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三个儿子里,次子苏迨似乎是存在感最低的一个。熙宁三年 (1070),由苏轼续弦王闰之所生,字仲豫。据说,苏迨先天体弱,头骨奇特,苏轼形容“我有长头儿,角颊峙犀玉”,不仅如此,4岁了还不会走路。苏轼多方求治,不惜让苏迨拜杭州天竺寺辩才为师,剃度摩顶。在辩才法师的祝祷下,终于能如常人生活。之后,苏轼又花钱买了一道度牒,让辩才另外剃度一人,才让苏迨还了俗。元祐初年,还促成了他与欧阳修孙女、欧阳棐之女的婚姻大事。
或许因为体弱多病,苏迨得到了父亲更多的偏爱,夸赞他“好学而刚”“知为楚辞,有世外奇志”。这种标榜倒并非是父母“滤镜”,据多方反映,苏迨确实在诗赋议论上有过人之资,坊间有“迨得坡舌” 的称誉。因为久病,在医学方面也颇有建树。
元丰八年 (1085),16岁苏迨随父赴登州任上,途中偶遇大风,就此经历作了 《淮口遇风》。诗作甫成,炫娃成瘾的苏轼就按捺不住傲娇,欣然和诗 《迨作淮口遇风诗,戏用其韵》赞其文才:“我诗如病骥,悲鸣向衰草。有儿真骥子,一喷群马倒。养气勿吟哦,声名忌太早。风涛借笔力,势逐孤云扫。何如陶家儿,绕舍觅梨枣。君看押强韵,已胜郊与岛。”夸着自己儿子的同时,还不忘用陶渊明只知道绕着房子摘梨枣吃的儿子作衬托,甚至不惧放言,儿子的诗才比孟郊、贾岛还要略胜一筹,言外之意,自己作为父亲更是功不可没。倒并非真的失去理智的自夸,陈师道曾评苏迨:“真字飘扬今有种,清谈绝倒古无传。”(《送苏迨》)参寥子也曾称赞说:“文章造深淳,词力宽不纵。”(《次韵苏仲豫承务寄伯达推官》)
身体原因,无论操持家事,还是随父奔波,苏迨都不是首选。偏安一隅,不能于父身前尽孝,让苏迨心有遗憾。绍圣元年 (1094)六月,苏轼去往惠州前,亲书往年所作六篇赋,赠别苏迨,苏迨洒泪叩拜而去。协助兄长苏迈,顺从父亲心愿,携一家老小安稳于家园。
早在元丰三年(1080),48岁的苏轼曾于黄州老来得子,取名苏遁,小名幹儿。本是一件喜事,却因为不到周岁便夭折成了一大打击。年轻的母亲、侍妾朝云更是痛不欲生、以泪洗面。苏轼写诗痛悼:“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未期观所好,蹁跹逐书史。摇头却梨栗,似识非分耻。吾老常鲜欢,赖此一笑喜。忽然遭夺去,恶业我累尔。⋯⋯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字字含悲,心如刀绞。犹记得三朝当日,苏家还大摆筵席庆贺新生,苏轼特作 《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事后被人有心解读是对当时境况的反讽,但不作他想,“无灾无难到公卿”其实是为人父母最朴素的期待。对没能活下来的苏遁适用,对自小体弱多病的苏迨也是如此。官至几等,财重几分,对父母而言其实都不重要,儿女平安健康是最大渴求。此时,苏轼不过是万千普通父母中的一员,儿子才华显露自然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但有时哪怕一家整整齐齐也是奢求。
当收到朝廷发布第四次降官处置的诰命:“落左承议郎,责授建昌军(治所在今江西南城)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轼就觉得不能再拖家带口四处奔赴了。他想独自承受政敌的残酷迫害,只身潜行,但长久以来的家风、家教,让儿子、儿媳都哭着要求与父亲同行,权衡之下,最后苏轼决定只带小儿子苏过、侍妾朝云和两位女佣前行,其他家眷包括苏过一家全由苏迨带回阳羡跟长子苏迈一起居住。元祐年间享有的短暂平静宣告结束,一家人又开始了天涯两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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