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瑞
博士,河南大学民族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族群研究、民族文化多样性,在《宁夏社会科学》《青海民族研究》《西北民族研究》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中央高校专项资金资助课题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项、河南省博士后科研启动项目1项。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摘 要:羌族崇尚万物有灵的民间信仰,午牛崇拜习俗在四川羌区广泛存在,只有祭祀用的牦牛或犏牛被称为“午牛”。梳理羌族牛王会相关的民俗事象,追踪其门楣上挂牛头这一文化遗留物,可以析出其内在逻辑:羌民与牛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密切关系,是牛图腾存在的物质基础;牛月与牛祭活动是羌族午牛崇拜的宗教形式;牛从生产生活上升到宗教信仰,这就是羌族午牛崇拜的生成机理。
关键词:午牛崇拜;民间习俗;羌民信仰
引言
民俗不仅是文化遗留物,而且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本身就是生活中的文化事象。四川省岷江上游地区的羌族保留着独特的文化与信仰。学界对羌族地区的白石崇拜、羊崇拜关注得比较多,对羌族的午牛崇拜有所忽略。与羌族午牛崇拜直接相关的学术著述,目前只有《羌族的牛崇拜与美术特征》一篇论文,该文主要从艺术学的角度,从羌族牛崇拜的审美现象论述艺术与宗教的关系。迄今为止,文化人类学对羌族的午牛崇拜缺少“深描”和梳理,这与午牛崇拜信仰在羌民信仰体系中的崇高地位形成反差。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从图腾背后透视出了“社会”,埃文斯•普里査德深描努尔人与牛的亲密关系,有学者主张牛是一个中国研究西南民族社会文化的重要视角。
一、牛是羌族的原生图腾
纵观人类学发展史,图腾研究是该学科诸多理论的起点和基础。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原始人类将某种动物或植物视为自己的祖先,认为其信仰的图腾与氏族成员间有亲缘关系。人类学之父泰勒认为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的一种特例,美国人类学的开拓者摩尔根把图腾作为氏族的标志或图徽,弗雷泽主张氏族由其图腾繁衍而来,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将图腾视为父亲形象的替代物,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图腾的社会功能在于维系神圣的传统,拉德克利夫-布朗进一步指出图腾制度是一种社会组织原则,结构人类学的领军人物列维-斯特劳斯阐述原始人类通过相关对立的思维模式对图腾进行严密的分类。
我国早在周代就出现了用牛祭祀的习俗,牛作为祭祀物的级别是最高的,只有天子祭祀才会用到牛,诸侯祭祀只能用“少牢”(羊)。《周礼•地官•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牛在古代祭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重大祭祀仪式中才能用牛做祭祀物。《康熙字典》注“牢”:“牛曰太牢,羊曰少牢。《礼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西汉时期的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表现牛在滇族社会的重要地位及财富。新疆出土的牛皮靴也被证实是西汉时期的物品,吉林榆树老河深出土的鎏金神兽青铜牌饰是鲜卑神话中神兽的象征,陕西襄汾丁村出土的原始牛犄角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表征。画家李可染因崇尚牛的“俯首孺子不逞强”以及“终身劳作不居功”的特性,而将居所命名为“师牛堂”,并有名作《五牛图》。在我国土家族、佤族、彝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牛崇拜,牛在这些民族中文化底蕴也不尽相同。
