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发现

成都羊子山：全国最大古祭祀台遗址（下）

郑光福

羊子山遗址的古墓中出土的铜器多得惊人，虽然早年被盗，发觉时场地被取泥而破坏，且年代久远，但出土的青铜器就有兵器，烹饪器，容器，调味器，量器，田器，服饰器，工具等八大类。

我从1976年起，便开始参与羊子山祭祀台研究工作，算是羊子山祭祀台发掘历的“亲密接触者”。

青铜器出土数量多而精美

这八大类文物囊括了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是：

其一，出土的兵器分剑，矛，戈，镞，弩机五种。随葬品放置如此多青铜制成的这批兵器明显为战国时遗物，如蜀地常出土的战国时期青铜柳叶剑就有两把均为色小玉四瓣，这四瓣玉合成茎上的两个凸棱，缠上縧后便于提握手中。剑两面刻有饕餮纹，首端有孔，十分精致。另一剑面刻有S纹，圈外六孔，两剑制大体相同。其二矛，共3件，宽仄各不相同,十分锋利，可有字迹或花纹。其三，戈1件，有纹，椭圆形，放置人头侧边。这戈十分精致，形式与殷代的戈极为相似。其四镞，共15件，分为三种样式。这些镞均为战国样式。其五弩机2件。制盖为长方形，中空。盖端有一个铜盖，应为弩机臂柄的铜盖。盖为长方形，中空。盖端有一凹槽，似便于以手提握之用。表面还布满了精美的金银错花纹，与楚器金银错十分相似。其六，烹饪器，有铜鼎，釜，鬳甑等四种4件。为精美的烹饪器。另一件大鼎，周围有精美的雷文，卷草纹。这件大鼎竟是墓主生前用过的，一个足坏了竟是用铁足补好的。顶部还有疤痕几处，也是用铁补好的。底腹部还有一层烟熏的痕迹。鼎内还残存肉类骨头。鼎通高约50，口径亦50厘米。另外还有小鼎2件，金身素质无纹。高18，宽18厘米，口径13.3厘米。其余为6件死者生前吃食物时使用的器具。总之，件件制作也十分大气而精美。其七，容器，有垒，匜，盘三种。

以上举出的青铜器，仅为172号墓中出土的实物，其余墓中还有不少青铜器物，也散见羊子山土台。这一大批随葬青铜器物已够充分显示出当时蜀地制铜手工业的发达程度。

古蜀国漆器、玉器都是宝贝

成都双水碾街道办提供的资料和图片显示，羊子山出土的漆器也较多，除出土的圆漆盒较完整外，其余均已遭破坏。其一，圆漆盒2件。出图时置放在大铜鼎的铜炉内，保存较完整。底盖两部大小相同，形式也一样，两部盖合处各有圆的铜扣一个，盒底有铜足一个，盒盖还也有一个铜圈。上面都有精美的银错花纹。高14，腹经21厘米。另一件木胎已朽。其二，漆奁2件，均腐朽，仅存鸟性铜置件。其三，圆漆器2件，残破，仅存铜釦和漆皮。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出版的《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一书说：在商代漆器的主要出土地点有河南安阳殷墟，河北藁城台西等地。当时的漆器绝大部分为木胎，只有个别为陶或铜胎。颜色有黑，红两种，漆类有罍、钵、盘、豆、盒、瓢、鼓和棺木等。

这充分说明四川地区与华夏其它地区一样，蜀人已高水平的掌握了漆器制作工艺，也许当时就有大大小小的漆器坊生产于四川各地了。

成都漆器又称“卤漆”，是中国四大漆器之一。战国秦汉时期的漆器兼具实用和美观性能，彼时金箱银箔贴花工艺开始流行，又王公贵族偏好贵重漆器，漆器乃身份的象征。至汉代漆器造型较之前更丰富，器型也更大，出现了代替铜器的漆礼器，全国多地先后出土的汉代漆器都刻有“成市草”、“蜀都作牢”、“蜀都西工”等铭文，西汉《史记·货殖列传》将“巴蜀之丹漆”列为全国名产。成都漆器“器”与“艺”两相结合，器因漆而华美，漆因器而致用，使之得以有三千多年的传承与发展历史。

