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刚遭遇了出生以来最干旱的一年，没想到紧接着又遭遇了最无聊的春节。”素来不问世事、埋头赚钱养家糊口的叔叔说。另一位叔叔，闲在家中太过无聊，一大早骑着摩托车跑到深山竹林里去独自拍抖音视频了。我爸闲在家里也待不住，扛着锄头跑到早已荒废的山坑梯田去挖折耳根，回家后锄头一扔，便开始沉浸在了网络小说的世界里。他们三兄弟都是闲不住的主儿，往年到了初五这个财神日，就会开始琢磨着今年得往哪跑；而初五还没过去，三兄弟已经开始逢人便直抱怨：“闲，真是一个累活。”

妹妹闲得无聊，终日用倍数播放无脑剧谋杀时间。而我则跟着太阳的脚步，顺手捏着《孙宝瑄日记》，无聊时看看亲手在门前院内莳下的花花草草。奶奶终日躲在家里，深居简出，也害怕他人登门。我妈则闲在家里开始“重操旧业”，躲在家里重新学唱歌，也想学着用软件拍视频——小时候，上海知青住在外婆家时，就喜欢使唤我妈给他唱歌；嫁到我家时，早年连喂猪时也唱着歌，村里人都说我妈唱杨钰莹的歌好听。再后来，也开始在朋友圈发视频，终究也滑向了“家庭的分裂”：再不点赞，拉黑你们……

这就是今年春节里我家的生活写照。换做往年，定是走亲访友，抑或下厨待客。在这个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坐标的大山小村里，自从1995年我爸第一个走出山村南下打工后，逐步变成了唯有春节能够热闹一周，剩下的51周基本是“留守山庄”。在今年，由于疫情而陷入沉寂。

家门口的那条省道，自重新铺就、再度拓宽之后，便是车祸连连，甚至在去年家族内部就遭遇一死一伤，如今也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了。自从市里和县里车辆停运，再到如今严控的车辆管制，更是让村庄陷入了另一重不太真实的安宁。

被笑话的口罩

这场让全村人未曾预料的寂静，节点出现在初一中午。由于返乡的年轻人带回了消息，在村民微信群不断转发疫情，年轻人也私下联合发动取消拜年，初一上午挨家挨户的拜年风俗，从往昔需要落座喝茶品酒、抽烟聊天，也转变成了各家门口一站而不进家门，客套几句便直接离开。往年初一怎么也得发出两包烟以示好客，今年我家只发出两根烟；十点不到，便早已各自回家，不见拜年踪影。在素来以好客为外人闻的客家村落，负责招待的家庭妇女在初一当天的“闲”，足见此次疫情对今年春节的“冲击”。

在初一之前，村里人几乎都不怎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尽管各大媒体早已铺天盖地地报道着疫情的新闻，但对于村民们来说更像是与己无关的山外之事。尽管抖音、今日头条和一点资讯等新闻软件，由于国产机的预装设置，都纷纷装进了他们的手机，或因大行其道的大数据算法推送，他们并不知晓武汉人在经历着什么，也不知道各地已经发布了疫情通知，或者说并没有足够的推送让他们感受到疫情的严重程度。互联网和WiFi在农村的普及，并没有迅速带来相关信息的时间差变化——毕竟，就好比往年只关心来年的水稻何时下种一样，较之于外面的世界到底在喧嚣着什么，他们更关心来年哪里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务，赚取一份令人嫉妒的年收入，好在返乡过年时能够比别家更加“光耀门庭”。

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也无论多少世事翻涌，他们对生活的认知，更多的关注在于对自我生活的耕耘本身，世事如何则更多的是饭后谈资的些许佐料，来年收入能比别家多出一块钱也比这些世事更加重要。又或许，他们并非不愿去关心，只是他们与时代之间的步伐有些不太一致。在时代奔跑的脚步面前，为了追赶生活本身的脚步变迁，他们更愿意去选择生活本身，或者说他们只能先去选择生活本身。何况，生活本身已经足够他们操劳的了，又怎有闲暇再去操劳世事的变迁呢？