之所以说牛是羌族的原生图腾,不仅因为羌民的祖先是牛首人身,而且可以从羌人神秘的宗教仪式—牛王会略窥一斑。在羌族的民间传说中,他们的英雄祖先是牛首人身。羌民传唱的民间故事中,最高级别的权力恐怕要数得上炎帝神农氏。羌人把神农氏作为自己的祖先,《太平御览》中炎帝神农氏的形象是“人身牛首,长于姜水”。炎帝外貌显著特征:人身牛首,他掌握的技能具有教化作用,可以教民“播五谷”。
牛王会源于羌人的神话传说,是羌族传统信仰最隆重的表现形式。羌族神话中,牛王菩萨在游历民间的时候,看到聂比娃(羌族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年轻小伙子)在很费力地用羊角木钩钩挖地,累了渴了就到河边洗洗脸继续挖,没见他吃过一顿饭,羊角木钩钩一天下来磨损很厉害。牛王菩萨很感动,于是就派他的坐骑——大牯牛去对聂比娃说“一天要吃三顿饭、洗一次脸”。大牯牛传话时传成一天要“吃一顿饭、洗三次脸”,牛王菩萨很生气,就罚大牯牛到凡间永远给聂比娃拉犁。因为牛王菩萨是十月初一那天赐牛给聂比娃的,为了报答牛王就把十月这天定为“牛王会”,那一天,三五家一伙,专门办会,轮流当会首,每家都要拿出几升面(羌民称为“牛面”),由会首把面喂给牛吃,然后把牛赶上牧场。“牛上牧场那天,有的还要做些小小的青稞面馍馍,串成一串,挂在牛角上,到了牧场再喂;有的给牛挂红,有的则用猪油或酥油擦牛角,把牛角擦得油亮亮的。办会时,主人们要吃酒席,跳锅庄,聚会一直连续三天。”这样的仪式一直传承至今,每年的十月初一都成为羌族最隆重的节日,甚至比羌族的春节还要热闹。关于这个故事,有个不同的版本。在羌族传说中,牛王和羌民住在一起。有一年,羌族地区发生大旱饥荒的灾难羌民恳求牛王到天上问问,有什么办法,天神喝得醉醺醺的不小心给牛王泄露了天机。其中传话的内容与上面那个故事相似,这次牛王把弄到的草根一天当三顿吃,传成了一天吃三顿,天神发怒,就罚牛给羌民犁地。这也满足了老牛早就想帮助羌民的心愿,这个故事,增添了犁地的犁法,使得故事更加完整。故事内容是一棵老树做了牺牲,制成了犁,并且牛王让牛的子子孙孙都为人类拉犁。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第一个版本的故事,羌民为了纪念那一天,还要给“牛挂红”。羌族的挂红是一个重要的仪式,可以说是“羌族的最高礼仪”这种礼仪在潜移默化之间增加羌民对牛的敬仰之情。再加上牛王的故事在羌民中间一代代的流传,在牛进入牧场之前,一些羌民会把精心准备的一条红绸子挂在牛头上,在一个重大的仪式中,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必然会引起其余羌民同样的感触,每年都有一个这样的仪式,这是羌族对牛的尊重和敬仰,也是表达羌民对牛的珍惜和爱恋之情。
牛王是羌民最重要的家神之一。牛王对羌民有恩,并且一直与羌民在一起。过去,羌民举办牛王会,表示对牛王的尊重,并祈求牛王的保佑。牛在羌民的家神中,唯一拥有被举办盛大节日的待遇。其他包括羊子在内的诸神,都没有享受此番荣誉。据《汶川县志》记载,牛王会又叫“十月初一”,是羌族的节日之一。“建国前,农村要去祭‘山王’,此日牛不放牧,要割草,煮食饲喂,此日一过,可散放牛羊,羌人极为重视。汉藏区域农村只祭祀牛(山)王”。可见,牛(山)王是羌民最重要的信仰神之一,牛王会—这个节日是羌民极为重视的节日之一。牛王会在羌民的信仰体系中,被单独列出来成为他们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这显示出牛王对羌民的重要性,也可以看出牛在羌民中受到了最隆重的礼遇。2008年大地震之后,牛王会被羌历年置换,其形式与内容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更多地考虑了旅游的因素。
