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党员，她的人生历程在五四一代女性知识分子中颇具典型性。上世纪20年代初，作为北京女高师的学生，缪伯英在教育中完成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此开始致力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

她对于理想的选择几经徘徊，经历过无政府主义的失败后，最终在老师李大钊的指导下，在伴侣何孟雄的影响下，选择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缪伯英完成了人生的巨大转变。

缪伯英（1899-1929）

本期不妨从她留下的只言片语和她的革命伴侣何孟雄、师长李大钊等人的文字以及她的母校女高师的历史中，探寻她的革命历程。

在女高师开始摆脱桎梏

1899年10月21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农历九月十七日），缪伯英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缪芸可，早年中过秀才，受戊戌变法的影响，反对科举。民国建立后，他提倡“教育救国”，致力于妇女教育，先后创办长沙女子职业学校等多所女校。家学渊源尤其是缪芸可对于妇女教育的重视，对缪伯英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初小毕业后，缪伯英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师附小高小部就读，第一女师设在古稻田，又被称为“稻田女校”，缪伯英最早见诸报端的文字是1914年，小荷才露的她，作为稻田女校高小一年级学生，在上海的《少年》杂志（第四卷第四号）发表了散文《稻田女校记》。尽管只有短短的295个字，但语言清丽、意境澄明，和同时代大多是文盲的女性相比，缪伯英的聪颖跃然纸上。1919年7月，缪伯英以长沙考区考分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科。值得一提的是，据1923年12月北京女高师对在校生的籍贯统计表显示，8位理化专业四年制学生中，湖南籍仅有一人，即缪伯英。由此可见，缪伯英在学业上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缪伯英早年发表的文章：《稻田女校记》（局部）

北京女高师建于1919年4月，其前身是清末新政中应运而生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民国建立后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高师作为全国最高女子教育的学府，开风气之先，造就了一大批对中国现代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女性知识分子。女高师建立伊始，就迎来了五四运动，由于地缘学缘等因素，女高师学生深受新文化运动健将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影响，中国的“娜拉”们迈出了摆脱桎梏、走向自由的第一步，而李大钊等师长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又与妇女解放紧密结合，影响了缪伯英等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青年学子。

2021年7月的鲁迅中学。该校前身为清末创办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19年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甘南 摄 TAKEFOTO供图

不过，缪伯英就读时的女高师，虽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但远没有达到文明开化的程度。就在缪伯英入校前后，女高师发生了由“李超之死”引发的一系列风波。

李超是女高师国文部学生，广西富家女出身，因其父无子，遂在侄辈中选一人承祧（承继奉祀祖先的宗庙）。李超的父亲去世后，按照宗法继承原则，其父遗产悉数归于嗣兄，李超作为亲生女儿，不得一文。1918年7月，李超从广西至北京上学，后因不习惯北方寒冷气候，不久身患肺疾，1919年8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生前，她的继兄不仅完全切断了和她之间的经济联系，甚至在她死后还咆哮“执迷不悟死有余辜”。

这一事件在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胡适撰写了7000多字的《李超传》，在《晨报》、《新潮》等报纸刊登。在文章中，他回顾了李超短暂且惨淡的一生，并且对男尊女卑的宗法观念、家庭观念、财产继承制度等进行了振聋发聩的鞭笞和诘问，他指出李超的境遇是“无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一个重要的牺牲者。”

1919年11月29日，北京教育界人士云集女高师，为李超办追悼会，蔡元培、陈独秀、蒋梦麟、梁漱溟等学界精英发表演说，虽内容有所侧重，但对妇女问题的关切具有一致性。“李超之死”对女高师的女学生们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们以此事件为出发点，纷纷撰文对妇女问题进行考察和立论。据统计，从1920年至1923年，每年出版一期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学刊》共发表了17篇关于此问题的文章。1921年4月6日，缪伯英撰写的《家庭与女子》一文刊发在《京报》，在“李超事件”中，她体悟到旧文化、旧思想、旧家庭对于女性的摧残，从而以更为激烈的“去家庭化”态度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

无政府主义的积极尝试

如果说，“李超之死”促成了女高师学生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思想上的发轫，那么，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引导进步女学生们成为真正致力于妇女解放的理论家和实干家。李大钊在文中指出：“妇女解放与Democracy很有关系，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Democracy才能实现，没有妇女的Democracy，断不是真正的Democracy，我们若是要求真正的Democracy，必须要求妇女解放。”

