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孙悟空”这个形象，是中国人最受欢迎的神话英雄。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游记》这部小说本身家喻户晓，而是中国进入现代以后，一些列“思想—社会革命”的反抗性议题中，孙悟空这个来自社会底层的神话英雄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内涵受到现实诉求的刺激，又重新被赋予了更为“现代”的内涵。（在浙江版《西游记》中，出现了那句雷人台词：“我老孙造反就是为了替天下英雄争一个平等和自由！”——这是1776年的费城猴？）以至于孙悟空文本形象则形象变得模糊起来。

　　就孙悟空的文学形象而言，存在两个面向：一个是大闹天宫时期的反叛形象，另一个则是向西取经时期的忠心形象。在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形象断裂之间，现代中国人因为社会秩序及个人本体的重新理解，几乎一边倒的欣赏的是那只“反叛猴”，而非那只“忠心猴”。所以，就文本而言，无论是当年动画片《大闹天宫》或者是“86版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其实都是现代人将时代情境代入后，根除了其本身所具有的“妖性”，重新诠释出来的“反叛英雄”，和现在通行的百回本中的孙悟空的文本形象相去甚远（其实就文本形象而言，《西游降魔篇》中的“花果山十三太保”倒是比较贴切。）。但本文标题所预告的“孙悟空”形象进化史上的基因突变，到不是聚焦“孙悟空”本文定型后的在现代传播史和接受史层面的一次演变（可以肯定，看过“86版西游记”的人远比看过小说的人多，即使看过小说的人，对于《西游记》的认知也几乎可以肯定会被电视剧严重“污染”。），而是讨论“孙悟空”本文未定型前的在进化史上的形象形成。

　　如前所述，从文学批评角度而言，《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存在性格的严重断裂，而事实上，就西游记本文形成史的文献学而言，同样能够佐证这个深刻的文学批评结论。就现在通行的百回本《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构成主要是两个系统，前七回的“大闹天宫猴”和后八十九回的“取经猴”其实是各自独立形成的故事系统，最后大致在明代糅合而成（另外四回中的玄奘身世和太宗入冥亦是两个独立的故事。），在意识到这一层文本裂缝，进而导致的人物性格断裂，我们再来回顾在学术界关于“孙悟空”血统的争论，才能建立起正确的姿势。

　　“中华田园猴”

　　历来关于“孙悟空”血统的争论就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现在看来，相关的讨论大概至少有三十篇论文。基本可以将几种观点概括为“中华田园说”、“生物入侵说”和“混血说”。最早对于孙悟空身份归属提出观点的是鲁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

　　宋朱熹（《楚辞辨证》中）尝斥僧伽降伏无支祁事为俚说，罗泌（《路史》）有《无支祁辩》，元吴昌龄（实为明杨景贤——引者注）《西游记》杂剧中有“无支祁是他姊妹”语，明宋濂亦隐括其事为文，知宋元以来，此说流传不绝，且广被民间，致劳学者弹纠，而实则仅出于李公佐假设之作而已。惟后来渐误禹为僧伽或泗洲大圣，明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于是禹伏无支祁故事遂以堙昧也。

　　鲁迅所谓的“孙悟空”的原型来自于大禹治水时所困妖物“无支祁”的说法，我特意去核对了《太平广记》中的原始出处：

　　唐贞元丁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偶遇征南从事弘农杨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异话奇。杨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汤任楚州刺史时，有渔人，夜钓于龟山之下。其钓因物所制，不复出。渔者健水，疾沉于下五十丈。见大铁锁，盘绕山足，寻不知极。遂告汤，汤命渔人及能水者数十，获其锁，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余头，锁乃振动，稍稍就岸。时无风涛，惊浪翻湧，观者大骇。锁之末，见一兽，状有如猿，白首长鬐，雪牙金爪，闯然上岸，高五丈许。蹲踞之状若猿猴，但两目不能开，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秽，人不可近。久乃引颈伸欠，双目忽开，光彩若电。顾视人焉，欲发狂怒。观者奔走。兽亦徐徐引锁拽牛，入水去，竟不复出。时楚多知名士，与汤相顾愕悚，不知其由。尔时，乃渔者知锁所，其兽竟不复见。”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饯送给事中孟蕳至朱方，廉使薛公苹馆待礼备。时扶风马植、范阳卢简能、河东裴蘧皆同馆之，环炉会语终夕焉。公佐复说前事，如杨所言。至九年春，公佐访古东吴，从太守元公锡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庐。入灵洞，探仙书，石穴间得古《岳渎经》第八卷，文字古奇，编次蠹毁，不能解。公佐与焦君共详读之：“禹理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走雷，石号木鸣；五伯拥川，天老肃兵，不能兴。禹怒，召集百灵，搜命夔、龙。桐柏千君长稽首请命，禹因囚鸿蒙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窬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鸟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鸱脾桓木魅水灵山妖石怪，奔号聚绕以数十载，庚辰以战逐去。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后，皆图此形者，免淮涛风雨之难。”即李汤之见，与杨衡之说，与《岳渎经》符矣。（出《戎幕闲谈》）。

