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龙

李长之生于利津，但其童年和少年时代主要是在济南度过的，其小学和中学学业也主要是在济南完成的。

李长之的父亲于1905年考入山东高等学堂学习。1912年5月，不满两岁的李长之随祖父母、母亲迁居齐河。同年夏天，李长之的父亲自山东高等学堂毕业，开始了在济南一些小学、中学的任教生涯。1913年，李长之一家由齐河迁居至济南洛口，这时只有两岁多的李长之已能认识三百多个字。同年夏天，李长之的母亲陪李长之的姑母入山东官立保姆养成所学习。不久，李长之的母亲又通过考试，正式进入山东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为了上学方便，李长之的母亲便带着年幼的李长之迁居到南关毛家坟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对过，而李长之的祖父母则继续住在洛口。1914年3月，李长之因为种痘而大病了近一年的时间，其母亲也因此而中断了学业。1915年春天，李长之全家（包括其祖父母）迁居于司里街一康姓人家出租的房屋中。1916年，当李长之长到六岁时，其母亲再次进入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同时李长之也进入女子师范学校附设的幼稚园（位于师范部的后园），每天早上跟着母亲一同去上学，中午再被母亲送回家，而这时他家已迁至位于司里街南邻的所里街上的一所小房子中。在幼稚园中，李长之见到了许多从未见到过的新式玩具，也学会了许多儿歌。

小学时光

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

1918年夏天，由于山东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附设的幼稚园迁往了离李长之家较远的虹桥，所以家里就让已经快八岁的李长之进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校址在南城根下）学习。由于李长之当时已认识一些字，所以入学时就直接插班从第二册教材学起。一开始，李长之他们读的还是文言文，校长、老师也都是一些守旧而且严厉的人，经常打罚学生。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李长之觉得十分乏味，于是便说谎逃学。可是逃了几次后，李长之对逃学这类的把戏也感到厌倦了，于是便彻头彻尾地成了一个好学生。每当学年的终了，在学校的成绩榜上，李长之的名字不是排在年级的第一名就是排在第二名。

1919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王祝晨兼任了附属小学的校长，并改用白话文教学，李长之他们所用的教材也由原来的《新式教科书》（中华书局出版）换成了《新体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省立一师附属小学的图书馆也对学生们开放了，李长之开始阅读一些课外读物。

1920年，李长之的母亲从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做了小学教员。不久，李长之的国文教师也换成了张信庵先生。张信庵先生让李长之去担任了学校图书馆的小管理员（后来又任了小馆长）。在张张信庵先生的影响、鼓励和督促下，李长之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其中包括张先生推荐给他的诸如《新青年》、《学生杂志》一类的进步期刊。从这一年起，李长之的在学校里的生活开始变得丰富极了：加入了学校的贩卖部，贩卖糖果及教科书；还加入了学校的工艺部，印笔记本，制牙粉包；参加了童子军，并在1922年参与了为在济南召开的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维持会场秩序的活动。

李长之

1921年，张信庵和李长之的母亲一起参加了赴江浙教育考察团回来后，开始指导李长之等人练习白话文写作，并鼓励和帮助李长之向外投稿。在这一年，李长之曾模仿活页教材中所收的、原载于《晨报小说（第一集）》里的冰心的《一个军官的笔记》写过一篇《一个小学生的笔记》。为了激发大家写作文的兴趣，张信庵老师还组织各班轮流在教室过道的墙上贴壁报。每次轮到李长之所在的班级贴壁报时，李长之几乎包揽了所有的事务。当收到的文章贴不满时，李长之就自己动笔写，无论是诗歌、童话，还是小说、游记，他往往都是一挥而就。1922年，李长之6月份作的作文《森林的话》被《少年》杂志第12卷第8号刊用，这是李长之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其后，他在7月份所作的《我的学校生活》一文又被《少年》杂志第12卷第9号刊用。此外，他在 7月9日所作的一首诗《早晨的大雨》也被刊发在郑振铎编辑的《儿童世界》杂志第3卷第13期上。

1923年元旦，学校里举行了三天的师亲协会，李长之所在班级为此表演了新剧《青年梦》，李长之在剧中扮演蔡锷。元月初，张信庵先生被王祝晨聘请至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去管理图书馆，不得不和李长之等人依依惜别。同年夏天，李长之自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毕业，然后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举办的暑期补习班，和臧克家成了同班同学。