王明珂的《羌在汉藏之间》一书讨论羌藏关系,不仅是地理位置上是这样的,在文化、宗教方面也是如此。羌族的宗教观具有杂糅性特质,以地域来划分,北部受藏传佛教影响,南部受到汉区佛道影响较多,并与羌族固有的多神崇拜、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思想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而神秘的羌族宗教观。羌族在中华民族中的处境和牛王在动物界的处境相似,这与羌族的宗教信仰不无关系。尤其是其中“万物有灵”的观念让许多动物在羌族都与神灵有关。羌族日常尊奉的神灵有三十多种,包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羌族崇拜的主神为天神、山神、家神、羊神等,“牛王”毫无疑问也是羌族神灵信仰的一部分,每年十月初一专门举行大型的、隆重的“牛王会”。
从远古帝王将相的牛祭开始,牛就没有脱离过人类的视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牛成为与人和谐相处的动物之一,牛被赋予人类文化的印记,在广阔的文化领域发生了意义的聚合与升华。牛的靭劲和毅力、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坚强朴实的奉献精神都是人类文明的见证。牛的这种任劳任怨精神与老鼠的投机取巧、阴险奸诈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羌民的生活与生产:午牛崇拜的文化生态
大多数羌族聚居于四川省阿坝州高山或半山地带,羌人的生活中,牛是羌族人民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为羌民创造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是羌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羌民的生产,农业和畜牧业并重,“羌族地区物产富饶。生产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也较发达”,羌族畜牧业中存在的牲畜主要有猪、羊、黄牛、牦牛等,牦牛的蓄养方式独特,它们自然生存于羌族地区的高山里,有时候一年半载都没有人去看管,只有需要的时候(比如节曰),才进山捕捉。这与羌族地区的地貌、地形有关。“羌族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麓,境内峰峦重叠,岷山支脉髙耸人云,雄伟壮观;河川纵横,闽江自北而南,黑水河、杂谷脑河横亘其间;……地形复杂,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适当,宜于农、林、牧和多种经营。”可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赋予羌民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利于羌民农业和畜牧业的兼顾发展。
在四川省阿坝州茂县、汶川、理县等羌族聚居区,存在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在羌族的传统建筑中,门头上、屋顶上挂着很多牛头或羊头。这些“羊头”已经被很多学者表述为“羊崇拜”,并被很多学者认同。那么,门头上的牛头又象征什么呢?牛崇拜的现象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中存在着,比如藏族、苗族、壮族、土家族、佤族等生活聚居地,就极为常见。羌族牛崇拜的习俗是古老羌族信仰之一。
王明珂《寻羌》一书中有很多关于羌民生产生活的实录,其中提到了羌人过年,从初一到初七,依次给鸡、狗、猪、羊、牛、马、人过年。这个次序中,我们可以看出,与羌人越紧密的动物与人(初七)过年的时间越近,羊牛马与羌人的关系最紧密,与人过年的时间也相对较近一些。
