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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二胎父母可爸和可妈

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1月发布的数据，

中国人口出生率连续两年跌破1%，

在低生育的大趋势之下，

较早步入婚育的年轻人，

似乎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群体，

甚至被贴上“英年早婚”的戏谑标签。

然而在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於嘉的研究中，

全国未婚群体，不想结婚的比例不超过5%，

年轻人依然普遍渴望进入婚姻。

图源《花束般的恋爱》

一条找到4个90后、95后的年轻家庭，

他们在25岁前完成结婚、生子，

我们共同探讨关于“早婚早育”的人生选择。

“早婚早育”跟家庭经济基础关联多大？

他们在哪个瞬间做出这个决定？

早早婚育有什么优势？

又碰到哪些不一样的挑战？

等到相对成熟的年纪，他们是否后悔了？

编辑 钱雨朦 责编 陈子文

可爸和可妈，95后

女儿2岁，儿子9个月

坐标：北京

2021年6月，一场大雨过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毕业典礼正在校内草坪上举行。95后可爸穿着硕士毕业服，挤在人群中听领导讲话，但他时不时会张望一下远处，寻觅妻子可妈和女儿可可的身影。

带娃参加毕业典礼，是件稀罕事。夫妻俩很快被同学老师们“围观”，可爸拉来导师，想合影，但女儿没见过这么多人，吓哭了，手上攥着的面包也不想吃了。可爸接过面包，自然放进自己嘴里，抱起女儿安抚情绪。最后，合照有了，女儿“黑着脸”，他们回忆：“太尴尬了。”

可爸和可妈同学院同一届，大四在一起，又一起保研读研。2019年5月，他们意外怀孕，还没毕业，孩子先来了。

时间再往前推大半年，两人时常争吵未来人生规划。

女生想提前毕业，申请读博，但男生觉得不如早点工作；男生丢下做了好几年的影视创业，和朋友做起文创，女生觉得一时兴起，风险太大。一个人憋不出毕业论文，脾气暴躁；另一个人因为对方的不理解，也很烦闷。

在学校里拍的婚纱照

孩子的到来，催促着两个年轻人走向成熟，做出决定。

首先是要不要孩子，答案是肯定的。可妈长期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医学上，这是女性不孕最常见的原因。他们甚至想过，哪怕没有孩子，也能过一辈子。她去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有种被命运砸中的感觉。”

接着是筹备结婚，两人都有比较丰富的恋爱经验，在一起后，进度比别的校园情侣快，本科毕业时，双方父母就见过面，知根知底很满意，孩子让原本毕业后的结婚计划提前了一些。

在更长远的人生规划上，两个年轻人更谨慎，可妈已顺利完成论文和博士申请，明确了以后当老师的目标。得知怀孕，可爸放弃了手中不成熟的创业，先休学一年，照顾妻子左右，也为未来做更周密的打算。

结婚生娃，两人有一些积蓄，算不上“裸婚”，“我们经济独立比较早，大学念新闻传播专业，自学拍照、设计海报、剪辑视频，一边学一边在外面接活儿赚钱。”可爸上大学后，就没再问家里要过钱。

但两人都没毕业，未来并不完全确定。他们统一行动思路：在可控范围经营好小家。

两人决定先延续租房的状态。可妈虽是北京人，父母都是普通体制内上班族，家里只有一套房，住不下，距离远，买新房也不易。2017年开始，两人便在学校附近租房，从与人合租的60平米小屋，到后来换了个80平米公寓。

租房多年，可妈从没有单独的化妆台。家里的小沙发堆满玩具，一家四口常挤在上面聊天打闹。她感慨：“很少有自己的空间，作为女孩子，更心酸了。”

育儿上，生一胎时，遇上疫情暴发，新手可妈心情起伏大。可爸看在眼里，把母乳存进冰箱，夜里起来喂孩子，让妻子能多睡会。身边的朋友生娃的不多，他们遇到难处，就上网现学。2021年，两人又迎来二胎，才请了育儿嫂帮衬。

