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雄伟坚毅的美德……

一种心灵的静穆之光。”

在1777年初与休谟的《我的自传》一道付印的一封致斯特拉恩的信中，亚当·斯密写道：“我们最杰出、最永誌难忘的朋友就这样与世长辞了，毫无疑问，对于他的哲学观点，人们将见仁见智，褒贬不一，但对于他的品格和为人，人们却众口一词。实际上，他的脾性看上去有一种完美的平衡——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仅就这一点而言，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望其项背。甚至在命运多舛时，他那最为艰辛和必要的俭省，也从未妨害他在合适的场合施行仁善和慷慨之举。他的俭省不是建基于贪婪，而是建基于对独立的热爱和珍视。其天性的极端温厚，从未削弱其心灵的强固或意志的坚定。他恒常的快乐是其善良天性和良好脾气的自然流露，并为细心和稳重所节制，而不掺杂一丁点的恶意。正是这种恶意，常常成为其他人身上那种令人不悦的所谓机智的源头。休谟先生也揶揄人，但其本意绝非伤害人，因此，他的揶揄远非让人觉得受到冒犯，而是每每让人感到快乐和愉悦，甚至那些被揶揄的对象也是如此。在朋友们——他们常常是他揶揄的对象——看来，在休谟先生所有伟大而亲切的品性中，再也没有什么比揶揄更能增添其谈话的魅力了。虽然这种欢快的脾性在社交中最令人愉悦，但它常常与那些轻佻浮薄的品性相连，但是在休谟那里却与最勤勉的努力、最广博的学识、最深刻的思想相伴。就整体而言，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我一直都把他视为一位高才大德之士，一个近乎完美的人格典范，这也许是人类脆弱而不完善的本性所能臻至的顶峰。”亚当·斯密最后一句话显然是有意与柏拉图《斐多篇》的最后一句话遥相呼应。

公众对于休谟之死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其生命最后几周所表现出的哲学式的泰然自若(philosophical tranquility)。对他的这一举动的攻击和辩护之词充斥着报章杂志。对于那些心胸狭隘的虔敬之徒而言，他们的失望之情肯定溢于言表。这一方面是因为，面对死亡，这位哲学家从未表现出任何畏惧的迹象；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从未求助于宗教的慰藉。相反，对于爱德华·吉本和“开明之士”而言，休谟之死是“一位哲学家爱之死”。正是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亚当·斯密构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以对《我的自传》中饱受争议的段落作出解释，并旗帜鲜明地对大卫·休谟——不仅作为一位哲学家，更作为一个人——表达出自己的万分崇敬。毫无疑问，在写这封信时，斯密承受了巨大的情感压力：他不仅犯难于休谟矢志要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的决定，而且也为自己谨慎地拒绝为它承担责任，从而让其挚友深感失望而歉疚。故而，斯密写给斯特拉恩的信，既是为了纪念休谟，也是为了拯救其自身良心的不安。这封信确实展现了斯密大无畏的勇气，因为他已充分地意识到了这封信所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后果。

随着《我的自传》以及斯密书信的面世，对于休谟的攻击也变得越发疯狂而肆无忌惮。十年之后，面对由自己这一友好举动而引发的公共反应，斯密仍感愤懑不平，他抱怨道：“与我炮轰整个大不列颠的商业体系相比，我因我们的友人大卫·休谟先生近来的辞世而草就的、完全无害的一纸薄文，竟然招来了不下于十倍的谩骂。”

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雕像

在休谟出殡那天，出于病态的好奇，詹姆斯·鲍斯维尔不仅事先打探了休谟尚未启用的墓穴，而且之后当悲痛欲绝的送葬队伍将休谟的尸身安葬于墓穴时，他还躲在墙后窥伺。但鲍斯维尔并非是唯一的好事之徒。故而，在落葬后的那一周，因有大量闲杂人等的围观和窥伺，休谟家人觉得有必要派两个守卫在夜间看护休谟的陵寝，以免遭到破坏和亵渎。此后不久，鲍斯维尔向约翰逊博士建议道：他应该“连带着将斯密与休谟一起敲打，以便让那些自负而招摇的背教者名誉扫地”。当鲍斯维尔告诉约翰逊，休谟曾公开表示“他能够坦然面对死亡”时，“他撒谎，”那位道学家反驳道，“那是他的虚荣心在作怪。人不可能不惧怕死亡，不可能在离开所有已知事物，并进入一种未知状态时仍泰然自若。”“你要知道，依照他自己对于灵魂死灭的看法，他没有理由不撒谎，”约翰逊继续狡辩道。

虽然约翰逊这一套缺乏逻辑的说辞，并未让不谙哲学的鲍斯维尔感到有什么不妥，但他仍感心绪难宁：他所了解的像大卫·休谟这样的一位大好人，必定是一位基督徒，至少私下里是如此。直到1784年1月8日，鲍斯维尔终于揭开了他在休谟身上所发现的那个谜团，这让他倍感满意。我们的这位传记作家在其“日记”中写道：“我从一场美梦中醒来。在梦中，我发现了大卫·休谟所珍藏的一本日记。就日记来看，尽管出于虚荣，他发表了一系列宣扬怀疑主义和渎神背教的论著，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基督徒，而且非常虔诚。我估计，他之所以还能保持内心的宁静，或许是因为他抱有这样的想法：在炫示才华的过程中，无论他以什么样的面目示人，他的宗教从未忤逆上帝和自己的良心。（我不确定这是否只是梦中的想法。）我认为我在他的日记中读到了一些精彩的段落。我不确定我到底是在星期四晚上，还是星期五晚上做了这个梦。但在我醒来后，其中的一些情节竟如此栩栩如生，以至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愿相信它只是南柯一梦。”经过此次导泄之后，鲍斯维尔对休谟的态度有所软化，而在其已版著作中，他也降低了其日记中某些粗鄙段落的调门。

