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尽头，

是信仰。

1933年3月28日下午，一位身穿旧西装、短发，八字眉的年青人刚刚走进上海法租界山西路五福弄9号，一群密探突然从暗处冲出来，年轻人猝不及防，旋即被按倒在地。

这位被捕的年轻人，就是本文要讲述的主人公廖承志。

廖承志被押到法租界老闸捕房后，租界密探手持从他身上搜出的印有”上海反帝大同盟“字样的传单，要他老实交代身份。

廖承志避重就轻，镇定自若地说，我是民国元勋廖仲恺之子，其他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你们抓错人了。

听到”廖仲恺之子“这个说法，密探并不感到惊讶。廖承志捕捉到这个细节后，心中立即下了一个结论，看来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

密探见廖承志不肯交代要害问题，开始逼问，你去山西路五福弄9号，究竟要干什么？

廖承志说，我到那里找茶商欧阳纯订购茶叶，打算运往东北，慰劳艰辛抗战的将士们。

密探听了，阴险地说，你恐怕还不知道吧，在你之前，有两名”共党分子“已经在五福弄落网，他们已经招供，五福弄9号是你们的联络据点，你是来开会的。

廖承志知道密探口中所说的那两个人是谁，难道他们真的叛变了？为了探听虚实，逼出叛徒，廖承志说，既然你们说我是”共党分子“，到五福弄9号是为了开会，那就请”诬蔑“我的人出来，我愿意现场对质。

密探不知其中有诈，随即将叛徒推到了廖承志面前。

廖承志一看到叛徒的模样，心中顿时安稳了下来。租界密探原来在诈他，与他密切联络的两名同志根本没有叛变，眼前的这个叛徒叫王其良，他们仅仅是认识，对方并不了解他，也不可能掌握他是共产党的有力证据。

这就好周旋了。

廖承志一口咬定，这个人我从未见过，今天是第一次见面，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他说的尽属莫须有之词。

叛徒听了，丧心病狂地说，这个人叫廖承志，是全国海员总工会的书记，另两个在五福弄9号被捕的，一个叫罗登贤，是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一个叫余文化，是红军军长张国焘的叔叔，他们统统是”共党分子“，掌握不少秘密，绝对不能放过。

叛徒说完，阴暗处突然走出来两个人。凭借斗争经验，廖承志断定这两个人是国民党特务，看来这次被捕，是国民党特务在暗中驱动的。

这让廖承志意识到了危险。

他知道，一旦自己被国民党特务提走，投进南京的监狱，接下来很可能遭到秘密处决。

怎样才能脱离险境呢？

此时的廖志承虽然只有25岁，但狱中的斗争经验却十分丰富。18岁在日本留学时，他曾因为参加反日大同盟两次被捕；21岁时，因为在海外领导中国海员罢工，他又在德国、荷兰两次被捕，并在德国汉堡的监狱中被关押了半年之久。这一回，他刚从苏联转道回国来到上海，不料因为叛徒出卖告密，竟又一次遭到了逮捕。

因为早早地接受过残酷斗争的洗礼，当危险步步紧逼时，廖承志显得很机智。当时，他清楚地知道一点，唯有将自己突遭逮捕的消息传递给母亲何香凝，才能够运用母亲的巨大社会影响来营救自己和那两个战友。

可问题是，自从回到上海，为了母亲何香凝的安全，已是共产党员的廖承志没有和母亲住在一起，现在国民党一定会封锁他被捕的消息，他的母亲怎样才能得到消息，实施营救呢？

关键时刻，廖承志抓住敌人急于立功的心理，巧妙地牵住了敌人的鼻子。

他假意妥协，向敌探”坦白“说，我还是全说了吧。我知道有个伙计是共产党，现在就可以带你们去抓。

敌探以为廖承志想通了，要叛变，当晚便押着他去辣斐德路光裕坊去抓共产党。

敌探不知道，廖承志要去的光裕坊8号楼里，根本没有什么共产党，那里是他母亲何香凝的住处。

何香凝见儿子戴着手铐被押进屋，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廖承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曾与母亲有约定，在外人面前，母子以姑侄相称。