如今，可爸可妈都回归了自己的工作学业，工作日里，退休的可可外婆主要带娃，但相比较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夫妻俩陪伴孩子的时间都更多。

可爸毕业后，和朋友一起成立了影视工作室，虽然忙碌，但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上。可妈读博步调比同学们慢，但她保证每周有两天在学校，其余时间可以在家远程，可妈还运营了母婴自媒体，接商务也有收入。

结婚第3年，考虑到两个孩子日后的上学问题，两人在父母的帮衬下，贷款买下90平米的房子。每月房贷还完，剩下的钱精打细算过生活。

家庭的压力逼着可爸和可妈不松懈，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单独的二人周末了，但一想到未来，等两个孩子18岁了，他们不过也才45岁上下，那时，真正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享受自己的生活，他们也很期待。

图源《产后调理院》

李霖和方先生，95后

女儿2岁，二胎待产

坐标：新疆库尔勒

23岁的李霖鼓起勇气，在闺蜜群里发出自己结婚和怀孕的消息，在一线城市上班和读博的两个发小，立马发来惊恐的反应。

“没上几天班就回去结婚了？你在上海那家公司不是很受重用吗？”“你的肚子变得那么大，身材走形到这样的地步，太可怕了，无法想象。”没有从朋友那里获得关于结婚生娃的鼓励，她有些沮丧。

朋友眼中，李霖就像是《我的天才女友》里的Lila，人群里最聪明的女孩。她从小就是班长，大学考上厦门一所名校，学理科，又擅长写文章，活跃在许多社团里。毕业前夕，拿到了上海一家新能源公司的offer。

决定结婚时，李霖住在上海公司附近的出租屋里，已经交了半年的租金。

大学时期的李霖

两年后，回忆这些时，李霖身处新疆小城库尔勒。她的父母是落脚这里的石油行业从业者，李霖在这里度过了小学、中学。

我们和她的采访在下午，因为女儿的啼哭被打断了两次，“我想着逃出她的视线，交给保姆，但是失败了，每天都在‘斗智斗勇’。”转到深夜12点，李霖哄睡女儿后，才打开了电话，她的四周终于恢复了平静。

李霖和丈夫从中学开始相恋十年。婚后不到一周，她发现怀孕。回新疆，是因为双方父母都在，方便照顾孩子。

李霖总结自己“早婚早育”的选择：“先做了我‘该做’的事情，然后再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说“应该”，和成长环境有关。李霖和先生两人的父母都是按部就班、守着传统观念生活的人。整个中学，他们偷偷摸摸谈恋爱，李霖记得，父母给她设置了“宵禁”，“11点前必须回家，没得商量。”

“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在父母眼里，在一起十年还没分开，就是要在一起孕育下一代。他们准备好了房子车子，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当，我们似乎没有逃避的理由。”

另一个结婚的原因，李霖觉得可能遇不到比先生更适合的人了。在一起的十年里，他们几乎没吵过架。

生完女儿后，公婆给了夫妻俩一笔钱，李霖可以选择最好的产后修复方案，也请了当地评价最好月嫂来家里。身体恢复后，李霖和先生带着宝宝去度假，她很乐于在朋友圈分享女儿的点滴成长，也会找来各种育儿书籍，耐心研究下一代的教育方式。

但很多个深夜，当孩子睡着后，李霖又像换了个人似的，在社交媒体上写下她的困惑。比如，她发现这两年“自我价值”完全消失，孩子是一切中心。

“每天起床就是看着宝宝，和父母公婆抬头不见低头见，偶尔争吵拌嘴，大多也是围绕孩子，他们太溺爱宝宝，我不希望这样，饭都不能好好吃。”

李霖和女儿度假

有几次，李霖想好好打扮一下出门，却发现溜达的只有小区，城市太小了，没有朋友，闺蜜群里的聊天肉眼可见在变少。前几天，快天黑的时候，她下楼去买东西，看着外面的夕阳，有一种很恍惚的感觉，她想着：新疆有时差，这大概是上海大家加班奋斗的时候吧。