初中岁月

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

1923年8月23日，山东省立一中公布了招生考试的成绩，李长之以第九十九名的成绩考中。

在考入山东省立一中后，李长之阅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籍，其中不仅有儿童读物（如《儿童理科小丛书》、《事物发明史》等），还有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和《封神演义》等）和新文学书籍（如《现代小说译丛》、《尝试集》、《独秀文存》、《一个青年的梦》等），其中真正能看懂并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和好感的则是叶绍钧发表在《儿童世界》上的一些童话，李长之曾将它们从杂志上撕下来，另订为一册取名为《玫瑰和金鱼》的书。

1924年，李长之开始担任学校一中旬刊社的出版委员，与社长于守瑾、委员刘巍、隋钊、芮双等人共同编辑《一中旬刊》。此外，他还在省立一中的“学校市”中担任了社会教育委员会副委员长了职。这一年，李长之的创作欲非常强烈，写了大量的新诗和小说，其中作于4月5日的长诗《游玉涵山》后来被刊发于《少年》杂志的《文艺号》第14卷第6期上（这首诗后来被一师附小作了讲义），作于7月31日的《放鸽记》后来被刊发于《少年》杂志第14郑第12号上，作于4月28日的文艺论文《诗的话》则发天在学校的《一中旬刊》上。而在此之前，李长之还曾在《少年》杂志的第13卷第12号和第14卷第1号上分别发表了散文《两只老鼠的结果》和《大明湖游记》。

省立一中教学楼（贡院墙根街）

除了作文之外，李长之在此期间还十分喜欢画画，当时其美术教员为后来成为美术大家的俞剑华先生。在这一年，李长之还曾在4月22日那天到省议会去听过泰戈尔的演讲，在6月3日那天到省立一师听过周作人的演讲；担任过南京《东南日报》的访员，多次为该报提供新闻稿件；在自家（这时李长之家已搬回了司里街）的一个草棚里办了“自己小学校”，并编了教科书，给自己的弟弟和邻居家的两个名字分别叫小宝金和学曾的小孩上课、改作文。从这年起，李长之开始喜欢上了文言文，并阅读了诸如《战国策》、《史记》、《庄子》、《孟子》之类的大量古代典籍。

在省立一中读初中期间，国文教员张次山先生给李长之以很大影响，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至于要好的同学，则是三个绰号分别为丁疯子、于大头、韩喷子的人。

高中记忆

在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和齐鲁大学附中

1926年夏天，李长之自山东省立一中毕业，考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中文科，和自己小学时的同学季羡林再次成了同学。当时山东大学的本部在趵突泉、金线泉附近的尚志书院旧址，理科则在东关山水沟原山东省立矿业专门学校旧址，文科则在位于北湖以北的原山东省立医学专门学校旧址。李长之后来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当时山大附设高中文科校址附近的景色：“校址的确不错，一出门是水，几株老了的柳树，都弯向水面，和那倒影兜成一个圆圈儿。有夕阳的时候，特别美，在黝黑幽深的水面上，便仿佛镀上了一层金饰。水不是小河，而是水田，绿绿的一大片，有稻，有藕荷。倘若说济南有点像江南的话，恐怕只有这种地方才可以有资格。”每到黄昏，李长之总是和好友丁疯子、韩喷子、季羡林或其他同学在稻田中的小道上散步，一直走到火车站，“看那在寂静的绿色中，火车狂风急雨般远远奔腾而至，却又能在袅袅的白烟中，倏然而逝”，感到十分地快乐。

尽管对于山大附中文科学校周围的自然环境感到十分地满意，尽管那儿有李长之的三四个好朋友，但由于对号称“大清国”的国文教员和教英文的青年教员感到很不满意，故李长之在山大附中文科只正式上了一天半的课（周五一天、周六半天）后就向教务长提出要转学至理科的申请。转学的要求被拒绝之后，李长之仍不死心，又向山东大学本部提交了呈文，结果仍然是不准。无奈之下，李长之只好借用父亲的名义，找到了高中部的主任，托了人情，才被默许。当然，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理科的教员仍不能让李长之感到满意，他也根本不希望会遇到什么好的国文教员了，不过理科的功课多少还使李长之感到了一些新鲜的趣味。转到理科之后，李长之除了应付功课之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阅读方面，他不仅读了大量的诸如《公羊传》、《墨子》、《诗经》、《庄子》、《史记》之类的古代典籍，而且还读了《陶潜集》、《苏东坡乐府》、《辛弃疾长短句》、李后主的词、白居易的诗等等。在山大附设高中理科学习的四学期中，李长之的成绩只有一学期考在甲等里，其余的便都是平平常常。

