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方言《圣经》翻译委员会的成员(自左至右):美国圣公会的会吏总汤蔼礼、钟先生、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美国基督会传教士惠雅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潘慎文、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薛思培、宋先生、美国安息会传教士台物史。

1894年11月，正当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即将来临之际，英美传教士们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以29个传教使团属下一万多名女基督徒的名义，给慈禧太后赠送了一本特制的《新约全书》作为寿礼。在当时西方传教士的眼中，慈禧太后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因为她在一个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成功地统治着四万万臣民，并与外国列强签订了商贸条约。权倾一时的西太后也正想寻找契机，改善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和自身的形象。所以她在笑纳这一特殊贺礼的同时，也给予了送礼者规格较高的礼遇，不仅派总理衙门的亲王和大臣亲自登门向转交礼物的英美驻华公使致谢，而且还向策划和促成捐赠贺礼的22名外国女传教士回赠了礼物。

此事不见经传，故在国内很少有人知情。但以《圣经》作为载体来促进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了解，以及改善官方和民间团体之间的关系，这可以算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里根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95年4月在美国《教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对此事的来龙去脉做一番简单的追述和考证。

慈禧太后。

一、启动向慈禧赠送《新约全书》的念头开始产生于宁波。1894年初，当地一位曾经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雷威廉（Captain Rae）在拜访英国女传教士燕乐拔夫人（Mrs. Swallow）的时候，随口提到了清朝文武官员正争先恐后地向慈禧太后赠送生日贺礼一事。后者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向中国女皇赠送一本《圣经》作为寿礼呢？她把这个想法讲给宁波的其他传教士，都觉得很有创意。于是便决定成立一个由三位女传教士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考虑这件事的可行性。

这个委员会首先想到了上海另外两名影响力较大的女传教士：费启鸿夫人和李提摩太夫人，费启鸿为美国长老会在上海所办美华书馆的主任兼《教务杂志》总主笔，李提摩太是大名鼎鼎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和广学会总干事。她们立即提笔给这两位上海的女传教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假如上海的朋友们认为慈禧太后会接受《圣经》这个礼物的话，那么本委员会认为执行这一计划的最佳办法就是在上海成立一个委员会，并建议该委员会应包括以下成员：

中国内地会主管范明德（Rev. J. W. Stevenson）

美国圣公会会吏总汤蔼礼（Archdeacon Thomson）

英国与海外圣经会代理戴尔（S. Dyer）

英国伦敦会的慕维廉神学博士（William Muirhead, D. D.）

英国浸礼会的李提摩太夫人（Mrs. Timothy Richard）

美国长老会的费启鸿夫人（Mrs. G. F. Fitch）

大家都认为“代表本”《圣经》（the Delegates’ Version）是最佳的中文《圣经》版本，而且由于太后年事已高，最好是用大字体排印；假如经费充足的话，精致装订之后，最好用金制或银制的匣子装载。伴随寿礼，还要附上一封能打动人心的贺信，解释一下我们为中国当今皇上所做的祈祷。我们认为信中应该提及有多少女基督徒为这个礼物捐赠了钱，但不必提及她们的姓名。是否有必要在报上为此事登一则启事？

我们觉得这件事最好由你们这些在上海的朋友们来具体操办，但至少请让我们知道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事。我们期待得到你们的帮助。

上海教会收到此信以后，对这个建议极为重视。2月19日，费启鸿教士向参加每周例行祈祷会的上海传教士们做了通报；大家迅即要求宁波来信中所提名的委员会成员，再加上作为美国圣经会在华代理的海格思教士（Rev. J. R. Hykes），一起讨论这个提案，并向上海的传教使团协会作出一份报告。在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该委员会一致认为宁波女传教士的这个提案非常好，并于3月13日向上海传教使团建议立即启动这一计划。同时他们建议赠送一本最近刚再版的“代表本”《新约全书》作为寿礼，而非整部《圣经》。从一开始到12月20日，这个委员会总共召开了十次会议，作为在华最大传教使团内地会主管的范明德牧师被选为该委员会的主席，费启鸿夫人为委员会秘书，李提摩太夫人为财务总管。委员会决定由费启鸿夫人亲笔起草一份在全国各地散发的传单。在中国已经生活了47年的资深传教士慕维廉负责撰写一篇介绍《新约全书》的文章，李提摩太夫人则负责撰写贺信。汤蔼礼和海格思先生负责审稿和物色书法名家来誊写介绍《新约全书》的文章。委员会还指定戴尔先生、费启鸿夫人和李提摩太夫人成立一个小组，来决定这本《新约全书》的装订风格。为了保证中文文章的准确性，还专门聘请了四位精通中文的专家担任顾问，他们分别是1848年来华的英国伦敦会代理和中国海关汉文翻译艾约瑟（Joseph Edkins）神学博士，翻译过《西游记》的李提摩太教士，在41年前与父亲一起参与了“代表本”《圣经》翻译的王韬和《字林沪报》主笔兼广学会最知名中文编辑的蔡尔康。

