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AI财经社 田晏林

编辑 / 游勇

从暴富到巨亏2020年8月5日凌晨4点，广西武宣出现了五名身穿迷彩服的男子，他们手里拿着蛇皮袋，头上戴着黑色头套，乍一看还以为要去抢银行。但他们却鬼鬼祟祟进入了一个养猪场的产房，当着管理人员的面，硬是抢走了70头种猪，价值超过13万元。

其实，每逢猪肉价格大涨时，总有不少人打上了养猪场或者超市猪肉的生意。此前，美国也发生过类似案例，2011年，美国中西部爆发偷猪潮，上千头猪被偷，损失惨重。

但中国人对猪的喜爱无人能及，一年至少要吃掉7亿头猪。即便是2019年猪肉价格飙升时，中国人均猪肉消费量也超过了20公斤，同期的牛肉、羊肉的人均消费总量仅是猪肉的1/6。连美国农业部都感叹：差不多全球有一半的猪肉都是被中国消费者给吃掉的。

国人也有养猪的传统，祖上教导：猪是家中宝，粪是地里金。新中国成立初，养猪是头等大事。它不仅解决吃肉问题，猪粪也能作为肥料，基本全身都是宝，所以在当时，猪是公认的“六畜之首”，养猪和种粮同等重要。

而新中国的首个万元户就是靠养猪致富。1979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的文章，讲述了新中国第一个“万元户”黄新文的故事。而他致富的手段也没有太复杂，只是养了25头猪。

正是猪肉的庞大需求催生了庞大的生猪市场，从而形成了当前牧原股份、温氏股份和正邦科技三大养猪巨头的市场格局。

这轮猪肉价格上涨是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的，上半年大家的日子都还非常不好过，自从2018年辽宁出现首例非洲瘟疫之后，这种病毒开始在猪之间蔓延，大量猪被感染，不得不进行消杀处理。

然而，祸福相倚。非洲瘟疫打击最大的是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个体户，他们不得不赔本退出。但人们对猪肉的需求却没有明显的波动，这也就导致了猪肉价格疯涨，大型养猪企业反而从中受益。

2019年一季度，牧原股份卖出了300万头生猪，反而亏损5.41亿元，此后猪价开始大幅大涨，到2020年一季度，牧原股份只卖了256万头，盈利却超过40亿元。牧原股份也是在这一年新增了7万名员工，鼎盛时期的字节跳动也不敢这么扩张。

更疯狂的是股价。2019年初，牧原股份的股价还在28元左右，10月底就涨到了103.6元，累计涨幅高达260%，股民数量更是成倍增长。

养猪的造富效应实在是太过强烈。2020年，河南省首富是牧原股份创始人秦政英，而江西省首富是正邦集团的林印孙。温氏股份虽然也赚得盆满钵满，但因为在经济发达的广东，要想靠养猪当上首富还是有些难度。这一切都得感谢价格疯涨的猪。

然而，以前有多风光，现在就有多惨淡。

2021年以来，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出栏价从年初最高的36.34元/公斤，下跌到最低10.78元/公斤，跌幅近75%。

2019年和2020年，正邦科技两年的净利润加起来高达74.09亿元。而2021年前三季度，正邦科技净亏61亿元，几乎把前两年挣的全吐回去了。规模更大的温氏股份赔得更多，前三季度共计亏损97亿元，今年5月还暂停外购猪仔。

素有“猪茅”之称的牧原股份，虽然账面上还有87亿元净利润，但与去年相比，利润还是下降了近59%，并且三季度单季亏损了8.2亿元。这还是牧原在2019年二季度过后，第一次遇到这样尴尬的局面。

不过，比亏钱更难堪的是，牧原最近因为商票逾期被上海票据交易所公开点名，同时又被招商证券客户经理质疑财务造假，吓坏了一群投资者。

如今，12月已近尾声，本该是猪肉的消费旺季，但生猪价格还在止不住地下跌。猪企和投资者都跟着倒吸凉气，想要短期在猪身上挣钱，变得十分困难。

风口和巨亏，在转瞬之间。关乎国计民生的养猪大业，既能迅速让这些猪企老板坐上财富火箭，但稍微有些风吹草动，马上又跌入巨额亏损的深渊。

“猪王”发家史1983年，温氏集团创始人温北英刚建起养鸡场，19岁的正邦集团创始人林印孙还在江西省粮食工业学校学习大米、面粉加工专业。而那一年，还在河南县城读高中的秦英林就鼓动父亲养猪。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当年秦英林鼓动父亲花了800元建起的养猪场，由于养殖经验不足，买来的20头猪陆续死掉，最后只剩下一头，造成近2000元的损失。