犹记得当我回到这座山村之后的三天里，在初一拜年之前不断转发各类疫情新闻进家族群和村民群，不断呼吁尽早购买口罩和临时取消拜年，但都无济于事。在农村，民俗的力量像山间巨木一样坚韧不拔，非一般力量可以轻易摧毁。当别家到你家来拜年，而你家不去他家拜年，事后定会遭至背后的嘀咕，或许还会因此而在今年的某些事情上结下意想不到的“果”。年轻人再怎么以疫情为托辞，都敌不过家中父母的催促和数落：无论如何，年还是要拜的；否则，“成何体统”？

在初一上午的拜年群体里，全村唯有我家一脉的家族分支是唯一佩戴口罩的群体。其中一位堂叔，仅在我家门口拜年时戴了五分钟口罩，便摘下来了：“在乡下戴口罩，会被人当笑话。”尽管他的儿子一再强调，终究是敌不过长幼尊卑的辈分等级。话说回来，的确会被笑话。在拜年的上午，戴着口罩的我们一家族人，总是会被有意无意地当做异类似的存在，甚至还会嘀咕一二句“来我家还要戴口罩，我家没人有传染病撒……”

唯一令我感到意外的，反而是我奶奶的“听话”，哪怕不需要与人交谈说话，只要过马路就一定戴口罩。听我讲述疫情新闻之后，跑去跟我爸妈和两家叔叔劝告一番，收获的却是“管什么闲事啊你，我们山里还会传染不成”——我妈半似玩笑地跟我说“全村就你奶奶最怕死”，而后又解释说，那是因为她老人家还有很多传统老一辈人的心愿尚未了结，希望通过寿命与时间的搏斗来守候着那些时刻的到来。就像我们面对诸多世事那般，在无力与残酷交织成的轮回里，似乎仅剩的方法“唯有比寿”。

“怕死”，在这座山村里会成为嘲讽的对象，就像我妈谈论着奶奶的“怕死”一样。有位在北京开茶馆的江西朋友，由于平日常常逗留在他家茶馆，往年春节也会开车到我家一趟。今年没能前来，在询问近况如何后接通了视频通话，主动给我展示他临时居住的避灾之所，像极了荒无人烟的野外突兀而起一座破旧的山神庙。由于江西第一例患者出现在他家所在的行政区内，朋友早早地就将他一家老小接到了他妻子老家的乡下民房里，那房子不知从何年起早已不再住人：临时安装的空调，临时购置的铁床，临时粉刷的墙壁，临时搭建的卫生间，以及临时搭起的灶台……当我与村里人聊起时，“怎么会有这么怕死的人”是收获最多的话语，而后是一堆的如何“毫无必要”和怎会“轻易感染”的话语争论。当然，逗乐之余我也开玩笑说：“这避难所最像皮革厂老板带着小姨子卷款潜逃的窝藏之所。”

“口罩下乡”或许比“口号下乡”更有实际作用

全村人面对疫情的心态转折点，发生在初二。最初的恐慌心态，源自一则口耳相传的疫情谣言，事后证明是隔壁遂川县的不幸患者。紧接着，各个群内便开始流传一份县内的武汉归来者登记表。在表格里，赫然看到本村人的姓名。从姓名、住址、身份证号到回家时间，均一一曝光在村民们的奔走相告之下，大家在心底开始默不作声地划定了多处“禁区”，但在本村尚未真正当回事儿。最终，由于春节走亲访友的传统习俗，很多家族的外嫁子女因为封村封路而无法回娘家拜年，整个村庄终于彻底地相信了这场疫情的严重性。时间已经走到了初二的中午——初二是春节回娘家的日子。信息的佐证，光靠山外的新闻远远不够，唯有发生在与自己有亲密关联的人身上才能真正起到作用。这种规律，在任何事情上，大抵皆如此。