说起辞掉上海工作的决定，李霖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目前的想法是“见缝插针地实现个人价值”。她说服父母，希望生完二胎之后，再回到一线城市去工作，“孩子离不开母亲，但我以后的生活里，不能只有孩子。”

蒋欣小吴的一双儿女

蒋欣&小吴，90后

女儿5岁，儿子3岁

坐标：江苏南通

小吴29岁那年，食物中毒，躺在担架上被急救车送去医院。他浑身麻木抽搐，艰难的呼吸步步突破他的心理防线，但他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内心有个声音告诉他：你得活着，老婆孩子在等你。

医生终于从鬼门关把小吴拉回来，意识稍微恢复后，他看到妻子蒋欣坐在床头。过去的二十几年，他们的生活平淡如水，以为一切顺其自然，就都在掌握之中。

图源《产后调理院》

蒋欣是南通人，小吴来自隔壁泰州。他们在省内读大学，毕业后，都顺从父母期望，考上离家近的体制内公务员。

两人认识是在工作场合，小吴被蒋欣甜美的外表吸引，蒋欣觉得小吴字很好看。“业务一来一往，别人看来平平无奇的对话，在我这里就很心动。”平时工作不忙，他们有更多时间约会相处。

小城不大，恋情很快被家长知道，“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人，在南通买房买车成本也不高，不到一年就结婚了，两个孩子相继出生。”

24岁结婚，25岁生娃，夫妻俩觉得：“可能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学比很早，但对于身边圈子来说，早早结婚生子，这很常见。”

蒋欣两胎恢复都很快，“五六个月基本回归正常，头发也掉，不过现在都长回来了。产后恢复，比如盆底肌、腹直肌修复都相对更容易些。”

她还感到幸运的是，他们生娃时，婆婆50岁出头，刚退休，精神精力都充足。平时不仅负责带孙子孙女，也会把蒋欣当孩子，变着法子做好吃的。

对于生活的掌控感也来自于小城体制内的安逸。

蒋欣和小吴都不是事业心很重的人，收入远比不上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同学，经历那次生死考验后，他们更“佛系”了，夫妻俩笑称自己“穷得只剩下稳定”。但生活在大城市的同学们，又会反过来羡慕他们“工作和生活是彻底分开的”。

工作六年，蒋欣一直在基层做着游刃有余的事情，同事关系简单，有时间有精力，更多地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在我这里，家庭的美满会更有成就感”。

和一线城市的职场妈妈相比，蒋欣不需要额外的社交或加班，下午五点半，太阳还没下山，她骑一辆电单车，十几分钟就回到熟悉的小区，“打开家门，看到两个活蹦乱跳的娃，和一桌简单却用心的晚饭，满血复活。”

小吴一直记得，食物中毒被救回来的那个早上，妻子从家带来热乎乎的白粥，一家人围坐在病床前，你一口我一口地吃下去。

“那就是人间美味了，是清清楚楚的幸福感，哪怕以后还有什么难关，但一家人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可遇和女儿在一起

可遇，90后

女儿3岁

坐标：四川成都

2021年7月，过了“冷静期”，27岁的可遇正式和前夫洋葱办理了离婚手续，结束十年的感情，四年的婚姻。前夫是可遇的初恋，他们和平分手，“双方都没有出轨等原则性的错误”。

可遇说：“懵懂时，我企图用早婚育来弥补自己成长过程中的遗憾，我很感激他，但如果再来一次，我不会做这样的选择。”

可遇从小内向敏感，父母从她3岁时开始争吵不断，小学一二年级，她被送回都江堰老家和爷爷奶奶生活，“奶奶会埋怨我妈妈，也不是很喜欢我。”

10岁时，父母离婚。记忆里，她对父母没有真正的依恋，她想离开这个家，有自己的家。

整个青春期，她在学校也很沉默，总是下意识避开人群，窝在座位上低着头。同年级的洋葱完全不一样，外表俊朗，爱表达。可遇被他充足的能量吸引，希望成为那样的人。中学时，两人开始早恋，一起上课下课。

洋葱父母对可遇呵护有加，她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家里条件并没有很好，但他们有多少，就会给我多少。”

