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作为《王城如海》最初的读者，我曾就这部新作访谈过徐则臣。三个多小时密集的问答之余，徐则臣透露在创作《王城如海》时也想写一个关于大运河的长篇：1901年的时候，意大利人（小波罗）来找他弟弟。他弟弟（马福德）是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来，当时杀了不少人，自己又受伤了，八国联军有人撤回国去了，他没有撤回去，跑到民间躲起来了。然后他哥哥（小波罗）来找他，但是当时不能说来找一个中国的敌人，他就说自己从意大利威尼斯来，对运河感兴趣，沿着运河从南往北走。1898 年戊戌政变，1900 年义和团运动，意大利人（小波罗）航行路上得找苦力和保镖，当时北方有义和团，见洋人就要杀，所以他找了一堆人，这一堆人中的每个人代表了当时中国的一种势力，每个人性格也有古怪的地方，往北走时也都有自己的目的，凑到一块儿去会发现特别复杂。意大利人看中国，也是很复杂的事，涉及到了当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处境，他们是如何看历史。这个小说除了1901年这条线还有2014年的这条线，一个当下的知识分子，也是一堆毛病、一堆事，在讲这个故事，一次讲一段……

2018年10月，第5期的《十月•长篇小说》首发了这部围绕大运河展开的徐则臣长篇新作，近30万字的文本依托历史、地理、精神和文明谱系，题名简约而气象格局融贯以出，是曰《北上》。通过历史的北上和现实的南行，古今中西多轨并行，徐则臣以扎实的积累、纯熟的技法建构个人信仰、家族精神与层累的历史之关联，同时以宽广、驳杂、深邃的命运主体将自我引渡深入于后现代语境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精神回归——徐则臣的观照视野更加开阔。《北上》作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新作，以超乎寻常的完成度和完整性提示出诸多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新的可能。

一 文体范式：引游记入小说

《北上》以题记和“考古报告”起笔，其后分为三部。与徐则臣两年前的构思一致，第一部与第二部围绕小波罗沿运河寻找弟弟马德福展开，且建构有谢家、邵家、孙家、周家乃至马家的世代故事，这些家族史以北上之旅开端，各怀目的与抱负的祖辈们相逢于运河，他们的后代则在若干年后因同一条运河的申遗计划和纪录片项目再次聚集，其中有对家族事业、运河精神与历史真相的辨析与继承，也有人与人之间最为朴素的相知、相爱和相信。而这些生命长河的延续、家族命运的起伏，与当时的国家、社会、政治、文明等历史背景密不可分，急骤若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徐缓如漕运衰败、河道变迁、医疗船运技术日显老旧、个人的判断臆想和认知矛盾，复杂背景之合力若以单一形态作用于微小个体，也无一不成为改变命运、决定生死的直接原因。而经过家族历史层累的演绎，这些因素同时锻造出生命的坚韧真实及人性复杂亦可亲近的光辉。小说的第三部围绕一封考古发掘的信件展开，徐则臣在数页的篇幅中为读者建构起重复阅读与意义解构的双重难题，关于游记、风物、历史、地理的非虚构叙述和世代人物之间反复虚构的真实被作者一再打破，而确立其上的，是运河精神的真实回归和运河之子的又一节日。

正如小说频频关涉马可•波罗的《游记》是如何激活了西方文明对古老中国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诱发了造成深远历史后果的地理大发现——《北上》的重要精神面相便也借由游记视角呈现。中国是有行旅文化的, 单就《昭明文选》里设有“行旅”类，并兼以“纪行”赋、“行旅”诗以及与行旅相关的“军戎”诗补充可知，行旅不仅意味着现实的辛苦迁移还包含经商、探险、远游求学等带有现实功利目的的自由活动。“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神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概念则更为宽泛，无论是庄子的精神之游，还是徐霞客的地理之游，只要存在某种移动，都属于“游”的范畴。尽管历经文体的流变和文化精神的现代性转向，我们依然能从行旅者的不同身份、旅途的不同体验等基本特质体悟游记文本于叙述中所要表达的行旅新内涵。《北上》引游记入小说，在1840年以后的中国，行旅体验已逐渐脱离古典型体验，竹杖芒鞋被轮船火车取代，世界空间概念植入中心之国的概念，此时的行旅体验伴随中国时局的变幻，不再着重于山水的游览和思乡怀人的传统情感表达，而是突出地传递出最直接的现代性感受。我们在小说里叩问是什么杀害了意大利好人小波罗，是由义和团运动而来的仇外心态的普遍爆发，是受苦于现世又不知归罪于何处的宣泄，是由本土船运技术落后而导致的医疗时间延宕，是传统医疗在复杂病症前的无知无畏，还是小波罗本就不该在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时跨国寻亲？类似的追问还有很多，是谁杀害了秦如玉的父母，又是什么导致了马德福的视死如归……而这些，无疑都与古老中国的现代性阵痛共生。