从一笑而过到半信半疑，再到彻底相信的几天过程中，夹杂着这场疠疫的起源揣度。让我无法相信的是，不仅是刷今日头条的村民们，甚至有高等学历的知识青年们，闲聊着武汉疠疫是美国投放细菌弹所为，或是日军当年特意深埋的细菌弹泄露所致，甚至还有人谈论着欧洲共济会的世界性阴谋。由此可见，信息污染之下的信息鉴别，不要说学历不高的乡下村民，甚至连高知青年仍是一大社会问题。有些，或许是因为信息接收的不对称；有些，或许是因为信息接收的选择性；有些，则是在对知识的谦卑心态下，信任年轻一代的高校毕业生。尤其是在这个耕读传家的客家山村里，年轻人基本都读过大学大专，绝大部分的老一辈人甚至当年连山村小学都没有读完过，年轻人的话语很容易被他们奉为圭臬，尽管并非所有的话语都值得去相信……

暂且不说村民们的口耳相传，也不去说上过大学的高知分子，在疫情数据不断更新的日子里，各个微信群内的世相百态同样也能见证着人与人之间的观念之墙。在一个以教师群体为作者对象和书写对象的教师类杂志微信群里，一位标注着XX县教体局的群员转发着耸人听闻的政治性灾异谣言视频：此次武汉疫情的爆发，是美国军方制造基因武器的后果，目的在于改造某些国家的国民基因。另一位某市的普通教师，深夜冒泡：“如果是生化武器，那真是太可怕了。”从地方上的教体局官员到普通教师，认知都是如此，又有什么让人诧异的呢？

回家之后的日子里，我和妹妹们几乎终日都在进行着各种常识科普和信息传递。在这座因全民脱贫而摘掉帽子的国家级贫困县，从板蓝根的断货到吃大蒜防疫，从晒太阳杀毒到做菜用茶油，科学知识的普及永远敌不过那些朋友圈中老年乐于转发的“十万加”。在全村人心态转变之后，疫情信息终于不用我们大费口舌了。然而，除去我们自身也捉襟见肘的疫情科普之外，年轻人进行的另一项信息传递，则是在家族群和村民群内转发口罩购买链接。但，乡下人赚钱本就不易，公共卫生防疫常识也严重匮乏，又怎能说动他们花钱购买这些在他们看来会被人笑话的口罩呢？再者，即使购买口罩，物流快递也只能先寄往在县城安家的亲戚家里，再骑车前往县城领回……

妹妹去乡镇卫生所购买口罩时，前嘴刚被卫生所值班人员告知口罩售罄准备回家之际，却发现另一位前来购买口罩的人，一口气从乡镇卫生所买到了两大包口罩回家。在基层乡村的很多事情面前，公平就像当下的口罩一样稀缺，经常败给族群之间的人情和互媾之下的利益——比如低保户或贫困户到底花落谁家，与当下常言的拼爹实无二异。人情，还会让人冒险，或逼迫着去冒险。尽管家族内一位同龄伙伴的婚娶喜事因疫情被村委会要求取消，但有的村逢着春节返乡而给老人家偷偷做寿，尽管没有大张旗鼓地发帖全村，但子女们敌不过亲情的纠缠。在疫情事态的严峻广为人知时，去与不去的口角战争也爆发在家庭内部：去，则有家庭内部意见分歧；不去，则有寡情断亲之嫌……

不过，我所在的村落，最初并没有看到网络疯传的那些阶级敌人式口号标语，也没有见着被众多网友欢呼的封路封村，也没有见着社交媒体盛传的那些硬核铁腕手段。除了将十多位武汉归来的返乡村民送至医院隔离之外，倒也没有什么扰民行为。不过，据母亲去墟市买油盐回来后说，其他村庄有人在村口守着，也有用车辆或树枝拦截过路的。初二之后，村民的防范意识也稍微加强了，有外村生意人或许见着各地的封村封路，开车载着新鲜蔬菜到村里叫卖之时，村民群内有人立马发语音，提醒大家不要前往凑这热闹，“过年期间少吃一点不会掉肉”，“特殊时期需要懂得安全，别给村里带来‘麻风’”。或许，是我多想了：较之于公共性质的卫生防疫，更像是某种村落式的戒备敌意……

