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洛阳》宣传海报
谁家玉笛暗飞声,
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
这是李白笔下的洛阳。在唐代,洛阳号东都,与长安并立。唐高宗称它“中兹宇宙,通赋贡於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於万国”。武则天时,洛阳一度改名神都,武则天独自执政22年,仅2年在长安,其余都在洛阳。
随着马伯庸小说改编的网剧《风起洛阳》热播,唐代洛阳的繁华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与同类剧《长安十二时辰》比,《风起洛阳》有不少遗憾,比如布景忽略了城市性格,将洛阳拍成了第二个长安,其实:
其一,唐代洛阳远比长安富庶,商业气息更浓厚。
其二,唐代洛阳多园林,闻名天下。
其三,唐代洛阳也是国际化都市,大量粟特人在那里生活。
其四,唐代洛阳夹洛水而成,是当时天下水运的枢纽,却被拍成小河沟。
其五,唐代洛阳独特的中轴线是城市的灵魂,不宜忽略。
不必要求电视剧尽善尽美,但名为《风起洛阳》,就应扣题,不能随便搭个布景糊弄。毕竟洛阳是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当过1500多年的首都,北宋时仍被称为西京。洛阳并不是长安的陪衬,它与长安是彼此震荡的关系。
那么,唐代洛阳究竟有多繁华?为什么自北宋起,洛阳再没当过首都?洛阳是如何衰落的……种种问题,值得钩沉。
“两都制”在古代是常态
古代中国长期采取“两都制”,周代即以“长安-洛阳”为轴心,主导了后来千余年的沧桑变迁。
古代中原主要军事威胁来自北方游牧人,财富则来自东南,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时代,如何平衡安全与税收,便成难题。
长安坐落在富庶的关中平原上,东据崤函,南守武关,西拥散关,北有萧关,随时可占据富庶的巴蜀。关中平原地势高,西出函谷关,“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但中原势力难控制长安,长安也难控制中原,易成华北、山东、辽东割据之局。且关中平原狭小,难养活一国之都。
洛阳居“天下正中”,水运发达,足以号令中原,洛阳所在的伊洛盆地中,40%是山地,向称天险。但伊洛盆地的山多属丘陵,高度仅几百米,沟谷多,敌军易渗透、迂回,“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定都洛阳,缺点是难控制西北、巴蜀,但洛阳文化发达,历代君主多有“洛阳梦”。
各有优势,只好两都并立,西周时,长安名丰,或称镐京,是宗周(国都);洛阳是成周(也是国都,称成周是为了与宗周有别,另有岐周,是周朝故都)。
《史记》认为西周是“长安主、洛阳辅”,即“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比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只可能在长安。但当代学者多认为,“烽火戏诸侯”是传说,周有十四师,八师在洛阳,六师在长安,显然是“洛阳主,长安辅”。
虽无定论,但西周灭亡后,东周一直以洛阳为都(东周、西周是后代的说法,当时统称为周)。
刘邦为何选择了长安
公元350年,秦孝公嬴渠梁灭周,将都城迁到咸阳,转为一都制。统一天下后,为繁荣首都经济,秦始皇“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可人口增加了,关中乏粮,只好从关东、巴蜀运粮至咸阳。
为解除西北军事威胁,也为拓展耕地,秦始皇“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却“地固泽卤,不生五谷”。
秦朝灭亡有竭尽人力的原因,也有经济破产的原因。即“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说明一都制不合时宜。
刘邦建立汉朝时,初期倾向于定都洛阳。
秦统一天下后,“荥阳-洛阳”是中原防守核心。荥阳近鸿沟(战国时魏国挖的运河,秦代扩建,将黄河、淮河、泗水连成一体),是南北粮食转运的中枢。刘邦进攻长安,之所以选择绕远的武关道,而非走“连接华北平原、江汉平原与关中平原距离最短的通道,其线路几乎是笔直的”函谷道,因他攻打洛阳失败,为摆脱追兵,不得不如此选择。恰好武关道兵少,被刘邦钻了空子。
经此一战,刘邦对洛阳认识深刻。刘邦的部下也多赞同定都洛阳,洛阳近刘邦老家沛县(今属江苏省徐州市),且咸阳已被项羽焚毁。在名臣娄敬、张良劝谏下,刘邦改变了主意。
一是伊洛盆地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平原则“搤(音如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二是刘项争霸,全靠镇守关中的萧何的资源支撑,此为取胜根本。
“长安主”有利也有弊
刘邦选择“长安主、洛阳辅”,由战略局势决定。
汉初主要威胁来自“东方八异姓王”,即齐王韩信(后徙为楚王)、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耳、长沙王吴芮、燕王臧荼、韩王信、燕王卢绾,所占领土已超刘邦。他们中不少人是名将,出自刘邦属下,自领军割据,刘邦当年为对付项羽,不得已封他们为王。
洛阳处在八异姓王包围中,以此为重心,难免落入东周后期的窘况。
