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四部编撰的内容和形式都蕴含了大量的编辑思想。经部列为四部之首，与其说是统领作用的原因，不如说是对它“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的认定，传承经学、弘扬儒家的思想十分鲜明。无论官修史书还是私人撰史，史书编撰体裁之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历代政治制度类史籍的编写方法都力求真实、客观、公正。子部类目在各古籍分类法中的位置上下动荡，或紧跟经部，或在史部之后，反映出各朝代及目录编辑者对子部书籍地位重要性认识的态度。历代文编的编辑思想集中体现在文籍之内容、文编篇章之选择和对笔记小说的充分肯定等方面。图书形制、不同载体材料以及插图等也都成为表达编辑思想的重要方法。

思想的意义在于让人们懂得如何利用总结得出的规律来理性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编辑思想在文籍中的运用即是它价值的实现。从某一方面来说，有公开出版物就有编辑思想，编辑思想在出版物中无处不在。只不过有的思想清晰明确，有的思想粗疏含糊，有的思想隐蔽一些，有的思想则更为张扬一点。编辑思想是编辑观念的集中体现。编辑观念则是人们对编辑工作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社会文化活动的一般看法和基本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编辑思想要建立在对编者及所编作品研究的基础之上，既要看到相同背景下共性的指导思想，也要承认编辑思想归根结底是人的思想，有丰富性和独特性。具体到每一位编辑的编辑思想，是指他对编辑工作的性质、特点、规律、作用、运作过程以及与作者、读者关系等的一般看法。编辑思想家是对客观现实的认识有独创见解并能自成体系的人。编辑思想体系是由若干关于编辑工作意识或编辑出版思想构成的一个整体。

关于中国编辑思想史的研究大多以个体为主，或讨论一本书的编辑体例，或研究某一朝代的编辑思想，或分析某一编辑家的特色等。上个世纪80年代，胡光清先生曾在《编辑之友》上发表过《中国古代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的一般特点》、《中国古代编辑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古代编辑思想史论”系列文章，对古代编辑思想进行过比较系统的研究，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吴道弘先生也曾提出将编辑史与编辑思想结合研究的观点。但由于中国编辑思想博大精深，古代典籍浩如烟海，研究的空间和前景非常大。本文拟从古代文籍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分析蕴含其中的编辑思想，以期引起大家对该领域研究的关注。

一、文籍内容、性质、类别是历代编辑思想展示的凝聚点

自有文字以来，中国历朝历代文籍汗牛充栋，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民族、语言、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法学、外事、科技、农学、医学、方志、民俗、谱牒以及宗教经典等。从一般文字记录到正式图书出版自有必然性和内在联系。从单本文籍到某类典籍，内容、体裁、类别上都可反映出一定的编辑思想，即为什么会产生此类文籍，为什么会出现此类图书，为什么会采用此种编撰方法，等等。

按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各类文献构成了中国历代编撰的文籍，其中蕴含着古代各族人民在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教训及其卓越思想、文化、艺术的创造才能。四部分类之所以将“经”列为四部之首，既有着在分类法中使之起到统领作用的原因，更是因为经部图书可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①而编撰经部图书，后者无疑是其重要的指导思想。

《后汉纪》与《汉纪》“立典有五志”的编辑思想不同，强调“通古今而笃名教”。在《后汉纪·自序》中说道：“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在此，袁宏分别对《左传》、《史记》、《汉书》和《汉纪》进行了分析评论，但认为它们对于“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即从“笃名教”的编辑思想出发它们是有差距的，因而“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②

(一)经部：传承经学、弘扬儒家的编辑思想

孔子整理的《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是经书出版的滥觞。在秦朝末年，《乐》虽遭亡佚，“六经”不幸成了“五经”，但并没影响该部图书在其后书籍出版中的主要地位，经类书籍出版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中心位置。汉武帝刘彻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指导下，极力推崇儒家学说，儒家经典上升为社会统治思想，更推动了经书编撰与出版。随后，《礼》一分为三，《周礼》、《仪礼》、《礼记》在社会上出现。为了深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又产生了“左氏”、“公羊”、“谷梁”三传，经书由“五经”发展成为“九经”。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经文范本，订误正伪，平息纷争，64块“熹平石经”公开“出版”，成为儒家经典教材的范本。唐太和七年(公元833年)至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再次刻石，北宋中叶又将《孟子》升为一经，“十三经”得以形成。

