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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期，也是岭南地区进入中央王朝管辖的开端。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物证。

1 秦监御史修灵渠让进入岭南更方便

在到访广州之前，让我们先在桂林歇歇脚。

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今天无数游客冲着桂林的喀斯特地貌而来，在漓江的游船上欣赏秀美的山峦。在漓江的发源地桂林兴安县，一项水利工程历经两千年的沧桑，仍在发挥作用，有人说它的意义或许能与长城等量齐观，这项水利工程即是灵渠。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诞生。秦始皇的雄心壮志，不局限在六国之地，他将视野向更北与更南的地方扩展，遂有北征匈奴、南平百越之事。

南平百越的战事，在灭六国后立即开始，秦朝发兵五十万，分五路向南推进。秦军人数虽多，但南方炎热的气候、多山的地形，都使秦军感到不适，而且秦军还面临了粮草供应不上来的关键问题，致使战事拖了三年未达目标。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公元前219年，粮草供应不上来，是因为后方的供应基地与前方的战场没有一条方便可靠的交通路线。就在这一年，秦始皇令监御史禄在兴安开凿灵渠，监御史是秦朝设置的监察郡政的官员，禄是其名。工程耗时五年，就在灵渠竣工的公元前214年，秦军成功进入岭南地区，岭南地区第一次归属中央政权。

灵渠是一项怎样的水利工程？我们不妨打开地图，兴安位于湘桂走廊，这是夹在越城岭与海洋山之间的一片狭长的平原地带，境内河流众多，前面提到的漓江就发源于兴安，漓江属于珠江水系，海洋山脚下的海洋江则是湘江上游的一条主要河流，湘江属于长江水系。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也就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

秦人择此地建灵渠，显示他们对山川形胜透彻的了解，而灵渠工程的设计，更凸显了古人的巧思与智慧。古代许多伟大的水利工程在设计上都相当简洁，都江堰如此，比都江堰稍晚的灵渠亦如此。

在海洋江分水塘，古人用巨石堆起一座形似犁铧的小岛，被称为“铧嘴”，之所以设计成这样的形状，是因为铧尖能起到劈开海洋江水的作用，一支流入南渠最终汇入漓江，一支流入北渠最终回归湘江，据说“三分入漓，七分入湘”。铧嘴尾端连着大天平与小天平，俱由大块石灰岩砌成，它们的作用是使南北两渠的水量，无论在丰水季还是枯水季，都保证能使船平稳通航。

南渠是灵渠标志性工程，它长约三十公里，穿兴安县城，经始安水、灵河入漓江，南渠沿线有多个“陡门”，一般设置在水深较浅而水流较急的地方，实际上起到了今天船闸的作用。南渠修好后，从漓江上溯的船可以一直行到大小天平处，但无法入湘江，于是古人又修建了北渠，北渠仅四公里，以蜿蜒迂回的设计抵抗湍急的水流。

自从秦朝的监御史禄修成灵渠后，到明清时期，有史可考的维修次数超过二十次。在秦朝的基础上，后世又不断完善与改进，使灵渠这条中原与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持续发挥作用。有了方便可靠的交通路线，人流物流自然也顺畅了，岭南不再孤悬一隅。

2 南越王玉衣比河北的金缕玉衣早十年

秦朝统一岭南地区后，将郡县制推广到了这里，设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其中南海郡治番禺县就是广州。今天的广州市下辖番禺区，保留了番禺这一古老的地名。秦朝还征发民众移居到岭南，与百越民众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到来为开发这片土地提供了来自中原的先进技术。

秦末，天下大乱，秦将赵佗于公元前203年趁势割据岭南，自立为南越武王，番禺这时又成了南越国的都城。南越国的建立，客观上使岭南地区避免了战乱，维持了稳定局面。南越国历五世93年，直至公元前111年为汉武帝所灭。在南越国时代，岭南与中原的交流与互动更加频繁。

岭南的风土孕育了迥然于中原的方物。在古代，进贡方物本身就是一种地方与中央的互动方式。“身外是张花红被，轻纱薄锦玉团儿，入口甘美，齿颊留香世上稀”，这几句描写的是产自岭南的水果荔枝。荔枝风靡于唐朝宫廷早已人尽皆知，而鲜有人知的是早在汉高祖刘邦时，南越武王赵佗就向朝廷进贡了荔枝、鲛鱼等方物，而刘邦则回赠以“蒲桃锦四匹”。汉朝收到这远道而来的荔枝，亦作为招待匈奴单于的珍品。汉武帝平南越后，一度在上林苑中种荔枝树百株，娇贵的荔枝不耐北方的气候，移种的尝试自然未获成功，此后改为岁贡荔枝，直至东汉和帝时叫停。

《史记》中虽有《南越列传》，但南越国的面貌仍在一团迷雾中。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被发现，墓主是南越文王赵眜，他是赵佗之孙，南越国第二代国王。由于出土了墓主的印玺，我们可以明确知道南越文王之名并不是《史记》中记载的赵胡，而是赵眜。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万多件文物，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匠人辈出、工艺发达的南越国。