敌探见光裕坊只有一名妇人，厉声质问，共产党在哪里？

廖承志答非所问地说，路过姑母的住处，我要进来看看。

何香凝见儿子与敌探周旋，很不客气地对敌探说，你们为什么胡乱抓人！

说着，有一对父女走了进来，并且站到了何香凝身边。这一对父女是何香凝的近邻，住在光裕坊7号，父亲经亨颐是沪上名流，女儿经普椿后来成了廖承志的夫人。

经普椿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我已经睡觉了。伯母（何香凝）家的佣人来敲我家的门，我的父亲叫我起来，一起到她家。我们看见两个法国巡捕带着一个双手戴手铐的年青人，这个年青人穿着一套旧西装。我仔细一看，发现他就是伯母向我介绍过的”侄子“。一会儿，这个年青人就被带走了。走以前，他在伯母的耳边悄悄地说了什么。走以后，伯母对我父亲说：”对不起你，经先生，这就是我的儿子廖承志，我以前没有告诉过你······

敌探意识到被廖承志戏耍后，虽恼羞成怒，却也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绝密消息外泄出去。

第二天，“廖仲恺子承志被捕”的消息一经刊出，上海舆论一片哗然。

借助舆论的力量，1933年3月29日凌晨，何香凝致电蒋介石：

小儿承志，在沪昨晚被外国捕房拘捕，但未悉拘留何处。余愿与儿共留囹圄，惟不愿留外国人囹圄，要求解往华界，即死亦愿在华界，不在租界。请示复。

这封著名的“营救电”发出后，当天，何香凝又在寓所接见记者，发表谈话：小儿承志年只26，当民十七时（1928年）出国至德，研究政治军事，才于二星期前，辍学返国（其实廖承志早已回国参加党的秘密工作，何香凝故意将返国时间说成二星期前，意在为营救创造有利条件）。本人曾询其何以归来，彼谓国难当头，读书何用，故特回国参加抗日救国工作。本人殊嘉其志，而彼抵沪之后，对于抗日工作，确殊热烈。不谓昨晚突遭逮捕。本人于此，本可保释，惟雅不愿为之，听天由命，由彼办理耳······

就在何香凝连番发起舆论战的同时，宋庆龄、杨杏佛、柳亚子等重量级人物纷纷加入营救阵营。

宋庆龄、杨杏佛、柳亚子一致认为，营救承志，当务之急，需要聘请一位大律师，出庭辩护，伸张正义。

何香凝问，哪位大律师可以信赖？

杨杏佛说，吴凯声大律师。

3月21日下午2时整，位于四川北路的“高二分院”宣布开庭，吴凯声大律师先打悲情牌，在法庭上，他言辞恳切地说：廖公子为先烈仲恺先生之嗣，且仅此一子，自被捕后其母何委员思念异常，致旧疾复发，昨已昏迷一次，今仍卧床，忍泣以对。党国有殊勋之人，而使其后嗣遭此牵累，能不忍心？

而后，吴凯声抓住叛徒王其良的软肋，当场驳斥此人：王其良因在经济上与廖公子有私怨，竟诬告廖公子。王其良空口无凭，焉可作证？只有拿出十足的证据，才令人信服。如今，王其良一人作证，又无实据，绝不可信。

下午5时，因无实证当庭定罪，庭长宣布休庭，随后将廖承志移交给市公安局。

吴凯声生怕国民党趁机将廖承志秘密押往南京，庭审结束之后，他指挥司机开车紧跟押送廖承志的红色轿车。确信廖承志被押入“市公安局”后，吴凯声具体力争，直接闯入了“市公安局”局长的办公室。

见到文姓局长，吴凯声颇为强势地说，昨日何委员已对吴铁城市长表态，要么放了廖公子，要么将她一起抓起来。据我所知，南京方面已给吴铁城市长发出“放人”的指示。现在，我请文局长给吴铁城市长打电话，确认此事。