这种情形的变化，或许有两大因素促成：一是各奔东西在外务工给村民们带来的见识增长，以及社交媒体所带来的信息传播；一则年轻人逐步结婚生子，开始成为家庭的主梁骨，老一辈人开始多少会听取年轻人的话语。或许，后者的因素更大一些？要想说服老一辈人接受新观念和新常识，与打赢这场疫情一样艰巨，就像网络盛传的防疫视频里的话语一样：“要用家人逼婚的劲儿，去逼家人戴口罩。”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村委会的防疫宣传也随之变成了走过场，初三初四由村主任开来的宣传车倒是会停在路边，让村民听清楚防疫宣传的稿件全文。自初五以后，似乎换了一辆宣传车，在道路上的行进车速，已经让村民们听不清任何一句完整的宣传话语。村民们也注意到了车速的变化，闲谈之间开始揣度着“是不是为了经费走个过场完成任务”。

在疫情期间，相关的宣传广播当然非常重要，但对于乡下这些素来没有公共卫生观念和公共生态观念的群体而言，“口罩下乡”或许比“口号下乡”更有实际作用。毕竟，主动式的卫生防疫生态观念在农村仍然匮乏；何况在口罩需要花钱甚至花钱也买不到口罩的情况下？网络预约口罩，几乎轮不到山里人，而农村与城市一样，不能掉以轻心。甚至，在疫情蔓延的事态下，卫生观念和卫生环境本身就比城市差很多的乡村，同样不该被忽视，甚至更加不该被忽视。

“吾见人之能医病者矣，未见人之能改过者也”

由于无法串门走动，终日闲坐在门口晒太阳取暖看书的我，面对着寂静的村庄，总不免心底多想。就好比手头翻阅的《孙宝瑄日记》，看着在日记里记载着西学知识的传播和晚清疠疫的见闻，总不免感慨，知识在社会的传递和观念在脑海的更新，是何等的不易。

孙宝瑄出身于仕宦之家，属于真正典型的官二代和学二代，其父孙诒经做过户部左侍郎，岳父李瀚章任过两广总督，其兄孙宝琦在晚清时出任驻法、驻德公使、顺天府尹，在民国时当过国务总理。尽管自己功名不显，但生在此等家庭，注定交友非同一般，晚清民国新旧学人中的名门俊彦，很多都是至交好友。作为出身这般荣耀的晚清仕宦，较之他人当算是见多识广。但，他对新旧观念的接受过程，让我觉得着实有趣。

在经学之余，孙宝瑄逐步接受西学。1902年2月初，在江南往京师的舟中阅读《卫生学问答》，其于日记中言：“我国人谓疫有神，故设法以驱之。西人谓疫有虫，故设法以防之。神不可见，而虫可见。微生物乃天地间一大种类，终日与人争战，虫败而人生，虫胜而人死。”（《孙宝瑄日记》第518页，1902年2月2日。）

未料待至当年六月时，孙宝瑄便在京师见证了一场疫疾的来临：“京师数日内疫疾甚盛，死人无算，皆因霍乱，有顷刻死者，有半日亡者。西人考验传染之故，盖有虫在空气中，故能波及于人。人有病而善医，则病不为患；人有过而善改，则过不为患。所惧者，护疾而忌医、护过而惮改之人。然而吾见人之能医病者矣，未见人之能改过者也。”（《孙宝瑄日记》第584页，1902年6月10日。）

这两段日记，看似并无不妥，且情理皆备。但，也不能高估晚清知识系统和观念思想的更新速度。

1902年9月9月，孙宝瑄与友人闲聊时，友人告知“所得之理”：“我国素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括宇宙之原质，而佛书及西人格致家皆言四行，曰土火水气。”但，该友人以《易经》为断，认为八卦仍不出四行，故而“四行为宇宙原质之公例”。再以说文解字为据，认为古人造字之始已有预见：“风（風）从虫，竟与格物家考验空气中皆微生物之说暗合……”孙宝瑄听后，再举一例以证华夏先民之先进：“思字从脑从心，心与脑合，则为思，较西人专主脑学者尤胜。”俄后，孙宝瑄感慨：“古人之不可及如此。”（《孙宝瑄日记》第622页，1902年9月9日。）

由此可见，知识的接受和观念的更新何等不易，陈规旧俗的力量和日常行为的惯性是何等的顽固。就像疫情之下的这座山村，有时候未必需要牵扯到观念更新这么宏大的命题，更多的是长期以来对生活本身的关注和经验习俗的惯性，让他们早已习惯了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以至于要强行注入某些时代插曲时，他们仍然更愿意以他们善于乐于的方式去过好自己的生活。