古人相信玉乃天地山川之精华，玉有君子之德，君子亦无故不去玉。无论生前身后，玉都伴随君子左右。丧葬用玉的传统，发展到两汉，则演化出了玉衣。玉衣是汉代皇帝和皇室成员专用的殓具，少数外戚、宠臣经朝廷特赐亦可使用。汉朝专门管理皇室用度的少府下设有东园，就是专门制作玉衣的机构。玉衣的使用逐渐发展出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按照连缀玉片的缕线的差异，分成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此外还有丝缕玉衣。河北保定满城汉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金缕玉衣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两件金缕玉衣，甫一问世即轰动全国。

南越文王赵眜下葬时也使用了玉衣，赵眜的丝缕玉衣制作年代应在公元前122年，比刘胜的金缕玉衣要早约十年。整件丝缕玉衣长1.73米，由2291块玉片、丝线和麻布粘贴编缀而成，值得一提的是，据专家考证，这件玉衣应是在南越国宫廷制作的。这说明南越国不仅掌握了制作玉衣的复杂技术，也分享了汉文化关于玉的一整套理念与制度。

1995年，广州又发现了南越国宫署遗址，该文化层下是秦造船遗址，而其上则层层叠压了两汉至近现代的多个文化层，总计该遗址叠压了十三个历史朝代的二十七层文化堆积，表明这里是广州两千多年来的城市中心。

残存的砖瓦，勾勒出了南越王宫的恢弘，许多砖瓦上刻上了制作者的名字，如一件筒瓦残件上刻有“左官卒犁”，“左官”是负责南越王宫砖瓦生产的官署，“卒”是服兵役的兵卒，“犁”是烧制者的名字，反映了南越国也采用了物勒工名的制度，以加强对工匠及其烧造产品的质量的管理。我们甚至从一块陶片上知道了南越国一座宫殿的名字——华音宫。这是史籍未载的信息，华音会是华夏之音的意思吗，有学者认为该名或许寄托了南越武王赵佗对中原故土的思念之情，要知道赵佗可是地道的北方人，他是恒山真定人，此地今属石家庄。

3 广州是秦汉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再度巡行郡国，车驾经过河东郡桐乡县时，一匹骏马携带重要军事情报飞奔而来，万里之外，伏波将军路博德已率军平定南越，汉武帝听到捷报后欣喜异常，下令将桐乡改名闻喜，闻喜之名沿用至今。岭南地区重归中央政府管辖，汉武帝在南越旧地设立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南海郡治仍设番禺。

经过秦汉四百多年的开发，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岭南地区的土著居民百越支系众多，虽然彼此文化互有差异，但也有许多共同特征，他们共同创造了体系庞杂的岭南百越文化。中原王朝与岭南周边地区文化的加入，使这里呈现出了多元文化交融的景象。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南越王墓同时出土了汉式、楚式、越式铜鼎。汉式鼎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的中原地区。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楚文化比汉文化更早传入岭南地区，南越王墓出土了一件楚式鼎，被认为是战国时代楚国古物，后来辗转来到南越国。而南越王墓出土最多的是越式鼎，它的一个典型特征是鼎足明显外撇。在一些汉式鼎和越式鼎上，刻有“蕃禺”“蕃”等字样，是研究广州建城史的重要物证。

这批铜鼎被认为是日常使用的食器。在广州的秦汉时代遗址中，颇发现了一些具有本地特色的食器，如陶五联罐，由五个三足小罐连缀组成，用来放干果或者调味料。如果是放调味料的话，或许反映了岭南百姓饮食生活上的进步，但中国人赋予饮食、味道等更深刻的哲学意味，《吕氏春秋》有云：“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五味调和，融于一炉，才会产生出至味。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积极开展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时揭开了序章。前面提到南越国宫署遗址下叠压着秦造船遗址，显示广州有悠久的造船史，而越人生活在江海之间，善于操舟，这里出土的灶台明器，许多呈现出船的样子。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一些远方之物来到了岭南。汉代室内熏香蔚然成风，岭南亦不例外，那些留存至今的造型各异的熏炉，两千年前燃烧的就有来自海外的香料。而从汉代岭南墓葬中出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宝石，则告诉人们广州与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都已有了联系。

在不同时代，海上丝绸之路崛起的港口不同，秦汉时代与广州一同分享海上贸易荣景的还有徐闻、北海等港口，而到明清时代，广州则独领风骚，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中心。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渊源之深，不独体现在文物中，也体现在人们的观念中。东汉，广州学者杨孚著《南裔异物志》，这是我国第一部地区性物产专著，它记载的其实不止是岭南本土的方物，也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海外货物与关于异域的信息。东汉以来，这类风物志多记载南方风物，目的之一是增广北方人的见闻。

信息的沟通、知识的传播也是促成“海宇攸同”的重要方式。幅员辽阔的中国，各地风土人情各异，但大家都有交流的热望与共同的认同，故而海内一家、彼此相亲相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