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巴黎文理研究大学博士 周之桓

《花衣魔笛手：传说背后的欧洲中世纪》，[日]阿部谨也著，夏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296页，68.00元

Doch dieſer Schwelle Zauber zu zerſpalten

Bedarf ich eines Rattenzahns.

不过还需老鼠之牙齿

来破除门槛上之巫术。

—— 歌德《浮士德》

“饥饿的人们在火焰中燃烧，变成了灰烬，又变成了老鼠，成群结队，追赶着美因茨（Mainz）主教，沿着莱茵河，直到宾根（Bingen），一座小岛上的塔楼。主教以为安全了，但最终还是被老鼠生吞。”十九世纪初的某个雨夜，电闪雷鸣，一位来自法国贝桑松的男孩在脑海中幻想着。“或者是被烧着的人们召唤来了老鼠作为帮手，吃了主教？”

维克多·雨果：《老鼠塔》（La tour des rats），1840或1847年；资料来源：

几十年后，在编号第二十封书信的末尾以及第二十二封的开头，当年的小男孩再次回忆了游历莱茵河与老鼠塔（Maüsethrum/Tour des rats）的往事，并于1840或1847年在小牛皮上用石墨笔构图，再用木炭棒、羽毛笔上色，完成了棕色与黑色交织的《老鼠塔》画作。阴暗晦涩的风格，一度作为点缀，挂在其位于巴黎孚日广场（Place des Vosges）二百八十平米的公寓内。

巴黎孚日广场掠影。图 周之桓

这位画家，曾经的男孩，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1802-1885）。在十九世纪，十世纪美因茨主教哈托二世（有时也会被认为是一世）的传说故事曾深深吸引着一些浪漫主义作家，除了雨果以外，还有德国的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1778-1842）、费尔迪南·弗莱力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1810-1876）。中世纪有关老鼠的传说故事一度盛行，被老鼠生吞与战胜鼠患这两个主题交相辉映。正如雅克·贝希托尔德（Jacques Berchtold）所言（Des rats et des ratières : anamorphoses d’un champ métaphorique de saint Augustin à Jean Racine, Genève, Droz, 1992, p. 16），另一则同样非常流行且形成对照的有关老鼠的传说便是“哈默尔恩（Hameln，位于现今德国）吹笛人”的故事，也即“花衣魔笛手”的故事。摆在读者面前的，便是日本著名学者阿部谨也的成名作：1974年平凡社出版、1988年筑摩书房再版的《花衣魔笛手——传说背后的欧洲中世纪》。

花衣魔笛手

“花衣魔笛手”的故事主要出自格林兄弟的《德国传说》（1816年）。1284年，一位身着花衣的男子来到哈默尔恩，自称能消除鼠患。村民答应支付酬金。于是他吹起了笛子，吸引着所有的老鼠，他走到附近的威悉河中，老鼠也跟着走到了水里并淹死了。然而村民拒绝支付酬劳。6月26日，男子再次出现，扮成“猎人的模样，面容恐怖，带着奇怪的红色帽子”（中译本《花衣魔笛手》第8页；下文简称《花衣》），再次吹起了笛子。孩子们被笛声吸引，纷纷跟着魔笛手，一起走到了山里并消失了。

花衣魔笛手用音乐吸引着老鼠，将它们带入河中，解决了城里的鼠患。不过，倘若失手，他很有可能就像美因茨主教哈托一样，被老鼠围攻，乃至生吞。但不管怎样，这两则有关老鼠的中世纪传说都极为神秘而略带血腥。

阴雨中的卡尔卡松（Carcassonne），位于法国南部，曾经的中世纪要塞城市，也是现今保存最完好的中世纪古城之一；于1224年并入法兰西王国。图 周之桓

如今大多国内读者已经了解到，两百多则《格林童话》（Kinder- und Hausmärchen，1812年）的原版故事大多带有阴暗的一面，并非如同迪士尼的再次创作，结局皆大欢喜。真实而残酷的故事对儿童而言或许更具教育意义。而格林兄弟在四年之后以及六年以后出版的《德国童话》上下卷更是扩大了搜寻的范围，收录了五百多则德语地区与日耳曼的古老传说故事。“花衣魔笛手”虽然在国内知名度不太高，但在邻国日本，家喻户晓。1995年享誉国际的日本动漫美少女战士剧场版便以魔笛手诱拐儿童为主题：《剧场版美少女战士SuperS》（美少女戦士セーラームーンSuperSセーラー９戦士集結！ ブラック・ドリーム・ホールの奇跡）。此外在文学音乐作品中，该形象也被经常使用。阿部谨也便回忆，当他是小学生的时候（《花衣》第2页）便为之着迷。当时日本初高中教材也都有收录该故事（《花衣》第7页）。