1919年，受任职女高师的北大毕业生陈中凡的邀请，李大钊在女高师先后开设了《社会学》《女权运动史》《伦理学》等课程，对女学生具有极大的启发，有些学生甚至不满足于李大钊在女高师的讲课，自愿到北大旁听他的课程，如理化科的缪伯英、国文科的陆晶清、英文科的刘和珍、杨德群等人，都曾到北大旁听。

1922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同学合影，一排右四为缪伯英，后排右三为李大钊。

在此期间，由于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青年知识分子按照无政府主义的“新村”设想，多次进行改造个人、团体生活的尝试。比如在1919年，北大学生邓中夏邀约北大、北京高师等三十余名同学，在东黄城根达教胡同租了一处房子，取名“曦园”，他们共同居住、共同学习，受泛劳动主义的影响，认为学习“必须躬行实践，不宜徒托空谈”。

1919年年底，北京中国大学（由孙中山创办于1912年，初名国民大学，1917年改名为中国大学）学生、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在武者小路实笃（日本小说家）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启发下，在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发起成立“工读互助团”，这一主张迎合了许多青年改造社会的意图，缪伯英直接参与了由王光祈发起的“工读互助团”。

工读互助团的简章主要包括：团员须每天工作四小时；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团员所需的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为团体公用，若成员不能读书，由团体延聘教师；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等共计十一条。

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后分为四个小组，其中第三组设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近，全部由妇女组成，营业要目为编织和小工艺，缪伯英就是第三组的成员。和共同章程相比，第三组的章程具有特殊之处，如规定团员每天须工作五小时，实际上许多团员工作的时长远大于规定。工读互助团提倡“六无”，即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无家庭、无学校，互助团学生均为旁听生，缪伯英也因此从女高师退学，直至1920年9月工读互助团失败后重新考入女高师。

互助团的缪伯英（右二）

缪伯英的同乡、同学以及同组成员杨璠，曾在1921年第3卷第2期《太平洋（上海）》发表名为《女子工读互助团之经过与其失败之原因》的文章，简述了第三组的开办历程，它前后持续开办了八个月左右的时间。这篇文章也为后人了解当时的工读互助团提供了一些细节。

当时第三组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从1920年1月到2月为筹备时期，主要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虽然招募广告一出，京内京外报名的函询纷至沓来，但团体开办费不过“一百几十元”，这一时期缪伯英在团体内担任接洽团员一职。

3月到7月为成立期，这一时期团员最多，但经济问题仍没有得以彻底解决，4月时筹款买了一架缝纫机，5月向胡适借了120元，后又东挪西凑合计200余元购买了织袜机，文章中对如何利用既有的缝纫机、织袜机进行生产生活语焉不详，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依然是借钱、筹款。

8月之后进入瓦解期，中心工作是对购置的缝纫机、织袜机进行处理。织袜机租给了西四牌楼的亚震织袜厂，以租金偿还团体赞助人罗志英，至于缝纫机的处置，由于缪伯英未和另一成员钱初雅达成共识，遂搁置。

第三组在筹备期便受到过毛泽东的关注，1920年2月，他给新民学会会友陶毅写的信中提到：“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稻田女校）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

接受马克思主义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相较于1921年3月份就宣告解散的第一组，第三组维持了更长时间，但终究以失败而告终。关于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原因，时人有不同的看法，如工读互助团的发起者王光祈认为是“人的原因”，而在同一期《新青年》杂志中，戴季陶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进行剖析，他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大机器生产与资本化社会，一言以蔽之，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虽然无政府主义的尝试失败，但以此为契机，青年人开始走出乌托邦，重新审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这为部分进步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础。

1920年3月，在开办“曦园”不久后，其发起者邓中夏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联合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等19人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缪伯英经何孟雄的介绍加入此会。研究会备有“马氏学说之书籍汉文、英文、德文、俄文数百部”，每周举办一次讨论会、每月举办一次讲演会，会员自由组合，成立了关于劳动问题、《共产党宣言》、远东问题的特别研究小组，此外李大钊还为会员们做了一次关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公开讲演，不仅吸引了会员，也吸引了许多尚未入会的人。在研究会中，缪伯英经受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洗礼，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1920年9月，维金斯基来华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据张国焘回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在北大学生会办公所举行，到会的有四十人左右，缪伯英、何孟雄皆参加了会议。

1920年11月，刚刚诞生的共产主义小组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人退出了小组，原本势单力薄的小组只剩了下四位成员，为充实队伍，从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吸收了邓中夏、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李骏等九人，共产主义小组的气势为之一振，因此缪伯英成为北京唯一一位女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我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最早的女党员。