古代羌人的生活,经常用羊膊、牛膊来占卜吉凶。在《道光茂州志》中记载有羌族占卜的习俗,“占卜以羊毛作索,陈各物于地,用青稞洒之曰打索卦。或取羊膊以蕲炙之验纹路,占一年吉凶曰炙羊膊;或炙牛膊以验汗气,占一二日之事。”用羊膊占一年之吉凶,用牛膊占一二日之事,是羌民的占卜习俗。这段文字的后面有注释云:“羌族巫师(羌语称‘许’‘释比’)则以牛、羊膊骨烧烤视其裂纹断吉凶。或‘打索卦’。”通过牛膊骨、羊膊骨的烧烤裂纹来判断吉凶,是一种独特的占卜方式,在古代汉民中通常用烧龟甲来占卜吉凶。羌族还流传有三兄弟分牛的故事,其中提到分牛,把牛头、牛身、牛尾巴、牛皮子等四部分,分给不同的兄弟所有。从三兄弟分牛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牛是羌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分家时候即使把牛屠宰掉,也要把牛分到每一家。
“每年他(走马将军)遇难那天,六月二十三,冉家杀牛,秦家穿盔甲跳舞,王家要拉三犁地来赎罪。”这里显示出,羌民用神牛祭祀他们英勇的首领一一走马将军。羌民的祭祀品有羊,也有牛,和羊相比,牛在羌民的生产与生活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耕牛可以帮助羌民犁地,成为羌民生活的得力助手。在长期的农耕社会中,耕牛是财富的象征,拥有耕牛多的羌族男子更容易找到媳妇。羌族社会中,牛作为一种祭祀物,比羊要更珍贵一些,将军级别的祭祀才用到牛。牛是羌民祭祀时最重要的祭祀用品,《西羌古唱经》有多处记载,例如“野牛跑在山梁上/十九匹梁布陷阱/挂上一根牛绳绳/套上一只羊驱邪/猪一只来一鸡只/要用鸡来祭神灵/祭坛上面要它们”。这段唱经来自《西羌古唱经》,这个文献资料由茂县羌族文学社整理编辑而成,主要收集了羌族的三坛经(上坛经、中坛经、下坛经),是一部非常珍贵的羌族文献资料。上文这段唱词明确指出,牛是最重要的祭祀物。唱词有一个特别的顺序,野牛、羊子、鸡,这个从经济价值上由高到低的顺序,羌民在选择这些祭祀用品上也是一样的顺序。再者,唱词言物一般有一定的顺序,常见的有由大到小或由小到大,或者按高低顺序来唱,牛羊鸡的顺序符合祭祀品上由高到低的顺序。中坛经《格扭(吃猪唱词)》讲述了羌族历史上羌戈大战的故事。天宫中,天神爷的大子在花果山放牛时,丢失尖角神牛和弯角神牛。于是天神父子二人到羌人、戈人中寻问。天神怀疑是戈人偷了神牛(实际是羌人把神牛吃掉了),就帮助羌人打败了戈人。为了纪念此事,羌人十月初一这一天要还神愿。
三、羌民的牛月与牛祭:午牛崇拜的宗教仪式
羌族的牛月与牛祭活动是羌族午牛崇拜的宗教表现形式。
(一)羌民的牛月
羌族对牛分类的地方性知识。动物学家按照牛的外部形态、解剖结构和生理习性等把牛分为牛属、水牛属和准野牛属。黄牛、瘤牛和牦牛属于牛属,大额牛属于准野牛属,黄牛与牦牛杂交繁殖的牛称为“犏牛”。羌人对牛(羌语为“幕”)有自己的分类。他们把牛分为野牛、牦牛、黄牛、犏牛、午牛(音)、神牛(牛王)等,这与他们的民间信仰有关。午牛是专门用来祭祀的一种牛,牛王是他们敬重的菩萨之一。“午牛”从品种上说,是牦牛,只有被用在祭祀活动的牦牛才被冠之以“午牛”的称呼。
在羌族三坛经中,一年有十三个月,其中二月被羌人称为“牛月”。生死交替,岁月轮回。羌民对轮囬有着特殊的认识,“轮回”二字在这段古唱经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从生生死死到死死生生,生命的长度无穷无尽。羌人的这段唱经显示出了和汉人一样的十二生肖的顺序,依次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其中牛月仅次于鼠月,排到第二位,顺序在马、羊、猴的前面。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牛在羌人意识中的位置。西羌以游牧作为他们的主要生计与生产资料的来源。《后汉书?西宪传》有记载:“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说文解字》对“羌”的解释为“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羌人自称“尔玛”,“羌”这个称谓不是自称,而是其他民族(主要是汉人)赋予的。“从人从羊”显示出畜牧业是这个民族生产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从羊”的民族,羊与羌人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牛和羊在羌民的畜牧史上是并置的。“凡是养牛的地区,未必一定也养羊,但养羊的地方几乎都有牛,所以用‘牛羊成群’来形容畜牧业的兴旺,并描绘生动的畜牧美景”。牦牛在羌区的深山自然生息、繁衍,与山上其他生物一起竞争和生活。农活开始的时候,羌人就到山上牵出几头较听使唤的牦牛来帮助农业生产,这样的生产方式一直持续到解放前。
