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上旬，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诞下一男婴，这是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

男婴的出生的消息让远在江西宁都的毛泽东十分高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结束后便立即赶往长汀。贺子珍产后第14天，毛泽东从宁都赶到长汀福音医院。

见到男婴的第一眼，毛泽东喜笑颜开，颇有些手忙脚乱地紧紧抱着他，好似害怕他会从自己的眼前消失一般。看着自己的孩子，毛泽东脸上洋溢出灿烂的笑容。

毛泽东为自己的孩子取名“毛岸红”，“红”字透露出对他的殷切希望，毛泽东期盼他长大后能继承红军战士的革命意志，为国家和民族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为中华民族未来奋斗一生。

贺子珍生下毛岸红的过程很是顺利，但养育的过程却有些艰辛，贺子珍晚年常常说自己对毛岸红未尽到母亲的义务，颇有些亏欠。

那时贺子珍生下毛岸红后，不幸染上了疟疾，为避免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什么伤害，实在不便于亲自喂养母乳，所以便给孩子找了个奶妈。

不能亲自喂养孩子，这便成了贺子珍一生的遗憾。

好在，贺子珍虽不能亲自喂养毛岸红，可与长女毛金花未满月就被交由革命群众抚养并自此下落不明相比，毛岸红无疑是幸运的。

毛岸红出生时，我党面临的革命形势比较稳定，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也稳中向好，因此毛泽东和贺子珍得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可以陪伴在毛岸红身边，看着他慢慢长大。

陪伴着毛岸红成长的那些岁月，是毛泽东那几年中最为高兴的一段时间。

每当毛泽东有烦心事时，还在蹒跚学步且甚是可爱的毛岸红，他总是会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用颇有些不流畅的话说：“爸爸，陪毛毛（毛岸红小名）玩！”

每当这时，毛泽东的烦恼总会瞬间一扫而光，开心地抱着毛岸红​打​闹起来，好不开心。

毛岸红年纪虽年幼可却很懂事，从小就懂得孝顺父母。

毛岸红2岁时，每当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总是会站在门口等着爸爸毛泽东回来，有时候毛泽东忙于公务要很晚才能回来，毛岸红这时就会一直等着。

哪怕肚子再饿也不去吃饭，一定要等着毛泽东回来才吃。

这时，贺子珍害怕孩子饿着，总会告诉他爸爸要很晚才回来，让他先去吃饭，可是毛岸红每次都不愿意，总是摇头说道：“我不饿，我要等爸爸回来一起吃！”

有时，毛岸红会跟着战士一起去山上采杨梅，采摘杨梅时他总会把杨梅装在自己的口袋里。战士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毛岸红回答：“妈妈最爱吃杨梅，我要把杨梅拿回去给妈妈吃。”

这样其乐融融的生活，让人很是羡慕，任谁见到，都不会想到这么幸福的一家三口会在日后面临着骨肉分离，此生不复相见的悲痛局面。

然而，有时候世间之事就是这么出人意料，让人猝不及防。

1934年，毛岸红2岁多的时候，我党面临的革命形势变得日渐严峻起来，由于王明、博古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在第五次反“围剿”时，错误地推行冒险的进攻战略，用红军不具优势的阵地战代替红军更具优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致使中央红军完全陷于被动之中。

10月，鉴于革命形势日渐不利于我党，我党经慎重商议，决定长征。

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人都是革命意志坚定的革命战士，尽管长征路上需要面临着各种凶险万分的情况，可却丝毫不惧，当即便收拾妥当，随时准备跟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贺子珍临出发前，心里最牵挂的就是儿子毛岸红，起初贺子珍是想带着毛岸红一起长征的。

但是因为长征路上异常凶险，不但要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后追前堵，还要承受着长征路上艰苦的生存环境，所以当时党中央便决定红军的孩子就地留下，交由留守的红军或是当地拥护我党的革命群众暂时抚养。

纵然有千般不舍，但为了毛岸红的安全考虑，毛泽东和贺子珍固然很是不舍，但还是决定将毛岸红留在中央苏区，交由留守苏区的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照顾。