迫于压力，文姓局长只好给吴铁城打电话。

吴铁城躲不过，只好最终表态，廖承志可以“责付”释放，但罗登贤、余文化仍旧看押。

吴凯声当场表示，由我和柳亚子先生“责付”。

所谓“责付”，即由担保人负责，保证在被告保释之后随叫随到。如果被告逃跑，担保人将受到法律制裁。

至此，廖承志终于被营救出来。

在廖承志的革命生涯中，1933年这次被捕是他第五次坐牢。由于当时的斗争环境十分残酷，在狱中，他曾做好了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准备，有狱中题诗作证：

冷风扫叶烟漠漠，枯骨荒坟观魂魄；

铁窗飒飒雪风侵，笑望金陵帝星落。

少年颈骨自铿锵，沐浴三番待环索；

英魂直上九重天，邀得同袍醇醪酌；

九巡玉盏将尽时，方捉民贼付炮烙。

出狱之后，为避免卧病在床的母亲再度忧虑，廖承志在病床前守护了母亲几个月。然而，在这几个月中，悲痛的消息却接踵而来，先是与自已同日被捕的罗登贤、余文化以及此前被捕的陈赓被押去了南京，生死不明；接着曾积极营救自己的杨杏佛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之下；而后罗登贤英勇不屈又牺牲在了南京雨花台······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1933年的廖承志践行了鲁迅的这句名言。

这一年的八月，他毅然决然地告别了母亲，踏上了一条充满苦难的光荣之路。

行前，他留下了三封信，一封是写给母亲何香凝的，一封是写给柳亚子的，一封是写给未婚妻经普椿的。

写给柳亚子的那封信，饱含深沉朴素的革命情感，尤为感人——

亚子先生：

我现在不得不再次遗下年老多病的母亲，离开此地了。春间三月的时候，曾得到先生的营救和奔走，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件事，这次的出走，是不会令先生受到连累——因为在这方面我都准备好了，万望先生放心！

我觉得，与其偷生来慰安爱护我的少数的人们，不如失掉爱护我的人们的安慰——因为大多数人的幸福是在前途等着，这是历史的命运给予人类的重担；这重担也许很重，但是我也只能这样做了。

也许将来还有一日，可以在先生面前求恕我的不辞而行。如果先生不怪我在这样的情形下胆敢向先生求情的话，我只希望先生能够在每月中花一些时间，如能这样，我母亲便不致如在无人岛上了。

也许将来，中国的孩子们不必这样地离开他们的母亲吧，能这样，很多人的死便不是徒然的了。

然而，廖承志没有想到，抱定“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的革命理想，不顾千难万险，长途跋涉到红色根据地后，迎接他的不是同志的握手，而是满地的荆棘和沉重的教唆。

由于坚决反对当时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张国焘实行“左”倾错误路线，1934年12月，廖承志被张国焘逮捕，并被开除党籍，罪名是“国民党特务”。

当时，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和红四方面军里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被张国焘杀害了，廖承志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除了他父母的声望让张国焘不敢轻举妄动，更重要的是廖承志具有不俗的绘画才能。当时红军中能写会画的美术人才极少，张国焘开大会挂马克思、恩克斯、列宁的画像，张贴各类政治宣传画，在根据地印制钞票，都离不开廖承志。

长征开始后，廖承志作为”犯人“被押解在行进的队伍中。每当需要画像、写标语、画宣传画的时候，他才会被叫出来。画完写完后，又会被关起来。

廖承志虽然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但深处苦难冤屈之中，他丝毫没有哀怨，意志更不消沉。有老同志回忆说，在长征途中，廖承志大部分时间很沉默，但他的沉默中充满了乐观的精神力量，他总是全情投入地工作，又是写又是画又是刻，那时候我们总觉得他的眼中有光明，是一个平静中毫不怕死的人。

最让人钦佩的是，他不愿做懦夫，不愿做可怜人。即便是饿得快不行了，他也不愿去央求。为了一口吃的，他会认真地给人家画一张画，然后去换。

1935年，坚信光明一定会到来的廖承志在长征途中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诗篇《戴枷行万里》——

