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工力量专栏作者 李沛】

1888年，一本名为《向后看，2000-1887》（Looking Backward，2000-1887）的幻想小说在美国出版，主人公朱利安·韦斯特（Julian West）在一次催眠疗法中意外沉睡百年，于2000年苏醒，跟随李特医生（Dr. Leete）在“新美国”漫游，彼时，狂飙突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美国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作者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所构想的大同社会图景：三大差别消失，人人平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贝拉米笔下的千禧年美国，生产力也得到极大发展，智能化、电动化深刻改变了社会：“（一切）均有机器作事，如作衣服、作饭洗衣等事皆用机器，不过须人管理耳。至于家家生火，未有用木炭及煤电均用电光”、“今一人所作之事可抵从前百人所作之事矣，愈见从前分利之人多，今日生利之人多也。”

这部具有强烈社会主义色彩的幻想小说，在镀金时代的美国引发巨大反响，与《汤姆大叔的小屋》、《宾虚》并称为十九世纪末美国三大畅销书，成为进步主义运动的重要催化剂。

小说问世仅3年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就将其译介到了中国，取名《回头看纪略》，这是翻译为中文的第一部西方现代小说。其中描绘的大同之世“凡事皆归国家办理，不为自己计，全为众人计，遍国之人皆如兄弟”，深刻影响了东方社会的思想者们，催生了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仁学》等启蒙经典。

（贝拉米作品很快又以《百年一觉》的书名出版，谭嗣同在其代表作《仁学》中也倍加推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

其日本译者堺利彦，也自此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又陆续译介了《共产党宣言》等重要文献，堺利彦所创办的宇宙社（戈思摩俱乐部）等文化平台，吸纳了一大批东亚各国留日学生参与，成为马克思主义火种在东方世界的最早传播者。

在戈思摩俱乐部，一位名叫彭湃的中国留学生找到了自己苦苦求索的救亡真理。

这位有着战略眼光的年轻人，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要依靠农民”，正是在彭湃的积极奔走下，1924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亲自担任了第一届农讲所主任，1927年，彭湃又在海陆丰家乡发动起义，建立起中国最早的苏维埃地方政权，在热火朝天的实践中，成长为了“农民运动大王”。

1929年8月，彭湃英勇就义，他澎湃激越的生命，止步于33岁，但其创造的农民运动诸多原则和方法，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伟业中仍将发挥经久的价值。

彭湃就义后，国民党方面并未停止对其家人的追杀，彭湃之子彭士禄，就在这种生与死之间的夹缝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岁月，直到1940年，15岁的彭士禄被接应到延安，才开始了较为稳定系统的学习和生活。

（8岁被捕入狱的彭士禄，留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

此时的彭士禄恐怕不会想到，对其后漫长曲折的中国现代化事业，他将做出无愧于父辈的杰出贡献。

中国人从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中脱困，一步步建设大同之世的征途，浓缩在了彭湃与彭士禄这对父子的人生轨迹中。

中国铸剑人

1956年，中苏两国签订了援建原子能工业的协定，主管核工业发展的第三机械工业部也正式成立（1958年更名为二机部），在这个稍纵即逝的战略窗口，为了加快技术吸收速度，一部分留苏学子也受命改换研究方向，进入苏联院校核技术相关专业学习。

彭士禄正是其中的一员。

那一年，完成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业，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被秘密召至中国驻苏大使馆，正在莫斯科访问的陈赓大将接见了他，两人之间有这样一段简洁的对话：

“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31岁的彭士禄，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转行”，与30多位中国同学一道，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在这个许多现代都市青年已经感慨“中年危机”，老气横秋嘲讽“奋斗”的年纪，彭士禄却“从未在晚上12点前就寝过，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1958年4月，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归国，被安排到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401所）工作。

两个月后，苏联援建的试验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一堆一器）在401所试运行成功，成为中国核工业科研生产体系初步成型的标志，核技术的国防应用，也紧锣密鼓地被提上议事日程。

6月21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最高领导人做了一锤定音的表态“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6月27日，尖端国防科研的实际主管者聂荣臻元帅，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提出“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待初步取得一些经验以后，再考虑原子飞机和原子火箭等问题。初步安排如下：一、以xx型潜艇的资料为基础，先设计试制xx吨的原子潜艇，接着再设计xx吨的，前者争取在1961年10月1日前下水”...

为什么中国战略武器事业，会选择核潜艇为起步？

要理解这一问题，必须回到历史现场。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最主流的战略武器投送手段，是潜艇和战略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的可行性和实用性还未得到验证，甚至在50年代后半期，随着美苏两国国土防空网的完善，战略轰炸机的效能也大大下降，潜艇，特别是核动力潜艇，隐然成为这一时期战略威慑的最重要平台，携带大型巡航导弹的核潜艇，可以跨越大洋，隐蔽进入敌国近海，突然上浮，对沿海数百公里纵深的目标实施突袭。

（在1958年的台海危机期间，搭载天狮星巡航导弹的美国巡洋舰，就在福建沿海实施了核讹诈作业，而行踪更隐蔽，生存力更高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是五十年代后期大国核威慑的重要战略平台。图为1960年服役的美国潜艇SSGN-587模型，它也搭载了“天狮星”）