临别前夕，贺子珍眼含热泪，双手颤抖地将自己的一件灰色军装剪开，就着微弱的烛光，亲手一针一线将从邻居那里讨来的棉花给缝进被剪开的灰军装中，制成一件小棉袄。

小棉袄缝好后，贺子珍还特意将毛岸红叫了起来，将其穿在毛岸红的身上，看看是否合身。

小棉袄很是合身，毛岸红穿着新衣服很是高兴，开心地跳了好几下，连说我有新衣服咯！

看着毛岸红穿着小棉袄的可爱模样，贺子珍想起即将与儿子分离，她的泪水便再次不自觉地夺眶而出，泪流满面。

看着妈妈哭泣的模样，毛岸红好似明白了什么，向来懂事的他也忍不住大哭起来。

贺子珍见毛岸红大哭更是痛彻心扉，她急忙紧紧抱住毛岸红，连声安慰。

在妈妈贺子珍的安慰下，大哭许久的毛岸红渐渐有些累，不久便缓缓地睡了过去。

临别前的一夜，毛泽东和贺子珍都难以入睡，他们都想这一刻能永远停下，能永远留在毛岸红的身边，陪着他直到长大成人的那一刻，然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那天晚上，毛泽东的房里没有灯光，也没有任何声响，可谁都知道此时毛泽东的心里并不平静，内心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更是无法体会到的。

第二天清晨，当警卫员给毛泽东收拾书桌时发现，书桌上有两张被泪水打湿的纸，其中一张纸上写着：“英（狗）、青（猪）、龙（兔）、红（猴）。岸英、岸青、岸龙、岸红。”

毛泽东清楚记得四个孩子的出生时间，可是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已经不在自己的身边，现在就连毛岸红都要从自己的身边离开，这让毛泽东很是悲痛。

天下最不幸之事，莫过于骨肉分离。

临别前，当毛岸红得知爸爸妈妈即将与自己分离，嚎啕大哭起来，哭喊着不要离开爸爸妈妈，自己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见此场景，毛泽东的眼睛逐渐湿润了起来，贺子珍更是泪流满面，两人眼中都是满脸不舍。可是，无论如何不舍，终有分离的时候，眼见部队即将开拔，他们分离的时候也随之临近。

此时，贺子珍仍满脸不舍，很不想离开自己的孩子。

见贺子珍十分不舍，毛泽东便安慰道：

“子珍，我们进行战略转移，天天行军打仗，毛毛跟我们走会很危险的。毛毛留在三弟和你妹妹贺怡身边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回来接毛毛回家。”

贺子珍既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的革命战士，听到丈夫毛泽东这么说，她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选择暂时放下亲情，跟随部队长征。

就这样，毛泽东和贺子珍踏上了长征之路，毛岸红则交由毛泽覃和贺怡夫妇照顾。

任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别，会是毛泽东、贺子珍与毛岸红的“永别”。

长征开始后不久，瑞金和中央苏区相继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所面临的革命形势日益严峻，毛泽覃所面临的形势也愈发凶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此时，为了毛岸红的安全，也为了在之后的战斗中能够心无旁骛，毛泽覃决定将毛岸红秘密转移到瑞金乡下一个拥护红军的革命群众家里。

为免消息泄露，毛泽覃没有跟任何人说起毛岸红去了哪里，更未提及是被哪个群众收养的。

毛泽覃选择独自一人守住这个秘密，这样是没有错的，毕竟秘密越少人知道越好，没有人知道，毛岸红自然也就更加安全。

然而不幸的是，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为掩护游击队员冲出包围圈，毛泽覃壮烈牺牲，时年29岁。

毛泽覃牺牲后，毛岸红的去向也就成为了一个谜。

毛岸红失踪后，党组织和毛泽东、贺子珍、贺怡等人从未放弃寻找过毛岸红的下落。

时间转瞬即逝，转眼来到了1953年。

这一年，党中央开始有计划地在全国开展寻找红军长征时失散孩子的工作，​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也接到党中央指示其在江西境内开展寻找红军失散孩子的工作，并特别叮嘱希望他能帮忙找到毛泽东之前失散的儿子毛岸红。