　　因为这段文言文较长，我简单的概括一下：李公佐和杨衡两个人在吹水，杨衡说龟山下的大水中，因为有人垂钓，发现一条大锁链，然后一帮人人用50多头牛把铁链拉了上来，发现锁链绑住的是一只高5丈的大猿猴。李公佐后来发现一部古书《岳渎经》，书中记载上古大禹治水时，曾捕获一个水猿，用巨锁囚于龟山之下，名曰“无支祁”。

　　如果单单以大禹锁猿这个故事情节而言的话，其实还不足以证明“无支祁”是“孙悟空”的原型，所以鲁迅又提供的一个文本层累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证据，元人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有一说法：“无支祁是他姊妹。”

　　这里的演化过程可以从明无名氏抄本的元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剧》中找打蛛丝马迹，剧中齐天大圣曾自报身世：

　　“吾神三人，姊妹五个。大哥哥通天大圣，吾神乃齐天大圣，姐姐是龟山水母，妹子铁色猕猴，三弟是耍耍三郎，因水淹了泗洲，损害生灵极多，被释迦如来擒拿住，锁在碧油坛中，不能翻身。”

　　这里的姐姐“龟山水母”很明显是从龟山巨猿那里演化而来，另一方面，元末剧作家杨讷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第九出《神佛降孙》中，孙悟空的家世就变成了：

　　“小圣弟兄姊妹五人：大姊骊山老母，二姊巫枝衹（“无支祁”谐音）圣母，大兄齐天大圣，小圣通天大圣，三弟耍耍三郎。”

　　两段雷同的情节，大致可以看出，“孙悟空”早期形象与“无支祁”形象有明显的联系，一则是二者存在兄妹关系，二则是二者均被伏，故鲁迅所做“孙悟空”是只“中华田园猴”的观点相当的牢靠——至少在传统的考证之学来看确是如此。

　　万万没想到：《西游记》可以这样读（上下册）

　　作者：李天飞 著

　　“生物入侵”

　　随中国近现代以来，大量域外知识的输入，使得旧的知识系统也得以以全新的知识系统加以重新审视。举例来说，在《新唐书》中记载的安禄山：

　　“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为觋，居突厥中，祷子于轧荦山，虏所谓斗战神者，既而妊。”

　　很显然，在近代以前，中文世界的知识系统，完全不可能明白安禄山身上那层所谓的“战斗神”的宗教身份是何物，只有我们近现代以来的域外知识输入，我们才可以发现，所谓的“战斗神”原型是拜火教吸纳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赫拉克勒斯而来。

　　在这样一个知识背景之下，针对鲁迅的“中华田园猴论”，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提出了“生物入侵论”说：

　　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因为《太平广记》和《太平寰宇记》都根据《古岳渎经》，而《古岳渎经》本身便不是一部可信的古书。宋、元的僧伽神话，更不消说了。因此，我依着钢和泰博士（Baror A·von Stael Holstein）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纪事诗《拉麻传》（Ramayana）里寻得一个哈奴曼（Hanuman），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

　　《拉麻传》大约是二千五百年前的作品，纪的是阿约爹国王大刹拉达的长子，生有圣德和神力；娶了一个美人西妲为妻。大刹拉达的次妻听信了谗言，离间拉麻父子间的爱情，把拉麻驱逐出去，做了十四年的流人。拉麻在客中，遇着女妖苏白；苏白爱上了拉麻，而拉麻不倸他。这一场爱情的风波，引起了一场大斗争。苏白大败之后，奔到楞伽，求救于他的哥哥拉凡纳，把西妲的美貌说给他听，拉凡纳果然动心，驾了云军，用计赚开拉麻，把西妲劫到楞伽去。

　　拉麻失了他的妻子，决计报仇，遂求救于猴子国王苏格利法。猴子国有一个大将，名叫哈奴曼，是天风的儿子，有绝大神通，能在空中飞行，他一跳就可从印度跳到锡兰（楞伽）。他能把希玛拉耶山拔起背着走。他的身体大如大山，高如高塔，脸放金光，尾长无比。他替拉麻出力，飞到楞伽，寻着西妲，替他们传达信物。他往来空中，侦探敌军的消息。