与丈夫何孟雄合称“英”“雄”

共产主义小组一经建立，这些知识分子便投身工人运动当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便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做妇女部的工作，她经常到产业工人集中的长辛店、南口、唐山、丰台等地，在工人夜校、工人子弟学校授课，为工人讲时事读报纸、代写家信、调解纠纷等，在潜移默化中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同时，缪伯英担任《工人周刊》编辑，报道工人运动情况。1923年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发生后，她和几位同志连夜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揭露军阀的暴行。

1923年，北京工人周刊社出版的《京汉工人流血记》。

值得一提的是，缪伯英的丈夫何孟雄，和她同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在此之前，缪伯英和何孟雄皆为工读互助团成员。当何孟雄退出工读互助团后，马上加入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介绍自己的同乡缪伯英加入该社团。此后，两人在信仰上相互促进，在感情上也不断升温。

1921年秋，何、缪二人结婚。何孟雄在革命上的不断坚定，离不开缪伯英的督促与帮助。当时，中国共产党决定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征集一批人员，到工人中开展工作。组织派高君宇和何孟雄谈话，但何孟雄是较为内向的人，在长辛店曾被工人戏称为“小闺女”，他表示不愿意参加实际工作，要把理论弄明白才能实践。在此形势下，罗章龙和缪伯英三次“舌战”何孟雄，他终于接受了书记部安排的工作，到京绥线担任特派员，后领导了京绥路罢工。何孟雄在领导工运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缪伯英在妇女运动方面也成果斐然，何孟雄和缪伯英这对伉俪，被党内同志合称为“英”“雄”。

何孟雄与缪伯英

1923年2月，缪伯英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部长，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如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并组织了该同盟会的南京分会。她还到武汉，呼吁各界民众声援北京学生的“挽蔡驱彭”运动。当时由于北洋政府的腐败统治，造成教育经费常被挪用、拖欠，北大校长蔡元培感觉十分痛苦，尤其是当时的教育总长彭允彝常常干涉司法，以“整饬学风”为名摧残教育。蔡元培不满彭的行径，于1923年1月决然辞职，以示抗议。他的辞职，震动了整个京师教育界。学生运动一波接一波，1923年9月4日彭允彝离职，“驱彭”一事方为结束。不过，在此之前，由于蔡元培对北方政局之黑暗深为不满，已于7月20日由上海乘客轮赴欧。

回湖南领导妇女运动

1924年6月，缪伯英从女高师毕业，据《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毕业生就业意向调查表》显示，她的任教意向为化学、物理、数学、国语，然而她最终选择成为职业革命家，教师是她身份的掩护。

北京女子高师理化学系毕业学生名册

就在缪伯英毕业当月，发生了顾维钧府邸被炸案，因张国焘等人被捕，北京的革命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北洋政府下令搜捕共产党员，李大钊、缪伯英等都在缉拿名单上。在这种情况下，缪伯英回到长沙老家。

1925年1月，缪伯英应第一女师校长徐特立的邀请，到她的母校女一师附小担任主事，领导开展湖南妇女运动。

时值大革命高潮，湖南妇女运动在缪伯英的主持下开展得如火如荼。1926年3月8日，缪伯英率领女界联合会召开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她担任大会主席，《图画时报》第293期刊登了缪伯英在大会上讲话的图片，她衣着朴素，面对群众登台演说，宣传革命思想。此外，北伐军进军之时，缪伯英率领湖南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赴前线慰问，救护伤病，策应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何孟雄调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缪伯英也来到武汉，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中学训育主任，实际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部长蔡畅（1900-1990，蔡和森之妹）做妇女工作。“七一五”事变（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后，武汉三镇陷入白色恐怖，党中央于1927年9月从武汉迁往上海，10月初，何孟雄夫妇被组织派到上海工作。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物理教员的教职，实则担任沪东区委的妇委主任，为了方便开展工作，她化名廖慕群。长期清贫且不稳定的生活，使缪伯英身患伤寒，1929年10月在上海逝世，年仅30岁。

令人唏嘘的是，缪伯英逝世后，其灵柩暂厝上海扬州会馆，会馆改建时曾登报通知各户迁出灵柩，但何孟雄已被捕，旋即在龙华就义，缪伯英的亡灵自此不知流落何处，随着缪伯英、何孟雄的相继离世，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失踪了，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