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莫之

喜欢老建筑的上海人对邬达克并不陌生，说起乐滨生，知道他的应该都是乐迷。论影响力，邬达克的建筑植根于上海，而乐滨生的唱片帝国辐射了整个华语地区。

乐滨生（E. Labansat）当年还是在沪法国商会的委员会成员

众所周知，中国的唱片工业发源于上海，而上海生产第一张唱片要从法国人乐滨生（E. Labansat）买下徐家汇路的一块地皮、建造法商东方百代公司的唱片厂说起。关于这段历史，葛涛的著作《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爬梳得很详细，这本书也是研究中国唱片业早期史的名著，其内容被广泛引用。比较遗憾的是，乐滨生在葛老师的笔下是一条没有尾巴的冷冻黄鱼；我们读不到乐氏上海故事的尾声，当然，这些问题在现有的其他著述里也同样无解。

《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

我最近因为研究黎锦光，每天要花数小时翻阅民国报刊，春节前读到1939年3月16日的《申报》，偶遇这条新闻——《法文上海日报前董事长逝世》，叫人惊叹的是小标题“手创百代公司 营业范围极广”，彻底震惊的是文首：“据十五日法文上海日报载，法文上海日报前任董事长那邦沙君，近在法国逝世，至堪惋惜，按那邦沙系于一九一〇年来华、创设法商百代公司……”简直难以置信，文中提到“那邦沙”明显是乐滨生的另一译名，而乐滨生来华居然发生在1910年。这段记载如果属实，那么中国唱片业史的第一章都要推倒重建了。以葛涛的《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为例，他写道：“19世纪90年代中、后叶，乐浜生远渡重洋来到上海……屡经周折后，乐滨生最终找到了自己的谋生之道——沿街设摊播放唱片，这时已是20世纪初叶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6月版，235页）他援引的文献出自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网站，一篇名为《旧中国唱片业》的文章。

《申报》的讣告

有此疑惑，我查阅了晚清民国史料里的乐滨生；华语部分对他极冷漠，倒是张长福（百代的华人经理，前任为李锡堂，两人交接工作的启事详见1913年10月2日《申报》）在媒体上经常露脸；英文部分，1932年3月1日的《字林西报》记载了乐滨生再过一至两周将乘船赴巴黎。1932年3月被证实是乐滨生告别上海、回法国养老的时间点，这在1939年3月16日《申报》、1939年3月15日《字林西报》刊发的乐氏讣告里都有记载。那期的《字林西报》写道：“Mr.Labansat first arrived in China in 1910, after having established branch offices for his firm in india, the Strait Settlements, Indo-China and Hong Kong.”大意是他来华之前已在英法的几处殖民地有开分公司，换言之，他也许不是来华以后才涉猎唱片业的，来上海是为了拓展业务。这篇新闻还提到了乐滨生的主要成就，跟学界公认的历史颇有抵牾，譬如我们曾经认为乐滨生是东方百代的创始人，而报道只给了一个“former general manager of Messrs.Pathé-Orient in Shanghai”（东方百代的前总经理）的抬头；譬如我们曾经以为他常年在沪打拼，报道却说：“After successfully marketing the products of Pathé-Orient in Shanghai, the deceased went to North China were another office was opened at Tientsin. These various branches had been successfully engaged in business for some time when the world war broke out, M. Labansat being mobilized in Tientsin where he served as instructor, only returning to Shanghai in 1919.”大意是他在上海做出成绩后，北上拓展，常驻天津，只在1919年回过申城一次。

《字林西报》对乐滨生即将离沪的报道

《字林西报》对乐滨生去世的报道

更糟糕的是后续那段：“Shortly afterwards, the firm decided to build a factory which now stands on Avenue Petain and which had the rare dictinction of having been the first firm to make gramophone records in Shanghai.”这段引文顺接1919年的回沪，换言之，乐滨生主导建厂不会早于1919年；贝当路（Avenue Petain ）即衡山路的旧名，那里的唱片厂在本世纪初因市政动迁而拆除，目前只留了百代小红楼。1919年这个时间点让人实在震惊，在葛涛的书中，关于百代生产中国第一张唱片的历史是这样描述的：“百代公司于1915年初决定在上海购地建厂……历经两年有余，百代公司的工厂终于在1917年内建成，不久即正式投产。”（246-247页）

我估计，《字林西报》《申报》的上述报道都转载自乐滨生创设的法文日报Le Journal de Shanghai。我无缘得见这份报纸，可即便翻到了新闻的信源，仅凭这几则报道也很难撼动中国唱片史的若干定论。

