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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讲道：“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920年10月，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做资料员，近距离地接触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帅陈独秀。

许多人都是通过电视剧《觉醒年代》知道这段历史的。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现在还不是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因为他1927年离开了中共领导岗位。毛泽东也曾指出，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然而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就不能不“讲一讲他的功劳”。

箭杆胡同九号：谈笑有鸿儒，雄文天下惊

从长安街经天安门东侧入门洞进南池子大街，经故宫东华门路口，此处是北池子大街，东入北池子头条，拐向北多行几步，箭杆胡同出现在眼前。转头即看见“陈独秀故居”牌以及朱红大门。此即原箭杆胡同九号(今20号)。附近胡同的指示牌一般均标示“《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1917年1月至1920年2月，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就在这所院落里工作生活了三年。当年从上海迁来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在此，自然是因为主编住在这里。

箭杆胡同的得名与弓箭无关，这个“箭杆”是指搭凉棚用的材料，胡同得名也晚在光绪年间。北京与制作兵器有关的“弓箭大院”在东四清真寺北，“弓箭会馆”(后名弓箭胡同)在德胜门附近。

民国箭杆胡同九号的主人是一孙姓宫里的下人，门号有东西两院，陈独秀租住的是东院。今天这里大门北向，有两步台阶，只占半间房的小型如意门，门簪上刻有“吉祥”二字，青石石狮门墩；院内有北房三间，东侧有耳房一间半，南房四间，均为合瓦过垄脊。该院原有东房二间，但在盖民政部大楼时被拆，现只剩门窗立面作为院墙。

腾退以前院里还住有孙家一位1919年出生的老人，他当年向家里人描述过，院子哪里是陈独秀住的、哪里是《新青年》编辑部，房角还有个黄包车，陈独秀是租了黄包车每天去红楼上班的。当年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及两个幼子就住在这里的北房。

这个院落2001年才被定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前这里一直混杂居住着多户居民，还有各种私搭乱建。2013年年初，东城区将陈独秀旧居腾退修缮纳入该区名城保护重点项目，2015年9月完成腾退修缮。不过在这之前，附近的国家机关建设正与九号院比邻。

《新青年》1915年创办于上海，最初名称为《青年杂志》，因为基督教青年会起诉重名，第二卷起陈独秀还老大不愿意地改名《新青年》。原为陈独秀担任主撰的一人刊物，后来迁到北京改为“同人刊物”，《新青年》最初确定的六位编辑是：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陶孟和，第二卷开始李大钊也深度参与，他们都是大学教授，知识渊博，思想敏锐，提倡新文化，批判旧文化，《新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正式形成深刻影响了中国。

当年《新青年》杂志社的聚会多是在箭杆胡同的编辑部，而不是在红楼(那里毕竟还是北大的地盘)。所以当年这个小院里当得是谈笑有鸿儒，雄文天下惊，是以《新青年》和陈独秀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部。

这里本来就是个文化中心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1月13日，教育部复函北大：“贵校函开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文科学长之任……当经本部核准在案，徐令行外，相应函复。”同时发出的还有教育部第三号令：“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这中间只有十天，这十天里包括汤尔和、沈尹默举荐陈独秀。沈在前门偶然遇见来京集资的陈独秀，蔡校长登中西旅社“三顾茅庐”，陈先辞后诺“干三月试试”——蔡元培的办事效率实在了得！就这样，陈独秀走上了北大文科学长兼不挂名“总司令”的岗位。

今人时有将陈的“文科学长”比喻为“文学院院长”的，大错！蔡校长时期北大没有副校长，当年教育部发文北大排序，第一蔡元培，第二文科学长陈独秀，第三理科学长夏元瑮；蔡校长月薪600元，夏在1913年即应前校长严复之邀任北大理科学长，月薪350元，陈学长月薪300元。其时，胡适月薪280元，与辜鸿铭、刘师培同；李大钊120元。