刘邦虽以长安为主,但在位8年,7次到洛阳,他登基就在洛阳。刘邦生前,将“东方八异姓王”一一消灭,用刘姓王代替。
杀功臣杀顺了手,刘邦死时,吕后四日秘不发丧,与审食其(后两字音亦基,刘邦同乡,刘邦父亲、吕后被项羽俘虏时,审食其亦被俘,随行照料,遂成吕后最信任之人,或称二人私通)商议尽诛开国功臣,被郦商所知,劝审食其说:“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
吕后最终改变了想法。
汉文帝时,刘姓诸王发动“七国之乱”,“长安主”发挥出区位优势,至汉武帝“推恩令”,令刘姓王诸子皆有继承权,王国越分越小,“东制诸侯”取得完胜。可国家战略转向对匈奴作战后,“长安主”的缺点充分暴露——关中乏粮,大军入驻,难以支撑。
向关中输粮,成本太高,只能走水运,洛阳的地位陡增。
东汉转向“洛阳主”
汉武帝时,函谷关东扩,移至三百里外的新安(今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东),此即“广关”政策,目的是把洛阳也拉到长安的防守体系中。水路从洛阳到长安仅八百里,却有两大困难。
一是三门峡(今河南陕县东北)的砥柱山,在黄河水道的中间,两边水流湍急,水位高,货船无法通过,只能先把货物卸到岸边,从陆路运到上游,再改航运,成本极高。
二是进入关中平原后,河流均浅,仅渭水可航,但弯曲多、泥沙多、枯水期长,后开漕渠,也只有“岁百余万石”(清代每年漕粮为400万石)。
汉武帝穷兵黩武,“汉军之士马死者十馀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全靠盐铁专卖、均输(国家垄断商业)、收商车税、算缗(财产税,此前已有)、私人不许从事对外贸易等维持。汉武帝去世前,民怨沸腾,遂停止对匈奴战争。
东汉时,转向“洛阳主,长安辅”。
一是洛阳靠近刘秀起家的南阳,易得资源。
二是刘秀属汉室支脉,与刘盆子、刘玄等比,身份上无优势。洛阳是“天下正中”,自古便是帝都,可彰显权力合法性,西汉末王莽就曾想迁都洛阳。
三是洛阳水运便利,能迅速出兵到中原各地。
刘秀曾经商,故东南商业发达,洛阳也便于南北流通。可“洛阳主”也有缺陷,即难控制巴蜀、西北。东汉边患不绝,在西羌、北方游牧人的持续压力下,最终走向大动荡。
辽东取胜 洛阳有功
三国时,曹丕在洛阳称帝,西晋篡魏,也在洛阳。南北朝的北族政权多取两都制,在洛阳、长安轴心上反复摇摆。
选长安,因有关陇贵族,即胡汉混血的军功贵族,有封地,聚拢大量部曲(相当于农奴,可组成私军),战斗力强。选洛阳,因南方经济地位提升,帝王不想受制于旧贵族,会南下定都,北魏孝文帝便定都洛阳。
隋炀帝重修洛阳城,以此为大运河的中轴,目的是对辽东用兵。北朝政权多是“长安主”,导致辽东被高句丽窃据。隋炀帝转向“洛阳主”,因从洛阳出发,水路可达华北,便于运兵、输粮,可惜三征皆北。
唐李渊时,又回归“长安主”,他担心李世民割据,不许出镇洛阳。李世民即位后,曾想移都洛阳。一是在隋末战争中,他在洛阳附近消灭了王世充、窦建德两大军事集团,从此扬名;二是西北突厥等威胁解除后,辽东已成王朝的最大威胁。
李世民三次对辽东用兵,未取全功。唐高宗继位后,在位33年,7次到洛阳,累计待了11年,最终在对辽东的战争中取得完胜。
唐高宗、武则天长期留在洛阳,推动了洛阳的繁荣。武则天曾“徙并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此时洛阳人口应达100万,不亚于长安。
隋代时,洛阳的城市面积为47平方公里,唐代则在原城外增加了新建筑,最多时应有50多平方公里,小于长安的84平方公里。但唐代长安北富南穷,南城内有大量菜园、荒地。
洛阳可不是“土围子”
洛阳自古重商,长安仅东西二市,洛阳却有三市,其中南市“周十一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宇齐平,遥望如一。榆柳交荫,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却被《风起洛阳》拍成“商业胡同”。
唐代洛阳有大量粟特人,一是隋炀帝曾在洛阳设市,“引致诸胡,啖之以利,劝令入朝”;二是8世纪上半叶,阿拉伯帝国东扩,昭武诸国纷纷灭亡,大量粟特人来到洛阳,“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
唐代洛阳城分处洛水南北,宫城在西北角,地势高、易防守,城市中轴线从西北宫城延伸,西边面积仅是东边面积的1/4左右,但天际线设计错落有致,绝非《风起洛阳》中的“土围子”。
因“关中本位”,武则天后,唐代又回到“长安主”。关陇集团是地方集团,必守本土。唐玄宗5次到洛阳,会商东北防御,却还是落入“长安主”的困境中——华北诸镇独立。唐代后期,中央财政90%靠江南,洛阳因北上河道淤塞,漕运改走汴梁。
宋人秦观说,唐代设险靠地,关陇贵族堪称柱石,宋代设险靠人,近半主力围护都城,人多食杂,必须设在交通要道。汴梁近洛阳,交通更方便,形成竞争优势。
长安、洛阳相继退出首都地位,标志地理大格局从“关内-关外”的东西结构,转向南北结构,二者“谁主谁从”的震荡也随之消除。名城虽不再是地理枢纽,可它们留下的灿烂文化,让人至今沉醉。拍成《风起洛阳》这样,有点不妥。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黄逸
流程编辑 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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