济南惨案

1928年5月初，济南惨案发生。3日这天上午，李长之到城内一个姓徐的朋友（其父亲是当时济南很有名的文人徐金铭）家谈天，并看了他家藏的《宋四家词选》。大约到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有人进来，说商埠上的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已交火，于是李长之急忙离开朋友的家，出城回到了自己的家。到家后才得知，父亲因为职务的关系到商埠的外交署上班去了，而母亲则陪着一位女同事去自己任教的商埠小学取东西去了。李长之不放心，就给外交署和商埠小学分别打了电话，却没能打通。晚上，李长之的母亲和父亲先生回到家里，讲述了他们各自的历险经历。8日这天，李长之到山大高中理科校中看了看，见课不能上，就同一位教别班化学的教员谈天论诗。后来，李长之的好友韩喷之又到他家来找他玩。从9日到11日，李长之和家人都是在枪炮声中度过的。其后，李长之在从未经历过的苦闷和无聊中度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除了以读书和写作打发时间之外，李长之还开始关心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问题，并同一个原本认识而不太接近的朋友黄离亲近起来，经常跟随他去参加一些秘密的集会，交换一些对国内外时局的看法。

9月份，由于山大附中停办，李长之便和几个同学考入了齐鲁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中三年级。在齐鲁大学附中，李长之读的仍然是理科，选学的功课则是化学和生物学。但过了没多长时间，李长之对上课就感到了厌烦，因为齐鲁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附设高中的宗教色彩也十分明显。于是，在学校敷衍了一个学期之后，李长之就决意放弃了——他选择了退学，并就这样结束了他在济南的求学生活。

1929年3月初，李长之进入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成了后期师范三年级的一名插班生。但李长之在聊城三师“只享受了正式的学校生活一天，上了一二堂功课，吃了两顿师范生的‘官饭’”，课就上不成了，因为当地的土匪王金发部很快就占领了聊城。后来，李长之在偶然遇到的一位亲戚的帮助下才得以从聊城脱身。四五个月后，王金发匪部离开了聊城，聊城省立三师复课，李长之才又赶回聊城参加了省立三师的毕业、实习和典礼，前后用了总共3天的时间，然后就稀里糊涂地拿到了后期师范的毕业证书。同年的7月2日，李长之随好友绍衡一起离开济南，去了北平。

此后，由于父母和家都仍在济南，所以李长之曾于寒暑假期间多次返回济南家中，例如：据其文集第八卷中收录的一些文章记述，1935年6月25日，他曾在济南家中接待了来访的好友许大千；1936年4月21日夜间，他曾和好友彭丽天从济南乘车赴泰安一游，第二天一早又乘火车至万德，骑驴到灵岩寺游览了半天后才乘火车返回济南。而季羡林先生在其《追忆李长之》一文也说：上世纪30年代的某年暑假，他同李长之一同回到济南后，李长之曾在家中宴请老舍（老舍当时正在齐鲁大学任教），并邀他作陪。

李长之 个人简介

李长之（1910—1978），原名李长治、李长植，山东省利津县人，现代著名文学批评家、书评家。他1929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33年转入该校哲学系，并加入郑振铎主编《文学季刊》的编委会；1935年夏天自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以后历任京华美术学院、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的教职；1940年任教育部研究员，1944年主编《时与潮》副刊，1945年任南京国立编译馆编审、代理主任；抗战胜利后随编译馆由重庆北碚迁南京，主编《和平日报》副刊；1946年10月，在毛泽东的老师黎、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锦熙先生的劝说下，离开南京，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任副教授，并参与《时报》、《世界日报》的编务。这时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化艺术的批评。1948年，很多人（包括其好友梁实秋）都劝他去台湾，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李长之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直至因病去世。

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李长之先生原来是一位取得了多方面成就并极具个性和影响的多产作家和学者。1935年，年仅24岁的李长之受邀主编天津《益世报》副刊，并在该副刊上连载他自己写的《鲁迅批判》。1936年1月，在赵景深的大力支持下，《鲁迅批判》的文稿由北新书局结集出版。在鲁迅研究史上，《鲁迅批判》是第一部研究鲁迅的成系统的专著，也是惟一一部经过鲁迅批阅的、评论鲁迅的专著，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迄今为止仍是鲁迅研究学术领域引文率最高的专著。

李长之在文学批评、书评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也有着很深的造诣和很高的成就，一生中有20余部学术专著、600余篇作品问世。除了《鲁迅批判》之外，其代表作《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1940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和《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8年，开明书店）初版后也曾一版再版，直到现在仍然是研究李白、司马迁研究领域必读参考书目中的首选。1998年，珠海出版社出版了《李长之批评文集》；200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又先后出版了5卷本的《李长之书评》和10卷本的《李长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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