经、史、子、集四部书中，称之为“经”书者共13部，约65万字，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历代释经的著述近万种。这些著述均以阐述经典为主题，在岁月流逝中也成为后人遵从的“经”。所有这些“经”书编辑的缘由无不受一定的编辑思想左右，所有这些“经”书起始的背后无不有推动其出版的力量。正如欧阳氏作《诗本义》十五卷，其缘由即是“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诫，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圣人之意，达诗人之旨者，经师之本也”。③它们也成为出版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东汉以后，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经学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玄学家不得不依附“六经”、《论语》来发挥玄理，佛教徒不得不尊崇孔子，努力使儒佛合流。即使是在“异说”最兴盛、思想最开放的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地位也不曾动摇。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郑(玄)学”与“王(肃)学”的论战与对立中，《尚书大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白虎通德论》、《圣证论》、《五经正义》等许多著作纷纷出版。特别是作为官方教材的《五经正义》，以“疏不破注”为原则，革除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端，逐字、逐句、逐章解释原典，折中南、北学各派观点，形成经义统一的经学。后经官方颁定后，成为士子习经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也标志着经学史上一统局面的形成。

宋代朱熹在“六经为我”思想指导下编撰了《四书集注》，出版了《易本义》、《诗经集传》、《尚书集传》、《礼记集说》等区别前代笺注之学，注重并最终形成了义理之学——“宋学”。唐宋时期，《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论语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等形成《十三经注疏》合刊本，对其后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在“经世致用”编辑思想指导下，“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④打破传统经学教条，主张经学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形成考据经书，研讨训诂的所谓“乾嘉学派”。在这种社会风尚下，《尚书古文疏证》、《易图明辨》、《诗毛氏传疏》、《周礼正义》、《仪礼正义》、《春秋左传正义》、《论语正义》、《孝经注疏》、《尔雅正义》、《尔雅义疏》、《孟子正义》等纷纷问世。

《四库全书》类目反映出这种高度弘扬儒家著作的精神，儒家著作被放在突出的位置，儒家经典被放在四部之首，其“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十个大类；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六属；小学类分训诂、字书、韵书三属；即使在子部中也把一般儒家著作放于子部之首。经书出版取得如此之成就，首先是代表国家意志的出版思想十分强势，“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统治者充分认识到尊儒重道的重要性，大力倡导“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仁、义、礼、智”能治国也。在这种儒家思想为正流的积极引导下，在历代统治者的支持与推崇下，“经”类出版物的兴盛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史部：蕴含思想、富有特色的编辑方法

“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故中国古代史籍文献极为丰富。据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估计“应在十万卷以外”。公元前722年，编年体史籍《春秋》问世后，“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二者“不可胜纪”。⑤墨子曾说，“吾见《百国春秋》”，⑥闵因说：“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⑦这“百二十国宝书”即是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燕等各王国的史籍。可惜，“秦灭先王之典”，存之甚少。中国封建社会官修史书从汉武帝建元年间设置太史公开始，历朝都有专门机构、专门人员修撰史书。除此之外，私人修史也十分普遍，这不仅丰富了史籍数量，也提高了史籍的地位。从古籍分类类目上来说，史学从六艺略春秋类的“附庸”迅速膨胀，逐渐独立，地位紧接经部。

史书编撰体裁十分有特色。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和历代政治制度类史籍的编写方法客观地记录了大量史实，真实客观，公正可信。