莫蹉跎，岁月多。

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

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销磨。

休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

呜呼，躯壳任它沟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宇宙宽，恒星夥，

地球还有亿万年，百岁人生一瞬过。

笑，笑，笑，何须怒目不平叫？

心透神明脑自通，坦怀莞尔心光照；

绳套刀环不在手，百年自有人照料。

1936年9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黄河边，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在一次下部队的途中，偶然看到了被押着的廖承志。

意识到廖承志的处境后，周恩来没有过多的反应，只是走过去紧紧地握了一下手，然后就走掉了。

这次握手，是一种无声的关怀，更体现了周恩来高超的斗争艺术。

当天晚上，周恩来派人将廖承志叫到司令部，当着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面，佯装发怒地问：“廖承志，你认识到错误没有？”

廖承志回答：“认识了。”

周恩来又厉声地问：“改不改？”

廖承志回答：“改！”

这时，周恩来大声地说：“改了就是好同志！张主席还是欢迎你的。”

据说，那时候张国焘已决定当晚处决廖承志，但周恩来当众的一席话，顺势没收了他手里的屠刀。

被周恩来救下后，廖承志先被安排在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广播工作，而后在1937年10月被党中央派往国统区工作。

上海沦陷后，廖承志奉命撤离上海到香港组织八路军办事处，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为新四军、八路军筹集资金和物资。

香港沦陷后，廖承志奉命转移到粤北，参加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作为南方隐秘战线上的一名重要领导同志，那一时期，廖承志始终活动在危险的边缘。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南方工作委员会干部部长郭潜，在广东韶关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随后叛变。

郭潜叛变时，地下党通过特殊渠道迅速报告了周恩来。考虑到廖承志的安全，周恩来急电南方工作委员会，速告人在乐昌的廖承志马上返回重庆或者到其母亲何香凝处，遗憾的是，紧急时刻，南委未能与廖承志取得联系。

就在这时，叛徒郭潜为中统特务制订了一个诱捕廖承志的计划：由郭潜本人给廖承志写一张纸条，谎称南方工作委员会已经决定，由廖承志到桂林紧急疏散文化界进步人士，并立即出发。

郭潜判断，廖承志接到纸条后，必然出门，待他到达乐昌火车站时，即可实施秘密逮捕行动。

为了诱骗廖承志及时上钩，中统特批了一万元经费，谎称这是南方工作委员会提供给廖承志前往桂林的路费。

1942年5月底，中统特务伪装成信使，敲开了廖承志在乐昌秘密住处的房门。廖承志不知郭潜叛变，未能识破特务的阴谋，随即被捕。

这是廖承志一生中第七次被捕，也是坐牢最久、处境最凶险的一次。

这次被捕之后，廖承志先被秘密关押在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后被转到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白公馆和黄家花园。

在江西马家洲集中营，开始的一段时间，特务头子慑于廖承志父母的地位和威望，对廖承志还算“客气”。为了邀功请赏，他们千方百计地诱劝廖承志“转变”，生活上也给予了不少“特殊”照顾。

此时的廖承志，狱中斗争的艺术十分高明。

为了拆穿国民党特务的阴谋，他画了一幅又一幅的辛辣漫画，例如《黄鼠狼向鸡请安》、《枯树、饿鹰、恶狗》等等。看到这些漫画，集中营里的特务是怒无法怒，打不便打，久而久之，再看廖承志的漫画，有些特务竟不由自主地欣赏起来，甚至发生了特务头子向廖承志求画的情况。

这是廖承志独具特色的攻心战。

除了向国民党特务攻心，在集中营，廖承志还为自己创作了一个漫画形象，并创作了多幅与敌、与苦难斗争，其乐无穷的漫画。

廖承志有个小名叫“肥仔”，他的母亲何香凝，他的叔母宋庆龄都喜欢这样称呼他。在廖承志创作的“狱中肥仔”中，有的是蚊子在疯狂地围攻“肥仔”，有的是“肥仔”瞪大眼睛从牢饭中捡石头、蟑螂，有的是“肥仔”在聚精会神地看蚂蚁搬家，有的是“肥仔”在马桶边放声高歌······