不同于《耶路撒冷》里的“出走”和文化想象，《北上》对西方器物、制度、文化的更深刻认识切实地发生在本土，并主要通过与意大利人小波罗的亲身接触获得现代体验的意味，北上之旅则直接反映了这个过程。这一故事发生的本土，其范围因“游”的活动而具体集中于船上和运河沿岸，并带有复合的异托邦的特性：行旅的过程亦是“看”与“被看”的过程，自然景观重叠文化景观，游者的心理空间投射进物理空间，现实空间因情感和心理结构而有了状态的痕迹，运河的主体化和精神化由此生成，而当下各故事人物的命运依然受运河牵引，便也是在沿运河北上的精神能量场里形成的集体想象与总体转变。此外，游记作为记录行旅体验和文化想象的载体，曾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它能为当下长篇小说创作提供视角拓展和结构延伸，《北上》以其丰富的行旅体验和文化想象提供出可供借鉴的新范式。

具体到《北上》叙事的各个关节，由路线和地点两种元素灵活组合的“游踪结构”成为推进故事的基本动力因素，由线及点、以点写面，纵横相交的地图式景观以人物的行走铺展，人物的行走承担起叙述线索的文本功能，并由多个“同路人”展开树状式叙述，从而将“游者视点”统一于叙述视点，读者的注意力被最大程度地吸引到人物的游历遭遇里，叙述线索附着于某个角色这一要素，缔结了《北上》的主要文本结构。与西方游记文学相比，游记文学在中国固然不算缺席，但也是诸多文学强项映衬下的薄弱一环。西方游记文学经典，诸如《格列佛游记》，身兼幽默的冒险小说、挖苦研究与讽刺批评、有趣童话与寓言乃至科幻小说的先驱等典范身份，其间存在的统一原则和审美目的，从文体互鉴的角度提示出一种创作的可能。《北上》中不乏古今中西文明的对话，甚至其文本形态本身也已成为对话的重要参照，差异性的文学传统、自然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和文化性格等因素曾经影响中西游记文学落差的形成。徐则臣将游记作为长篇小说的基本结构形式，一个丰富的游记文本形成于另一种完整的情节小说，并经由人物作统一联结，情节复杂变化、时空关系规模宏阔，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但求安稳的劳苦百姓、亦正亦邪的他者、对祖辈不全然认同的后辈等等，小说里或悲或喜的生命个体因游记的性质获得平等的话语权，陌生化体验不断生发，并深及文化哲学层面，被引入的游记因文本的另一重属性凝结为小说的精神和隐喻——丰富的文体功能无疑是《北上》于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而我们对小说文体研究的执着，如同《北上》所及，最终会切入到某种历史存在和社会文化中去。

二 历史学体式与叙事装置

《北上》的主要行程有二，一是义和团运动期间意大利人小波罗沿运河北上寻找弟弟马德福，兼叙马德福从八国联军队伍中逃离的故事；二是当下与运河相关的一群人，出于直接或间接的需要，聚集于大运河，关于这部分内容，徐则臣设置的讲述者以家族史的角度进行叙述，文本的精神张力得以拓展。

《北上》中数次将运河比喻为人的血脉筋络，与家国命运相连。且不说故事时间里漕运对传统经济的重要性，古代中国地理名著《水经注》里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无疑是河流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具有非凡意义的明证。《水经注》结合山岳、关隘、河川、渡口、桥梁、道路、聚落、仓储等兵要地理记载有众多历史战争，有争霸战争、统一战争、平叛战争、安边战争等，根据战争性质的不同，郦道元的行文倾向亦有差别。可见，河的主题与生俱来便有历史性和源头性的意义。《北上》也不例外，小说故事关联历史事件和战乱，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作为具体的情节和宏大背景，人物命运既无力抗争也无法回避。

