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楼的兴建和重修

元朝的《一统志》记载：“元世祖（忽必烈）修燕京旧城，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改称大都，建钟鼓楼于城中。”《日下旧闻考》上说，元大都城内的布局，它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宫墙，经万宁桥，向北直达城内中央的中心阁。

明代永乐皇帝朱棣改大都为北京，将元朝的宫殿拆毁，重建宫殿与城楼，建钟鼓楼于旧鼓楼大街之东。明朝的钟鼓楼建成后，不久即毁于火。清乾隆年间重修。

我从民国初年就住在旧鼓楼大街，钟楼每日五更时撞钟，鼓楼每夜定更时击鼓，每次各为54声。从前北京人常说：“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就说的是钟声鼓声的快慢和敲击的次数。

随着鼓声之起，官家的更夫便三两个人一伙，拿着钩杆子（1丈多长的白蜡杆，一头有个铁双钩，以备捉贼捕盗之用）在大街小巷下夜巡逻。一些“梁上君子”也就闻声而藏了。

“明耻楼”命名的由来

1924年（民国13年），薛笃弼（山西省人，冯玉祥部下）任京兆尹（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将前清之直隶省顺天府改为京兆区，管辖大兴、宛平、通县、昌平、涿州等北京四周24个县。京兆尹为该区最高行政长官。京兆尹公署在交道口西大街路北，西公街与东公街之间，原为元朝的大都路总管署，清朝的顺天府公署。民国17年改直隶省为河北省，取消京兆区，24县归河北省管辖）时，把鼓楼楼下辟为“京兆通俗教育馆”，曾经展览过历代帝王像，著名文臣武将像，京兆地区的名胜古迹照片，以及卫生常识、明清时代的衣冠盔甲等物，还有麒麟碑一块（一个石影壁，上镌有麒麟，原在东城区麒麟碑胡同）、铁狮子一对，供人参观。

当时楼上也开放。游人可由楼下北墙券门迤东的小门沿石阶（共70级）而上，登楼（楼为五间，四周建有木栏）凭栏四望，只见满城槐柳，宛如一片绿海，故宫的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尽入眼底。

楼内原来悬挂一块木匾，上刻“齐政楼”（此匾曾在教育馆内陈列），楼中间木架上摆着一面牛皮大鼓，直径为4尺5寸（夜间所击之鼓为另一鼓，在这个大鼓的东边）。

1925年，薛笃弼将齐政楼改名为“明耻楼”。原因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日本军队驻在北城，日本兵曾窜进鼓楼，用刺刀在那个大鼓上扎了一个一尺多长的大口子，薛笃弼改齐政楼为明耻楼，即为纪念此事，他当时曾有文记之。后来国民党政府为了“睦邻友好”，就把“明耻楼”这块匾摘了下去，束之高阁。并把京兆通俗教育馆改为北平市第一民众教育馆。

现在，鼓楼是北京市东城区的文化站，经常举办各项文娱活动，如书画展览、棋弈比赛等。

三不管地区

明朝建筑北京的中轴线，把北京城分为东西两部分。中轴线以东属大兴县，中轴线以西属宛平县。

清朝单有一条律例规定：在前门大街或鼓楼前大街发现“倒卧”时，如果人体恰恰在街道的中心，那就要看他的头部方位是朝东还是朝西；若朝东，就算死在东边，则由大兴县公署验尸处理；反之，则由宛平县公署处理。可是钟楼与鼓楼之间有一块空地（钟楼后也有一块空地），清朝的律例上并未提到，因此那个地方发生事故的时候，大兴县公署与宛平县公署都借故推诿，谁也不管。清末民初时任过步军统领衙门问官的周彦三先生曾对我说过这么一回事：有一次，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被打伤致死的尸体，大兴县公署命地保夜里给移到西边去，宛平县公署知道后，又叫地保给挪到东边去。

两县因此发生了争执，打起官司，经顺天府与步军统领衙门（又称北衙门，管理北京九门内外的警卫和诉讼之事，其统领又称九门提督）协商，以后，这个地方再有什么事，由步军统领衙门与大兴县公署、宛平县公署三个机关会同办理（步军统领衙门在后门大街帽儿胡同西口路北，大兴县公署在交道口南大兴县胡同（原址现在是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区分局），宛平县公署在地安门西大街路北东官房（原址现在是妇女干部学校）。

因此在那块空地上，发生事故，地保得向这三个衙门报案。可是这三个衙门都借故拖延不办，一搁好几天没人管。所以那时候北京人给这个地方起个名字，叫“三不管”。一直到民国成立，才由京师警察厅管理。