(二)羌族的“牛祭”仪式
羌族的“牛祭”是一种祭祀祖先的仪式。《羌戈大战》中描述了羌族的由来,羌族是从西北迁来,打败戈人之后才在岷江上游定居下来。羌族人自称“尔玛”,就是“我们、当地人”的意思。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早在三千多年前,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炎帝神农氏是传说中我国农业的始祖。人们通常说的炎黄子孙,其中的那个炎帝被羌人认同为祖先,因此,羌民是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炎黄集团中的一半——“炎帝”部族是羌族的祖先,他们这一认同的目的是增加本民族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包括历史上辉煌的治水事件中的大禹都被认为是羌人的祖上。现在,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经过历史的融合与发展,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关系”
选择牛祭的日期。关于祭山会的日期,钱安靖先生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载,“茂汶羌族自治县的娜鱼寨、水西寨在每年农历二月第一个属牛的日子祭山;较场区在农历四月;渭门沟和三龙沟在农历五月;松坪沟与曲谷河东在农历六月。汶川和理县各羌寨则在秋收后农历八月一日举行。届时或还鸡愿,或还羊愿,或还牛愿(一般每隔三年举行一次)”Totem的本义:“它是我的一个亲戚”的意思,每一种牺牲都会被当做生命,只有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它的毁灭才有意义。
祭祀用牛有讲究。笔者访谈中,羌族余友成释比介绍:“羌族祭祀用牛称作午牛(音),品种属于牦牛或犏牛。”羌族祭山会上用来祭祀的牛从品种上来说,不是黄牛,而是牦牛,这与羌族先民的游牧生活方式相关。羌人从游牧的生活逐渐转向耕作的生活方式之后,黄牛成为帮助他们生计的耕牛。羌人一般不杀黄牛,让它们自然老死或病死,然后卖与汉人。作为祭品的野牛是眼力好、气力好的羌人从高山上筛选、背回来的,一公一母两头午牛。其筛选的标准是:牛头大、胸围宽、牛脚大、后脚贵重,按照这个标准把高山上最好的野牛挑选出来。这个标准正是赶它、杀它的原因,赶它、杀它就是为了祭祀,羌人虔诚地把最贵重的牛来用作祭祀用品。这段唱词中的黄牛应为“牦牛”或犏牛,耕牛是不能被随意宰杀做祭祀用品的,早在葛维汉先生的田野考察中就关注过羌人的祭祀用品。牦牛和犏牛是羌民用来祭祀的牛,耕牛不可以用来屠宰做祭祀品。牛是羌族祭品中最重贵的物品之一,也是羌民必须敬重的东西。如果牛祭中说明宰牛的原因,那么刀祭中,就与神灵联系在了一起。
唱经祭刀不可少。与当今如火如荼的旅游仪式相比,从羌族古唱经,牛王会的传说中更能看出“牛祭”的原貌。牛王会的仪式对牛的表示还不够,《九敬经》之四、之五、之六都是与牛祭有关的。《九敬经》之四是牛祭,之五是刀祭,之六是还罪愿唱词。羌人祭祀中,对杀牛刀相当讲究,有专门的唱经章节为祭刀歌唱。并且杀牛刀公和杀牛刀母各请一位,和九敬经之四中公牛母牛相对应。这段给出的一个信息是,不仅野牛是还神愿的一部分,杀牛用的刀也是还神愿的一部分。详解一下,牛刀最锋利处在刀尖,刀尖的作用是“引来”开路神,把祭牲引到神坛旁。可见,祭祀仪式中,杀牛也是相当讲究,并不是随便用牛刀把牛肢解了,而是有神灵(引路神)参与其中。法刀是用来还神愿,刀尖起着特殊的链接作用,把“人—牛—神”链接在了一起。有趣的现象是,羌人用牛还神愿时,还要给牛找许多借口,比如说“吃尽花草不留根,吃尽花草又乱屙”这种理由貌似有点牵强,但是总要找一些借口。之所以必然有借口,是因为,羌民对牛王崇敬之情,如果不找一些借口,心里会对杀生行为有所愧疚,这是笔者的一个心理猜测。