纪传体创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此后，历朝历代纂修的正史都以此为典范。正史即是由宫廷史官记录的有别于民间野史的、以为人物立传的方式来记叙史实的史书。纪传体分本纪、列传、世家、书、表、志等部分。“本纪”用来叙述帝王；“世家”用来记叙王侯封国和特殊人物；“表”用来统系年代、世系及人物；“书”或“志”用来记载典章制度；“列传”用以记人物、民族及外国。无论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史”，《晋书》、《梁书》、《宋书》等“十三史”，还是增加有《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的“十七史”，明朝国子监刊刻的“二十一史”以及开明书局影印的“二十四史”等，都属纪传体。《史记》开创了中国通史纪传体的编辑方法。对传说中的黄帝以及汉武帝(太初四年)约三千年间的历史按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五大部串联起来，共计130篇，约52万字。

南宋郑樵的《通志》是一部纪、传、表、志俱全的大型纪传体通史，取名《通志》实为“通史”之意。《通志·总序》解释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今谓之志，本其旧也。”从郑樵的史学实践来看，其纪传部分仅是“即其旧文，从而损益”，大抵只是删录袭用诸史旧文，并无多大价值。其创新部分主要在《二十略》。《四库提要》论之云：“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中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关于“食货”门，《通典》位置靠前；《通志》移之于“选举”、“刑法”之后；《文献通考》列为全书之首，且增加八门之多，说明马端临对国家经济比杜佑、郑樵更为重视。《通典》中的“礼典”共100卷，占全书篇幅1/2，而《通考》之《社郊考》三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相比之下，《通考》特色更为鲜明。

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编纂理念，将“通古今之变”、“述往思来”作为编辑目的和要求，成为其编辑思想的核心，引领中国史学发展进入到了的一个新时代。至班固《汉书》，“网罗一代”、“述叙汉德”再创纪传体史籍的编辑方法，也成为后世编纂皇朝史籍的范本。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以“修史取鉴”、“治心治世”为编辑思想，使纪传史籍纂修日趋伦理化。至宋元，纪传体史籍编辑思想出现了强烈的“正统”之争。随即，“国灭史不可灭”的编辑观念占据上风，直至明清。

编年体是以帝王为中心，按年代顺序记载有关事件的一种史书编辑方法。《实录》即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种体裁，是按在世皇帝的年号顺序记录所发生事件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在公元前5世纪初由孔子编成，采用“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撰方法，记载当时各诸侯国官方的历史，这就是所谓的“百国春秋”。宋代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是现存编年体史书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共294卷。司马光用了19年的时间(1066－1084年)得以完成。上至周烈王二十三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司马光将1362年的历史综合成一部以年为经、以事为纬的大型编年体通史巨著，按时间先后记述了自战国至五代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最后结局，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典章制度一目了然，各种史实详略分明，成为编年体史书发展相当成熟的标志。

编年体史书的编辑思想既有继承性又有创新性。从《春秋》的“史法”、“史义”，《左传》的叙事与论史的有机结合，到荀悦“通比其事，例系年月”的《汉纪》、司马光“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和“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的《资治通鉴》，再到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纲举目张”、“义理为重”、“辨明正统”，编辑思想发展脉络十分清晰。

纪事本末是以事件为中心的史著编辑方法。每事一题，为一专篇，把分散的材料按时间先后加以集中叙述，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详于记事，方便阅读。它创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据载：“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枢乃自出新意，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于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⑧此种编辑方法一目了然。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到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的“论次宋事而比次之”，再到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的“广稽博采，勒成一编”，编辑方法和编辑思想的变化十分明显。

史籍中，这三种编辑方法占主导地位，各有利弊。纪传式的编辑方法有利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记载，广泛地反映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事迹，却将一件事分散于本纪、列传、世家、书、表等各部之中，不能完整、连贯地表述某一历史事件，对事件之间彼此的联系阐述不够。编年体的编辑方法有利于考查事件发生的时间，了解事件之间的联系，也能避免叙事重复，却囿于按年月分列杂陈，不能集中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如果不能按年月编排的事件则难以载入，且往往详于政治事件而忽略经济文化。纪事本末体的编辑方法最大的优点是每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间顺序编写，能够完整地反映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但这一体裁不能表明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三种编辑方法各有千秋，在中国历史典籍编撰中共同发挥了秉笔直书、记载史实、说明史实的作用。

