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在独乐园成书

“卧处有竹，登高看山，这真是一处绝好的安身之所啊。”熙宁六年（1073年），年过半百的司马光已来到洛阳两年有余了，他在万安山北麓，龙门石窟东北三公里处，选定洛阳尊贤坊北国子监侧故营地买了一块地，修建了一个园子，取名为独乐园。

按说司马光是心忧天下的人，世人皆知孟子有云：“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司马光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司马光作《独乐园记》释明本心，他说众乐可是君子一种很高的境界，我乃愚笨之人，尽好本分即可，所体会到的乐是“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我之乐也想与人分享，只是别人看不上吧。

其实，此时的司马光确实心生些许归隐之意。来洛阳之前，他这个“司马牛”与“拗相公”王安石顶到了一起，围绕实施变法问题，两人的主张颇为不一，后来，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劝他扭转变法主张，王安石予以拒绝。

于是，司马光离开了东京，向西而去，来到这个让他吟出“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的地方。司马光一心以儒修身、抱道守穷，为的是溯流而上，潜入到历史的深处，探究仁义源头，追索礼乐开端，试图在错综复杂的脉络中梳理出偶然与必然的规律，最终实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一宏大目标。

这一抉择与愿望，虽然从来洛阳前四年就已开始，但距离达成还有十多年之久，而新修成的这座独乐园，注定是《资治通鉴》这部皇皇巨著的诞生摇篮。

独乐园是什么样子？后人有幸仍能得见，在明代仇英《独乐园图》里，我们看到，有一白衣老者或翻书沉思，旁有松涛阵阵，或看童子浇花，旁有白鹤梳翎，或独自垂钓，人成老僧入定。此图用青绿画法，精工中见秀丽，让人在看到司马光日常生活时，仿佛漫步在独乐园中。

独乐园也生长在苏轼的诗中，司马光给苏轼写了《超然台寄子瞻学士》一诗，苏轼读了司马光的《独乐园记》，亦回《司马君实独乐园》一诗相赠，“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到底是苏轼，仅开篇十个字，就把独乐园的灵动勾勒了出来，在诗的结尾，苏轼调侃道：“抚掌笑先生，年来效瘖哑。”

古代士大夫若爱一事物，必会借诗词文章表达。司马光除了《独乐园记》外，还写了组诗《独乐园七题》，分别介绍了园中“读书堂”“钓鱼庵”“采药圃”“见山台”“弄水轩”“种竹斋”“浇花亭”七景，每首皆以“吾爱”起句，像李白“吾爱孟夫子”一样，司马光逐次以董仲舒、严子陵、韩伯休、陶渊明、杜牧之、王子猷和白居易为对象，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由物及人，又由他人及于自己。

红尘即便再热闹又与我何干？园门一闭，自是一番天地，我与古人进行灵魂对话，几千年的重大事件在我眼前一一重演，我不单单只是旁观，而且要打磨出一面镜子，照出经世治国的道理。读史著史能忘我，煎茶耕种更安心，正如司马光在《闲居》一诗中写的：“故人通贵绝相过，门外真堪置雀罗。我已幽慵僮更懒，雨来春草一番多。”这云聚云散，草枯草荣，不恰似人事往来、世态更迭、王朝兴衰吗？

从上述文字描述看来，独乐园似乎很华美，事实不然。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在他的《洛阳名园记》中，记录了当时十九处著名的私家园林，独乐园为其中之一，却是以“洛中诸园最简素”著称，李格非评价道：“司马温公在洛阳自号迂叟，谓其园曰独乐园。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这段文字读来让人不觉莞尔，“卑小”“益小”“尤小”，短短几句竟出现三个“小”字，可见的确与别园无法媲美，但李格非话锋一转，“温公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不在园，在什么呢？自然在于人。

“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在洛阳士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说的是西京留守王拱辰建了一座豪华别墅，中堂起屋三层甚是高大，最上面一层曰“朝元阁”。而司马光的独乐园与之相比，显得低矮简陋，仅能遮风挡雨，在夏天酷热难耐时，司马光别出心裁，挖了一个地下室，在穴中埋头著作。钻天入地，细细品味，谁更受人敬仰不言而喻。

司马光的独乐园不奢侈并非他吝啬，他曾与富弼、吕公著一道，集资为理学大家邵雍置办了一处宅院，邵雍为之起名叫“安乐窝”，自名“安乐先生”。可见司马光心中早无钱财概念，乃其“俭素为美”天性使然。