当我们在狂刷确诊数据和关注疫情前因后果时，他们仍然更乐意坐在太阳下面不断地刷着永远也刷不完的火山小视频，或者上山砍柴挖竹笋。再如舅舅家那边的村落，村民们平日最大的嗜好，便是聚众赌博，抑或打牌度日。为了防止舅舅和表哥前往凑热闹，我妈使出的招术便是得闲便视频聊天，也算是科技下乡带来的便捷表现：“云监督。”三日之后，视频一开，舅舅就开口笑称又来监督了。尽管疫情肆虐，但可以预想的是，仍然阻挡不住那边村落的扑克之风。不过，在初七八左右，他们附近村落因有武汉归乡者而被重点封村后，舅舅在视频里也不再抱怨了，想必扑克之风也不得不暂时停刮了。

当然，除去孙宝瑄带来的这份联想之外，还有乡镇地理的历史变迁给我带来的想象。大家所知道的“遥知岭外相思处，不见滩头惶恐声”、“惶恐滩头说惶恐”的惶恐滩就在我家附近，其实是被贬官的苏东坡在万安坐船时没听懂方言所致，把当地人口中的黄公滩写成了惶恐滩：“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当水陆之要冲，扼赣江之咽喉， 陆运漕运曾皆寄于此，是中原通往闽粤水陆相接的水道要津，在历史上也算得是南北漕运之枢纽，更承载了众多文化人的南迁之厄和易代之悲。

余英时的《方以智晚节考》，考证的就是家乡史上的那桩公案。在近代，诗人冯至也曾随同济大学整体西迁之时，在“携妻抱女流离日”，万安逗留并留有诗歌：“寒江几日凄风雨，夜泊万安岁已迟。苦忆秋风铁马句，街头购得剑南诗。”清代戏曲家杨宗岱和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分别之际，曾对这里滩头之险恶如此写道：“借问舟中赣江客，何如绵津及惶恐。”明代教育家湛若水，由于其常奔走于广东江西二地讲学访儒，反复书写赣江十八滩何等险恶，其间有云：“十八滩穷十八叹，危途历尽此登临”……

在这个被屈大均感慨“滩高似倒三秋雨，石小偏含万古雷”的津口渡驿之地，倘若至今仍是耿溈在《发绵津驿》所写的“千丛野竹连湘浦，一派寒江下吉阳”那样迎来送往，这片如今被历史遗忘的山水，在这场疫情袭来之际，又会发生着怎样的故事呢？微信群内不时响起的那些笑料似的防疫视频，和那些不幸患者的数据更新，轻易地就打断了我的浮想联翩……

“情绪稳定”地“等待春天”

按照往年的轨迹，初五之后的这座山村，会逐步只剩下老人的身影。今年的疫情所带来的管控，让村庄没有往常那样过早地变成“留守山庄”。在禁足居家的安静之下，中青年们多少会有点躁动。幸好，农村人无论如何都能找到谋杀时间的方式，比如上山砍柴等方式，多少能够起到安抚之效，让闲不住的山民们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情绪稳定。全县全市交通停运，没法外出务工，年轻人与父母亲之间的“战争”也开始了，闲聊之间总免不了催婚逼婚的话语痕迹。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内，彼此之间暗自发送着自嘲式的安慰：千万别与父母发生话语冲突，迎合一下不会死，否则哪也去不了……

在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宣称双黄连可以抑制病毒之后，村民们当晚也开始在各个微信群内转发，令他们激动的心情遭受暴击的是，第二天醒来不断繁殖的那些网络段子的无情嘲讽，以及子女转发的辟谣信息。但，这座农耕文明传统形塑而成的乡间山村，素来不缺中药养生的传统意识。尽管水田里的折耳根尚未抽苗，被水草淹没在田里沉睡着，但也挡不住大家在田里像翻土耕耘一样，挖出大把大把的折耳根，嫩的直接凉拌，老的晒干泡茶。