史部图书中，除上述三种主要编辑方法外，有关历代文物典章制度的书籍采用的编辑方法大致相同。被后人合称为“三通”的《通典》、《通志》以及《文献通考》的编辑方法也十分有特色。历代学者认为《通典》以精密见称，《通考》以博通见长，而“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⑨各有独到之处，不可偏废。

唐杜佑的200卷《通典》内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下属1584个子目。每目之下按朝代顺序记述。这九门的排列顺序何在前、何置后渗透的编辑思想颇有讲究：国家的经济措施、选举制度、政府机构三者至关重要，所以“食货”、“选举”、“职官”置于前；“礼乐”与“兵刑”二门，一个是维护统治的辅助性手段，一个是保卫统治的强硬举措，均十分重要且不可或缺，故居中；全国的行政区划以及四方邻国，是国家稳定和安全的后盾，“州郡”、“边防”于是置后。通观全书，食货、选举等九门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编辑思想蕴藏于编辑方法，编辑方法体现了编辑思想。在典章制度的记载中，《通典》往往援引前人有参考价值的议论，取材广博，史料丰富，仅据其注明出处者就有248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原原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于是杜佑在诸篇之首都冠以序言，标出“说曰”、“议曰”、“评曰”申明己见，作进一步地解释，这些序、说、议、评集中反映了杜佑的编辑思想。

宋朝末年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以此说明何以是“文”，何是为“献”。从中可清楚地表明马氏对历史记载的态度，即如何处理史书经传与百家流言的不同，如何更正经书上疏漏的记录、如何考证史书传记中言语的谬误，等等。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效通典之成规”，并加以继承发展。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对于《通典》没有论述的经籍、帝系、封建等门类“采摭诸书以成之”。⑩《文献通考》在《通典》9门基础上扩充为24门：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象纬、帝系、封建、物异、舆地、四裔。前19门仿《通典》成规，后5门为《通典》原书所无，依据其他材料新增。

典制体史书从杜佑的“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和“统括史志，会通古今”，到郑樵的“会通之义，自得之书”，再到马端临探讨的“变通张弛之故”，恰好反映了典制体史书编辑思想的发展进步。

史部各类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很大，比如谱牒。上古时期，家谱只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于是谱牒兴盛，到了宋代，民间开始编撰家谱，主要为了尊祖、敬宗、睦族，至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完整的谱牒，记载了某一家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不仅有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的事迹，还记载了与家族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与家族相关的地方风俗习惯、名胜古迹、年节来历等，具有十分可贵的史料价值。《明太祖乡谱诏》云：“朕承天底定，抚辑承民，宵肝站兢恐难保，又咨尔意兆，各具天良，务立矩，度之防快，睹维新之命，溯芳规于及祖考，懿行于前贤，敦厚本原，懋昭上理，虽扎乐俟诸世以而孝弟木，诸人心苟能自克振拔，则可治之，不淳如或即此奋心，亦何不古，率土钦哉，毋负腾意。”其意为从家谱中追本溯源，从祖先父辈那里寻找治国之道，实行前辈的德贤，忠诚本源。元代著名学者柳贯曾说过：“大抵家之有乘，犹国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也。史不修，则国之治乱兴亡，不可得而见，志不纂，则郡、邑之政治得失，人才出处不可得而见，然郡、邑之与国、家一理也。”(《柳贯诗文集》)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也说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

(三)子部：由独立的思想流派发展成经学附庸

子部书是以先秦各派学说思想体系为主的儒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杂家九个学术思想流派和一个小说家流派为主体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著作。

子部书籍在各古籍分类法中的位置上下动荡，或紧跟经部，或在史部之后，这反映出各朝代及目录编辑者对其地位重要性认识的态度。

《汉书·艺文志》中首列“六艺略”，著录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图书，它们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著作，体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经典在政治、学术上的指导作用，故被安排在最突出的位置，单独为一略；紧随其后的是“诸子略”，主要反映诸子思想流派和小说家流派，著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著作，此时，西汉去古未远，诸子书保存还比较多，西汉后期虽尊崇儒学，但对诸家学说也还是兼收并蓄的，不像后世那样极端，故诸子列在第二大类。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乙部录子书，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经部之后即是子部，位居第二。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位于类列第三。南朝宋时王俭编《七志》，将“诸子类”列于第二。梁阮孝绪撰《七录》，将“子兵书”列为第三项。