正如以马可•波罗《游记》提供的资料为基础，1375年绘制的加泰隆地图和1459年的弗拉•毛罗地图，勾勒出东亚的海岸线，《北上》中伴随行程而来的资料性叙述，成为小说历史学体式的重要表征。这些资料性叙述，除去繁盛录式的风物描写所提供的想象性意味，在博物学意义上实际成为一种被记载的真实，而信件、照相机、罗盘、笔记本等物象则于一场虚构的考古事件中建构起历史的非虚构性。这便引发两方面思考：一是《北上》所观照的诸多历史学探讨，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实为论史之关要”，围绕文化想象建构的小说历史学体式，其中虚构与非虚构之关系为何？二是徐则臣建构这种文本关系，所采用的独特文学装置及其安放问题。

《北上》的书写自是面对国家、民族、文明等复杂历史，历史事件、河道漕运、衙门、县治、风物和相关路线及其地理学描写大致都具备文献依据，小说的这种历史性质具有相当程度的非虚构性。而从根本上，《北上》还是小说，在历史事件的叙述方式、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和历史文献的主观选择等重要维度，仍然是虚构的——我们当然可以通过各种展览约摸了解到当时意大利笔记本的基本样态和具体的纸张、开本及书写工具在纸张上留下的墨迹粗细和褪色程度，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普遍的知识性无法替代小说中那一本跟随小波罗多年的笔记本的独特性。徐则臣写夜深人静时小波罗在船舱、床畔的窸窸窣窣，写他对记笔记的坚持和慎重，写他的乐观与重重心事，这种独特性甚至造成了笔记本的被盗……这种历史学体式的小说形式，其突破性正在于：以文学的方式无限接近不可被切实抵达的历史本身，对历史文献的主题化、逻辑化以细节化、揭示性的表现方法呈现于小说叙事，或微观或宏大的话语体系下，小说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脉络仍不失为事实，而小说家的个性特点与情感倾向在具体的书写和故事深层结构的谋划中成为关键。小说的文学性之完备不全在于虚构，更不全在于重现历史，而恰恰在于《北上》这种审视历史、进而以小说话语争夺历史话语，从而在彼此协调中对文本意义进行重新确立。

这种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确立方法，是徐则臣长篇小说创作的典型叙事形式与风格。互文、隐喻或者其他，徐则臣运用意象符号反复解构着集体的记忆与想象，因此在故事场景中设置起多个具有“装置”意味的布景和道具，故事人物和叙述者的主观情感、所指的虚妄与荒诞、意义空间的寓言张力，以这些“装置”自身所具有的极强包容力建构起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徐则臣曾将苏轼的传世名句“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作为《王城如海》的题记，这既是小说题名的由来，也是对其故事内核的高度概括，城与人的关系探讨被纳入古今视野，从而也生发出新的况味。《北上》同样设置题记，一中（白居易）一西（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山水、人间、时光、历史，尽归其中，同时和盘托出小说里中西文明的对照性视野和文本的意义结构。《王城如海》里，客栈“菩萨的笑”牵扯出另一条叙事的主线，也成为故事转折和解开谜团的关节。“菩萨的笑”不仅出现在《北上》的现实部分，还成为“小博物馆”客栈的灵感来源，而“小博物馆”客栈，成为《北上》建立人物联系、转换时空场景、衔接古今叙事、分离情节线索的重要装置。而《北上》中的考古发现，如同《王城如海》中的面具，将小说叙事推向最终状态，强化着文本的丰富形态和品相追求，并追问这个时代的精神真实。《王城如海》中有“疯狂”的伦理，《北上》中则有“翻译”的伦理，疯狂不只是一个人的精神崩溃，而是每个故事人物难以逃脱的揭面，如何翻译也不仅是单一知识分子的职业良知，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历史背景中如何去看、去辨析、去行动的集体选择，徐则臣以此辐射出贯通于文本的情感价值和叙事性扇面。