鼓楼平民市场

1925年，京兆尹薛笃弼把鼓楼后这个“三不管”空地辟为“平民市场”，招商营业。来这里营业的有唱蹦蹦戏的（又叫小戏儿），有说大鼓书的，练把式的（胡老道），变戏法的（狗熊程子），钻火圈儿的（姓关，外号小活猴），说评书的，拉洋片的，相面的，算卦的，卖鸟的，卖蛐蛐的……地方不大，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

还有不少卖小吃的，如年糕王的豆糕、凉糕、烫面炸糕；舒姓的奶油镯子、烤山楂饼；刘记的脂油葱花油酥火烧；清真马记的豆腐脑；茶汤李的茶汤；柯姓的苏造肉（鼓楼前路东，有一位周老头，专卖苏造肉，味道非常好。据说，他原来是清宫内膳房专做苏造肉的大师傅）；还有杏仁茶，大麦粥，豆汁，甑儿糕，扒糕，凉粉……。各样小吃，各有风味，深受群众欢迎。

过去的北半城，因为没有这么一个平民市场，人们只好跑到东西两庙（隆福寺与护国寺）去游逛，自从这个市场开辟之后，每天游人很多，热闹非凡，虽严冬酷暑不减。

民国14年还在钟楼的楼下开设过一个电影院，因为地势偏僻，又都是二三轮片子，所以观众不多，一两年就停办了。以后，有一位姓苏的湖北人在鼓楼前路东盖了一座楼房，开了个银光电影院，也因为营业欠佳，改为杂耍馆子，张笑影曾在这里唱文明新戏（如《锔碗丁》、《春阿氏》、《马思远》等），但没有多久，也歇业了。

东四西单鼓楼前

鼓楼一带，在元、明、清和民国初期，都是北京的繁华区。鼓楼西有个积水潭，据《燕京访古录》上说：“燕京有四大水镇，积水潭即其中之一。在元代为水运终点码头。有很多的官航与民航，运来南方等地的商品。舳舻蔽水，盛况空前。附近的地安门、鼓楼大街，在当时就成了繁华的商业市场。”

《日下旧闻考》说：元大都的商业区，主要有二，一在皇城以北，钟鼓楼地区。钟楼以西，紧靠海子（什刹海后海）的斜街（今之鼓楼西大街），率多歌台酒馆。清人高珩的《竹枝词》有“便欲过溪东渡去，笙歌直到鼓楼前”句，便是说的这里。在鼓楼的周围，还有绸缎市、皮帽市、珠宝市、米面市和鹅鸭市。

《日下旧闻考》中说：每年立春时，举行“打春”仪式，地点就在鼓楼前。“打春”是我国的一种传统风俗，每年立春，用土塑成春牛与勾芒神（旧社会印制的历书上，翻开第一页印一幅《春牛图》，一个梳着双抓鬏的小孩儿牵着一条牛，这个小孩就是勾芒神。有的年分他赤着双脚，有的年分穿着鞋，有的年分一只脚光着，一只脚穿鞋），等立春的时辰一到，用木棍把它打碎，称之为“打春”。

北京人在立春这一天，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吃春饼。有钱的，在酱肉铺叫一个“苏盘”卷薄饼（苏盘，是一个红漆描金的圆捧盒，里面隔成十来个小木格，木格有酱肉、小肚丝、大肚丝、香肠、清酱肉丝、咸肉丝、酱肘花、熏肉丝、熏鸡丝……等等；没钱的，买一包“盒子菜”（就是切苏盘剩下的那些零零碎碎，用纸一卷，价钱便宜）或“什香菜”（酱苤蓝丝等），用家常饼一卷。

除此之外，还吃点“心里美”罗卜，名之曰“咬春”。大概是庆祝春回大地之意吧。但又“打”又“咬”，不知是何取意，令人难解。

清人震钧的《天咫偶闻》中说：“地安门外大街，最为骈阗。北至鼓楼，二里许，每日中为市，攘往熙来，无物不有。”又《庚子纪事》中说：“近来后门大街，西单牌楼……被烧抢各铺户，均按原业修复，比前尤觉华丽，金碧辉煌，人腾马嘶，依然兴隆世界。”可见鼓楼一带当年之盛况。所以北京人常说，北京最热闹的地方，是“东四、西单、鼓楼前”。

鼓楼地区的繁华，还有另外的原因，以清代末叶来说，有不少王公大臣的府邸，都在鼓楼附近。如后海载沣（宣统之生父）的摄政王府，三座桥的恭王府，府夹道的罗王府，炒豆胡同的那王府，后门东边的泽公府，两湖总督张之洞在白米斜街的住宅。其他稍远的地方就更多了。如鼓楼东边的南锣鼓巷旧名罗锅巷，是一条南北街，东西各有8条胡同，全是东口正对西口。