《隋书·经籍志》排列经、史、子、集四部，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细分为四十个类目。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略具雏形，“子”部位居四部之三，为四部分类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此，四部分类法以及“子”部序列为大多数史志、书目所沿用。其子部包括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十四类。至清编撰《四库全书》，巩固、统一了四部分类名称及序列。《四库全书》中子部包括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著述及部分佛教类、道教类、古代小说等十四大类。

从“诸子略”第一，到甲部之后乙部“子”书，再固定经、史、子、集，子书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地位却不稳定。汉武帝以前，子书地位与儒家经典齐名，汉武帝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地位直线上升，子部书籍升降矛盾，隋志之后，降为第三。这充分说明在封建社会，除儒家经典之外其他一切学问，都是经学的附庸，从统一图书类目到统一社会思想。由于经学成了仕途的敲门砖，文化成了士族的专利品，诸子学说逐步衰落了，作为实用技术的军事、天文、数学、机械、医学等也受到鄙视，著作日益减少。这种变化发人深省，固然反映出封建统治阶级对儒家经典的重视和对百家思想之流派的滞视，同时，也是此种意识在目录类书籍编辑中的具体体现。

(四)集部：作品内容与创作手段即编辑思想的体现

“集”部图书主要指古代诗文词赋的著作，如《乐府诗集》、《古诗集》、《全唐诗》、《古文观止》等。它来源于《七略》中的“诗赋略”，只是“诗赋略”只包含辞诗赋，没有包含诸子散文、小说，后者归入了“诸子略”。南朝梁阮孝绪说：“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11)他于《七录》中设“文集录”，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类，专用于著录文学作品。《隋书·经籍志》改《七录》“文集录”为“集”，成为四部分类法中的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宋史·艺文志》的集部在上述三类外又加了文史一类，专用于著录诗文评、史评类的典籍；《明史·艺文志》收断代的别集、总集、文史三类书籍；直至清《四库全书总目》，下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成为中国文学书籍归类的最后总结。

集部类目从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形成之始，鲜明的学术观点反映在文学作品中，随之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和文学派别。诸子散文大都立论鲜明，言辞犀利，感情丰富，表达方式灵活，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魏、晋以后，个人文集及总集、选集的编纂日益兴盛，这些选集、别集，虽然主要是文学作品，但不仅有诗赋，也有政论、奏表、杂文等。唐以前的大部分文集已经散失，保存下来的极其有限。据齐鲁书社《中国古典文献学》作者所说，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丛书综录》中，统计唐朝文集共有278种，约在千卷以上；台湾《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中，统计宋代文集见于著录的有700余种，陆峻岭编的《元人文集编目分类索引》统计元朝总集、别集、文集等共324种；(12)明清文集占历代文集总量的90％以上，明人约2000种，清代约5000种。纵观文集，其内容既涉当代掌故，又关前哲事实；既可理清学术流别，也可把握群籍义例；既可考证古刻源流，又可核史传差误，牵涉历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方方面面。

文集确有代表性，历代文编更是编辑思想的集中代表。集部书籍编辑思想集中体现在出版文籍之内容、文编篇章之选择和对笔记小说的充分肯定等方面。

每部书编辑之缘由是分析其编辑思想的有效途径。然而，古籍历史久远，许多集部书籍由谁编辑、是谁出版掌握不易。但分析已出版作品的内容形式，也可了解编辑意图，有利于把握编辑思想。

集部书籍中有许多属“圣贤发愤之所为作”，既是作者反映心绪的工具，也与编辑思想有相通的关系。《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报任安书》亦说“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均是如此。集部书籍中也有许多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如《诗经》、《楚辞》、《聊斋志异》、《红楼梦》等。笔记小说反映的内容十分广泛，有历史琐闻、考据辨证，也有杂俎传奇。

