仿效孟母，随着邓尔雅辗转广州与东莞两地陪读，希望容庚能够多受舅舅教诲，找到人生前进的方向。母亲去世后，容庚在《颂斋吉金图录》序中写道：“慈母见背，欲养不待，所以报母者，惟当自奋于学。”

跳级：从中学生跻身研究生

在东莞中学任教的时候，容庚就萌生了升学深造的念头。1922年，容庚与三弟容肇祖一起北上，经过天津之时，拿着邓尔雅友人写的介绍信去拜见了罗振玉。当时罗振玉已经名满天下，是甲骨文研究方面赫赫有名的学者。

虽然只是一个中学生所写，但《金文编》让罗振玉动容，他认为，自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之后，虽历来有学者研究古篆，而未有系统成书的，容庚却做成了他想做却一直没有做的事，于是立即写信给北京大学的马衡教授，称赞容庚“治古金文，可造就也”。

马衡接到信后非常重视，可他不知道容庚在哪里，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已经考进朝阳大学法律系的容庚。马衡看过《金文编》后，认同罗振玉“可造就也”的看法，决定不予考试，破格录取只有中学学历的容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

1923年北大国学门师生合影，容庚为中间一排，左起第9人

在北大半工半读时，容庚继续修订《金文编》，苦思焦虑，几忘寝食。在名师指导下，数易其稿。1925年，《金文编》写成。本来罗振玉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但由于当时研究金文的人很少，出版费用贵，商务印书馆最后决定不予出版。罗振玉获知消息后，再次施以援手，以其经营的书店“贻安堂”名义出资印刷发行。这对容庚是莫大的帮助，一书写成天下知。

《金文编》为研究商周文字开辟了一条方便的道路，是我国第一部专科性的金文大字典。王国维在《金文编》序中说：“其书祖述中丞而补正中丞书处甚多，是能用中丞之法而光大之者。”中丞即吴大澂，王国维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赞誉。

容庚能成为著名的学者，离不开他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容庚一生从未停止过求学、治学之路，《容庚北平日记》中，约有九成内容都是关于日常研究工作，如翻阅资料、草拟论文、编撰著作、校改稿件等。

容庚以“五不如”对比自己与郭沫若、唐兰、于省吾、商承祚、吴其昌等当世学者，“目光锐利，能见其大，吾不如郭沫若。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兰。咬文嚼字，细针密缕，吾不如于省吾。甲骨篆籀，无体不工，吾不如商承祚。操笔疾书，文不加点，吾不如吴其昌。”

然而，他又话锋一转，说道：“若锲而不舍，所得独多，则彼五人似皆不如我也。”

容庚把这种“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也传予他的学生。他鼓励学生说，要学会古文字并不难，自己当初学金文时还是个中学生。容庚的学生、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说，容庚和商承祚两位前辈对他的影响很深，“尤其是容老一贯提倡‘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自强不息精神，是我的座右铭。”

罗振玉、王国维、梁启超等前辈学者对容庚学术上予以了很多无私的提携，对容庚影响很大，他也将这种关怀与帮助给予他的学生。有学生找不到资料，容庚找到了当晚就骑自行车到学生宿舍送上门。

在易新农、夏和顺合著的《容庚传》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容庚对最后一批学生，仍然坚持每周两次去学生宿舍与同学们谈心、谈学问。每来一次学生们就在墙上刻一杠，转眼“正”字已经成行。容庚的学生、岭南书法大家陈初生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八六高龄乐育才，殷勤传语寄情怀。墙头正字应犹在，记得先生数度来。”

师友圈

由字及器：抱残守缺，为国收藏

从1922年来到北京，到1946年南下任教，北京见证了容庚20多年间“由文字而及器物，由器物而及于史迹”的治学发展，也见证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鼎盛时期。

金文研究离不开器物。1926年，容庚得到一个近距离研究古铜器的机会——他被聘为古物陈列所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研究故宫所藏的海量古器物。

当时的委员会里，容庚最为年轻。他虽对古铜器不太了解，但精通金文，可以通过文字来辨别古铜器的年代和真伪。在每周的鉴定会上，大家就器物的形制、名称、年代、真伪、铭文等问题各抒己见。容庚经常与其他专家认真争辩：别人说真，他说假的；别人说商代，他说周代。后来容庚对人说，他并非好辩，只是想从辩论中学到别人鉴别铜器的知识。