唱经伴随牛祭全程。羌人用牛祭来还掉众生灵犯的罪恶,祈求上天宽恕生灵的罪恶。唱词之初,先有一些无罪的被除外,分别是官、释比、引神会首、祭牲会首,这些人代表的团体是无罪的。哪些生灵有过罪恶呢?分别列举有黄牛、羊子、猪、鸡等四种。唱词中它们犯的“罪”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羊子的罪是吃青草、乱屙,猪的罪是吃下千盆食,鸡的罪过是吃庄稼、乱飞、鸡屎青稞刨成堆。其中有些是这些生物的本能,比如羊子吃草、猪吃食、鸡乱飞,把这些唱成罪过,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嫌疑。羌人唱这些“罪过”来乞求宽恕,更深层次是乞求对这些生灵的保佑,保佑羌族人民和这些生灵的平安、繁荣昌盛。上述这些偶然之间犯下的罪过须由通透的“白亮神”、来往的“野兽”、流动的“河里鱼”来引走。
牛膊骨有特殊用途。牛身上的牛膊骨,对羌民有特殊的意义,它可以显灵,被羌民用于占卜吉凶中。牛膊骨可以用来占卜吉凶,占卜用的东西往往比较神圣,能断善恶吉凶的物品在人的意识中通常会很神秘。用民间一句通俗的话,这些物品可以“显灵”,神灵显灵的物品更加使人感到敬畏、深不可测。显灵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事项,如果牛膊骨可以显灵,这个事件就会让羌人感觉到神灵在牛膊骨上的附着性。这种占卜习俗里,牛膊骨可以代言吉凶,进而成为羌人与神灵沟通的一种中介。牛膊骨神化了,牛在羌民生活中也随之神化。
牛头挂门楣。“羌人将牛宰杀后,还要将牛头拿去放在祭塔上加以拜祭”也有很多将牛头挂在宅门门楣之上。将牛头摆放祭塔上或挂在宅门之上来拜祭,这是与汉族献祭三牲的最大区别之处。在拜祭牛头的仪式与过程之中,牛的神圣性逐渐增加。
羌族对牛的神化与羌人“万物有灵”的意识密不可分。羌族民间文化中流行着多种崇拜,例如白石崇拜、羊崇拜等,这些生灵都有某种超凡脱俗的灵气蕴含在其中。他们生活中的牛也是灵气十足,是牛王菩萨赐予羌族的,生活中碰到灾害或困难时,他们甚至会请“牛王”到天上问事,寻求问题解决的办法。“万物有灵”的意识增加了羌人对牛的神化,羌族的民间传说把“神化”了的牛代代相传,使羌人在潜意识中对牛有了稳定的认识。
四、羌民信仰体系中的牛神
羌民崇尚万物有灵,所有的神灵有固定的阶层和地位。根据供奉位置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第一阶层是白石神,摆放位置在屋顶,其公祭在神林;第二阶层为家神,位置在室内,例如人类祖先、财神、牛神、羊神、启示之神、水缸驱毒神、火神、家族祖先、山神、中柱神、守门神、六畜神、田界神等;第三阶层为地方诸神,分为阴神、阳神或正神、邪神两类,位于四海之内。牛神属于第二阶层,位于家神行列,是与羌民结合在一起的家庭诸神之一。有学者将羌民信仰的诸神分为三类,白石神单列为一类,羌民住宅(包括屋内、屋顶)有关的神划为第二类,第三类是地方诸神。其中第二类中不同地方的羌民,供奉的神之数量有所不同。
另据茂县黑虎羌寨的余友成释比介绍,羌人对神的排序为:天地君臣师。羌人屋内的角落里还供奉有其他的神,包括财神、羊神、山神、火神等,其中牛王一般被供奉于室内,作为羌民的家神。过去,在茂县的大山中有牛王庙,2008年被地震摧毁。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学者的论述,还是羌族释比的介绍,都把牛神划为羌民的家神。羌民的信仰体系中,白石神属于主神,其次是家神,羌人与家神一起,在与地方诸神的博弈中求得生存。简而言之,神灵体系分为三类:白石神、家神、地方神。白石神、家神都是对他们有利的神灵,地方神分为正邪两类,羌民需要借助释比的力量与地方神中的邪神角逐。