文编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对一类或多类文集进行的汇编。如清代，从七百余奏议、文集中选录有关经世致用的文章2236篇，首列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大类，大类下再分子目。正文前列“姓名总目”三篇，介绍被选录各家的简历及其著作，无文集、奏议而选自他书的话也作说明。文编刊行后产生了很大影响，翻刻者不断，并出现了许多补编、续编和新编本。

《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是中国上古至隋代文章之总集，清代严可均辑校。全书741卷，收作者3400多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清朝开馆编辑《全唐文》，严氏认为仅唐一代文籍不够，还应包括唐以前文章，发愤独自编纂，27年后终于完成。该书收录范围包括别集、总集、史书、类书、金石、拓片，等等，广搜博采；全书以“文”为编选对象，载文而不载诗；所有“文”按朝代先后排序，分为《全上古三代文》至《全隋文》十四集，有些朝代不明的文章，单列《先唐文》一集，与清代官修的《全唐文》相接。同一朝代的作者，以帝后、宗室、贵族、百官、群雄、士庶、列女、释道、阙名等次序排列。由此，可知集部书籍的编辑，乃是对现实书籍编辑内容的补充，因对现实文编之不满足，感觉不完整，故另起炉灶。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文编都自有一套编辑方法，且均十分得当，为后世文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集部书籍中，笔记小说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出版中的数量与质量都带有编辑关注的独特眼光。笔记小说是中国小说的鼻祖，是一种带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创作形式，它兼有“笔记”和“小说”的特征。如果认可考据辨证性质的书籍就是笔记小说的话，笔记小说汉代就已经出现。如班固的《白虎通义》等。魏晋南北朝时期，集部的主体——“小说”开始具备一定的雏形，志怪类小说大量出现。如干宝的《搜神记》、葛洪的《西京杂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均被后世称为笔记小说。唐代笔记小说“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其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13)宋代笔记小说十分发达，小说辨证类的笔记，真实可靠。明清时代，小说的发展可与任何一个朝代媲美。明代胡应麟将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大类，范围更加广泛。清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使笔记小说重放异彩。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叙述带有白描性质，清新、流畅，是一种文人化的笔记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表现出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用夸张的情节和细节描绘出非凡的鬼狐世界，借用寓言产生象征意义，人物形象浓墨重彩，语言个性，特色鲜明。

总之，书籍出版是作者与编辑(编著合一的情况下二者合一)将编辑思想与书籍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结果。书籍内容只有与编辑思想相一致时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整理、印制，否则不能进入出版环节。经、史、子、集各部的编辑意识，或反映在具体图书的选题中(如总集、别集的形成)，或表现在编辑手法上(如史部文籍独特的编辑方法)，或互相衬托(子部地位的上下衬托经部突出位置)，或众星拱月(经部图书日益扩大的范围和强势)，正是鲜明的编辑思想才使得书籍具有生命力、影响力和收藏流传价值。

二、图书形式、体例结构是编辑思想的集中体现

(一)图书形制是内容的反映，也是编辑思想的凝练

古籍是知识的载体，文化的结晶，也是可供鉴赏的文物。欣赏理解古籍的魅力，人们多是从内容出发，无论单张文籍还是多页装订本，内容的价值毋庸讳言。然而，形制上的内在意蕴也是妙趣无穷的。一些古籍善本雕刻精致细腻，设色沉穆古雅，字字分明、页页生辉，散发出浓郁的艺术气息。书籍形式美自有其生长的环境。如当人们欣赏书法名家写刻的本子时常常会被其精美的书法艺术所陶醉，而书法艺术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内蕴也是可以回味的：字体字形与内容结合的适合度，文字与版框之间的和谐关系，版框、开本等形制本身的艺术欣赏性，正文与注文是否用不同的颜色加以区别、线装是六眼订还是八眼订……编辑多会追求印刷外观的整体效果。在中国古籍印刷中纸墨的构成也是考虑的重要元素。纸墨是否精良，是否初次印刷，用的何时何处产的墨，等等，这些也决定着书籍产生的时代。因为古籍的古色古香随时代而有所不同，宋刻墨色香淡，元代用墨则多不如宋，明清更次之，虽然也有刻印俱佳者，但用的是调和出来的墨。