也因此，为了改变“核威慑”中无还手之力的被动局面，核潜艇，顺理成章成为中国战略武器事业规划的第一根“打狗棍”。

1958年7月，代号09的核潜艇工程正式启动，彭士禄，就在这群为民族铸剑的先驱者之列。

1961年底，09工程原本规划的核潜艇下水时点，项目本身却由于经济和外交形势陷入困境，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二机部不得不将核武器研制列为“一线”任务力保，而包括核潜艇在内的其他工作列为“二线”任务，进度大为放缓，1963年正式明确“下马”。

在核潜艇工程暂时停顿的日子里，中央专委批准保留了一支50多人的科研队伍（715所），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和潜艇总体等关键项目预研，彭士禄正是这支队伍的技术负责人，彭士禄的肩头，扛起了中国核潜艇工程存亡继绝的责任。

在彭士禄以身作则的模范领导下，这群来自不同工业部门，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以“屁股要圆、脑袋要尖”的精神，坐定冷板凳，苦练基本功，钻研专业知识，真正形成了一支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队伍，也成为未来中国核动力研究的“黄埔军校”。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总工程师黄士鉴，曾这样回忆当年715所的氛围：“我这辈子感到那段时间真是过得非常有意义。我们当时都是年轻人，精神状态非常好...彭士禄的威信是这时建立起来的，包括他后来领着我们来四川，在陆上模拟堆建造过程中的决断力。大家都服他！”

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好转和两弹工程突破，核潜艇这一战略武器平台再度“上马”，中央专委明确了两步走的工程实施战略，第一步先攻克核动力难关，造出攻击型核潜艇；第二步再突破导弹应用于潜艇水下发射的难关，造出导弹核潜艇。

显而易见，彭士禄领导的核动力研发，是核潜艇工程成败的关键。

在彭士禄的正确建议下，中央专委选定四川省夹江县，建设一座和艇用反应堆性能一致的陆上模式堆（196堆）进行测试，715所人马，也拖家带口搬进了这片荒凉的山沟，投入到火热的基地建设，这个代号909的潜艇核动力研究设计基地，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1970年8月30日，在彭士禄等909基地科研人员的见证下，196堆启堆试验达到额定功率，主汽轮机超过原定设计指标，中国核动力发展自此进入了新的历史篇章。

作为中国第一座实用核动力装置，196反应堆工程进展之顺利，在世界核工业历史上亦属罕见，彭士禄为这支队伍奠定的能力和作风，以及其作为总师在反应堆一、二回路等重大技术问题上的决断力，是创造这一工程奇迹的基础。

依靠陆上模式堆（196堆）提供的动力装置性能试验、验证数据，核潜艇工程进展顺利，短短数年后攻击、导弹核潜艇相继交付部队，实现了中央专委的既定战略规划，中华民族，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海基核反击平台。

（一代核潜艇“四总师”合影，左二为彭士禄）

1979年，国防科委和国防科工办联合发文，明确彭士禄为第一代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一代核潜艇研制”于1985年被授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第一完成人，正是彭士禄。

在196堆的基础上，909基地（核动力院）输出的技术成果，直接衍生出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一期30千瓦压水堆，彭士禄也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核电技术奠基人。

世纪之约

彭士禄对中国核电的贡献还远远不止于秦山一期。

2002年，一部全景展现中国核工业人“二次创业”历程的电视连续剧《世纪之约》开播。

该剧讲述了一批曾参与核潜艇动力工程的核工业人，走出崇山峻岭中的研究基地，来到改革开放最前沿滨南特区，参加一座与国外合作施工的核电站建设，在差距面前经历痛苦的磨合与转变，最终实现“二次创业”，重铸辉煌的故事。

剧中主要角色，曾担任核工业部领导的南海核电站董事长梁栋，正是以彭士禄为原型。

1983年，彭士禄奉命调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筹备组总指挥，在他主持下，大亚湾项目确立了引进法国M310压水堆的技术路线，完成了这个中外合资巨型工程主要商务谈判工作，提炼总结了核电建设“资金、进度、质量”三大控制的管理方法论，形成了许多改革开放之初开历史先河的市场经济做法，还留下了从909基地带来的昝云龙等一批青年领军人才，被评价为“在整个广核的项目过程中功不可没”。

1986年，彭士禄调任核工业部总工程师，再次担当重任，负责秦山核电站二期项目的筹建工作，1989-1992年，又担任秦山二期联营公司首任董事长，在秦山二期项目最艰巨、最关键的阶段发挥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而秦山核电二期，在中国核工业发展史上又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它既是中国核电发展两条早期脉络：秦山一期和大亚湾项目的交汇点，也是中国核电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原点。

（在中国民用核电站的技术进化图谱上，秦山二期居于主干和源头的地位）

秦山二期原计划继续引进国外二代核电站技术，但由于其后的风波和西方制裁，导致与日本、德国等卖方的成套引进谈判无法进行下去，彭士禄果断抓住这一时机，上书提出“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建设方针，即依托已经引进的广核M310压水堆技术作为参考，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工业配套能力，形成自主设计的核电站方案，核岛、常规岛少量国内无法加工的器件进行中外合作，选取国外供应商配套。