多年后，当阿部谨也踏上学术研究道路，在异国他乡由于研究需要再次接触到这则传说的时候，如同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小蛋糕，过去的时光与儿时的遐想浮现到眼前。正如其所言，“背后像有一股电流经过”（第2页）。这是一种对过去的感怀，也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所感受到的激动。这部通俗易懂的小书不仅仅让读者了解到一则中世纪传说的演变以及其背后可能的故事原型，让广大读者跟随着作者，如同侦探般不断去接近真相，体验历史研究的趣味性，更使得读者体味到了十三世纪一座中世纪小镇市民所由于丢失孩子所感受到的真切痛苦，“当接近那时产生这种悲伤、痛苦的庶民生活时，我们就超越了单纯解密似的兴趣或好奇心，直接触摸到欧洲社会史的一角”；同时，不管是历史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我们在阅读该书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作者的另一层感慨：“在探索史实的方向上，越精细地进行历史学式的分析，传说越失去其固有的生命。”（241页，254页）

传说的变容与其背后的欧洲中世纪

正如歌德《浮士德》是对当时流行的浮士德故事的提炼与文学再创造，花衣魔笛手的故事也经历几百年的发展，不断变容与完善。作为历史研究者，阿部谨也在面对花衣魔笛手这则传说的时候，在二手参考文献的帮助下，首先尝试寻找传说的母题。阿部谨也共找到三份最早的史料。第一份是哈默尔恩集市教堂的彩绘玻璃（《花衣》15页），然而它在1945年空袭中被毁。所幸哈默尔恩的拉丁语小学校校长于1654年在其著作《从哈默尔恩离开》中抄录了原教堂彩绘玻璃上的题词（15-17页）。第二份是1384年左右当地一本弥撒书《热情》的题名页上的一首诗。不过该书也失传了，好在1761年，哈默尔恩的一位牧师在《市史集成》中转录了该诗（17-18页）。第三份则是1430至1450年间完成的一份抄本。总之，三份史料都提到了有大约一百三十名孩子神秘失踪。

巴黎圣礼拜堂（Sainte-Chapelle）的彩绘玻璃；圣礼拜堂由法王圣路易（Saint Louis/Louis IX，1226年至1270年）建造，建成于1248年，与格林兄弟所记载的“花衣魔笛手”的故事处于同时代。图 周之桓

德语学者沃尔夫冈·维恩（Wolfgang Wann）将孩子失踪的原因划分了二十五种之多（《花衣》22-24页）。正如文后所收录的石牟礼道子的解说，如此复杂的传说流变，在外行看来完全束手无策，而阿部谨也列出了以下目标（248页）：

第一，当时的哈默尔恩市，在孩子们失踪的1284年 6 月左右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1430-1450年左右，这些方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第二，作为主角的 130 个孩子。探索中世纪城市中儿童的生活，从史料上看近乎不可能。因此，作者研究找寻孩子的父母，作为当时哈默尔恩市民阶层的问题。

第三，另一位主角“吹笛人”。

在对各种假说分析完之后，阿部谨也探讨了中世纪底层人的生活，即“经济上不能独立，在城市内部最贫困的阶层”（《花衣》96页），如“匠人（Geselle）、学徒（Lehrling）、奴仆、雇佣工人、日结工人、妇女、贫民、乞丐、贱民等”（97页）。而在底层民众之中，品尝到生活“最深痛苦的人”（108页）是寡妇与孩子们。由于生活所迫，底层妇女无法养育被视为未来希望的孩子。阿部谨也援引了1532年德意志最早的刑法典《加洛林纳刑法典》（111页；原文误译为“加洛林”，当为“加洛林纳[Carolina]”），如堕胎或杀害孩子会被处以极刑。如此严酷的律法让人推断，杀害孩子的案例不在少数。“中世纪的孩子在毫无保护的状态下被扔到严酷的社会、自然环境中，在无法忍受重压时经常做出现代人难以理解的行为。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儿童十字军’。”（118-119页）从十一世纪末开始，欧洲便发起了持续两百年多达九次的十字军东征，由基督教士兵组成的军队希望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突厥人等手中收复地中海沿岸原属于基督教信仰的地区，夺回圣城耶路撒冷并保护基督教朝圣者。这自然也影响到了儿童。当时艰苦的生活条件以及宗教信仰使得儿童盲目地结伴外出“冒险”。在阿部谨也看来，父母难以养育孩子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流逝流传了下去，一代代人铭记着生活所带来的悲痛。“后代的人在各自时代的社会、思想状态中接受这一传说，根据内心的要求而改写这个传说。”（140页）而由于流浪乐师的身份在近代早期以前被人们所排斥即歧视，加上学者们也用这种眼光看待他们，吹笛人便慢慢被引入了故事之中。（164页）