鲁迅那时候任教育部佥事，那里经常欠薪，哩哩啦啦平均每月收入也有200多元左右。根据孙明远著《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鲁迅买下新街口八道湾一套两进的大四合院花了四千元，后来买阜成门的“老虎尾巴”一千元，刚进北京租砖塔胡同61号三间正房月租金8元。可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大教授薪酬之丰厚，足以任由其在紫禁城周围、皇城根儿里挑选住处。

陈独秀当年在这里居住，到北大红楼上班，步行只要十几分钟，他雇了专门的黄包车，因此十分钟即可抵达。《觉醒年代》电视剧里经常出现他家门前的小胡同里肮脏斑驳，遇雨便泥泞不堪。其实天安门东侧的南北池子大街民国元年即已打通，这里近依皇城，官府豪门聚集，大街的路面早已硬化，但小胡同内多有腌公式。

资料上说陈独秀租住箭杆胡同是“经人介绍”，未说是经哪位介绍。我估计跑不出北大的这一圈人。在光绪年间的北京地图上，箭杆胡同多未标注，附近曲里拐弯的小胡同很多，而且箭杆胡同的历史也短。不过陈家所住的位置很好识别，民国地图上标注的“译书馆”或叫“译学馆”就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文化中心。陈独秀的小院东边紧挨着北大三院也就是法学院，位于东华门北河沿54号，原为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所在地。

1919年5月3日下午7时，在三院大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北京高师、法政、高工等校均有代表参加。会上，北大新闻研究会导师邵飘萍介绍了“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和当时的形势，同学们被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利益的强盗行径所激怒，个个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决议次日各校齐集天安门举行游行，于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三院旧地现在是国家民政部所在。陈独秀小院的西南几十米是孔德学校，1917年开办的孔德学校也是蔡元培发起的，教师也都来自北大。

孔德是北京最早的私立学校，校名并非孔子之德，而是遵从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该校有法国的庚子赔款支持，不但经费充足，而且注重音乐、绘画、外文、刺绣等人文教育。它的教师中有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卫天霖、马书平、徐悲鸿；培养的学生有钱三强、于是之、吴祖光、吴祖强、陈香梅等等。

孔德学校的旧址是清代光禄寺，北大三院旧址是1903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的译学馆。此地再往前是清代宗人府，专门处理皇家宗室事务的专门机构。在北大三院与孔德学校之间这个独门独院的地盘，显然是最适宜的“学区房”，恐怕早就被人盯着呢。不过皇城中心的小院一般的学生教师肯定租住不起。陈学长要来，从各个条件看，这里都是最合适的地方。

说起地图来，1936年由美国人弗兰克·多恩绘制的《老北京历史风俗地图》中还有一处有趣的细节：在紫禁城东侧，他绘制了两处标有“北大”的地名。一处是今北大红楼所在的“PEI TA”；一处是在东华门大街与北池子交汇附近的“PEI TA UNIVERSITY”，说明作为情报官员的多恩对北大校本部与三院的关系了解得一清二楚。这位上过西点军校、后任远征军国军总顾问的准将，绘图的功夫很不错哦。要知道，司徒雷登做校长的那所美国人出钱建立的燕京大学是五四运动那年建立的。

北大的教授们在选择居住地时，首要的是要上课方便

1912年，北京的城区人口只有72.5万人，居住也主要在城墙以内的内城区。北大的教授们在选择居住地时，首要的是要上课方便，也因为内城一个小四合院月租金20元左右对于他们一二百元的月薪是很可以接受的。所以，新文化运动的这些主将们说来都住得挺近，可以随时来去。

蔡元培先生1917年到1920年租住在东堂子胡同75号一个东西各三进的大宅院，从这儿坐黄包车到北大红楼大约一刻钟便至，路上还可在东四买份报纸或吃食。

蔡先生食素，这点知道的人不多。“五四”时期，天津学生联合会请他去讲演。联合会派代表到车站去迎接，但没有接到蔡元培。原来，他独自先跑到天津大胡同的真素楼吃素菜去了。蔡元培不仅自己素食，还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在师生中倡导素食。