这也是他后来舍弃河南大学保送名额，选择在河南农大就读畜牧专业的原因。1992年11月，秦英林和夫人钱瑛辞去公职，回到家乡河南省内乡县马山口镇，从22头猪开始了养殖事业。据说他养的猪睡的是钢丝床，喝的是自来水，猪舍内安装有摄像头，利用电脑监控，只要猪吃他配的饲料，一天能涨一公斤。

但即使这样，牧原有很长一段时间与温氏相比都有差距。其实温氏是养鸡起家，养猪是在1994年创始人温北英去世后才开始的。在经营模式上，温氏沿用自己养鸡时首创的“公司+农户”模式，虽然养殖的机械化程度并不高，但养殖效率非常高。

一般生猪养殖全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育苗、育仔和育肥。温氏保留了种猪繁育和育仔阶段，而将育肥阶段以委托饲养的方式交由农户负责。公司不需要提供仔猪育肥舍，由合作农户按照公司的标准自己出资新建或改造现有的养殖场，并通过与公司签订委托协议，缴纳一定的预付金“代替”公司进行生猪养殖。生产周期结束，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价格回购成熟的商品猪，并支付一定的托管费。

这种轻资产模式，具备较强的可复制性。而牧原股份是典型的重资产运营，采用的是一体化自育自繁自养模式，企业自建养殖场，统一采购饲料、疫苗，雇佣农工集中进行种猪的育种和扩繁、猪苗的培育、生猪育肥等全部生产过程，并统一销售给终端消费者。

正是这种商业模式上的差异，使得温氏的出栏量在很长时间都高于牧原。

不同于温北英靠养鸡起家，秦英林靠养猪致富，正邦的林印孙最初是做饲料生意的，直到2003年他才正式进军养殖行业，收购了江西养猪育种中心，采用的也是温氏的“公司+农户”的轻资产运营模式。搞起养猪事业的林印孙，财富积累迅速，2019年坐拥250亿成为江西首富。

养猪“三巨头”之间既有规模之争，也有模式之争。牧原的模式在应对疫情上显示出一定优势，通过养殖基地的统一管理，能够确保出栏生猪的质量和食品安全，提高疫情防控水平。

但不能否认的是，每一次“猪王”的登顶都伴随着疫病的发生。

2006年，一场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爆发，让温氏登上“猪王”宝座。2010年和2012年爆发的流行性腹泻和伪狂犬病，则为牧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2018年非洲猪瘟也给牧原提供了机会，2020年牧原卖出1800多万头猪，业绩上首次超过温氏，成为中国最大的养猪企业。

这些养猪大王，大多是穷苦人家出身，靠着养猪改变了命运。牧原股份的秦英林创业时，不得不将弟弟准备结婚的彩礼钱拿去买猪仔。温氏起步时是广东的几户农民创办的一个小农场，他们从自己最熟悉的老本行干起，从几十头猪一步步做到了年出栏上千万头的规模。

但这几年因为猪价的疯狂，赚惯了快钱的房地产和互联网公司一度盯上了养猪这个脏活累活。

万达在贵州丹寨定点扶贫时，一开始想的就是投资养猪。老王曾计划在贵州丹寨县建设30万头规模的养猪场，万达提供猪仔和饲料，丹寨全县贫困人口无偿入股养殖场，享受分红。

野心勃勃，皆大欢喜。结果发现养猪是个重资产生意，十万头猪的猪场就要几个亿，这让没有思想准备的王健林非常为难。“我说你盖个猪场要几个亿，我们盖个五星级酒店才多少钱？”

最终，猪场项目泡汤了，王健林做回了老本行，在丹寨搞了一个万达小镇，继续做酒旅业务。

除了万达，万科、恒大和碧桂园，这些房企都曾表态要养猪，结果到现在连猪毛都没见到一根。这些都是赚惯了快钱的企业，很难去做这种又苦又累的养猪生意。

真正养了猪的大佬只有网易的丁磊，在浙江和江西都有自己的养猪场。而且，丁磊养的猪又是住公寓，又是蹲马桶，甚至还要听音乐。噱头很足，售价也很高，一头猪硬是被丁磊拍卖到10万元。

但玩归玩、闹归闹，丁磊的猪场其实并不大，每年出栏量才几十万头。而牧原股份在2020年的出栏量超过1800万头，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但网易的“三石哥”聪明的地方在于，将很传统的养猪生意打造成了一个品牌，逻辑依然是他做互联网那一套。