容庚如鱼得水，一头扎进故宫浩瀚的文物海洋中，研究领域也开始从古文字拓展到古器物。其弟容肇祖在撰写的回忆文章《容庚传》中说，“故宫的珍贵古器和古器物资料，琳琅满目，像海洋一样蕴藏丰富，开阔了容庚的古器物研究的视野。这些古器物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他的研究热情。”

此后，容庚更是钻进青铜古器的研究中，一发不可收。在鉴别了众多真伪杂糅的青铜器后，他先后编著了《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等多部著作，对青铜器进行不懈的研究和考证。之后，更是以8年的时间专门研究商周青铜器，系统而全面地编著了《商周彝器通考》。

这一集大成之作，让青铜器的研究由旧时金石学迈向了近代考古学的范畴，被学界评为“具有青铜研究历史上里程碑意义”。这本书也成为青铜器研究者的必备书籍。

“清宫鉴宝”对容庚的另一个影响，是开启了他收藏青铜器的人生。

受聘燕京大学后，月薪涨了不少，再加上写文章和印书所得，容庚手头宽裕许多。北京的琉璃厂不时便会出现容庚的身影。虽不比一掷千金的大收藏家，但他购藏的器物中，也不乏栾书缶、越王剑、王成周铃等精品。

容庚购藏青铜器最初的出发点，是为研究古文字、铜器提供实物材料。随着收藏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趣事也越来越多，容庚更是乐在其中。有一个汉代青铜杯“破镜重圆”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

1931年，容庚在古玩摊上发现汉代青铜残杯半只，上有铭文“丞不败利”四个字。容庚不解其意，但因残杯造型别致、纹饰精美而买下。数月后他再逛琉璃厂，又发现了另外半只残杯，铭有“厚世”二字。两个合起来便是完整的铭文：“丞不败，利厚（后）世”。时机的巧妙、铭文的吉祥寓意，都让人不禁感叹这是“天作之合”。

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占东北，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让包括容庚在内的爱国人士愤怒不已。让容庚愈发痛心的是，外国人趁火打劫导致大量中国珍贵文物外流。为使文物免于流失，他更是节衣缩食，宁受困苦也要购藏大批珍贵的古籍、书画、青铜器等，希望以一己之力，帮助国家留住更多的国宝。

在1933年出版的《颂斋吉金图录》序中，他说：“商周彝器非寒士所敢望，然环顾宇内，干戈扰攘，所出日多，政府莫能禁，有博物馆出而求购者乎？无有也。此种种者不流海外，将安所归？抱残守缺，亦余之责也。嗣是厂肆时有游踪，力所能购，间取一二。”

一己之力毕竟有限。1934年，在燕京大学容庚的寓所，容庚发起组织成立考古学社，社员遍及大江南北，涵盖金石学家、古器物学家、田野考古学者等，成为当时考古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团体之一。容庚创建考古学社，其首要目的是保存国家古物，以防流失。

除了研究收藏青铜器外，容庚作为古文字学家，以学治藏，购藏了古籍善本1万余册、历代书画1200余件，还藏有甲骨、金石拓片、丛帖、名人信札近千件。深厚的学术修养使其独具慧眼，在书画收藏方面独辟蹊径，“人弃我取、以小博大”。容庚喜欢成系列收藏，而且爱好收藏乡人之作，整理和研究乡邦文献，为传承发扬东莞历史文化作出贡献。

容庚晚年时，秉持“文物乃国家之公器”之念，将毕生所藏陆续捐给国家。去世后，他的亲属继承其遗志，更是将他的众多收藏捐赠予各收藏机构。

1956年，捐赠广州博物馆青铜器95件，书画21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和甲骨一批；分批捐赠历代书画给广州美术馆，总计1083件（套）。

1975年，捐赠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甲骨13片。

1980年，捐赠中山大学图书馆金石文字、书画、古文学研究书籍、古籍善本、拓片等130多箱，10000余套（册）。

1998年，由家属捐赠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古籍善本、金石拓片、名人尺牍、往来信札、著作手稿校本、刻本、抄本等460个文物号；由家属捐赠文物文献、古籍资料一批给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