蔡先生到陈独秀在箭杆胡同的家去过多次，从东堂子胡同穿过金鱼胡同再经东安门大街，黄包车十分钟便到。

蔡元培终生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租房，直到70岁上，他的一众学生决意要送老师一栋房子，结果抗战爆发，蔡还是终老在香港的租房里。

鲁迅离陈独秀家算是远的。他1912年8月到北京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在这里写下了划时代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首发。1919年11月搬家到新街口的八道湾，再以后到西四砖塔胡同和阜成门内，都围绕着他上班的西单教育部(今教育部街)两三公里。

鲁迅与陈独秀交情不能算深，上班又不在一块儿，如果他到过陈家一定与钱玄同有关。因为他俩交情匪浅，而且那时钱就住在陈家比邻而居的孔德学校。鲁迅与钱玄同是同乡，留日时又同在章太炎门下。钱是《新青年》六位轮值编辑中的大将，《狂人日记》就是他力邀这位同乡，催逼多次组来的稿子。

钱玄同的夫人是他哥哥介绍的，结婚以后实在缺乏共鸣，周围有朋友劝他再娶，这一点上钱教授却是严守私德。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孔德学校教书时，一般住在学校宿舍里，很少回家。

李大钊住得离陈家远，离鲁迅近。他1920到1924年住在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今天文华胡同24号，也就是长安街民族饭店对面，那地方离鲁迅上班的教育部一箭之遥。从他家坐黄包车往北大红楼跑一趟要半个小时，车费五角。所以李大钊经常泡在北大，忙于诸多工作，逐渐成了职业革命家。

《新青年》的另一员干将刘半农住得离陈家近得不像话。周作人在《改地名》一文中曾有记载：“正好东安市场西边，住过严又陵、刘半农的大阮府胡同，至今本地人还是叫做大元宝胡同的。”大阮府胡同至今犹在，反而“大元宝”你是查不着的。这条住过严复、住过刘半农的胡同里早已商家林立，从这里西去陈独秀家，溜达着也就五六分钟吧。

1917年1月，前西南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聘请李大钊、高一涵、邵飘萍等人担任编辑及撰稿，李大钊、高一涵因此住进了位于朝阳门内竹杆巷4号的《甲寅日刊》编辑部。同年6月9日，张勋复辟。章士钊、李大钊、邵飘萍等人相继离京，高一涵滞留竹杆巷4号以撰稿为生。

9月30日，刚刚到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在写给母亲的家信中介绍说：“适现尚暂居大学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元，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饭米颇不如南方之佳，但尚可吃得耳。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拟与友人六安高一涵君。”

这一年三十出头的高一涵是日本法政大学的毕业生，也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的得力战友。郑学稼先生认为，“在《新青年》阵营中，尤其是在创刊伊始，除了陈独秀，发表文章最多、分量最重的当属高一涵，当属陈独秀最为重要的助手。”胡适所说的“将移出校外居住”，就是与高一涵同住在朝阳门内竹杆巷4号。1918年3月30日，他与高一涵一起迁至南池子缎库胡同8号，这里离陈独秀家直线距离不超过300米。1920年5月又迁至地安门内嵩祝寺后钟鼓寺14号的四合院，也不过是向北西方向迁去了700米。胡适之所以购置这所宅院，是因为继第一个儿子胡祖望于1919年3月16日出生之后，江冬秀又于1920年8月16日生育了女儿素斐，正在北京求学的侄子思聪、思永也同住一处。

高一涵从日本访学回国后依然与胡适同住，直到1921年9月20日才从胡适家中搬出，在同一条巷子里的钟鼓寺7号比邻而居。胡适为此专门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涵与我同居四年，今天他移至同巷七号居住。”

《新青年》创刊初期的几员大将，除了沈尹默和陶孟和的住处我没有查到，余下的几位多在编辑部，也就是“总司令”家附近居住。这肯定不是故意的，离学校近，就是当时北大教授们租房子的习惯。