北京人说它是一条蜈蚣街，有风水。清朝末年，街的北头路西开了个德丰斋饽饽铺，它的蜜供最有名。人们说：蜈蚣吃蜜，住这条街的人，便得升官发财，人财两旺啦。在这条街（东西胡同内）每所宅院大多是一二百间，少的也有五六十间，深宅大院，画栋雕梁。住的都是清朝遗老和民国官僚。如郭荣源（溥仪的岳父）、赵尔巽（清朝东三省总督）、银库李（管理清宫银银库的）、贡来（清时管理各省官吏给皇帝进贡礼物的官）、冯国璋（北洋军阀，当过民国的总统）、靳云鹏（当过民国的国务总理）等人都住在这里。当时这些豪门都是讲究吃穿、穷极奢华、挥金如土的。

商人们看中了鼓楼一带是块宝地。既有梧桐树，就能招来凤凰。八大祥之一的谦祥益、大栅栏的聚顺和等，都在后门大街开设了分号。还有桂英斋饽饽铺（有名的糕点萨其马、奶油光头、桂花棋子等都是该铺所制）、大葫芦（宝瑞兴）酱菜园，金驴（闻异轩）香蜡铺、福兴居老灌肠铺（据说它的灌肠曾给慈禧进过贡）、老德顺奶酪铺（它的奶卷、水乌他、奶酪干最著名）、合兴杠房（据说抬过皇杠）等等，都是享名多年的老字号。

后门大街有些铺子的匾额，率多出自清末民初一些著名书法家（如陈宝琛、朱益藩、宝熙、冯恕、陆润庠、郑孝胥、恽毓鼎、翁同和、王垿、祝椿年等）的手笔。据说仁一堂药铺那块匾是严嵩写的。

此外，金珠店、古玩铺、钱庄、饭庄、绒线铺、油盐店、鲜果局子等等，应有尽有。从鼓楼到后门，虽只是一条2里长的街，却是“上至绸缎，下至葱蒜”，百货俱全。

这些铺子的大主顾，大部分是那些阔宅门的遗老遗少，民国显贵，他们去买东西，既不问价，也不给钱，拿起就走（或是由店铺派去人送货），由铺子记上一笔帐，到了三节（端午、中秋、春节）再用摺子结算，虽然结算，可并不结清，为了拉主顾、广招徕，都要留个“帐底儿”，逢年过节，店铺经管人，还得照例给这些宅院的管事、厨子、老妈子、拉车的……一笔钱，叫做“底子钱”；反正这笔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帐上找清。

在这个繁华区内，还开有几座当铺。如旧鼓楼大街北头路西有个天顺当铺，开业于清康熙年间，七七事变后才歇业的。

清末民初时，鼓楼前路西有个戏园子叫天和茶园（原址现在是马凯餐厅），我幼年时，在这个戏园子听过戏。鼓楼前烟袋斜街东口有个卖卖烟袋的铺子叫恒泰号，门前挂着一个木制的大旱烟袋做幌子，白银嘴，黄铜锅，黑烟袋杆，都是油漆上色，有五六尺长。以前北京人说“鼓楼前的大烟袋，一窍不通”，即指此而言。

后门大街桥南路东有个集贤楼，是仿照前门首善第一楼式样盖的，三层楼房，磨砖过缝，门上的砖花，雕刻得非常精细。该楼从事招商营业，但没办起来；后改为公寓，也因租住的人不多而歇业，空闲多年，现已改建为友谊时装厂。

每年春节，鼓楼前的两家大布铺，一个是谦祥益，在路东；一个是通兴长，在路西；它还专做蒙古人的买卖。蒙古人到北京来买绸缎布匹，或是来京朝拜班禅和达赖等活佛时，要献哈达，都到通兴长来买。这两个布铺，一东一西，正好对门，都是五间门面；两家都在橱窗里挂上许多纱灯，纱灯上画着《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上的一些故事。

到了正月十五灯节，还各在门前马路上用杉篙搭起架子，对着放焰火，放鞭炮，争奇斗胜，谁也不肯先收场。火树银花，声凌霄汉，观者人山人海，路为之塞。两家还备有酒席，特请头面人物和他们的眷属去吃春酒，晚上赏花观灯。那些眷属们也买些花盒鞭炮，送给该铺燃放，以助雅兴。临走时，还要留个红封儿，赏给厨师和学徒们（红封里，装着银票或钞票。清时有四大恒钱庄，他们在印好的票纸上，开着银子的两数，叫做银票；当时在市面上流通颇有信用。两大恒在庚子事变后，先后歇业）。