一项空前绝后，试图通过向慈禧太后赠送《新约全书》来打破坚冰和沟通隔阂的中外文化交流项目就这样正式启动了。

二、印成由于时间十分紧迫，这一献礼工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不过，英美新教传教士们通过在华近一个世纪的传教经历和对中国文化和习俗的精深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向西太后赠书一事一经决定，他们便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各项跟此事有关的工作。

传教士们的首要任务便是尽快募集资金。由于此次送礼的非官方性质，也便于慈禧太后接受，他们决定采取在华各地女基督徒自发捐款的形式。赠礼委员会秘书费启鸿夫人于1894年3月26日起草了一份向全国各地传教使团散发的传单，以委员会的名义呼吁各地中外新教女基督徒踊跃捐款。为了使这一礼物具有尽可能广泛的代表性，委员会希望所有的中国女教徒都有机会捐钱，无论捐款的数目有多小。据称中国各地的女基督徒们对于这份传单的反应非常热烈，共有10,900人为此捐钱，从29个不同的传教使团最后交来的捐款总数为1,152.35元，其中差不多有六分之一是由组织规模最大的中国内地会捐赠的。所有捐赠人的完整名单刊登在1894年5－12月的《教务杂志》上。

慈禧太后并不信奉基督教，她能否了解《圣经》这本书，并最终接受它——此事乃寿礼计划成功与否的关键。所以慕维廉博士介绍《新约全书》的文章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位传教士不愧为在华传教了近半个世纪，他深谙西太后的心理和喜好。为了确保不引起太后的反感，慕维廉模拟原《圣经》译文中的中文文言风格，将新约故事平铺直叙地娓娓道来。首先他巧妙地避开了《圣经》中所强调的正义和上帝对人类罪孽的严厉惩罚，着重叙述《新约全书》中圣子耶稣基督对于人类的怜悯和舍身救赎，进而成为救世主的过程。为了使慈禧太后更容易理解这个故事，他甚至将原书中的公元纪年转换成了中国传统的年号，例如他说耶稣诞生于前汉元始初年，这正好也是耶稣纪元的初年。耶稣之所以能够拯救人类，是因为“他的出生是圣灵所致，长大后既圣洁又聪颖。在他的身上从未沾染过任何罪孽，他完全顺从了上帝的意志，宣讲主的教义，侠义行善，达到了至善的伦理道德标准。他从天上来到人间是为了执行神圣的使命，并且是上帝指派来的。他布道宣讲的话是把人类从罪孽中解救出来，而且他完成了作为救世主的神圣职责”。慕维廉还将基督教与儒教理论中劝人行善，以及“和为贵”的伦理道德标准巧妙地挂上了钩。除此之外，他还针对慈禧太后步入老年，开始考虑来世生活的心理，特别强调了每一位阅读并坚信《新约全书》的人都将会得到上帝的慷慨帮助和耶稣的拯救。只要仰仗于圣灵的指引，就能提前升天，在那儿永享颐年。

慕维廉在其文章中大力颂扬了作为生日贺礼送给慈禧太后的书：“多么奇妙的《新约全书》！上天的教义虽没有口舌讲道，却有字形彰显；尽管听不见，但却有一种声音将它传遍整个世界。而那种听不见的声音充盈着整个宇宙：它的律法完美无缺，改变了人的灵魂。它的记述确凿无疑，令简单的事物充满智慧。它的法规公正无私，使人看了心里亮堂。它的诫令清纯无邪，振聋发聩。它的教诲圣洁高尚，与世长存。它的判决包含了公道和正义。”他最后似乎是很随意地提及，《新约全书》正逢重新出版，于是我们便趁这个机会，用以上的方式来阐释一下它的深奥意义。

这是赠送给慈禧太后作为六十大寿贺礼的《新约全书》银质封面的图案。“新约全书”四个字和封面中央椭圆形的“救世圣经”是用黄金制成。

上述说教不失为雄辩，然而传教士们意识到，光靠这样的文章，恐怕还不足以说服慈禧接受基督教的《圣经》作为给她的生日贺礼。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对于太后一些颂词，以及《新约全书》跟太后本人命运之间紧密联系的阐释还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李提摩太夫人写给慈禧太后那封贺信的内容。贺信的中文文本已经无处可寻，但其英文文本的内容大致如下：

尊贵的太后陛下顺应天意，于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之际执掌中国的政权，并且凭借您的过人精力和伟大智慧，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长治久安，并与所有的民族建立了友善的关系，不仅是您的臣民们，就连远方各国的人民都对您充满了钦佩。