“追寻传说变化的方法只要一个。即注释诸种讨论、争议背后翻涌的各种人的动向，并评价在此之中的传说变化。”（178页）阿部谨也从近代早期的各种人物日记、碑文及教理问答等材料中将饥荒、瘟疫与吹笛人等元素联系到了一起，在1565年左右成书的《席莫伯爵编年史》中，捕鼠人首次出现在了“哈默尔恩的130个孩子失踪传说”之中（191页）。同时在欧洲各地，如巴黎、波罗的海小岛、奥地利的科尔新堡等地也出现了“捕鼠人”（196页）。正如德国学者斯潘努斯（Spanuth）所指出，“吹笛人”是将“捕鼠人传说”与“130个孩子失踪传说”融合在一起的关键点。“吹笛人”与“捕鼠人”在“当时的身份制秩序中二者完全没有区别”（205页）。阿部谨也不仅仅跟随着当时最新的研究转述给读者，并加上自己的分析，来讨论传说的变容，还展现了自己作为历史研究者的人文关怀：

在社会底层呻吟挣扎的民众的痛苦，如果用语言原原本本地表达出来就过于逼真，在出现的那一刻便被民众认为是虚构的故事。正因为处于痛苦的深渊，所以民众在无意识之中过滤苦难，以超然的形式将其浓缩在一则传说中。（210页）

“杀死”传说的历史学家

当读者与阿部谨也一同进行着侦探游戏，不断接近着传说真相的同时，兴奋感也在最后变为了感慨。传说在历史学家的手中被抽丝剥茧，越接近真相，传说也越接近死亡。正如开篇所引用的《鲁迅诗话》，文人将原本来自于民间的诗词占为己有，作为文人骚客的专利，久而久之，脱离了社会生活，越弄越僵。历史学家也是如此，将传说当作自己的研究，越接近真相，传说也失去了魅力，最终“杀死”了传说。但历史学家还需要避免另一个陷阱。阿部谨也敏锐地提醒道：“将传说作为民众精神的展现而礼赞就会被政治利用，基于课题意识或者使命感高涨而进行传说研究则使其成为教化民众的工具，最终成为悲伤小丑。”（241-242页）这似乎成了传说与民俗研究乃至广义的历史研究的一大难题。无论是罗马帝国晚期蛮族与民族大迁徙研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盛行，还是法国学者对古代高卢的构建，都是如此。研究者们比拼才华，但“要打破这种难题时，才华是非常危险的工具”（242页）。阿部谨也指出，或许只有“完全沉潜于传说的世界，不依赖知识，而是作为愚者来感受传说变化的必然性”（242页），不带有任何自身所处背景所带来的偏见，才能理解传说的演变。做到这一点极难，而且自古有之。早在近代早期，十六、十七世纪以来，“哈默尔恩的吹笛人传说”就被“作为教会和神学家教化民众的手段”（232页）。

斯潘努斯《哈默尔恩的捕鼠人——古老传说的形成与意义》书影，图片来源：

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位早在1970年代就进入西方学术圈、研究西方历史的学者，阿部谨也非常佩服一位德国学者：斯潘努斯（1873-1958）。1951年他以七十八岁高龄完成了博士论文《哈默尔恩的捕鼠人——古老传说的形成与意义》（Der Rattenfänger von Hameln: Vom Werden und Sinn einer alten Sage）。他虽然“并没有度过俗世十分认可的荣誉的一生”，一辈子都在一座小城担任老师，几乎“没有享受过作为知识人的特权”（242页），但却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其所热爱的事业中。斯潘努斯的博士论文是阿部谨也完成《花衣魔笛手》的重要参考著作，后者还为该优秀论文并未出版而感到惋惜。不过，根据笔者查阅的情况，斯潘努斯的著作至少在1969年便已再版（初版时间未知），阿部谨也可能并未了解到这一信息。

从欧洲到日本再到中国

不管怎样，日本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者之一、上世纪七十年代便已闻名的阿部谨也的成名作终于被译成中文与广大读者见面。虽然没有大量详实的注释，并在再版之际似乎未跟进最新的研究成果，忽略了某些重要的学术著作（比如E. Liebs, Kindheit und Tod. Der Rattenfänger-Mythos als Beitrag zu einer Kulturgeschichte der Kindheit, München, Fink, 1986），但其分析条理清晰，尽显中世纪史家处理抄本与档案的扎实功底。难能可贵的是其有趣的文风，让这本小书能广受当时日本读者的喜爱。这种娓娓道来且跨越几百年的长时段研究，可能也受到了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的法国年鉴学派的风格影响。除了个别翻译的小问题，加上外文原文并未放在文中而是在书末，稍显不便，读者在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出版社与翻译人在这本小书上所花的心血。而且译者也补充了些许注释，有助于读者理解。对历史研究者与广大中文读者而言，赞叹阿部谨也的同时也不禁感慨邻国学者在研究西方史领域走在了前面。不过，学术日新月异，新的阿部谨也将会或者说已经不断出现在东亚大地，或许现在正在阅读此书的读者你便是其中之一。让我们去“承受传说和自己之间无限距离的重负”（243页）吧。

责任编辑：彭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