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上学

我应该是8岁入学。

那是1959年秋。因为是农村小学，入学没有多少关卡，由着五哥带我去报名，交上一元钱学费，也就成为水东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

为了我的上学，母亲特地去镇上买了三尺棉布，是红格子的，给我缝制了一套夏装，即一件小短裤和一件短袖衫，像那无领丁恤一样，左胸上还有一个小袋。不知道怎么，我就不喜欢那件上衣，死活不穿，就只穿那件短裤，而且是天天穿，一直穿到烂。好在那时的小学不讲究仪表，可以不穿上衣，我每天便是赤脚赤膊上学。想那时每人每年只发2.6尺的布票，母亲肯给我买了三尺布，而且一针针为我缝成衣服，我居然就不喜欢，任家人怎么说服，我也不穿，后来见那上衣浪费，便母亲便给了细姐做成底衣。

我启蒙的第一位老师叫郑贤华，是邻村水东琅的郑姓人，因为都同一个大队，大家对老师的尊重也就不怎么讲究。郑老师的头较大，而且留了个西装，一头浓密的黑发，使那个本来就大的头更加了一围，我们私下里给了他一个花名叫大头十。郑老师教我汉语拼音和识字，他的声音挺雄浑，只是发音不怎么标准，以致给我的普通话造成了一辈子的遗憾，最关键的是语音的第一声和第四声调没有分别，还有就是舌尖前音与舌根音常常混淆，不过当时我们都没有发现，老师怎么读，我们就怎么跟。

同我一起入学的坐满了一个教室，估计有30多人，现就只记得有大客五沈祖宏，骚鼠大沈祖先，大鼻德沈强，火追五沈祖鹏，雷公十二沈祖观，蛇鳞十三沈祖恩，沈英纲，沈祖楼，沈之恩，沈之林，沈之胜等，水东琅的郑富斌，郑富琨，郑富珊，郑宇华，王玉惠，郑宜秀，郑宜珍等，水东冲的张大庆，张德武，上水东的何怀连，何怀益，何怀瑞，何怀江，何怀全，何月英，何道光，陈发兴，卢云辉。

水东琅是郑姓人，只杂了一家姓王，也算人杰，其中他们的王贵贤曾经任过大队支书，还有一位王玉光在文革时成了大队的抓总，王玉惠就是这王家人，小学时曾跟我同座。好笑的是，这王玉惠是个男子，而我师范时的一个女同学也叫王玉惠。

上水东全村姓何，却杂有两家，一家姓陈，一家姓卢。在当时，人少属于小姓，在大姓人前一般较受排挤，可他们二姓人能长期并存，自然有其过人之处。我们班上这陈发兴和卢云辉就很突出，其中陈发兴个性较静，学习成绩常常是名列前茅，卢云辉也很出色，因为我们靠得较近，而对他记忆较深刻，后来在我离开家乡之后，接替了我的信用社会计，在水东大队深得人心。

顺说一下我们下水东沈姓人，之中也曾杂了两家外姓，一家姓骆，一家姓钟。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小姓人能长期并存，自然有其长处，这骆家的大哥骆汉池当了二队的生产队长，长达三十年之久，骆家四弟叫骆汉永，于文革前一年考取合浦商业学校，与水东琅的郑富达、单刀的周安瑶一起并为山口三杰。钟姓一家，住在我们船埠，跟我同一个祖公堂，不知道来路，是属于宗吏公的家族，拥有一手孵鸭技术，因为鸭不同于鸡，母鸡下完蛋，自己可以孵化成仔，而鸭只管下蛋，自己是不孵仔的，要繁殖就得靠人工。这老钟伯，我们称之为孵鸭公，膝下两子，也得了其真传，每年夏秋二季都被公社食品站聘请去搞孵化，也是挺吃香的。

我当时是不是有点小聪明，我自己不敢说，只是老师教过的东西，我是一次便会。放学后书本都留在学校教室里，考试时就仅凭课堂上听过的一点记忆，就能考出较好的成绩。有时大哥就常常以我为傲，比方说有一回，大哥问我学过的字，我全部可以写出来，并且还嘲笑比我大两岁的大客五，说他写毛主席的席字根本不像字。大哥问怎么不像，我便将大客五写的字模仿了出来，一点一横一撇，那个撇却撇得跟横差不多。大哥说果然不像。

不过我们那时都不兴认真学习，我们从来没背过书包，课本发到手，就带来麻绳在书桌的底下织了一个兜，叫书棚，书及作业本，还有铅笔，放学后就全部留在书棚里。还有人常常逃学。大客五就是最典型一个。大客五是大伯的第二个儿子，与我是四代裔亲，应该跟我同一排号的，只是听说他的祖母即我是堂祖母当时较独特，他的大孙出生就决然不跟我们排，另起烤炉，因此我们宗良公属下就有两个大哥，两个大姐，大客五是五哥，可我同胞也有一个胞兄五哥。这大客五有一次三天不上学了，家里不知道，还以为他在学校。后来老师来访，大伯才知道，气得不行。

大伯没有文化，却信奉棍头打出聪明仔之说，特地请来邻家的祖泉十五哥用浸湿的牛索狠抽一顿。可悲的是，这大客五站着任打一通，过后还说，“打完了吗？打完了我走了！”其结果不言而喻，这一顿牛索刑算是白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