随着数据的不断更新，病患的统计似乎真的成为了数字化的存在，从最初几天的每天惊呼增加了十多位到现在的增加几十位，数据的更新也逐渐地从口头上消失了，鲜活的生命沦为纯粹的数字——当公共灾难袭来之后，数字不仅是为了信息的记录，也催促着人类的遗忘。最初几天口耳相传的种种猜测，也逐渐消失在了村民口中。谣言的机制，也体现在乡村这样被忽视的地带，疫情被爆出的最初两三天最为激烈，随后便成为了“房间里的大象”，一切新的资讯都成为了理所当然，似乎人人都感觉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信息也不过仅仅是信息本身，逐渐麻痹着村民的神经，而自身也开始降低着卫生防疫方面的必要性。唯有当自己所在的县市有病例增加之时，才会生发出新的感知和新的谈资。

在农村，远方的疫情并不足以唤醒内心的安全意识，唯有近处的危险才会引发内在的防疫心态。从最初对武汉人的敌意到后来各地疫情爆发之后的网络舆论便可看出，这种社会机制不唯善于避祸的村民们所独有。隔壁那户人家，无论是门前屋后的打扫清理，还是个人生活的健康意识，都不太注重卫生意识，由于三个女儿都已出嫁在外，唯剩她一人孤苦伶仃度晚年。一墙之隔，便是我家。由于她家的卫星接收器已坏半年，独自一人闲在家中也的确太过无聊，几乎每天都会往我家闲逛几次。尤其是看到我家吃饭时，总喜欢凑着桌上的饭菜，俯身低头看一眼再找话题闲聊几句，再加上点常年便有日常性的偶尔咳嗽，或者难得有人与之闲聊的清嗓，让母亲总是担心着。

其他家的大门则纷纷紧闭，或找些无中生有的借口躲开，她也似乎感受到了别家的“敌意”，只好没事儿就往我家跑。尽管有着各种的于心不忍，但在这种严峻的疫情之下，让我对她的咳嗽也不免心生担心。但本身和她家也有着家族之亲，何况门前屋后的也没法做到见着她就赶紧闭门谢客。只好临时抱佛脚，在网上查阅相关的修理技术，冒雨给她修好卫星接收器，这样也可减少她出门的机会，而多一些窝家看电视的时间……

难得留在家中这么长久，常年在外的年轻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儿童时代的那些山野乐趣。立春之前的竹林，去挖笋还不会被人说，扛着锄头扎进深山老林，一则体会年少时的挖笋乐趣，一则当做舒展筋骨的难得机会。还有些年轻人在田野里摘起了艾草做清明果，吃起了小时候的味道。抑或门前屋后，修剪花花草草，种植新的物种。对门那户人家比较跟得上时代，大女儿给家里买了一张跳舞毯，两位女儿和母亲在太阳出来的时候，便在院子里教学跳舞消磨时间。较之于困守在水泥森林的城里人，南方农村多少显得乐趣多了……

南方春季多雨，趁着难得的天晴之日，我也去山里体验了一把挖笋的乐趣，权当平日在北京缺乏运动的健身机会。下雨天则闲在家中无聊，索性搬出了家族的族谱来翻阅。据说，本来有两套族谱，更为古老的那套族谱在“文革”期间被烧，当年的老人们冒险把这套民国六年修的族谱藏匿了下来。整整一大木箱的族谱，由于无人翻阅，早已被虫蛀得纸页掉落，但尚可供我查阅。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家族的历史：三百年前从福建上杭迁至这方水土，曾到江西袁州府待过一段时间，但因诉讼失败而土地尽失，只得回到这座大山，给人看守山林换米下锅，进而开基散叶，到我这一辈才至第十代……

元宵节前的一周时间，务工人员似乎并无甚心态的变化，似乎除了无法走出村庄之外，生活也不再被恐惧支配。由于连日下雨而困守家中，炊烟升起又落下，不时在家门口闲望几眼，再回到家中刷剧睡觉、视频聊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自出生以来到负笈求学，再到北京求生，每年回家一次，村里多少都能够感受到些许的变化。尽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来大山，在全国各地买房扎根，中年人也被接到城里居住了，但由于留守的都是老一辈人，唯有过年的一周时间能够打破这“鸟鸣山更幽”的静谧，聚散匆匆，并不能改变这座大山小村的精神脉络，生活的态度似乎一如往昔。在他们的心目中，无论外界发生着什么，总不过是短暂的插曲，生活依然像来年的水稻一样等着下种，不会被希望折磨，也不会被失望冲击：一切都将灰飞烟灭，唯有自己的生活细水长流……