陈独秀在北京胡同里的辗转藏身

1919年6月11日傍晚，陈独秀与胡适、高一涵在北京城南新世界娱乐场散发传单。十一点后胡适和高一涵坐洋车回家休息，陈独秀继续散发传单被警察总署逮捕。经过北大各位同事的努力，在83天的牢狱之后，9月16日陈独秀获得保释出狱。1919年12月，应章士钊、汪精卫西南大学筹备委员会的邀请，陈独秀从北京南下先到上海约定与章士钊会晤，再乘船到广州。后知西南大学筹建暂缓，遂于次年2月2日又应武汉教会学校文华大学的邀请前往演讲，于2月5日至7日发表了系列演讲，2月9日与北京学生代表刘大渠乘火车回到北京。

陈独秀刚回到北池子胡同的家中，就有警察前来质询：说有报纸刊登其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故前来确认。警察一走，陈独秀知道后面还会有麻烦，故而从家出走前往缎库胡同的胡适家中。胡适1920年2月9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因C.T.S。事，未上课”，便是陈独秀为躲避警察而到胡适家暂时躲避，提供了确凿无疑的证据。胡适、陈独秀考虑到警察知道两人的关系，又是咫尺之遥，怕是早晚要来缎库胡同，于是胡适和陈独秀考虑应该前往其他同事家。

但之后陈独秀到底藏在谁家？高一涵、马叙伦、胡适、蒋梦麟等均有记录。

高一涵回忆里曾说陈独秀藏在王星拱家(府右街)，马叙伦回忆的是陈独秀住在刘文典家(福建司胡同)，而胡适则回忆陈独秀藏在了李大钊家(宣武门外回回营)。三人的描述分别为：高一涵在1963年10月的《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中描述：警察厅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等陈独秀自武汉回京后将其逮捕。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与李大钊商量，派人先从西客站接到陈独秀，送往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

马叙伦在1948年出版的《石屋余沈》里描述：往在北平，陈独秀自上海来，住东城脚下福建司胡同刘叔雅家。胡适在195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回忆中描述：(陈独秀)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里来，警察局当然知道陈君和我的关系，所以他在我的家里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钊家里去。1920年，陈独秀与胡适关系最为紧密，也多次得胡适支持，按理胡适的说法最为确切。但胡适毕竟是在三十八年后回忆的，记忆也不免有些偏差，但有一点说得极对，那就是陈独秀肯定与李大钊接触过，然后根据大家共同的说法，由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

网友“绿居庄主”经过认真的资料搜集，将陈独秀胡同藏身之谜解密如下：陈独秀与胡适从缎库胡同离开后，本拟前往宣武门外的北大同事又是《新青年》同人李大钊家，经过与李大钊联系，得知李大钊爱人赵纫兰分娩在即，已回到乐亭老家待产，其宣武门外的住房已退租，故而无法前往。虽然未能前往宣武门，但毕竟李大钊知道了陈独秀的难处，由陈独秀、胡适二人的小组，变成了三人小组，这就为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奠定了基础。李大钊家既然无法前往，三人小组商量着陈独秀应去其北大同事且又是其安徽老乡的刘文典家。

刘文典(字叔雅)家在福建司胡同，位于东单，民国称为福建司营，新中国成立后并入东井胡同而改成富建胡同。陈独秀从胡适的缎库胡同出来后，前往5里外的富建胡同，人力车脚程快，估计15分钟就可到达。这便是北大教授马叙伦得知警察局要逮捕陈独秀消息后，家住西单辟才胡同，而无法及时前往，只能电话给家住东单同为北大教授的沈士远，由沈士远前往告知另一位同事刘文典，让陈独秀转移。经刘文典、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四人小组的讨论，考虑到马叙伦的关系，这才前往离马叙伦家不远的府右街王星拱家。王是北大哲学教授，也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

阴历年底，即2月19日四人小组雇了一轮骡车，由农村出身的李大钊驾车装作生意人，头戴毡帽，而陈独秀装作伙计，带着些账本儿，假装趁着年根儿外出收债。于是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从府右街的王星拱家位置看，二人不太可能经北池子胡同的陈独秀家，绕远且经过警察岗哨而东走朝阳门，直接北走德胜门的可能性最大。

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这一走，离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没有几天了！

（原题《《新青年》主将们的居住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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