据粗略统计，多年来，容庚及其亲属共向社会捐赠了200多件青铜器、1200余幅书画、万册以上古籍善本，质量数量都令人叹为观止。

容庚的女儿容璞记得父亲曾对他们说，“这些东西是一本本搜集回来的，终于成系统。我走后，物随人归。你们要你们挑，但重要的就不要挑了。”

“聚实不易，散则何难？与其身后任其散失，不如现在就完整地献给国家，让更多的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更好的成绩来。”容庚生前曾说。

这些古物在他手上时，曾结出耀眼的学术成果。到了晚年，他把一生心血所汇聚的古物贡献出来，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研究，让这些书籍和珍品化作满天星星，点亮人们前行之路。

这是一代收藏大家与文化大家的赤子情怀。

“容庚与东莞”展览序厅

“容”归故里：身后的故乡，永恒的追寻

99年前，28岁的容庚从南粤小邑东莞出发，毅然踏上北上的道路。今天，在他的故乡东莞，名为“容庚与东莞”的主题系列展览正在展出，为后人细细讲述百余年来容庚的故事。

“学术文化大师只有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才能养成。深厚的家学渊源、良好的成长环境，以及政府和教育机构的奖掖提拔，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容庚北平日记》整理作者夏和顺说，正是由于具备上述条件，特别受益于东莞地方当局重教兴学的奖掖措施，容庚才能从大批学子中脱颖而出。

生长于东莞，容庚在这里得到深厚的文脉滋养，为研究打下坚实的根基。北上求学期间，容庚也一直得益于东莞明伦堂的资助与莞籍同乡的照拂。

东莞明伦堂原是学宫讲学之所。民国时，明伦堂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尤其大力支持教育事业。新式教育兴办之后，明伦堂出资筹建5所中学，资助东莞全邑从幼稚园到师范学校等200多所公私学校，还设有大中学生留学津贴及奖学金等。一批批像容庚一样的优秀莞籍学子得以赴京、留洋深造，并在各个领域多有建树。

《容庚北平日记》中记载，容庚、容肇祖兄弟于北京读书时就受到东莞明伦堂的资助，甚至容庚长女容琬上大学时也受到资助。

寓京20余年间，容庚结识众多良师益友的朋友圈，也离不开东莞乡谊纽带。烂缦胡同的东莞会馆和上斜街的东莞新馆，见证了容庚会见亲友、交流学术、乡邦往来的点点滴滴。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容庚一家更是在东莞新馆居住了四年多，成为艰难时期安身立命的庇护所。

1946年，53岁的容庚回到广州，成为岭南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兼《岭南学报》主编。此后，他悉心培养人才，潜心书画研究，编纂了《丛帖目》《颂斋书画小记》等著作。他还积极反哺家乡东莞，担任了明伦堂教育委员会委员，为东莞历史文化研究作出贡献。

1983年，容庚离去。

近40年间，他始终心系的家乡，模样已经大不一样。

千年莞邑，孕育了包括容庚在内的无数文人名士。从位于莞城区旨亭街的容庚故居出发，沿着悠悠东江水，东莞的历史文脉和如今的城市文化正在巧妙融合。这个被更多人熟知的“世界工厂”，一直被绵长深厚的文脉滋养。

东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晓棠说，作为一座跨入千万人口级别并朝万亿GDP迈进的年轻的移民城市，东莞需要更深入地研究梳理历史文脉，让市民认识、认同和传承城市的根基，与城市共荣共生。东莞的“十四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塑造与湾区都市地位相匹配的文化优势。

在岭南四大园林之一的东莞可园，“容庚与东莞”的主题系列展览中，容庚先生旧藏铜器全形拓片展和东莞藏容庚文物展就在这里展出。许多观众带着好奇步入展厅，带着钦佩与感动离去。

“容庚是一本有营养的书，我们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记住他。”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董红说，希望借此找到东莞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根脉，让东莞焕发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文化光芒。

文/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黄浩苑、邓瑞璇

编辑/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