每年回家，与村里人聊的时候，他们总让我想起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里那则最短但也是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故事：生活在偏远农村的老妇人和那些城市居民仿佛居住在两个世界，对她们来说，世界依然是多年前的模样，在这巨大的时代震荡中，她什么都没有失去：“我很贫穷，几十年来我都只关心那些生活必需品，人们说什么，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叶利钦、戈尔巴乔夫、普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对她来说似乎都是一样，她只等待春天，那时候又可以开始新一轮的播种，而春天总是会来的——不像某些别的希望。她不被这些希望折磨，也没有历史的观念，如同大地一样卑微而坚强地活着。

元宵节前一二日，需要返城上班的年轻人们，开始了频繁地互相询问，希望能够寻找到一方口罩，以免返城时期被感染。然而，一罩难求……

迅猛加强的基层防控

这次疫情传播最严重的时间节点，处于最具流动性的春节返乡和节后返城之际，对于很多基层乡村而言，也是一次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的启蒙机遇。从社交媒体盛传的那些乡镇防疫宣传可以看出，这次疫情让基层社会前所有为地推向了媒体和世人面前，也让基层社会与外界讯息之间的时间差和距离感大幅度缩减。读书在外的青年和城市工作的白领们纷纷返乡团聚，年轻人在互联网的讯息见闻，在一定程度上也下沉给了基层乡村社会，对基层村民的信息启蒙和卫生防疫有着一定的启蒙作用。尤其对于某些天花乱坠的信息，年轻人在居家无聊之际的闲谈中，至少能给家人们起到一定成效的鉴别作用或鉴别方法。然而，隐隐之下，似乎又觉得是我想太多了，观念的“非常态”要转为“新常态”，要比手段的“非常态”成为“新常态”，困难得多……

不管是疫情在全国各地的实际状况，还是社会上的一些监督质疑，抑或双黄连新闻发布后的社会舆论，乡村民众在讯息面前获得了一次更加多元化的话语角逐和话语选择。经此一役，很多此前只有年轻人才会在微信群争吵的社会话题，也逐步进入了村里人的闲聊之中。尽管在公共卫生防疫的整体生态方面，村民们似乎仍然介于侥幸与玩笑之间的无所谓心态。由于交通的停运和车辆的管制，往常川流不息的门口省道如今难见一辆车过，无形之中便放大了救护车或警车的过往频率。每次见着一辆救护车或警车经过之时，便会立马在村民之间口耳相传，猜测的话语也就成为了菜园摘菜时互相之间的闲聊谈资。

在初五以后的半个月里，无论是村民的交谈，还是微信的聊天，更新的数据似乎真的沦为了冰冷的数字，包括李文亮医生的那个数字。而据《财经》杂志报道方知，很多人甚至都没有成为数字。与数字的冰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媒体传递的“人间温暖”：基层扶贫对象在疫情期间将自己的长年积蓄，捐献给了武汉，并感谢国家；环卫工人亲自到派出所将自己近二十年的积蓄全额献出，获得各路网络键盘侠们的点赞；心脏病患者也将自己的积蓄捐献，以纾国难……这些报道，在智能手机的普及下，开始成为了村民们的谈资，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种感动能量的渗透力量。不过，在听闻这些连生存都成问题的老人们捐款之举时，也有些村民会重新谈论着捐款都哪里去了，偶尔还有些村民开始信疑参半地谈论着疫情与其他话题……

元宵节后，由于复工潮所带来的人口流动，疫情有过几天的蔓延趋势和数据增长。于政府而言，倘若久不复工，会带来经济压力，也会潜伏社会问题；于个体家庭而言，青年一代的房贷车贷会带来沉重的压力，同时也生怕在这场疫情中被淘汰的事业压力，不得不冒险返城。较之于年轻人，父母一代由于工地尚未开工而滞留在家，各家纷纷上山砍柴，几呈竞赛之势。