　　有一次，哈奴曼飞向楞伽时，途中被一个老母怪（Surasa）一口吞下去了。哈奴曼在这个老魔的肚子里，心生一计，把身子变的非常之高大；那老魔也就不能不把自己的身子变大，后来越变越大，那妖怪的嘴张开竟有好几百里阔了；哈奴曼趁老魔身子变的极大时，忽然把自己身子缩成拇指一般小，从肚里跳上来，不从嘴里出去，却从老魔的右耳朵孔里出去了。

　　又有一次，哈奴曼飞到希玛拉耶山（刚大马达山）中去访寻仙草；遇着一个假装隐士的妖怪，名叫喀拉，是拉凡纳的叔父受了密计来害他的。哈奴曼出去洗浴，杀了池子里的一条鳄鱼，从那鳄鱼肚里走出一个受谪的女仙。那女仙教哈奴曼防备喀拉的诡计，哈奴曼便去把喀拉捉住，抓着一条腿，向空一摔，就把喀拉的身体从希玛拉耶山一直摔到锡兰岛，不偏不正，刚刚摔死在他的侄儿拉凡纳的宝座上！

　　哈奴曼有一次同拉凡纳决斗，被拉凡纳们用计把油涂在他的猴尾巴上，点起火来，那其长无比的尾巴就烧起来了。然而哈奴曼的神通广大，他们不但没有烧死他，反被哈奴曼借刀杀人，用他尾巴上的大火把故人的都城楞伽烧完了。

　　我们举这几条，略表示哈奴曼的神通广大，伹不能多举例了。哈奴虽保护拉麻王子，征服了楞伽的敌人，夺回西妲，陪他们凯旋，回到阿约爹国。拉麻凯旋之后，感谢哈奴曼之功，赐他长生不老的幸福，也算成了“正果”了。

　　胡适这里提到的古印度史诗《拉麻传》，就是今天通译的《罗摩衍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故事脉络不能很好的把握的话，我提示一下，《西游记》中孙悟空帮朱紫国国王从赛太岁手上夺回金圣宫娘娘的故事结构，基本上雷同《罗摩衍那》。但最后的结局，罗摩对妻子的贞操安在的质疑，在《西游记》这一回中，通过紫阳真人的一件扎手的“棕衣”化解了金圣宫娘娘在赛太岁那里的尴尬处境。（因此，从成书上来说，很难说《西游记》没有受到外来故事的影响，毕竟《西游记》的基础是取自历史真实的“天竺取经”，怎么可能没有外来的文化因素对情节产生影响？）

　　虽然这篇文章为胡适所做，但是他明确提到了当时在北大教授梵文的俄裔教授钢和泰，也就是说，这里是他们两个人的观点。钢和泰的域外知识视野，显然这不是鲁迅这路传统知识背景所具备的。我们知道胡适一生治学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很显然，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关于“孙悟空”血统的讨论中，他只做到了“大胆假设”，而缺乏细致的考证。胡适和钢和泰只是存在一种朦胧的感觉，认为“孙悟空”这个神通广大的神魔形象，有点违背中文世界传统中对于猴子的想象。虽然这谈不上什么研究，但我认为在破解“孙悟空”身世的问题上，引入域外知识的看法，打开了全新的视野，具有探索意义。

　　为孩子解读《西游记》

　　作者：李天飞

　　形象多元复合的孙悟空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无论是鲁迅还是胡适，对于“孙悟空”身世的探源都采取了一种，我称之为“单线进化论”，即将一个形象判为最后的成型。而之后，有很多学者也在延续这类方法的讨论，包括去讨论“孙悟空是哪里人”这类近乎无厘头的结论。其实，“孙悟空”的形象完全是“多线糅合”的产物。应该说，目前关于讨论“孙悟空”血统身世的讨论，最具有说服力的，还是“混血论”。季羡林先生在《罗摩衍那初探》就调和了鲁迅和胡适的两种观点：

　　“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基本上是从印度《罗摩衍那》中借来的，又与无支祁传说混合，沾染上一些无支祁的色彩。这样看恐怕比较接近事实。”

　　但是季羡林先生并没有多此作出更系统性的比对，这方面的遗憾由萧兵教授在《无支祁哈鲁曼孙悟空通考》一文中进行了详细的比对后得出结论：

　　“总之，到吴承恩手里才最后完成的孙悟空，即是一个综合的典型，又是一个独立的形象，在这个典型形象身上，既有传统的、继承的、移植的、外来的因素，更有创造的、本土的成分。”（参见上图）