图书形式是图书当然的组成部分。所有出版物都有形式。图书形式是图书美的要素。先秦，人们在契刻的龟板上，捉刀为笔，用挺拔的力度将文字刻画在材质上，刻痕入木，凸凹清晰，极具立体感，形式美分外突出。这些刻印出版的书籍流传至今，已不仅仅是普通的书籍了，同时也是文物和珍贵的艺术品。但其编辑思想依然随处可见。历史文籍除阅览、收藏功能之外也还有巨大的研究功能，更具增值潜能。再如商周时期依附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镌刻的方位、字体与器皿上的纹饰、图形相互呼应，精致和谐，世代相传，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编辑的思想。

(二)不同载体的文籍，材料使用与编辑思想保持统一风格

图书形制是编辑思想的反映，是编辑思想在形式方面的具体体现。当编辑有了清晰、系统的策划思路后，会将书籍的开本、使用材质、封面表现手法等一以贯之地表现出来，形成与内容一体的出版物。现代书籍设计如此，古籍亦然。如过去称之为“卷”的，有卷轴装的，也有帛书的。帛书曾记皇室贵胄之言行，也用于祭祀祖先和神灵，而称作“卷”的书中除一部分儒家经典外，还有天文、历法、医卜等著作。《墨子·明鬼篇》上说：“故先王之书，圣人之言，一尺之帛，一篇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虽然不是直接地记载编辑思想，但透过它的内容可知它多是比较重要的书籍。于是，在帛书上或织或画上“朱丝栏”、“乌丝栏”，有红有黑，有界行有栏框，既整齐美观，又便于书写，可谓书籍思想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有机结合。

中国古代文籍中无论何种载体的形制都与编辑思想、文籍内容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上述帛书如此，即使是石头制成的碑碣亦然。唐初，诏命经学大师贾公彦、孔颖达订正经籍。至文宗大和年间，在郑覃、唐玄度的建议下，依汉故事镌石太学，计有《周易》等12种经书。共刻114块碑石，每石两面刻，共刻经文650252字。每碑经石高约1.8米，面宽0.8米。下设方座，中插经碑，上置碑额，通高约3米。开成石经的版面格式与汉魏石经不同，每碑上下分列8段，每段约刻37行，每行刻10字，均自右至左，从上而下，先表后里雕刻碑文。每一经篇的标题为隶书，经文为正书，刻字端正清晰，按经篇次序一气衔接，卷首篇题俱在其中，一石衔接一石，故不易凌乱。可见当年刻石颇费思量，其形制也与“经”之内容相合。

(三)编辑思想十分明确的图书在外观形态上也具突出个性

中国历来都有尊儒重教的传统，无论官方还是普通百姓都对图书怀有敬畏、崇拜之心。这种心情反映在书籍编撰思想中也就将它作为一重要的工作认真对待，如明成祖朱棣为了炫耀文治，笼络士大夫，即位不久便修纂书籍，并清楚地说明了修纂宗旨：“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查之便如探囊取物……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14)显然，编撰《永乐大典》即是想得到一部大型类书。在这种编辑思想指导下，它的外观构造、编排形式都统一考虑。如认为“统之以韵”方能易于考察；毋厌浩繁、备辑众书方能达到“如探囊取物”之目的。这种编辑思想直接影响到《永乐大典》的修纂体例，它以《洪武正韵》、《回溪史韵》为纲，依照“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按韵分列单字，单字下详注音韵训释，备录篆、隶、真、草字体，然后列出含有该字的词汇。它全面采摘书契以来的百家之书，编排成为一部大部头的书。希望将各种典籍中的有关资料，一字不改，整段整篇，甚至整部编入以满足“探囊取物”。

