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元旦，白刃在山东八路军第115师时留影。

1963年，白刃授衔后拍摄的肖像。

在白刃的文集中，他自嘲是“闽南海隅的村野顽童”，但就是这样一名“顽童”，却在年少时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闯过沂蒙山的日寇大扫荡，上过辽沈、平津战役大战场，用一支铁笔记录了中国将士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

近日，白刃之女白安丹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父亲数十年从军创作，他质朴的初心始终不变。以下是白安丹的讲述。

华侨青年踏上延安路

“……祖国正在风雨中飘摇，东三省被出卖，日寇正在得寸进尺侵略华北，广大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主张抗日。

我不愿在海外再当孤儿，下决心离开南洋，离开第二故乡，辞别了亲友和同学，回到了祖国，投入苦难母亲的怀抱。”

——白刃长篇小说《南洋漂流记》

1918年，父亲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市晋江永宁镇。那时，当地人多下南洋谋生，父亲14岁时跟随前辈的足迹踏上了菲律宾的土地，在当地商店做学徒。父亲年幼时曾读过几年私塾，来到异国他乡也依然渴望读书。于是，没过多久，他便放弃了做生意这条路，来到马尼拉中西小学求学，受教于华侨教育家颜文初老先生，并在他的影响下逐渐萌生救国思想。此后，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马尼拉华侨中学，免费读书。为赚生活费，他半工半读，每天晨起卖报。那时他卖的报纸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创办的《救国时报》，这份主张抗日救国、反对内战的进步读物，给了父亲很大影响。此后，父亲在中文报纸《华侨商报》打工，积累了采写、办报的初步经验。

在华侨中学，父亲遇到了中共早期党员董锄平老师，在他的言传身教下，父亲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35年，日寇进犯中国东北。董锄平率领华侨中学师生成立“人人日日抗日救国会”，父亲参与其中并担任宣传工作，和师生们一起出墙报、散传单，呼吁广大华侨奋起救国。此后，“人人日日抗日救国会”出版《救亡月刊》，父亲参与月刊的编辑工作。与此同时，父亲还加入了中共领导的抗日团体——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并参加马尼拉华侨业余剧团，通过演出抗日戏剧为国募捐。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救亡月刊》1937年元月号刊登社论，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知国共合作出现一丝曙光后，父亲再也无心留在南洋，只想回国参与抗战。1937年，正当抗日烽火燃遍神州时，父亲怀着保家卫国的满腔热血，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

几经周折，父亲辗转南京、厦门、泉州、广州等地，终于在1938年10月抵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编入抗大四期五大队，开赴陇东庆阳；之后又和陕北公学、青训班编为抗大一分校，开赴晋东南。不久，日寇围攻晋东南根据地，抗大搬到太行山上，父亲被抽调到宣传队工作，积极在平顺、壶关、陵川一带的农村活动，写标语、说快板、拉洋片、演活报剧、唱抗日歌曲、召集群众会，宣传抗日救国，动员群众支援抗日，抵御日寇扫荡。由于表现突出，父亲于1939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一年后，父亲从抗大毕业，分配到山东八路军第115师工作。期间，组织上了解到父亲在菲律宾中文报纸工作的经历，于是把父亲从司令部调入政治部，承担《战士报》办报等宣传工作。从此，父亲正式拿起笔，与战地写作结缘。

战地磨练出的笔杆子

“这是一首动人的短诗呀！”他对自己说：“他们用勇敢和机智，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我要把他们的英雄故事，写成诗篇！”

——白刃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

在山东八路军第115师，父亲随部队征战。期间，他在前线采写了大量反映中国军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奋战的战地报道，并创作了许多诗歌、唱词、纪实文学等作品，记录了指战员的英雄故事和敌后百姓支援八路军的动人事迹。

父亲的原名叫王寄生，沿用至今的名字白刃诞生于敌后抗战阶段。1940年2月，八路军第115师部队向山东天宝山区发展，一举攻克了位于抱犊崮山区与天宝山区之间的要地白彦镇，全歼了据守该村的日伪军。日军为控制鲁南山区，决定重占白彦镇。1940年3月12日，日伪军出动700余人，分3路向白彦镇进行反扑。那时，父亲跟随第686团也来到白彦，在山崮上的观察所中，见证了八路军战士英勇奋战的全过程。面对敌军的进犯，686团给予敌人迎头痛击。日伪军在白彦镇北部遭受重击后，又会同梁丘出动的日伪军进占白彦。当夜，第686团趁日伪军立足未稳，进行突袭，与敌人展开激烈的白刃战。3月13日拂晓，日伪军残部向西北方向逃窜，白彦保卫战宣告胜利。战斗结束后，父亲根据亲身见闻，赶写了一篇战地通讯《在观察所》并署名“白刃”。此后，“白刃”的名字越叫越响，逐渐成为战地有名的笔杆子。