　　我在基本同意“混血论”的前提下， 我又认为过往的“混血论”可能还是低估了“孙悟空”形象的构成来源的复杂性，在上一篇文章《叙拉古之惑：《西游记》读法中的“索隐派”与“曹学”——为什么孙悟空前期屌炸天，后期战五渣？》一文中，谈到了吴承恩就算是作者，也只不过是一个编著者，《西游记》的形成是层累式的。之前说过，“孙悟空”也是由两套故事系统糅合而成，因此现在有些学者去讨论吴承恩是否读过佛经，是否知道“哈奴曼”形象，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孙悟空”这个形象制作本身，就是无数文化血脉所合成的，吴承恩是否受到“哈奴曼”的影响，根本不妨碍他拿成熟的故事系统进行编著，这些一个个成熟的故事系统又是由很多人集体参与制作传播的产物。打个比方，就好比现在去复旦检测基因，即使确定上三代都是汉族，但也完全可能在身上存在非汉族的系线粒体和父系Y染色体。所以，要去鉴定一个在民间口口相传几百年的“孙悟空”的血统构成，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根本不可能。

　　就现在关于“孙悟空”身世讨论的观点，这里简要的概括一下，我认为这些存在均可能构成“孙悟空”这个形象的诞生：

　　1.石磐陀，玄奘西行途中所遇的胡人，是一个佛教的信仰者，由玄奘受戒成为居士，曾为玄奘西行护法了一段路程。因此有人认为，“猢狲”一词可能是由石磐陀，这个“胡僧”谐音演变过来。

　　2.中国古代的猿猴崇拜，根据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长臂猿考》，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人对于猿猴是相当推崇的，在古代文人的意境中，猿猴是具有灵性的。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古代羌族人有猴子崇拜的传统。我认为二者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一种因素，即本土的猿猴意象。鲁迅所持的“无支祁说”，其实只不过是中文世界的猿猴意象，演变成了志怪传奇中一个更为具象的文学形象。根据现有一些田野调查，发现在福建一带，存在着广泛的灵猴崇拜。而且现在从古籍中也能得到证实，早至宋代就有这类淫祠的存在（洪迈《夷坚志》有《福州神猴庙记》），在福建有一座始建于元末明初的“双圣庙”，庙中树有“通天大圣”和“齐天大圣”墓碑。

　　3.高僧释悟空，一位游学印度四十多年的高僧。我倒不认为他在形象上对于孙悟空产生过什么显在的影响。主要是还是命名上的。

　　4.哈奴曼，胡适疑心“孙悟空”原型是哈奴曼，虽然缺乏可靠的证据链。但是事实上，胡适这个感觉还是很准的，相对于中国的传统猿猴意象，断然无法想象出一个神通广大的神猴来。（除了猴子外，大概中国人对于畜生类的想象，大概也就是狐狸精形象比较饱满。）所以陈寅恪先生认为：“ 印度人为最富于玄想之民族，世界之神话故事多起源于天竺，今日治民俗学者皆知之矣。”其实是补注了胡适这个并没有表达出来的感觉。现在有些日本的学者认为“孙悟空”的形象是来自佛经故事中的猴形神将，陈寅恪先生亦持此说。其实这些都可以化约归纳到哈奴曼身上，毕竟佛经故事也是来自印度的神话传统。另外需要说明的事，过往对于孙悟空的研究着眼于陆上交通，现在有学者指出福建泉州作为当时的海上交通枢纽，存在有印度神猴形象输入的实物证据——持刀猴形神将。至于这个是否是这个猴形神将输入之后，和本土猿猴传说结合成为“齐天大圣”，进而最终成为“孙悟空”，已经无法做出判断，但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合理的推测。此外，就哈奴曼的形象而言，在泰国的神话故事《拉玛坚》中也是有着哈奴曼故事的变种。所以存在文化交通史的可能。

　　这里我只是简要的介绍一下“孙悟空”形象源头的几种观点， 本文结论部分会吸纳消化以上观点，对“孙悟空”的形象构成做了我个人的总结。

　　孙悟空的反叛精神——陈寅恪老师，你错了——社会观念的分析

　　这篇文章之所以拖了一段时间才写出来，是因为我在打腹稿的时候，把之前的结论推翻了。原先我认为“孙悟空”这个形象基本上无论是型还是神都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度文化输入后，产生了基因突变的文学形象。但我后来思考了一下，“孙悟空”只是型上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巨大刺激，但从个性构建的内核而言，其实还是本土的思想资源。

　　对于陈寅恪先生，我向来折服于他的学术天赋，尤其是联想力，之所引发我对于“孙悟空”身世问题的讨论，就是因为我看了陈寅恪先生《<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中的一句话：