于是，我翻了民国的“企查查”——The North-China Desk Hong List（《字林西报行名录》）。现存的“行名录”始于1872年，止于1941年，初为年刊，1月出版，1909年改半年刊，1月、7月出版，主要登载上海及国内各大城市的商行、企业、机构的信息。百代公司作为一家大型外企，自然没有缺席的理由。我找到了证据，具体为何，暂且不表。

我们先来看葛涛的论述。他说乐滨生于19世纪90年代中后叶来到上海，在南洋桥放“洋人大笑”的唱片给路人听，每次收铜钱10文，数年后小有资产，告别摊贩生涯，于1908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柏德洋行”（柏德为法语Pathé的音译，235-237页）。读葛氏文字，乐滨生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外国瘪三，来上海淘金的，这只“法国凤凰”要蓄力多年才能起飞。可如此传奇的人设，葛老师在书中却无法举证，不像他在考据柏德洋行与百代公司的关系时那样让人信服。柏德洋行是百代公司的前身，最硬的证明出自《申报》1910年4月下旬刊登的一组广告。葛涛认为柏德洋行是乐滨生于1908年创建的，有何依据？书中似乎没提。我查了柏德洋行（葛老师应该也查过），能找到的最早的一条记录出自1908年7月28日的《申报》，还是一条广告，并非开业启事，而是：“本行于华七月初三日迁移至英大马路北首四川路第九十九号新造大洋房内照常交易电光影机器影戏新片发电器其特别留声唱戏机器新式十二寸双面戏片悉由法国巴黎著名鸡牌本厂自造……”这则迁移启事的后半段都在宣传唱片的品种与品质，创业时间、东家身份统统欠奉，但是提点了柏德洋行的营业范围，该司早在1908年就已涉足电影、唱机、唱片三大领域。

1910年4月19日《申报》广告

柏德洋行在《申报》最早的记载

这跟柏德洋行在1909年1月出版的《字林西报行名录》的介绍倒是贴合：

“Pathe Phono-Cinema-Chine

Phonographs and Cinematographs Moving Pictures.”

“行名录”1909年1月版的柏德记载

问题来了。“行名录”随后给出了柏德的要员名单：一把手Lucien Dreyfus，是中国区的总代理人（General Agent for China）；二把手Le Bris，担任经理（Manager）；后面还有三个名字，没有乐浜生（E. Labansat）。分行信息提到柏德除了上海四川路九十九号的店面，还在孟买、加尔各答、新加坡、香港、天津以及汉口设有分部。

“行名录”的1909年7月版，乐浜生依旧缺席；1910年7月版，一把手Lucien Dreyfus离职，二把手Le Bris代之，取消General Agent for China这个职衔，改叫Director and Genera Manager，企业名也从“柏德”改为“百代”。葛涛说乐浜生19世纪90年代中后叶来到上海；1939年的《申报》、《字林西报》说乐浜生1910年初到中国；而E. Labansat在“行名录”的首度登场迟至1913年7月版（该年的1月版散佚）。考虑到“行名录”的编纂、印制耗费时间，有一定的延迟性，E. Labansat成为法商东方百代公司的“总司令”，此事应该发生在1912年的下半年至1913年的上半年。

“行名录”1910年7月版的百代记载

“行名录”1913年7月版的百代记载

还有两份提及乐浜生的史料可以旁证。1931年11月3日的《申报》刊文《百代四分余钟唱片之畅销》，同日《新闻报》刊文《百代四分余钟唱片之成绩》，除了标题差了两个字，两则简讯的内容如出一辙：“本埠百代公司在沪开设已久，发行唱片三千余种，风行国内外，垂二十余年，自法人赖朋萨任总理后，精益求精，营业尤盛，今春又发明一种四分余钟唱片……”这应该是百代公司给媒体的新闻通稿，“赖朋萨”当是乐浜生的另一译名，引文的意思很明显，这位法国人担任百代的总经理之后，公司的营业又上了一层楼。

