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儒学在汉代取得独尊地位，明经仕进不仅成为天下有志男性努力追求的目标，而且受到这些男子身后女性的积极关注。

儒学在汉代主流化过程中，引发了社会明经仕进的学术风尚，这一风尚在生存环境、口常心理、行为观念等方面对女性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汉代女性好儒倾向十分明显。

尽管汉代的社会机制并没有给女性预留一个可以通过习儒仕进的正途，但是女性仍然积极于对儒学的偏好和学习，表现出对文化风尚和社会制度的积极迎合与努力。

汉代女性好儒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第一，女性自身研习儒学，阶层广泛。汉代男性名儒辈出，贵族女性中研习经术的也不在少数。

如和帝邓皇后邓绥“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再如顺烈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大义略举”。

有因通经而获得官方奖励和社会认可与尊重的，如两汉之际，崔驯的孙子崔篆之母师氏“通经学、百家之言，(王)莽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缓，文轩丹毅，显于新世”。

东汉和帝时期的班昭成长于儒学世家，深受家学感染，“博学高才”，其兄班固著《汉书》“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东汉大儒马融曾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可见班昭儒学造诣之深。汉末蔡文姬因为通晓儒家经典而受到曹操赏识，“使十吏就夫人(蔡文姬)写之”。

底层女性也有对儒学颇为精通的，甚至担当起家庭教育实施者的角色，东汉寿张县人女子张雨，能够“留养孤弟二人，教其学问，各得通经”，说明其自身是对经学十分了解的。可见汉代儒学受到各阶层女性的重视和研习。

第二，汉代女性研习儒学方式多样化。口耳相传是汉代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式，继承家学是部分女性学习儒学的重要途径。

文帝时，天下只有伏生能言《尚书》，但“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伏生的女儿能教授晃错，足见其已经继承家学。蔡文姬能“诵忆”“四百余篇”其父东汉名儒蔡岂留下的书籍。

一些名儒家庭的女性接触儒家学问的机会自然较多，刘向教授家庭中男女《左氏春秋》，“下至妇女，无不读诵”。大儒郑玄“家奴裨皆读书。尝使一裨，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裨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想，逢彼之怒。’”

裨女能巧妙地运用《诗经·柏舟》诗句，儒家文化底蕴可见一斑。可见家庭习儒氛围的感染是女性学习儒学的重要途径。

汉代私学兴盛，窃听私学授课成为平民女子获得教育的一个渠道。如《拾遗记》载:

“贾遗年五岁，明慧过人。其姊韩瑶之妇，嫁瑶无嗣而归居焉，亦以贞明见称。闻邻中读书，旦夕抱遗隔篱而听之。遗静听不言，姊以为喜。至年十岁，乃暗诵六经。姊谓遗曰:‘吾家贫困，未尝有教者入门，汝安知天下有《三坟》((五典》而诵无遗句耶?’遗曰：‘忆昔姊抱遗于篱间听邻家读书，今万不遗一。”

从韩瑶询问其弟的话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她本人亦略知六经。

可见汉代女性尽管没有机会获得正规的学校教育，但私学教育的发达为其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通过阅读了解经学也是汉代女性获得儒学教育的途径之一。明帝马皇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通过阅读儒家经典，其提高了修养，“德冠后宫”。可见汉代女性获得儒学教育的途径较多。

第三，支持男性亲友习儒。汉代女性的好儒，还表现在热衷于督促身边男性亲友习儒。

第四，有独自持家、全力支持丈夫求学而毫无怨言的，如《后汉书·逸民·高凤传》载:东汉高凤“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其妻子则“常之田”，高凤终成“名儒”。

更有苦心激励丈夫坚持游学以完成学业的，如东汉河南乐羊子求学半途而归，其妻不惜引刀断织对其苦心劝导，“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其妻不但“远馈羊子”，还“常躬勤养姑”，其任劳任怨可见一斑。

东汉吴许升妻吕荣“数劝升修学”，“少为博徒，不理操行”的许升“感激自厉，乃寻师远学，遂以成名”。

也有的母子相依为命，离乡背井，远游求学，如汉成帝时的翟方进“家世微贱”，“年十二三，失父孤学”，后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履以给方进读”，翟方进“经博士受《春秋》。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口广，诸儒称之”。

更有贫苦孤寡仍支持儿子“行学”的，刘备“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

有凭借自身才学教养后辈功成名就者，如东汉邓禹的孙子邓间之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为间后。

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永寿中，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官至屯骑校尉”。

可见汉代女性不问家境，全心规劝、支持身边男性习儒，主要目的是为了博得社会声望和政治功名。

由上所见，汉代女性虽然被阻隔于明经仕进的正途之外，但其通过督促和支持身边男性学习儒学，间接参与到明经仕进的社会潮流中，而女性自身对儒学的精通，展现了女性对主流文化的关注与融合。

就此而言，汉代女性以个人可能的方式积极参与到对儒学的研习和追求风尚中，成为显著的社会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