鼓楼前路西高台阶小胡同里，还有个聚盛长干果店（该店酸梅汤、果子干、和玫瑰枣，都很有名）。每年灯节，都做些冰灯，摆在小胡同里，看的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直至深夜。灯节这天夜里，有的游人余兴未尽，还到后门西边半藏寺去看“火判儿”。每年灯节，在院子里，用黄土泥做一个空膛的判官，高有1丈（1丈＝3．333米）。

下边砌有一个砖台，里边点着劈柴，熊熊火焰，从眼睛、耳朵、鼻孔、嘴里、肚脐眼儿往外冒出1尺多高的火苗子，人们称之为“火判儿”。据说，看了火判儿，人的火力旺，可以驱鬼避邪。清人查揆的《竹枝词》说：“弛禁金吾一夜安，上元灯局合城看；庙门挂起高幡处，簇簇人围火判官。”道出了灯节的盛况。

钟鼓楼附近的寺庙

钟楼后有个娘娘庙（宏恩观），是清室宫廷中太监们出钱盖的。太监老了或是无家可归的，都可以到庙里来住。该庙在北京四郊有不少田地，大部分佃出收租。小部分雇人种些粮食、蔬菜和瓜果自己吃。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慈禧在出逃之前，让太监崔玉贵把珍妃推到井里。崔原名崔玉玺，山东商河县人，民国十几年的时候，他就住在这个庙里。

一次他到后门大街义溜胡同广庆轩听评书，我曾问他珍妃被处死时的情况。他说：“慈禧临走之前把珍妃叫来，对她说：洋鬼子要进京来啦，你太年轻，我看你还是保全贞节吧！珍妃先是央求慈禧，央求不准，就和慈禧争辩了几句，慈禧大怒，当时就叫我把珍妃推进井里去了。那年珍妃是24岁。珍妃的尸体第二年才捞上来，先是埋在京西的田村，后来才归葬到西陵去。”

钟楼湾路东有个尼姑庵（云翠仙院），现在已成民宅，院内尚有汉白玉石碑一通；路西有个清真礼拜寺。后门桥以北路西有个火德真君庙，俗称火神庙。据《京城古迹考》上说：“庙系唐贞观时建，元至正年间重修，清康熙时始行祀典。”解放前，每年火神生日那天，该庙的当家道士田子久（天师派，曾充当过北京道教会的会长）就发出请帖，办善会。

和他熟识的人和铺户都来烧香、出钱助善，祷告火神，祈求庇佑。尤其是东安市场的铺户来得最多，原因是解放前东安市场曾遭受过三次大火。紧挨着火神庙，是个耶稣教的福音堂，每天晚上有牧师在那里传教布道（鼓楼西路南还有一个大教堂）。

福音堂以北有个京师学务局办的宣讲所，附设有阅报室。每星期日，有宣讲员在那里宣讲孔孟之道。火神庙对过的帽儿胡同里还有个梓潼庙。

一条街上，孔教、佛教、耶稣教、回教、道教等庵、庙、所、堂样样齐全，真是三教九流，各有千秋。

北京在后门桥底下

鼓楼与地安门之间，有个石桥，《析津志》上称之为洪济桥，又名万宁桥。因位于皇城后门之北，故俗称后门桥，至今犹存。

从前北京人常说：“北京在后门桥底下，”但人云亦云，谁也说不出个究竟。1950年，清挖什刹海疏通河道时，在后门桥下的淤泥中，挖出一根方体石桩子来，石桩长约1丈，宽有七八寸见方，上面镌刻有老鼠一只，鼠像下边，刻有楷体“北京”两个字，每个字的大小约四五寸见方。我看见这个石桩子之后，才若有所悟，所谓“北京在后门桥底下”，多半指的是石桩子上“北京”这两个字。

据说，这根石桩是明朝永乐年间修建北京城时立在那里的，它是北京城子午线（中轴线）的一个标志。因为十二地支中，子是鼠，所以刻上个老鼠。后来在那里修建了石桥，石桩子上“北京”两个字还露在外面，遂有“北京在后门桥底下”的传说。日久年深，石桩子便下沉在泥土之中了。挖出的石桩子当时放置路旁，河流疏浚完毕后，就不知其下落了。有可能仍被埋在地下。

我想，既有标志“子”端（北）的石桩，也必应有标志“午”端（南）的石桩，子午线那一端上的石桩是不是在午门下边呢？后来，朱海北先生告诉我，他听他的父亲朱启钤老先生讲，子午线上的另一个石桩是在天桥底下。可是天桥早已拆除，已无遗迹可寻了。