（通过贯彻“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项目建设方针，秦山二期有力带动了中国核电研发和制造能力跨越式进步，为自主研发第三代核电奠定了基础）

彭士禄确立的这一建站方针，可以说在危难关头挽救了中国核工业。

八十年代军转民浪潮中，核工业系统长期陷于困顿，军品任务明显萎缩，在民用领域也难寻用武之地，“下不为例”的秦山一期后，新核电项目在国外先进方案的挤压下，似乎已经没有了技术落后的国内院所“练手”机会，核二院等单位，甚至要靠给啤酒厂设计产线来维持生计，人才流失严重，队伍面临断档。

发达国家的“卡脖子”，却成为核工业人“二次创业”的东风。

通过彭士禄开风气之先引进的招投标机制，他一手带出来的子弟兵—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909基地），得以打破部门和地域条块分割的体制藩篱，参与并成功中标秦山二期反应堆系统设计，由此进入了民用核电产业。

在参考百万千瓦级M310压水堆设计的基础上，核动力院结合军用动力装置从0到1的正向研发经验积累，对堆芯燃料组件进行了大胆修改。

对于核反应堆这样各种器件紧密耦合的复杂装置，堆芯组件的修改，意味着几乎整个核岛都需要针对性地重新设计适配，正是通过秦山二期反应堆（CNP600）设计的磨砺，核动力院等国内院所，完成了对法国二代压水堆技术的透彻消化吸收，实现了跨越式的技术进步，与国外核电工业水平已没有了“代差”。

"千万不能再成套引进第二次"

进入新世纪，在经济发展的需求驱动下，中国核电站建设迎来了新一轮热潮。

这轮空前的浪潮，将被导入怎样的方向？

核工业系统提出以国内已经掌握的百万千瓦级二代压水堆技术为基础，引入新的核安全系统设计，小步快跑升级到第三代核电技术。

基建计划部门则提出，成套引进美国西屋公司AP1000方案，一步到位跨越到第三代核电技术。

拥有更大政策话语权的“引进派”在激烈的辩论中最终胜出。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核电站建设大高潮）

2006年12月，中美签署《关于在中国合作建设先进压水堆核电项目及相关技术转让的谅解备忘录》，约定中方在取得AP1000相关技术后，改进开发的更大功率堆型，可以作为中方知识产权对外出口。

“美国高科技”的光辉形象，是AP1000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隐秘助力，然而美国制造业的硬实力，却已经无法匹配其深入全球公众心智的强大软实力。

AP1000方案的全球首个落地项目—中国三门核电站，原计划2013年正式建成投产，然而美国厂商提供的核心部件—反应堆主泵出现明显质量问题，导致最终并网发电推迟了五年之久，项目预算也由于拖期严重超支，西屋电气在此期间，还经历了狗皮倒灶的转卖和破产清算。

这种美国本土装备研发项目越来越“习以为常”的状态，极大震撼了中国人，AP1000高枕无忧的技术路线“大一统”地位，也明显动摇。

自主创新的第三代核电方案，迎来了转机。

此时，核工业系统传统双雄：中核、中广核集团，分别提出了ACP1000和ACPR1000+的三代核电方案，追根溯源，其都脱胎于核动力院在秦山二期完成的CNP600方案，在国家相关部门协调下，两套方案最终融合为第三代核电的中国明星—华龙一号。

华龙一号方案，很快显示出在技术、成本、效率上相对AP1000的优越性，不仅在国际市场上连续取得突破，甚至福建漳州核电等原定采用AP1000机组的项目，也中途转换规划，改建华龙一号机组。

在这场围绕第三代核电的产业角力中，已经退休多年的彭士禄并没有袖手旁观，他曾经意味深长地评价引进路线：“国家既然决定花这笔钱, 就一定要有效果。必须自力更生，通过一次引进，把先进技术消化吸收了。像秦山二期这样，再扩建就是我们自己说了算，可千万不能再成套引进第二次。”

（华龙一号核电方案立足国内配套，核岛主泵等关键核心部件，也已经能由安徽应流集团等国内民营企业供应）

彭士禄担任顾问的《走进核电》等业内传播平台，也长期为第三代核电的自主创新奔走呼吁，献计献策。

彭士禄和李定凡等老一代核工业领导者，还曾联名上书，提出核电行业重归“大一统”的方案，建议重新统一国内所有的核电设计、投资和建设力量，有利于发挥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也避免不同核电集团在海外的恶性竞争。

2021年3月22日，彭士禄与世长辞，走完了96岁的人生。

他曾这样评价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他不只是做了这两件事，更是在这两项意义非凡的事业中，都发挥了当之无愧的核心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基本安全和基本富强，创造了坚实的条件。

彭湃与彭士禄这对父子的人生，俨然是中国人20世纪以来求索与奋斗的缩影，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类，在这片土地上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浪潮，他们的愿景，也就是贝拉米所构想的那个高度发达的大同之世，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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