三 文本接受：作为重复的阅读

我们绝不能低估今天的读者。他们再不会因叙事的切换而感到意外，正如他们也不意外于谢望和对孙宴临说出时下流行的“土味情话”，可数的步数以减半和加倍的原始方式，精确衡量出两人关系的远近亲疏，若真去计算那些步数，读者会发现徐则臣的准确与用心。因此当读者在家族史的思维惯性下去推测徐则臣的故事走向，以为“起起落落，随风流转，因势赋形”，一部分总归是另一部分的补缺完善，且看作者如何自圆其说，一切阅读便成为了带有重复意味的阅读，强行赋予文本某种意义和连接。多次出现的淮阴侯韩信和《西游记》，真的就是家族精神的延续吗？每个人的分裂性，无论是身份和理想的分裂，还是生计之于情义的分裂，真的就足以成为其世代关系的明证吗？若非进入小说的第三部，读者还难以从经由叙事穿插而产生的误读中抽身，继续将有关谢姓、邵姓、孙姓、周姓乃至马姓的人物故事理解为家族史统摄之下的前世今生，将现实里众人的相遇理解为由世代故事接续而来的家族史延续。时间上，现实的重逢故事固然发生在1901年那些“祖辈们”的初相逢之后，徐则臣特意在《北上》的最后章节才揭露谢望和的讲述者身份，一则是出于结构上打破线性的考虑，二则是有意使读者的可写性阅读介入文本。

我要把所有人的故事都串起来。纪实的是这条大河，虚构的也是这条大河……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真实……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效的路径；既然我们的历史通常源于虚构，那么只有虚构本身才能解开虚构的密码。

小说中“我”的这番自白，无疑也是徐则臣就《北上》发表的创作谈。一方面，读者不再对那个“我”的身份产生疑问，鲜明的主体性和浓郁的抒情性以“我”的真实可感而确立；另一方面，徐则臣以“我”的章节性插入给叙述者在叙述时间上的转换提供更大的方便，“我”因讲述者的身份摆脱了规定的知域和视域限制，出入不同人物内心和穿越时空等叙述手段的自由调度，使《北上》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叙事上均能自由开合。

在抒情自由、结构自由和叙事自由的基本框架下，邵家的水上风俗、谢家的运河纪录片、孙家的绘画摄影、周家的客栈收藏、胡家的血缘与考古等等，还为读者劈出一条文史互证的思路，无论是从不可靠叙述理论还是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去揣摩，对往事的追忆之旅、具体的个人记忆、人物形象以及历史的自我解构，都指向其背后隐匿的虚妄与觉醒之间的博弈，并由此通向个人、集体乃至社会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自我发现之路。

这条自我发现之路是世界性的。北上之旅何其艰难，动荡不安且反复多变的局势、复杂的通航条件和气候，没有小波罗寻亲的十足动机、马可•波罗精神的本源性鼓励以及相对坚实的物质条件，便无法成行。如果身处历史，在那条北上的船上，你会如何对待小波罗、对待沿途态度不一的他者，从而又会如何认识那段历史和由其生发的深远影响。徐则臣《北上》给每个人提供了“一个必须更加切实有效地去审视、反思和真正地唤醒它的契机”，“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而活起来的不止于斯，一如小说叙事也曾几度由北往南、由运河折向铁路，我们看得见历史的多副面孔、听得见它遥远的声音，更是从中流淌出的活的一部分，历史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如同小说的不确定性一样，我们真正期待的是个体在历史进程中更深层次的自我解读和自我审视，文学悬置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最终表达的是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忧患意识。

运河题材的书写对中华民族有着精神文明史的探源意义，徐则臣透视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等多种文明相互冲突、缠绕、交融的复杂背景，通过“运河历史”和新“运河经验”整合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阵痛和挑战，质地充盈的文本艺术形态形成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生态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兼容并蓄，同时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题材的陌生领域进行了有效补白和拓宽。这些经由《北上》彰显的文学新质，也显露出中国长篇小说在未来发展的新动向。而如此气象，也实证着徐则臣正走在通向高峰的路上。

【作者简介】赵 依

1989年生于四川成都。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文学硕士，青年评论家、助理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鲁迅文学院教研部教师。现为《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

（原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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