在陛下所建立的许多公正法律之中，有一条是向您的基督教臣民们提供跟其他所有宗教信徒同样的保护；因此，我们成千上万名来自全中国各行省的新教女基督徒们，尽管大多数人都很穷，但也不能错过像太后陛下六十大寿这样的良辰吉日，以表达我们对您的效忠和钦佩。我们借此机会向太后陛下赠送一本《新约全书》，此书是我们神圣宗教，即基督教的主要经典。而基督教是关注于把全世界从罪孽和苦难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宗教。这本书中所包含的真理给无数人带来了公正的法律和稳固的政府，这些都是世俗生活昌盛和权力的基础。

我们在华的基督教徒们不断地虔诚祈祷太后陛下和清王朝的所有皇族成员都能够得到有关真正个人幸福和民族昌盛的秘密，这样中国人就不会落在地球上任何民族的后面。我们也热忱地祈祷太后陛下能够健康长寿，以便能用您的智慧来辅佐清政府；而且在晏驾之后，能够进入为所有执行仁慈天意的人所准备的玉宇琼楼。

在对生日贺礼的蕴义进行了以上这番理论认证之后，剩下的便是礼物的实际制作了。传教士们在这一方面也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他们原本想要按照中国的习俗，聘请著名书法家来手工誊抄新近再版的《新约全书》。可真要是这么做的话，时间上就来不及了。无奈之下，只好退而求其次，通过位于上海的美国长老会属下的美华书馆制作了一部用大号铅字印刷和镶有金边装饰的《新约全书》。鉴于慈禧对艺术鉴赏的爱好，该书专门启用了坚实而豪华的银质封面，上面刻有毛竹的浮雕图案。在封面的左上方，“新约全书”等字样是用凸起的黄金镂刻而成的。在封面的中央有一个椭圆形的金质平板，上面刻有“救世圣经”等字样。全书的大小为13英寸×10英寸×2英寸。这部《新约全书》还被放置在一个精美的银制书匣里，上面刻有同样漂亮的毛竹图案，它们都是出自广州最好的金银工匠之手。书匣上饰有金边。在银匣子的盖子上铭刻着下面这些字样：“恭呈崇熙皇太后圣鉴——耶稣教会信女公备。”这个银匣子重达10.5磅，《新约全书》的银质封面重达4.5磅，银匣子是被装在一个柚木盒子里，盒子内外都覆盖有长毛绒。整个礼物做工精致，光彩照人。

1894年10月28日，海格思先生将它们带上了“联星号”（Lienshing）轮船，亲自押送运往天津。

从这张李提摩太夫妇来华早期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他们为了解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礼仪和习俗，以及尽快融入中国社会而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三、回礼如何将这一珍贵的生日贺礼顺利地呈交给慈禧太后，这是一个难题。对此，英美在华各传教使团积极安排协调，做出了周密而万全的安排。通过慕维廉和汤蔼礼的联络和活动，慈禧贺礼的捐赠得到了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Mr. O’Connor）和美国公使田贝上校（Col. Denby）的帮助，通过清廷的总理外交事务衙门将这个礼物赠送给慈禧太后。身为汇文大学堂校长的北京美以美教会教士刘海澜（Rev. Dr. Lowry）和后来成为伦敦大学汉文教授的北京伦敦会教士文书田（George Owen）负责对给慈禧太后的贺信进行最后的誊写和特殊的裱制，因为当时上海没有合适的裱糊材料，贺信的用纸“一面是黄色的，另一面是红色的，以特殊的中国方式折叠，外面裹上黄绸”。

11月11日，这个装着《新约全书》的柚木盒子被递交到了英美这两位驻华公使的手里。他们十分重视这一贺礼，马上就将其送到了总理衙门。第二天，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就将这个礼物转送到了西太后的手中。

没过几天，就有几位总理衙门大臣回访美国公使馆，希望能得到慈禧生日贺礼所有捐赠者的名单。由于捐钱者有一万多人，美国公使便要求刘海澜和文书田这两位先生提供一个相关的名单，他俩于是就提供了李提摩太夫人和费启鸿夫人这两个人，以及从《教务杂志》上所发表名单中挑选出来的其他20人的名字。当时他们只是以为对方的致谢信需要几个相关的名字而已。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提及姓名的每一个人后来居然都收到了一份来自清廷的皇家礼物。

原来，当附有22名女传教士名单的信被送交以后，总理衙门受慈禧太后的指令向英国公使馆转交了慈禧太后一封措辞极为客气的致谢信。信中除了确认英美女传教士和全国各地女基督徒们赠送的生日贺礼已经收到之外，还专门提及慈禧太后陛下向主持赠送贺礼事宜的李提摩太夫人和费启鸿夫人各回赠了一匹南京丝绸、一匹缎子、一箱刺绣品和两包手绢；向协助赠送贺礼事宜的其他20名女传教士每人回赠了一包手绢和一匹湖州绉绸。所有这些回赠礼品均于12月8日送到了美国公使馆，并请后者将这些礼品分送给名单上所列出的那些女传教士们。

所有参与向慈禧太后赠送生日贺礼的英美传教士们都对《新约全书》最后被太后欣然接受的方式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她们为此事所付出的将近一年的精诚努力终于达到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沈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