不久，远在上海的贺子珍也给邵式平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贺子珍也请求邵式平能帮忙寻找长征时失散的儿子毛岸红的下落。

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和贺子珍的委托后，邵式平迅速组织精干力量展开寻找红军长征时失散孩子的工作，并指派江西省民政厅优抚处干部王家珍专门赶往瑞金负责寻找毛岸红一事。

王家珍接到任务后，没有丝毫迟疑，立即收拾行李便乘车赶往瑞金。

来到瑞金后，他顾不上舟车劳顿，当即​投入到​了寻找毛岸红的紧张工作当中，在当地县委的帮助下，王家珍将当地的老红军都聚集到一起，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希望能从老红军的口中获悉一些有关毛岸红下落的线索。

然而，当地的老红军都说不知道有关毛岸红的情况，别说是知道毛岸红在哪里，就连毛岸红什么时候被毛泽覃送养的都不知道。

见从老红军的口中得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王家珍又去查阅《瑞金县志》，寄望于能从这里找到一点有关毛岸红的线索，可仍然毫无所获。

几日的忙碌，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多少让王家珍有些失望，但他并没有因此就放弃。

为了能找到毛岸红，王家珍走访了很多老红军，也查询了很多的资料，见这些方法都没能找到有关毛岸红​的一丝线索，王家珍便想到了一个最笨的办法，那就是挨家挨户走访调查，一个村一个村地找，一家一家地问，直到能找到有关毛岸红的线索为止。

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王家珍的努力终于是没有白费。

一日，王家珍像往日一般来到一个叫叶坪乡的乡村走访，挨家挨户询问户主有没有收养过一个红军小孩或是村子里有没有听过​哪​户人家收养过红军小孩。

与往日一样，王家珍询问了好几户人家都没有得到有用的线索，眼见已近傍晚，王家珍便想着明日再找。

就在这时，王家珍走到一块田地时，见田地上有两位农民劳作，本能上前询问附近有没有收养过红军小孩的人家。

王家珍起初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只是寻常询问一下，就是这样一个寻常的举动，让王家珍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王家珍从两位农民口中得知附近一个叫朱坊村的村庄有一个叫朱盛苔的农民，早年间曾收养过一个红军孩子，且农民还着重强调这个孩子的父亲据说是当时红军的一位高级干部。

听到这个消息，王家珍很是兴奋，当即决定第二天就去朱盛苔家看一看。

次日一大早，王家珍便乘车赶往朱坊村朱盛苔家。

见到朱盛苔和他的妻子黄月英后，王家珍没有过多​的​含蓄，当即问他们是否收养过一个红军孩子。朱盛苔和黄月英听到王家珍问起红军孩子的事情，他们也没有过多隐瞒，当即说到他们的确收养过一个红军小男孩，现在他已经22岁了，叫朱道来。

据朱盛苔说，朱道来是他在1934年农历九月底从二个红军的手中接过来的，他们当时跟他说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红军高级干部的儿子，现在还不到2岁，因为红军需要转移的关系，只能暂时请他帮忙抚养，待革命胜利后一定会来接这个孩子并一定会好好报答他们的。

朱盛苔本来就是一个坚决拥护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群众，见这个孩子是红军干部的后代，他没有任何迟疑，当即表示一定会照顾好他，等红军来接他。

这个红军小孩来到朱盛苔家后，为了孩子的安全，他对外声称这个孩子是黄月英亲生的，并给他取名“朱道来”，意为“半道而来”。

听到朱盛苔的描述，王家珍虽然不确定朱道来是否就是毛岸红，但是从他被收养的时间、地点和被收养的经历来看，他有很大可能就是毛岸红。

心中有了初步的判断后，王家珍便想见一见朱道来，想看看他是否跟毛泽东或是贺子珍相像，然而从朱盛苔口中说出的答案却给了王家珍当头一棒，原来此时的朱道来已经不在家里，早在2个多月前，被一位叫“朱月倩”的红军遗孀给接到了南京。