2017年，刚过法定结婚年龄，他们就领证了。两个自己还是“孩子”的年轻人，很快迎来女儿的出生。

可遇逐渐意识到，一家人在一起，光温暖是不够的，生活观念的碰撞无处不在。从争论孩子上哪个幼儿园开始，一个个现实挑战下，两人分歧越来越大。如今，女儿主要由前夫的父母带着。

可遇觉得，从小到大，都没有人教她去怎样生活，如何成为一个妻子或母亲。这段婚姻，对她来说像一场迈出去的试验，“逐渐找到了自我”。唯一亏欠的是年幼的女儿，她想在这几年认真打拼，积累一些基础，“等到她念小学，我有这个实力了，就把她接到身边。”

文中名字均为化名。

图源《盛装恋爱有理由》

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於嘉记得，几年前，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中国单身人口数据，到了一些媒体那儿，新闻标题是“中国有2 亿不结婚的年轻人”。

在她看来，某些博取噱头的不实报道，并不能帮助大家客观理解当下年轻一代的婚育观念。

2021年9月，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最新数据，於嘉与其团队发布了一项名为《中国青年的结合与生育：趋势与社会经济差异》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家庭形成方面，我国的年轻人仍然普遍渴望进入婚姻。

选择结婚生育，随之而来的是房价、教育、女性个人价值实现等等问题，令人惶恐、焦虑……而另一面，在这个漂流的大世界中，好的婚姻和家庭也构成一个小世界，外面再动荡，但是小世界内很温暖。

无论如何，每个人都在做出自己的选择。也许相比何时结婚、几岁生娃，以什么样的态度进入婚姻、是否能对生育的选择负起责任，是更值得思考的事。

以下是一条对於嘉的采访。

Q：一条

A：於嘉

Q：近些年，年轻人初婚育平均年龄和变化趋势是怎样的？

A：从全国来看，2019年男性初婚年龄是28.0岁，女性26.4岁。城市平均初婚初育年龄比全国平均水平大约会大1-2岁。

纵向比较，2006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是24.3岁，2016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是26.9岁，最近10年间推迟了约2.6岁。

整体而言，推迟婚育与高等教育扩张、婚前同居的比例增加、结婚对经济基础的要求越来越高、个人主义兴起等因素相关。

Q：传统婚育观念对当代年轻人的影响如何？

A：影响依然比较深，这是文化和历史决定的，很难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年轻人还是比较重视家庭美满、希望子女有出息、认同孝顺父母等。

但是另一方面，年轻人的一些婚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年轻人对“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女人有孩子才算完整”的观念认同度也下降很多。

图源《男文案撰稿人，要休育儿假》

Q：您曾提出一个现象：在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较早进入婚育的年轻人群体正好相反，这是为什么？

A：对于三四线城市，年轻人经济压力较小，养育成本也比较低，大部分人在完成学业后，如果认识了合适的对象，相处一段时间后，都比较早进入了婚姻。生活在三四线城市的一些条件比较好、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可能在配偶的选择上更加挑剔和审慎，较大可能晚婚。

但在一二线城市，模式可能正好反过来。这里房价高，生活育儿成本也高，教育水平与家庭出身一般的年轻人，进入婚姻的时间可能会晚。受到更好教育、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年轻人，只要找到合适对象，在经济不是最大问题的情况下，可能就会考虑进入婚姻。

比如近期有研究发现，自2008年上海房价大幅度上涨之后，与非本地人相比，具有上海户口的高教育程度男性会更早进入婚姻。

Q：相对于80后父母，95后育儿似乎倾向轻量化、不鸡娃，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

A：一方面，可能是90后、95后的子女还比较小，没有很直观地感受到教育的竞争压力。

另一方面，70后、80后很多人是依靠教育实现向上流动，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他们直观地体会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对子女的教育更加重视或焦虑。而90后、95后成长环境是更好且趋于稳定的。

另外，90后、95后成长在互联网时代，接触到的信息更多，父母和社会制度对他们的约束也变小了，他们更重视自己的意见，呈现更有主见的育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