《申报》上的报道《百代四分余钟唱片之畅销》

依据这些新材料，我推断乐浜生并非“东方百代”的创始人，而是空降司令；说乐浜生在1908年创建柏德洋行更是胡乱攀扯，目前没有任何的史料能够佐证这点。倒是有一份资料把时间往前推了一年。1928年第8卷第2期《银行月刊》上刊有文章《法国百代公司在华之获利》，起手写道：“法国之远东电影唱片百代公司，简称为东方百代公司，创设于一九〇七年八月，资本共二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法郎。近有法报调查，其最近五年营业情况如左。”文章随后附录了1922至1926年百代公司的（年）纯利、（年）股分红利，数据精确到个位数。这篇新闻转载自“法报”，上文提过，乐浜生是法文上海日报的创始人，1927年12月6日的《申报》有一则简讯提到法文上海日报定于十日出版。我估计这份于1927年12月10日创刊的法文日报在1928年的某期报纸上刊发了百代公司的财务报告，这两家单位同属乐浜生治下，不然很难解释如此机密的数据是如何外泄的。由此我认为，转载自法报的信息可信，作为百代公司前身的柏德洋行，它在上海的创设时间是1907年8月。

《法国百代公司在华之获利》

1922至1926年百代公司的纯利、股份红利

随后我又翻了“行名录”，那上面隐含了一些信息，能够解答唱片厂创设时间之谜。唱片厂第一次在百代公司的企业信息里出现是在1920年1月版的“行名录”，担任工厂经理（factory mgr）的是M. Girardot、A. Grelet。Factory mgr这个职衔在1919年7月版“行名录”的百代信息里是没有的，由此，我推断唱片厂是1919年建成的（与《字林西报》的说法一致）。

“行名录”1920年1月版的百代记载

我的这个推断另有三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来自中唱上海公司收藏的百代档案。2012年，“中华老唱片保护工程”列入我国的“十二五”规划，当时已经退休的中唱上海公司原副总编辑陈建平老师重返单位，参与民国老唱片的整理工作，重点负责文档的整理。我烦请陈老师调阅了百代档案，她给我的答复是：“在百代公司留存的文档中，至少有三份文档涉及到购地建厂：1）最早的一张地块图，绘制于1918年；2）一个叫汪耀山的人在1919年2月留下的字据，言明将一块地卖给百代公司，而这块地与1918年那张图上的地相邻；3）百代公司所有房产的建筑日期列表，上面最早的建造日期是1919年。由此可推断，百代购地不晚于1918年，建厂不晚于1919年。是否更早？至少目前我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

陈老师引用的这些资料都是2012年以后陆陆续续由她一份一份整理出来的。她告诉我，目前中唱收藏的百代档案，有明确时间标注的、最早的文档是1918年。她无法给出确切的建厂、投产时间，但是她在一份老职工的回忆中见到过“1919年百代开始生产钻石针唱片”的表述；还有一份文档记录百代的厂房建筑最早的建造时间是1919年，没有具体到月；另有记载，百代公司1919至1920年有16台压片机陆续投产，也没有月的记录。

结合这些新材料，我推断百代公司于1918年买下了徐家汇附近的那块地皮，1919年厂房竣工，同年生产出了中国的第一张唱片。

有一份北洋政府财政部的训令可以佐证上述的观点，题为《法商百代公司在上海设厂制造话匣话盘征税给单办法令仰遵照办理文》，该令于1919年12月26日颁布，收录在1920年第7卷第73期的《财政月刊》，训令记载：“案查民国七年十月间，曾准外交部来咨，以法商百代公司，拟在上海设厂，制造话匣话盘，请援机器仿制洋式货品成案。完纳出口正税。现准法柏使函请，应否照准应咨行查核见复等因。本处当以法商百代公司，在上海设厂制造话匣话盘，应先由外交部照会法公使，饬由该公司检取样品转送本处考验，再行核办咨复查照办理……”

北洋政府财政部的训令

训令的原文没标点，有句读，长达两页，提及百代公司于1918年10月间通过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提交了预备在沪开厂生产唱机、唱片，要进口一批机器的申请，申请的目的是希望北洋政府能减免进出口税。文中的“拟在”二字说明当时只是意向，并未落实，这也呼应了现存的百代档案里最早的那幅绘制于1918年的地块图——先买地，后建厂。另外，训令提到百代公司为货物减税而做的一系列努力：最初，有关部门希望百代能先提交样品（话匣一座话盘三片），百代提交了，有关部门验收后发现，这些样品并非真正意义的国货，随即驳回了法商的申请，还要求今后在上海工厂制造的货品必须用汉文标明上海百代公司等字样，百代照办，这才享有了免税的优待。