万物皆周期周期是经济学术语，但是在猪的身上出现得非常频繁。基本每18个月就要经历从高价到低谷的轮回，比半导体行业的摩尔定律还要规律。

猪周期的循环逻辑不难理解：猪肉价格上涨——能繁母猪存栏大增——生猪供应增加——猪肉价格下跌——大量淘汰能繁母猪——生猪供应减少——猪肉价格上涨。梳理前三轮周期出现的原因，主要推手无外乎是生猪疫病和环保政策。

2007年，牧原股份董事长秦英林就意识到，“猪肉高到一定程度摔下去就更狠”。那时的他已经创业15年，掌握了一定的市场规律，认为猪价的高低不会左右他的情绪起伏。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14年后这轮生猪价格的下跌堪称“史诗级”。许多养猪人都生动诠释了什么叫“站得越高，摔得越惨”。

近15年来，中国猪肉市场经历了三个完整的猪周期，当下的第四轮周期刚刚过半。

第一轮猪周期起始于2006年。那一年，国内爆发了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温氏因对该疫病的迅速反应和有效的防控手段，稳坐“猪王”的头把交椅。秦英林当时还带着团队到温氏学习技术和经验。

2010年4月-2015年3月，猪瘟、口蹄疫是造成第二轮猪周期的主要因素，但这两次生猪疫病并未导致能繁母猪大规模减少。牧原股份还赶在周期的尾声，在2014年顺利上市。创始人秦英林、钱瑛夫妇凭借90亿元的总资产，首次成为登上胡润榜的河南首富。

而发生在2015年3月之后的第三轮猪周期，则是因为《新环保法》的出台，养猪行业环保监管特别严格所致，大量中小猪场退出。像牧原这种大规模养殖的企业毕竟还是少数，个体养殖户大量存在，他们的污水基本不经处理直接排到河里，不仅危害河里的生物，也让当地居民苦不堪言。

本轮猪周期始于2018年下半年，非洲猪瘟导致生猪企业能繁母猪非正常性大量死亡，进而破坏了育种体系。当年8月3日，中国在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确诊了首例非洲猪瘟疫情，传染来源至今不明。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应对猪瘟的核心防治方式都是“大面积扑杀”，然而其中一半的国家有根除后再次感染的情况。我国的母猪也是从北到南受损严重，尤其是河北、山东和河南等几个地区，母猪存栏量折损幅度至少在30％以上，严重地区甚至超过了50％。

结果就是，猪肉市场供不应求，猪价不断创造历史新高。2018年8月，生猪价格在21.96元/公斤，两年不到，猪价翻倍，涨到了52.96元/公斤。当时浙江还因为不能跨省调运生猪的规定，菜市场一度出现一肉难求的局面。

周期之下，养猪龙头的位置也很难稳固。

第一家在A股上市的养猪公司其实是河南的雏鹰农牧。雏鹰的发展路径与温氏差不多，都是养鸡起家，发展到养猪，并且养猪的模式都是公司加农户。

2010年，雏鹰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时市值达到70亿元。但后面一系列骚操作，又是投资沙县小吃，又是搞电竞，不务正业。结果到2019年，猪周期正式反弹走高之时，雏鹰农牧却自己先倒下了，被高达百亿的债务拖垮，200万头猪被活活饿死，最终不得不宣布破产。

而在牧原股份正式坐上养猪头把交椅之前，温氏股份一直扮演着老大哥的角色。这是模式上的优势，轻资产方便快速扩张。但后来也因为非洲猪瘟的防治问题，温氏在这一轮周期中遭到重创，被一直坚持重资产模式的牧原股份反超。

不过，不仅仅是温氏，养猪三巨头现在的日子都不好过。三季度末，正邦科技资产负债率高达75.23%，处于行业较高水平。而牧原股份、温氏股份资产负债率分别为57.77%、61.67%。进入本轮猪周期后，越滚越高的负债给企业的未来埋下深雷。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有个判断，疫情冲击对猪肉价格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至少在20个月后才开始趋于平稳，最长时间达到30个月。

要知道，自1921年非洲猪瘟首次在肯尼亚爆发以来，有公开报道遭遇过非洲猪瘟侵袭的国家多达62个。其中解决最好的巴西，也花了7年才根除。

中国的养猪企业进入规模化发展不过30多年的时间。企业造富的成功故事还是比失败的多。在经历了三个完整的“猪周期”后，温氏、牧原、正邦挨过了猪价的压力测试，完成了各自公司规模的螺旋上升。

但行业的根本矛盾还是无解，这也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养猪为代表的农牧行业，本质还是“靠天吃饭”，至少从牧原、温氏和正邦这二十多年的发展看，企业的命运很难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一不小心容易被拖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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