不像鲍斯维尔，蒙博杜勋爵以如下讥诮之言直接表达了他对于休谟的反感：这位哲学家在临终时所忏悔的不是他的罪，而是他的苏式英语（Scotticisms）。

1777年，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休谟那两篇扣而未发的论文以《论文两篇》为题遭到盗印，并流入市场。不仅如此，两年后，遵照休谟的遗愿，其侄子大卫也将其《自然宗教对话录》如期付印，这再一次强化了公众心目中休谟作为背教者的名声。休谟对《自然宗教对话录》一向倚重，而它现在也早已位列哲学经典之林。它表明：休谟拒绝将宗教奠基于形而上学的所有尝试。它还进一步说明：建基于事实和科学方法的宗教将发现，它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超越人性和自然界而进入到超自然领域。斐诺（Philo）就这个论题所做的最后陈词，实际上也是休谟的最后陈词：

假如整个自然神学……能够简化为一个简单的、但却有些含糊的，至少是未经界定的命题，也即宇宙中秩序的因或诸因可能与人类理智又某些遥远的类似（remote analogy）；假如这个命题不能被推而广之，并加以灵活运用，或给出更为具体的说明；假如它不能提出足以影响人类生活的推论，或不能作为任何行为或禁戒的根据；假如这个不完善的类似不能超出人类理智之外；不能以任何貌似的可能性推至于心灵的其他性质；假如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最善于探究、最善于深思、最虔信宗教之人，除了像往常一样对该命题给出一种明白的哲学认可，并相信该命题所赖以建立的论证胜过对于它的反驳以外，他还能做什么呢？诚然，对象的伟大自然会引起某种惊奇，它的晦暗会引起某种伤感：也即对于人类理性的某种藐视，因为即便是对于如此非同寻常、如此恢弘庄严的一个问题，人类理性也不能给出更为满意的解答……

这段临终之言是休谟在1776年做最后修订时补入《自然宗教对话录》的。

时至今日，休谟的声音继续在我们的耳畔回响，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倾听。正如杜波斯神父所指出的那样：“每个民族都拥有一套以自己的语言所写就、为自己的民族所独有的经典，但除此之外，人们还拥有一套为所有的民族所共享的经典——也即人类的经典。”毫无疑问，休谟为人类经典做出来卓越的贡献；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终其一生，休谟在遵从他自己的训诫：做一个哲学家，但在你所有的哲学中，你依然是一个人。

在《我的自传》的结尾，休谟对自己有一段冷静的、从未被成功质疑过的评价：

现在，我可以回顾一下我的性格，并以此结束此文。我的为人，或者宁可说，我从前的为人（因为我现在说到自己时，应该用这种过去的说法；这样一来，倒使我鼓起勇气来，吐露自己的意见），和平而能自制，坦白而又和蔼，愉快而善与人亲昵，最不易发生仇恨，而且一切情感都是十分中和的。我虽是最爱文名，可是这种主情也并不曾使我辛酸，虽然我也曾几度遭遇挫折。青年人和不自检束的人也乐于与我相处，正如勤恳的人和致力文艺的人乐于与我相处一样。我因为与谦抑的女子相处，觉得特别快乐，所以她们待我也很好，使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总而言之，许多人虽然在别的方面都很超卓，可是也往往遭到人的怨谤，致使自己不悦。至于我，则不曾被诽谤的毒齿所噬、所触。我虽然置身于各政党和各教派的狂怒之下，可是因为我对他们平素的愤怒处之泰然，他们反而似乎失掉了武器。我的朋友们从来没有遇见任何机会，来给我的品格和行为的某些方面辩护。狂热的信徒们并非不愿意捏造并传播不利于我的故事，但是他们向来找不到可以令人有几分相信的事实。我并不是说，我给我自己所写的这种安葬演说没有掺杂任何虚荣心，不过我希望，我的这种虚荣心并没有放错位置。这是一件容易弄明、容易稽查的事实。

正是通过这种平静的方式，休谟将对其性格作盖棺之论的任务留给了后人，一如其所留下的“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的碑文。但至少其传记作者不能回避这一挑战。我想表明的是，在临终前13天对《道德原则研究》所做的最后修订中，休谟已对自己——既作为一个人，也作为一名思想家——做出了定评。因此，其完整的碑文应当如下：

大卫·休谟

（1711-1776）

“故而，就总体而言，谁也无法否认，唯有最显著的仁慈之心才能赋予人类以更高的价值；而仁慈之心的价值至少部分地源于其增进人类福祉和促进人类社会幸福的倾向。”

休谟墓

本文选自[美]欧内斯特·C.莫斯纳：《大卫·休谟传》，周保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四十章。

感谢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