每天见到这样一个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共产党，1942年9月的一天，负责给廖承志送饭的集中营看守姚宝珊被彻底地感染了，进来送饭时，他悄悄地告诉廖承志，他很想去延安，愿意帮他捎书信给亲人。

对廖承志而言，争取到这样一位信使，意义重大。

很快，周恩来收到了他的一封短信——

渝胡公：

我于五月卅日被捕，现在泰和附近的所谓青年训练所中。其中一切，纸上难述。希望你相信，小廖到死没有辱没光荣的传统！

其余，倘有机会，可面陈，无此机会，也就算了。就此和你们握手。中国共产党万岁！

从廖承志的这封短信看，在他的内心里，已经做好了时刻牺牲的准备。

从他随后的处境看，凶险的确一步步向他逼来。1944年冬天，由于秘密关押的消息已经走漏出去，蒋介石下令，将廖承志专机押解到重庆，关押在歌乐山渣滓洞，由军统严厉监视。

那年月，一旦被关进渣滓洞，有几人能活着出来？

对廖承志而言，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1945年9月，在毛泽东即将来到重庆的前夜，蒋介石为了争取有利局面，忽然想到了廖承志。于是，廖承志三年以来第一次穿上新衣，被带进了蒋介石官邸。

见到廖承志，蒋介石说，你的母亲还在外面等着你，你这个样子对得起先父吗？我是欣赏你的，只要改过自新，你可以留在我的身边······

廖承志立刻明白了，他当即打断蒋介石，毫不客气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言下之意，休要再言，要杀要剐，尽管来。

1946年1月22日下午，几个军统特务命令廖承志起身收拾东西，廖承志以为特务要送自己上路了。

没有什么好收拾的！

廖承志大步向牢门外走去。

让廖承志没想到的是，随后汽车竟开到了一栋大楼前，接着他就被带进了一间办公室。

正疑惑着，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周恩来几步抢上前来，哽咽地叫一声”小廖“，然后将廖承志紧紧拥抱在了怀里。

四年的牢狱生涯，廖承志一滴眼泪没有流过，这一刻，他再也控制不住，抱着周恩来失声痛哭。

之后与周恩来坐下交谈，廖承志这才知道，四年前就在他被秘密逮捕的那一天，周恩来曾亲自派乔冠华赶往韶关，通知他转移，但最终还是晚了一步。但党始终没有忘记他，中共七大上，他以最高票当选为33名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重庆谈判后，周恩来将廖承志、叶挺等人列为国民党必须释放的首批名单，蒋介石迫于压力，在这个问题上，没敢出尔反尔。

跟随周恩来回到中共代表团驻地重庆中山路263号后，周恩来的机要秘书童小鹏拍下了两张珍贵的照片：一张是廖承志拥着邓大姐，手拿着自制竹烟斗，爽朗开心地笑着；另一张则是廖承志长发、小胡子的”囚犯“形象，这是他过去四年牢狱生涯的见证。

4月8日，中央决定让廖承志与刚获释的叶挺、王若飞等人一道乘机返回延安。临行前，廖承志因有事留了下来。当得知飞机失事的消息后，廖承志并不为自己感到庆幸，他在祭文中写道：

”他们永远不会回来了，只留下了他们的话——他们说过的话，未曾说完的话，这些话依然留在我的心中，直到永远······“

1949年之后，廖承志一直致力于新中国的外交以及侨胞工作，外国友人亲切地昵称他为”奇妙的廖“。

在特殊的年代，廖承志曾遭关押两年八个月，这便是他口中的那”半次“坐牢。在这两年八个月中，属于他的只有一套毛泽东全集和一套鲁迅全集。

颇让人感慨的是，在这段苦难的日子里，他竟凭借记忆，在鲁迅文章扉页的空白处，用漂亮的蝇头小楷，回忆出了自己多年来的感慨之作。

邓小平对廖承志也是钦佩的，他曾经说过，不简单，这是我们党的”坐牢专家“。

一个苦难打不倒，有信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