那时，部队办报人员不多，父亲一人身兼数职，当记者、当编辑，还要排版、印报纸，日夜扑在新闻工作上。开始时，报纸只能用铁版刻字油印，后来才有了手摇铅印机。一旦发生战斗，父亲和报社的同志们就要背起印刷机器随部队转移。但即便如此，父亲也甘之如饴。

1943年“精兵简政”后，《战士报》停刊。父亲主动要求下连队锻炼，想要放下笔，拿起枪，亲自和日寇作战。在连队任指导员期间，父亲和日军打了几场轰轰烈烈的战斗。此后，父亲调任滨海军区《民兵报》主编，不久调回山东军区《山东画报》任副主编。

父亲一直认为，要写东西，就要有生活作积淀，要积累大量的一手素材。这些只有到前线连队亲自参加战斗才可以获得。因此，他始终注重深入战地，采访前线将士，根据一手资料进行写作。正因为这样，父亲的一支笔总能传递出最真实动人的战斗心声。

到一线记录时代声音

“我不敢把这个集子，作为这个伟大的暴风雨时代的反响，只把它当作屋檐上滴水的回声，也许读者从这里能听见一点时代的声音。”

——《白刃文集》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随军到东北，奉命接管安东（今丹东）日伪放送局，担任广播电台台长。此后，又担任西满军区和东北后勤部的宣传科长兼报社主编。期间，父亲接触了许多苏联描写卫国战争的小说和电影，萌生了为中国革命创作文艺作品的想法。他说，中国共产党自南昌起义以来，历经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故事，但通过文学艺术反映出来的却十分有限。自己从事过战地新闻工作，还上过前线打过仗，在文艺创作方面可以一试。

于是，父亲访问了被俘后加入解放军的“解放战士”，用一晚上的时间写了1万字的短篇小说《谁是敌人》，刊登在《东北日报》。此后又接连发表了《小周也要当英雄》《三秃的冤仇》等多篇小说，均获得良好反响。

那时正值辽沈战役期间，父亲再次主动请缨，要求到前线当记者，很快得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宣传部的同意。为了证明自己“能写”，父亲争分夺秒深入连队，在行军的马背上构思，在战斗的间隙创作。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父亲都随野战部队行动，采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和战地通讯，也创作了许多诗歌和小说，同时不断构思反映革命战争的长篇作品。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完成了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意识到当时工农兵的文化水平读小说存在困难，如果能通过说唱演出，更容易为他们接受，于是父亲开始试写多幕话剧。

1951年夏天，父亲创作的话剧《糖衣炮弹》大获成功，在军内文工团和全国各地剧团上演。此后，父亲又接连创作《白鹭》《战火纷飞》等话剧。1959年，应沈阳话剧团邀请，父亲执笔创作有关长春起义的话剧《兵临城下》。为此，他多次访问当时的起义官兵和地下党员，翻阅大量有关文件，综合历次敌军起义的材料进行创作。这部话剧此后又经父亲之手改编为电影，至今是反映解放战争的经典之作。

父亲常说，写作必须继续深入生活，汲取新的养料。除了根据以往参加革命和战争的经历写作，还要记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脑袋里的“存货”需要不断充实。因此，壮年时，他几乎每年都要出去实践几个月，到部队、工厂、水库、农村和建设工地，与劳动者深入交流，有了灵感便立刻提笔创作，由此写就许多通讯、诗歌，同时酝酿了多部小说及剧本。

他的作品没有在词藻上下功夫，只有真实的感情和质朴的语言。文如其人，父亲一生都以做一名艰苦朴素的共产党员为荣。下南洋、赴延安、上战场，几经风雨跌宕，他始终笔耕不辍，初心不改，用笔如实记录火热的年代。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无愧为一名坚强的文艺战士。（记者 林子涵）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1年12月21日 第 10 版）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