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家偶有新生儿，承蒙错爱，有时也会命我起名。我的主张是，姓名是用来叫的，应该有些内涵，用字却不宜艰涩生僻。可有人认为，名不艰则不深，字不僻则无文，一定要起“冷门名字”。结果，去登记户口时，警察点遍电脑寻字不着，还要用手来写；以后孩子长大，从托儿所一路过去，各级学校老师，第一次点名都“打格愣”；至于去医院看病、去各处办事，叫错或叫不出名来的更多，白白惹出许多不快。

“大名”受到“怠慢”，心里自然不快。因为中国人重姓名，一姓代表一族，一名即为一身，错读误读十分失礼。我本人年轻时，就因读错人家名字，叫人记恨多时。

那是冬季开河时节，工地开了食堂，各队集中搭伙。我被派去当临时会计，晚上要读伙食账。第一次读账那夜，人倦，油盏火又暗，读时就出了错，把一位农民的名字“刘玉容”读成了“刘王客”。主人可不高兴了，当即跳将起来说：“你这个人，怎么随便给人易名改姓！”次日吃早饭时，他火气仍在，对众人说：“我刘玉容一共三个字，伊倒给我读错两个，叫我一夜困勿着！”我看他眼睛蛮红，连说“对不住对不住”；可任我怎么道歉，他面孔终是不好看，以致隔年开河，我们又见面，他见了我就叽咕：“什么知青，一点知识都没有！一个名字，给你读错三分之二！”

教训真是深刻。正是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我懂得了读错姓名、“随便给人易名改姓”是多么没文化的事情。后来，派我去乡校代课也好，叫我临时牵头办学习班也好，我拿到名单，必先从头到尾看过；遇到生字难字，必先查《新华字典》，一定要把读音坐实了，才敢叫出来。回头想想，“刘玉容”三字并无生僻之处，我竟然读错三分之二，除粗枝大叶外，对农民不够尊重也是原因之一。这个错误，值得一辈子记取。

不过我本人的姓名，也常给人读错。主要是中间那个“瑞”字，有人常写成“端”字，故而公开场合，会有人大大咧咧叫我——“彭‘端’高！”但凡听到这样呼喊，我总是举手答应——“到！”心想：“‘端正’的‘端’也不错，‘端高’就‘端高’吧。”这倒不是我轻视祖上起的姓名，而是我骨子里认为：一个人的名字，也就是一个代号而已；人家喊错以致“易名改姓”，并非有意为之，既无损大局，也无伤大雅；只要不关大事，一般我也懒得去更正。

写到这里，我不禁怀念起老一辈作家徐开垒。当年他在《文汇报》主编副刊，看中我一篇小说。刊登时，他老人家也不与我商量，就把名字署成了“彭瑞”。这次“易名改姓”也甚有趣：你彭瑞高曾把人家姓名读错三分之二，老先生则把你姓名缩去三分之一，但我深知先生这是为我好。当年我家庭出身差，“彭瑞高”三字登在报上，岂不“树大招风”？砍去三分之一，树冠缩小了，风也不招了。先生苦心，天地可鉴。

中国的侠义人士，素来号称“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名是他们人格的显示，亦是风骨的佐证。即使在一般老百姓眼里，名字也是神圣代表，绝不可亵渎。错读误读虽属“轻微情节”，也在不可原谅之列。而要避免这类事情，杜绝“易名改姓”带来的不快，从婴儿起名做起是最有效的。一个既有内涵又易读易记的姓名，实在是人生第一篇大文章。（彭瑞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