在中央下达进一步的疫情防控命令之后，各项迅猛加强的防控措施，在这座被大山包围的山村也颇能感受到“浪潮”的起伏。甚至，因公务而去村里调查湖北归来户的村主任也被收治隔离起来，而我也差点因为调查登记回乡返城事宜而隔离起来——幸好，村主任存有我手机号码，免去了登门排查。

或许，最明显的体现有二：最大的变化，是宣传车的车速在这几天开始变慢，车次的频率也变得频繁起来，见着三人以上聊天则立马停车训斥——对于素来“难管”的村民管制方面，村干部终于也获得了特殊时期的管制机会。次则表现在我自己身上，一个上午接连收到三五个电话盘问，从县级到镇级到村级，皆一一详细登记。尽管顺序是反向的从上到下，而非从下到上的正常排查秩序，镇级与村级干部于电话中告知：“尽管县级早已登记，但我们做登记也是分内的任务，麻烦再配合我们重复一遍。”在京租房的街道办打来电话各种盘查后，租房中介也在先后两三次打来电话进行重复登记和表格填写。就在我写下这篇随记之时，村里下令要求各组组长，亲自前往各家厕所卫生间进行卫生方面的检查，并要求拍照和亲自签字，逐一向上呈报。

姑姑家在县城，小区被禁止出入，每两天可派一人出门买菜，但她家蔬菜经常由我们乡下家人提供。在禁出的翌日，为了小儿子上网课更好学习，让叔叔女儿帮忙借下学期课本，姑姑便跑来村里取课本，顺便到我们几家的菜园里摘点蔬菜回去。未料，被奶奶训斥不听政府劝告，擅自胡乱跑动，甚至家门都没让进，直接让她自己去菜园摘菜，而后迅速驱逐回城，颇有点不受娘家待见的意味。我开玩笑地询问一番后，奶奶略带叹息地说，这种恶病容易传染，我没什么念想，就只希望自己门下还能看到一代人的出生……

就在姑姑刚到村里时，三位医护人员和一位村干部的车辆，停在了我家对面那户人家的门前路边。在医护人员逗留的一两个小时内，村民的心态陡然发生变化。平日大马路不再走了，纷纷在田埂借道回家，或观望几眼后关门闭屋，生怕也上自家盘查一番。大家都心知肚明，在这段时间里太过于瓜田李下了，一旦有白大褂上门，就要背负被人猜忌的嫌疑。在村里，这户人家算得上是德高望重热心肠，自家有什么东西也经常给各家送上一些，于公于私也鲜有与人争吵之时，是全村难得的不被她人背后说闲话的好人之家。那户人家的孙子，因返乡的车次中出现了一例确诊患者，乡镇卫生所和村干部天天上门盘查与测量体温，让这户人家成为了村里人明里不说、暗地恐惧的对象。这户人家也理解着门前屋后的复杂情感，平日喜欢串门闲聊的大爷，闲在家里实在憋不住时，便抽着烟在马路上来回散步，不进其他人的家门，碰着熟人闲聊几句也自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这背后，透露着的更多是疾病的污名化和敌意化……

一周前，朋友告知她老公的公司宣布裁员50%。另一位朋友，自去年离开某门户网站后加盟某图书公司，受疫情波及已于昨日告知离职。父母也听闻了这些新闻，让我和妹妹在家什么事情都别干，在家呆着就好，闲躺着随时待命为佳，千万别在这种情况下把工作给弄丢了。

至于我，由于交通停运、车辆禁行而滞留在家办公，闲时便关心着往年莳下的花草长得如何，想着院里哪处旮旯还能加植一株。每年回家，总会立马去看看这些手植的小生命到底长得如何了，它们的存在也已成为我在外飘浮时的牵挂之一。世事仓皇，这些小生命的生长过程，与诸般世事一样，都让我感到重要。随着年龄增长，似乎这种重要变得越来越重要，不是它们比其他更重要，而且越来越懂得很多事情都很重要。同时，这些很多事情变得都很重要的时间里，似乎它们每天都会又生长出一点点的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