根据钱安靖的研究,羌族地区保留着原始宗教信仰:“故羌族的自然崇拜,除天、地、山、水、树外,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无论有生物无生物,皆被视为有神灵主宰,都可以成为崇拜对象。那些直接与羌民生产生活相关的事物及其所谓神灵,受到人们重视,而加以崇拜。如火神、羊神、牛神、六畜神、地界神、门神、水缸神、仓神、碉堡神、中柱神等等。”钱先生的研究从性质上对羌民的信仰做出了界定:羌民的信仰体系属于原始宗教信仰体系。这种宗教信仰在羌民这里体现为——万物有灵。自然界中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在羌人信仰中都是被神灵主宰的。牛神显然属于与他们生产生活相关的神灵,被羌人崇拜着。牛神,在羌民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体现在羌民把畜牧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时。在牛被神圣化过程中,牛在羌民的信仰体系中的位置也不断变化着。从一个神秘的现象说起。羌族的祖先“炎帝”的雕塑中,头上有一双牛角,姑且可以称之为“牛角炎帝”。羌区存在羊崇拜的现象已经为学界所知,羌人自称炎帝为羌族的祖先,为什么祖先的头上不是羊角呢?在茂县的田野考察中,笔者得知,羌民门槛上挂羊角还是牛角,除了信仰层面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牛角比羊角贵重很多,过去只有富足一些的人家才挂得起牛角,普通人家就只挂羊角。羌民生活中,一头牛的价值远胜于一头羊的价值。羌民把更为贵重的牛角挂在他们的“祖先”头顶上,除了祈求祖先保护羌民之外,还有把更贵重的牛角赋予祖先之意。
羌族民间文化中午牛崇拜的理性根源。羌族在历史是一个迁徙比较多的民族,甚至无法断定历史上最早的羌民生在何处。渐渐地,羌人厌恶了不断的迁徙,须找个角落稳定下来,但是作为“西戎牧羊人”的身份很难改变,很难得到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的认同,畜牧和农耕两种文化不断地交织和碰撞,羌民族只能在各种博弈中寻求一种平衡,只有势力均衡,羌人才能安定下来。在博弈中,弱势的一方容易引起羌民的怜悯,像动物界的牛、“炎黄”中弱势的炎帝都得到了羌人的喜爱和认同。在“万物有灵”宗教观念的影响下,羌族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越发膨胀。羌族认同中,除了我族之外的他族都是外族,从“尔玛”的称谓可明显看出来。前人的许多著述探讨过羌族的各种崇拜,比如说白石崇拜、羊崇拜等。不论从地理位置上,还是从文化影响上,羌人要存在,都离不开汉藏等其他周边民族。当然,在形成“羌”的过程中也离不开与其他民族的碰撞与交流,羌正是在这种不断的碰撞与交流中形成的。
在羌族的神话中,日月星辰的由来在羌人中也有对应的神话,狗头盘古耗尽精力造好天地,倒下的时候,他的两个眼睛飞到天上成了太阳和月亮,盘古王的汗珠子飞到天上成了星星,他的身躯倒地成了高山和石头,头发、胡子、汗毛成了树木和花草。他身上的虱子和虮子变成了野兽和牛羊。可见,牛羊,包括虱子等都是由盘古王身上分化而来的。牛在羌族神话中,和羊等都是一样的地位。羌族有许多关于动物的寓言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兔子有时候显得聪明有时候又有点狡猾,兔子用锤子和桦树皮装作钦差大臣吓跑了要吃羊的狼,兔子拯救了羊,又从豹子口中争得野牛做食物。在另外一篇故事中,牛在这里竟然成为其他更强势动物的食物。牛在羌族的生产生活中地位相当重要,是羌人农耕的主要生产力。羌民中有祖训:“饿死不吃种籽和牛”。由于牛在羌族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牛与羊一样,也受到了羌族的崇拜,彭代明认为,牛崇拜是羌族的主体崇拜。牛和羊在羌族的口头故事中,都是弱势群体,都是受宰割的对象。值得一提的,正是这些弱势群体才让羌族崇拜,其他强势的,如老虎、豹子等没有成为羌族崇拜的对象。这与汉民族的许多崇拜恰恰相反,在汉民族中,狼图腾曾经很盛行,后来有人提出“羊图腾”与之对应,海内外华人关于狼性与羊性的谈论绵延不绝。而羌族恰恰相反,羌族崇拜中没有很威武、霸道的角色,包括白石崇拜都是看似很平静的事物,甚至连羌族中被称为“毒药猫”的女巫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羌族民间文化中,牛和羊在动物界的“位置”,与羌族的牛崇拜和羊崇拜一起解释了羌族的由来和羌族的历史。羌人把牛头人身的炎帝作为自己的祖先,与羌族的牛崇拜(而不是龙崇拜)是对应的。羌族的民间文化丰富多彩,所有民间的点点滴滴共同构成了羌族的崇拜认同。