1919年岁末，北洋政府财政部的“百代训令”下达之后，各省陆续响应，奉天省省长张作霖、安徽省省长吕调元、江苏财政厅厅长胡翔林，各自公署了训令，相关史料详见《奉天公报》1919年第2812期、《安徽公报》1919年第557期、《江苏省公报》1920年2174期。

此外，还有第三份证据，是在葛涛老师的启发下才找到的。百代公司在晚清民国报刊里留下的踪迹数以万计，光《申报》就有10934条，我试着逐字逐句地阅读，加上截图存档，最勤奋的一天也只消化了三百多条。多亏了葛老师的一段文字，为我指明了方向：“投产后，东方百代的‘雄鸡’很快唱响了上海，乃至全中国……既然有了工厂，‘新片到申’就变为‘又出新片了’。”（65页）

要理解这段文字，有必要普及一下唱片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最初纯粹仰仗进口，是外国内容，外国制造；第二阶段是中国内容，外国制造，这类唱片于中国录音，原件送往国外制作母版，批量生产，成品再运回中国，故而唱片公司叫卖新货之时在报纸上打广告，经常使用“新片到申”之类的字样。我不敢说“又出新片了”可以与唱片国产划等号，但葛老师的确是提供了一个研读文献的视角，顺着他的思路，我变换了近十种关键词，在查到的记载中，涉及“出新片”最早的一条出自1919年5月31日的《申报》，是百代公司投放的一则广告。假设这种逻辑成立，那么中国生产第一张唱片的时间不会晚于1919年5月。

1919年5月31日《申报》刊登的新出唱片广告

但这种逻辑似乎无法成立。1920年8月25日《申报》登载简讯《新到之留声机片》：“百代公司新由巴黎总厂运到大宗留声机片，中有中华国歌，及华工歌等片，此项机片，即欧洲和会会议时，中国和会代表要求巴黎百代公司总厂制成者。”为什么中国建成了上海的唱片厂，还得海外定制唱片呢？

1920年向巴黎总厂定制唱片

同年10月15日，《民国日报》给出了解释，在《中华书局制造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缘起》一文中详细记载了中华书局为了统一国语，统一读音，与百代公司合作，定制了一套“国音留声机片”，之所以这套唱片要在1921年初春上市，有两条原因：

“一向来百代公司做中国戏片，是普通技师在上海收音寄往法国制造。语言片子，比戏片难做，要另请专门家来收音。

二百代公司已经在上海建设分厂，但须民国十年方能开工，九年份要制造，只得仍旧寄往法国。”

《民国日报》给出解释

同年11月2日，《时事新报》介绍了“国音留声机片”，提到样片已经制成：“由百代公司在沪用旧片材料改制，不甚满意，三个月后巴黎新制片运到，必更适用。”

《时事新报》介绍“国音留声机片”

三个月后，和前一篇报道说的1921年初春上市吻合。

归纳一下我对乐浜生在华事迹、百代建厂的观点。我认为乐浜生不是法商东方百代公司的创始人，他于1910年抵华，1912或1913年空降成为百代公司的一把手，1932年3月退休，离沪返法；百代公司于1918年购买地皮，1919年厂房竣工，同年岁末能够生产样品，但真正成规模地国产唱片应该始于1921年。

百代唱片厂旧照，刊登于1937年《百代月刊》

百代旗下的宝芳公司专售百代的唱片、唱机

宝芳招牌下面的“丽歌”是百代唱片的子厂牌，张帆的名曲《满场飞》即是丽歌出品

上述的论证难称完美，毕竟我没能尽览1949年之前的百代文献，将来若是有人能做到这点，绝对能比我给出更优质的考据。可是仅看上述征引的新材料，迄今编写的中国唱片业史以及相关的论文、著作在谈到乐浜生以及百代公司建厂时存在明显的瑕疵。学界权威轻信坊间传闻，为乐浜生打造了传奇人设，夸大了他对我国唱片业之贡献。这不由叫我想起邬达克，好些年前，上海有一批老建筑迷，只听他们的解说，仿佛上海最优秀的那些历史建筑都能跟邬达克沾亲带故。

不晓得海外文献对乐浜生以及东方百代公司可有记载（暂无有价值的发现）。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听听近百年前老外的意见，毕竟乐滨生是法国人，百代公司是外企，在一个老外普遍歧视华人、不会讲汉语的时代，华人对于他们的了解，难免带一些神话色彩。而洋人的媒体因为近水楼台，或许看得更为真切——此时，回看1939年3月15日《字林西报》为乐氏编写的小传，居然八九不离十，让人不禁兴叹。

责任编辑：顾明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