羊子山土台出土的玉器也较多，更精美。

仅172号墓中出土的玉器就有：玉环，玉璧，管形玉饰，玉镯，玉髓环，玉瑷，以及古象牙齿珍饰品等，令人大开眼界。除在铜剑中提到的标首，漆内有玉饰镶进外，这批玉器物很有研究考古价值。其一玉璧1件，上刻有釜纹，色为碧缘。遗憾的是出土时玉裂为两段。外径14，内径4.1厘米。其二玉1件，也刻有谷纹，为黄白色。外径8，内径5.6厘米。其三玉环3件，均有谷纹，黄白色有青斑1件，外径1.2厘米。其四，玉髓环1件，圆形，一面较粗糙，一面较光滑，素质无纹，色白而透明，有黄斑，外径3.7，内径1.2厘米。其五，绞索纹环1件，出土时残破不堪，斗合后尚缺一段。外径6.9，内径5.3厘米。其六玉觸2件，鱼状，眼睛清晰，嘴后一孔，玉白色，有青斑，长8，宽1.7厘米。

这批玉器有一特点，谷物雕刻几乎都有，这说明什么呢！汉代词赋家杨雄在《蜀记》中有“杜宇自天而降，号曰天隳”之句，即今天回山，这段话是说蜀王杜宇的功绩是开创了农耕时代，他“教民务农”在蜀中广为流传，几乎所有蜀人都知道有其人，至今他的墓祠还在郫都区。它与开明王合葬一个地方，取名为“望丛祠”。两人都是治水能手，种田能手，在蜀中有种种传说典故。

玉器是装饰品，显身份。是的，那时，商周贵族用玉来比喻自己的良好品质，因而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法。玉器成为贵族专用品，或供贵族装饰玩赏，或充当身份，地位信物或通神的用品。

成都春秋晚期就掌握冶铁技术

羊子山172号墓中出土一件完整的铁器是三角架子。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发现。因为铁器在成都地区发掘是极少的。

笔者1976至1980年曾在金牛区兼搞出土文物保护宣传工作，几年时间里只发掘过一次战国墓中有铁器。

1989年3月18日《四川工人日报》刊用了我写《古墓奇闻》连载篇，第一篇为《战国墓中铁器》全文如下：我国的冶铁技术起于何年，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是在封建社会初期。理由十分简单，有了铁器制造的农具，土地开垦就优越于青铜制的农具，生产力就发达，社会就进步。我国中原黄河长江流域一般说来生产力比川西或西部地区发达些。据一些史志载：四川铁器是战国晚期由卓、程两家从中原迁来的冶铁技术。

1979年3月19日，在成都东郊的圣灯村10组发掘的两座战国无棺古墓中出现奇迹：一号墓坐北朝南，仰身葬一古尸，早已只剩骨架，身旁有青铜剑、带钩、钺各一件；铜锯片2件；还有使人惊讶的铁斧、铁铲各一件。

1980年7月15日的《成都文物简讯》第二期载文说：“据有关部门考证，断定至迟为战国中晚期蜀文化遗物。铁器的发现证明了成都地区和中原无不一样，早在春秋晚期就掌握了冶炼铁器的技术”，且比较发达。

现见到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中，竟有这件早于我当年在圣灯村发现的战国古墓中的铁器，且这件三角架的铁器较大，它应是用于宫中人生活置放衣物被盖等多种用途的铁质三角架。

墓中还有其他铁件的出现，便进一步佐证了成都地区有铁器的时代应早于汉代卓程两家来川才有冶铁的历史记载。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出版的《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一书介绍道：商代晚期和两周早期，我国工匠在铸造铜同时认识了铁。我国至迟在两周末年已经开始了人工冶铁的历史。

羊子山土台遗址若按战国“下限”为计，那时的“成都”为开明十二世时，即公元前316年被秦所灭之时，按此来计那时就有铁器了。

如此算来“羊子山土台遗址”建造者不是在杜宇王时代，而是在开明王时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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