2个多月前，朱月倩带着南京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来到了朱盛苔和黄月英家中，与他们说朱道来是她和烈士霍步青（曾任中共宁清归特委书记，兼福建军区第三分区政委）的孩子，希望他们能让朱道来跟自己走。

朱盛苔和黄月英见她有组织的介绍信，丈夫又曾是红军高级干部，便没再说什么，当即就告诉朱道来说他的亲生母亲来接他了，然后就让他跟着朱月倩一起回了南京。

王家珍听到这个消息，​既为​烈士遗孀能找到失散的孩子而高兴，但也失落于好不容易找到有关毛岸红的线索可能就此中断。

不过，鉴于事关重大，王家珍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是想最后再确认一下，他问朱盛苔拿来了一张朱道来现在模样的照片，希望能从照片中找到一丝有关毛岸红的线索。

看到照片一刹那，王家珍顿时有些失神起来，因为朱道来的面相真的跟毛泽东很像，那宽阔的额头，脸部的轮廓都与毛泽东极为相似，仿佛就像是一个印子刻出来一般。

鉴于事关重大，王家珍向邵式平汇报了此事并将朱道来的照片交予他。邵式平获悉此事后，也觉得事关重大，当即将朱道来的照片和关于此事的详细报告向中组部作出了汇报。

中组部接到汇报后，立即将照片、报告等资料送到了贺子珍处，看着朱道来的照片和相关报告，贺子珍心中顿时一紧，泪水不自觉地涌了出来。

她从朱道来的身上仿佛看到了毛岸红小时候，随后她便向组织反映：“朱道来好像我的毛毛。”并恳求组织能够让朱道来亲自来上海一趟。

中组部经慎重商议，同意将朱道来接到上海，交由贺子珍亲自辨认。

邵式平收到中组部的电报后，当即指示王家珍，让他带着朱道来和黄月英前往上海。

1953年6月，在贺子珍哥哥贺学敏的安排下，王家珍、朱道来和贺子珍来到贺子珍的住所。

看到朱道来的第一眼，贺子珍便断定他就是自己的毛毛，因为他跟毛泽东真的长得太像了。之后，经过更进一步的调查，朱道来是毛岸红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然而，就在这时，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朱道来即将被确定就是毛岸红时，此前已经认定朱道来是自己儿子的朱月倩赶来北京（当时朱道来被贺子珍认定有很大可能就是自己的孩子时，他便被接到了北京进一步确认），向组织陈述朱道来是她和霍步青的儿子霍小青，不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毛岸红。

朱月倩的到来，让整个事件又开始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毕竟当时没有那么先进的DNA检测技术，虽然有多个证据指向朱道来就是毛岸红，但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他就是毛岸红，况且朱月倩也很肯定朱道来就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儿子霍小青，因此谁也不能断定朱道来到底是谁？

就在这件事陷入胶着，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时，毛泽东站了出来，一锤定音道：“不管他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就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为了不同时伤害到贺子珍和朱月倩两位母亲的心，毛泽东做出了一个最为合适的决定，将朱道来交给组织抚养，并认定他就是革命的后代。

之后，中组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决定：朱道来既不回南京朱月倩身边，也不回到上海贺子珍身边，而是留在北京，交由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照顾。

后来，朱道来从清华大学毕业，毕业后朱道来被分配到了一个国防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

朱道来到底是不是毛岸红，现如今已经无从知晓，可以说永远成为了一个谜。

但是，唯一肯定的是不管朱道来是谁的孩子，他是革命后代，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革命年代，多少革命功臣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忍痛丢下自己的下一代，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中。有许许多多的革命功臣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失子之痛，他们可能直到晚年才找到自己的孩子，甚至有很多革命功臣一辈子都再也没机会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他们为新中国的繁荣昌盛真的付出，也失去了很多，他们的功绩必将被华夏儿女永世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