　　“支那亦有猿猴故事，然以吾国昔时社会心理，君臣之伦，神兽之界，分别至严。若绝无依藉，恐未必能联想及之。”（有想象力的人才明白想象力的瓶颈，没有想象力的人，从来不知道还有想不到的事。陈寅恪先生具有超凡想象力，所以他的感受很深刻。）

　　就我看了相关对于“孙悟空”血统的论文，也就是陈寅恪先生这短短的四十来个字所呈现的感受力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性。套用那句假托梁启超对陈寅恪的评价，确是中肯：“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

　　胡适和钢和泰只是有朦胧的感觉，认为“孙悟空”的形象可能来自哈奴曼，但陈寅恪先生则在文章中指出印度人的想象力极其丰富，如果没有这种外来的想象输入，其实中文世界的想象力是塑造不出来这样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的。事实的确如此，对比印度两部巨幅神话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国民间流传的无非就是《诗经》、《楚辞》之类的文学作品，在想象力级别上完全是小巫见大巫（印度人的时间观念，动辄几亿年计。）即使现在，我们网上也会嘲笑印度的电影情节经常开挂。嘲笑是一回事，想象力又是一回事。我想很多人应该看过印度投资最大的史诗片《巴霍巴利王》，相信看过这部片子的观众都会惊叹片中战争镜头的奇想。所以，我赞同陈寅恪的观点，就中文世界的想象力，如果不借助哈奴曼气吞山河的形象，是不可能创造出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的。

　　但是我又完全不能赞同陈寅恪先生的认为佛经故事使得打破了中文世界“君臣之伦，神兽之界”的社会观念。陈寅恪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想当然，而没有深入的思考。

　　在大闹天宫时，孙悟空回应如来质疑：“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就这句话而言，显然并非是孙悟空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有着相当的社会观念基础的，否则也就不会冒出“常言道”三个字。其实在我看来，这句话，完全就是《史记》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白话版。既然《史记》中有这句流传甚广的话，又有现实历史的王朝N次更迭，“孙悟空”的反抗天庭的观念，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去印度文化中找灵感？再者，随着陆王心学“心即理”的个性解放思想在社会层面发酵，形成了很浓厚的反叛意识。黄梨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印象里这句话并非黄宗羲原创，东林书院就有人提出：“不必以朝廷所是为是，不以朝廷所非为非。”仅仅是印象，未核对。）另外和《西游记》成书差不多同时的《水浒传》其中李逵这样的地痞流氓都敢叫嚣：

　　“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乌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乌水泊里！”

　　故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来，仅仅中文世界的思想观念足以滋养“孙悟空”的反叛精神。再退一步，印度又有什么反抗性的思想资源可供养“孙悟空”呢？历史上，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注意，那不是反抗）根本无力改变印度教的种姓社会结构，即使现在的印度人种姓制度还根深蒂固，贱民在婆罗门面前敢翘二郎腿吗？

　　显然，陈寅恪在对孙悟空个性构成的理解，疏忽了。当然，这不影响我对他的欣赏。

　　陈寅恪与傅斯年（全新修订版）

　　作者：岳南

　　结论：一个可能的进化链

　　最后我所做的结论，我只认为是可能，并不认为一定是符合真实的进化链的，之所以做这样一个可能被人诟病的结论，只是试图通过这样简单的链条，使读者明白，“孙悟空”的血统是极其复杂多元的。

　　首先可能是石磐陀这个玄奘西行时半途而废的护法者，因为胡僧身份，被玄奘西行求法的神魔文学谐音为“猢狲”，也就是最初的“猴行者”。同时，中国本土的猿猴意象极其崇拜，在受到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哈奴曼极其衍生形象“猴神将”，开始在民间信仰文学上，出现一个神通广大的猴子，最后这只来自福建的神猴，被杂糅进玄奘西游神话的故事系统中去，和原本的“猴行者”形象相结合，并根据唐代留学天竺的高僧释悟空命名。“孙悟空”就此基本成型，但是依旧没有停止进化，最终受到宋明以来对于理学反动面的心学思想的滋养，成为了个性张扬的猴子（如果非要我用一个量化的数字来形容孙悟空的血统，我认为它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印度血统。）。进入近现代以后，“孙悟空”这个形象，则和“打到孔家店”这样的社会革命主题发生有机结合，时人通过一种角色想象，身份代入，最后在政治文化上出现了一只重新发明的“孙悟空”。

　　本文为“捉拿妖猴”三部曲中的第二篇，后续更新：

　　第三部：难以逃脱的佛掌——为什么是如来而非玉帝降伏了孙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