羌民生产生活中与牛的密切关系,是牛图腾存在的物质基础,牛月与牛祭活动是羌族午牛崇拜的宗教形式,牛从生产生活上升到宗教信仰,这就是羌族午牛崇拜的内在逻辑。
余论:羌族午牛崇拜的祭祀圈
羌族的羊崇拜与牛崇拜的关系,可以用“在场与缺失”来概括。羌族的羊崇拜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是羌人的室内或门头挂羊头,这个在汶川、茂县、理县等羌族地区比较常见;另一个重要的标志是羌族祭山会时候要用羊祭神,这个习俗在羌族地区仍然存在。这两个标志性的民俗事项不仅为羌族民众所重视,而且也受到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关注。可以理解为,不仅在羌族习俗中是“在场”的,在学界也是“在场”的。“角角神两侧贴有杜微花,羌人称之神衣,分别代表男人、女人保护神和牲畜神”曰。羌族地区,牲畜神和男人、女人保护神处于并列的位置。羌族的午牛崇拜现象,这个信仰习俗在很多方面和羌族的羊崇拜有相似之处,室内、门头挂牛头,祭山会的牛祭,这两个习俗在桃坪羌寨、黑虎羌寨都有发现。不同之处是,羌族羊崇拜现象被学界关注很多,有学界的“在场”;而羌族的午牛崇拜现象,鲜有学者关注,仿佛被封尘在一个黑匣子中。羌族午牛崇拜在学者的研究中“缺席”,学界很少去解读那个悬挂着的牛头背后的秘密。
与羌族相邻的藏族、彝族中存在与羌族类似的午牛信仰现象,松潘地区的藏民存有此习俗,嘉绒土司家族崇奉牦牛例,凉山地区诺苏彝族家户的门媚上有挂牛头的现象。少数汉人有此习俗或相似的习俗,笔者一次到访成都L君的小别墅,发现其屋内挂有一硕大的牦牛头骨,据主人介绍说,那是为了让牛神保佑自己,同时为了驱邪。有需求就有市场,在成都黄龙溪、松潘川主寺等旅游景区有一些专门交易牦牛头骨的店铺。这样看来,午牛崇拜的这个祭祀圈除了羌族地区之外,还应该向周边延伸。
历史上羌民经历了多次迁徙,途中难免留下羌族午牛崇拜的遗迹。根据《羌族思想史资料汇集》的整理记录,“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代甲骨文中已记载了羌人的活动,春秋战国时羌人分若干支向西南、西北地区迁徙,秦汉时一支羌人去岷江上游定居,生息繁衍,逐渐发展为现在的羌族。”这是羌族迁徙的笼统说法,另据景生魁考证:“羌族来自西北,有三次南迁:一次是公元前年451秦献公称霸西戎,陕甘青羌人部分南下;二次是公元前202年汉武帝刘彻‘北逐匈奴’‘西逐诸羌’,使甘青地区的羌人南迁到四川、云南等地;第三次是公元1227年西夏王国被蒙古军征破,大批的党项羌人迁徙到四川,在今甘孜州的木雅、丹巴县和阿坝州的松潘、茂县全川等地定居”。
追踪羌族历史,其午牛崇拜的祭祀圈会随着羌族迁徙的路径而变化。结合羌族迁徙的历史,这个祭祀圈流动的范围延伸至陕西、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地。如今羌族祭祀牛王的地域主要有四川省阿坝州茂县、汶川、理县、松潘,以及绵阳市北川县等地,这些都是羌民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均为羌族午牛崇拜的祭祀圈。这个祭祀圈与相邻的藏族、汉族的类似祭祀圈等有重合的地方,这是民族融合与交流的写照。然而,古羌人迁徙历史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甲骨文中关于羌的记载也有待考证。
【注】文章原载于《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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