鼓楼的“人市”

《北京胡同丛谈》中说：“解放前，北京还有一处‘人市’，在鼓楼附近。这不是买卖人口的地方，而是出卖劳动力的场所。很多瓦木工、小工或无业者，清晨在这里聚集，等候有人来雇用。”这个人市，我从前经常看见，就在鼓楼西坡下边和鼓楼后那个旧铁钟的穿边。

据说，“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日本人曾在这里招去不少劳工，这些劳工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也无人过问。

鼓楼前的车口儿

清末民初，北京的人力车和马车还很少，交通运输工具只有轿车和敞篷大车。敞篷大车夏天也用芦席搭个凉篷，遮遮太阳，挡挡小雨。那时候，在鼓楼前边就有个“车口儿”，每天有几辆轿车和大车停在那里，待人雇用。清嘉庆时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中说：“京师骡车近多踵事增华，即买卖车之站口，跑海者，里帏亦有绸绫，窗亦有玻璃矣。市中制车供人雇用，曰买卖车。‘终日置胡同口，得价方行，曰‘站口’。东西奔走莫定，曰‘跑海’。”

大车是趟子车，专走由鼓楼经景山东街，南、北池子，前门到天桥这一条直道，鼓楼是起点站；总要到有十几个“坐儿”才走，中途可以随时上下。记得那时由鼓楼到天桥的车钱，每人是5个小铜子儿，上车先交钱，一天只能拉一个来回。轿车不跑趟子，不拉散坐，到哪条街哪个胡同都行，现讲价钱；有的还可以包天。

轿车多是骡子拉，所以也叫骡车。那时候，办喜事的，就雇轿车去接送高亲贵友；办白事的，亲属们就雇轿车去奔丧送殡。

后来人力车多了，又有了四轮马车，这种轿车与大车就逐渐被淘汰了，鼓楼前的“车口儿”，也随之消逝了。清人兰陵忧患生的《京华竹枝词》中说：“马路既修以后，车辆不得任意停放，从前骡马驴诸车，不得复见。”

在“车口儿”旁边，路西有一家住户，门上挂着一个长方的小木牌，下边拴着一条红布，木牌的一面写着“快马轻车”，一面写着“吉祥姥姥”，我那时还以为是出赁轿车的，后来才知道是“接生婆”挂的幌子。

从前有一位赶车老把式曾告诉我说：清末民初时候，北京的豪门显贵们全有自备的轿车。有的轿车还非常讲究，就以车围子来说，都是用三蓝的。夏天用单的，围子和车帘都镶嵌着官纱，车辕子还钉着铜槽口，用它插撑杆、支凉篷；冬天的车围子，用棉的或毡的，外面都镶边包角安有玻璃，最讲究的车围子和车帘，镶嵌着13块玻璃，名之为“十三太保”。

清人杨米人的《都门竹枝词》说：“驰驰哨哨又呵呵，十三太保骡车傲。”北京的轿车讲究车、马、人三突出。车的鞍、韂、缰、辔，以及全车的银铜饰件，一律是山西省制造的，讲究鞍韂鲜明锃光发亮，人们称之为“山西轿儿”，又叫“山西脚子”。清人李静山的《都门杂咏》中有：“山西脚子大鞍车，衣服时新丽且华。”

驾辕的骡马，得有好长相，好毛色，好膘头，还得有几步好走儿。人，指的是车把式，要求年轻力壮，干净利落。辕马昂首快步走起来，车把式在马的里手（左边），左手牵着缰绳，右手摇着小皮鞭。穿着双皮脸儿的绿色挖云靸鞋（靸鞋，是一种布鞋，鞋帮纳得很密，前脸较长，上面缝着两道皮梁，叫双皮脸；再找缝鞋的皮匠，把绿色的皮子用刀挖成云形，叫做“挖云”，缝在鞋帮上。旧社会，抬喜轿的、赶车的，都喜欢穿这种靸鞋），小碎步跑起来，真是脚不沾尘，讲究上身不晃，称“一柱香”。

清人张子秋的《续都门竹枝词》：“行来荷叶风前摆。更作朝天一柱香。”就是形容车把式的。马蹄得得，车声辚辚，车马人，真像一阵风从甬路上飞过。真是“一路车声似流水，双鞭飞去不停留。”而今，这宝马香车，早已成陈迹了。

关于钟鼓楼的一些历史遗迹，逸事风情，仅就见闻所及，记述如上，深知雪泥鸿爪，多有遗误，希望识者予以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