关于独乐园，还有一笔值得书写。司马光为栽种的竹子与中草药植物挂上名片，以使人们方便辨认，这种做法今天已十分普遍，而要追溯来源，竟可溯至司马光的独乐园。独乐园并非长期大门紧闭，也经常对游人开放，并设茶饮。有一次，仆人吕直拿着游人赏钱上交，司马光道：“你可留作零花钱。”吕直再三不要，司马光却坚持给他，吕直回道：“难道只有相公您不爱钱？相公要做好人，吕直也要做好人。”过了一段时日，司马光见园中新建了一座井亭，一问才得知，原来是吕直自建。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独乐园岂独景美、文美、诗美、史美，人亦美也。

王安石晚年幽居半山园，与苏轼相见欢

虽然司马光与王安石围绕变法意见不一，但两人相似之处其实不少，倔脾气不必说，两人年龄相仿，才华相仿，甚至喜节俭、重清廉、远美色也不相伯仲。说完了司马光的独乐园，想对应着说一说王安石的半山园。

王安石出生在江西临川，但与南京有着不解之缘，他的青年时代随父亲在南京度过，后又多次在时称江宁的南京任知府。熙宁九年（1076年），56岁的王安石二次罢相，得“判江宁府”官衔，真正从东京回到南京安居。

次年，王安石在城东门到钟山途中选一址，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居室，因此处距离江宁城七里，距离钟山亦是七里，故起名为半山园，王安石甚是喜欢此名，并为自己取号为半山居士。

半山园在开建之前，是一片无人居住的荒僻之地，且地势低洼，积水很多。王安石不怕麻烦，找人开渠泄水、培土造屋。这处居所规模怎样呢？据《续建康志》记述：“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辄不答。”连围墙都不设的小宅院，却成了宰相王安石的容身之所。

在半山园里，王安石度过了他人生最后近十年的绝大部分时光。后人有时可从他的诗词里窥得其一丝心迹。他用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逐渐形成雅丽精绝、浑然天成的风格，被誉为“王荆公体”，即“半山诗”。在一个春天的黄昏，王安石写下《半山春晚即事》一诗，“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翳翳陂路静，交交园屋深。床敷每小息，杖履或幽寻。惟有北山鸟，经过遗好音。”诗人没有对春花凋谢流露出过多惋惜，却说红瘦绿肥，自是别样风景，可见其达观境界。

据统计，王安石有关南京的诗词达三百首左右，其中名篇众多。在一首《渔家傲》中，王安石写下了“平岸小桥千嶂抱，柔蓝一水萦花草”的句子，每个字都美不胜收，接着他写到半山园，“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光影明灭、风烟俱净，不染的是心境啊，在最后，王安石感叹道：“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功名如梦，转眼盈盈鬓星，可王安石真的断却了建功立业之念了么？恐怕未必。

王安石老了，可性情始终如一，他整日骑一头驴子，由一名家丁相陪，慢悠悠地走进街巷里、山水中，至于去哪，随意。有人劝他乘轿子会舒服一些，王安石肃然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

虽已远离庙堂，不过王安石该说话时也并不含糊，苏轼因乌台诗案危在旦夕，王安石不计与苏轼过往政见上的不快，声援苏轼，这对保住苏轼的性命起到了很大影响。从黄州归来的苏轼，已蜕变成了那个达观的苏东坡。他乘船到江宁拜访王安石，王安石一如平常，骑着驴子去迎接，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则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相逢一笑泯恩仇，两人都回归潇洒飘逸、风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之列，游山玩水、谈诗论佛多日，真忘了今夕是何年。

遥想多少个夜晚，王安石与苏东坡在半山园里月下对酌，山风净爽、树影婆娑，思想交流与文字切磋都再无芥蒂、心有灵犀，王安石可能还会真切地说：“子瞻就在这江宁建一所住宅，与我做邻居吧？”苏东坡也怦然心动，但人在宦海，身不由己，苏东坡后来答道：“从公已觉十年迟。”

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会晤，两年后，王安石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王安石见苏轼之前，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他决定将半山园捐出，舍宅为寺，王安石便搬了出来，从此一直租住别人的房子。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病逝，就葬在了半山园后院。几个月后，司马光病逝。他们的名字最终都记载在史册中并且熠熠生辉，而独乐园与半山园遥相守望，慢慢地藏在了历史的褶皱之中。（蔡相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