如此一部编辑思想十分明确的书，在外观形态上自然也有十分高的要求。全书采用包背装，四周双边。每半页八行，大字单行十四五字，小字双行不顶格二十八个字。版心上下均为大红口，红鱼尾。边栏、书口、象鼻、鱼尾都为手绘。上鱼尾下题“永乐大典卷×××”，下对鱼尾间写页次。版式结构上看庄重大方，疏密得当。全书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及书口文字用红色，红黑鲜明，便于阅读。载体材料采用的是厚度均为0.12毫米的白棉纸，洁白柔韧。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为楷书，端正整齐，洒脱精神，成为写本中之精品。在插图方面，人物故事、博古器物、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均用传统白描笔法，生动逼真，工致精美，极具美感，与内容相互呼应，融为一体，也更加强化了《永乐大典》的编辑思想。

再如，历史上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四库全书》，是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专门设四库全书馆修撰的。当时，任命皇室郡王及大学士16人为总裁，六部尚书及侍郎为副总裁，下设总纂官、总阅官、总校官等三百多名，缮写人员数千名，历十年工夫得以完成的。乾隆三十七年谕曰：“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馀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缃，载籍极博，其钜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固足称千秋法鉴，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家藏抄本，录副呈送。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对于这部可以代表官府修史水平的巨著，当然会在美观与实用上考虑。为了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而作为全书纲领的《四库全书总目》则采用代表皇权的黄色。从认真程度上看，尽管是在全国征集的数千文人学士，又耗时十年，然而，工整的正楷抄书，连同底本共八部字体风格均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编辑思想都是十分明确的。当然，它看似“稽古右文”，实则“寓禁于征”，在整理文化的同时也摧毁了一部分最具有爱国思想的文化典籍。

《天工开物》的编次反映了“贵五谷而贱金玉”的编辑思想。书中首排与食衣有关的农业各章，其次是工业各章，最后是有关珠玉部分，重农、重工、重实学的编辑思想体现无遗。全书有文有图，文字简洁，插图生动，别具一格。123幅插图展示了工农业方面有关器物的生产过程，像提花机、钻井设备、轧蔗机、大型浇注锤锻千斤锚、阶梯式磁窑、玉石加工磨床等。所绘内容结构准确，比例恰当，立体感强，依其图样与数据，即可将所绘的各种机械设备重新制造出来。全书除个别章节引用前人著述外，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作者在南北各地调查所得，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到民用机械、国防武器，应有尽有，“穷究试验”的研究方法对所述技术给以理论上的解释，使之区别于一般的技术调查报告。《天工开物》堪称我国古代不朽的科技巨著。

(四)插图是编辑思想的表达方式

“书”是从“图”发展过来的。文字产生以前人们交流表达的方式中就有各种各样的图形。当“图”慢慢演变成表示文字的“书”时，文字逐渐成熟丰富，并成为人们交流过程中主要的符号。《周易·系辞》上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说的是伏羲根据“图”和“书”画出八卦，成为后世关于《周易》来源的传说。可见“图”与“书”之渊源关系。中国最早的图书形态都是图文并存的，有图有书。即使是在狭窄的简策上面人们也会数枚连成一片的呈现出完整的图形。(15)阮孝绪在《七录序》中说，《七录》中收录有6288种图书，44526卷，其中内篇有图者775卷，外篇有图者100卷。(16)说明在魏晋南北朝以前的写本中有插图的图书已经相当多了。随着佛教书籍的增加，出现了许多配以文字说明的插图，一部书中出现了几十幅、甚至上百幅与文字相配合的插图。如《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中有53幅插图；《天竺灵签》每签上有一图；(17)《水陆道场神鬼图像》(明成化年间刻本)，存图一百多幅。插图可以像文字一样表达编辑思想。对于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人来说，看到书中插图便可知道书中所说之意，因此，隋唐时代，佛教书籍上图下文的插图艺术得到很大发展，编辑多利用插图宣传、美化图书，更多的图像本通过插图让不识字的教徒接受教义。编辑通过刻刀将生活中的小河流水、花草瓜果、菩萨禅师、亭台楼阁、佛珠宝玉等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禅意文意，意境深远，尽现图中。

雕版印刷术兴起，书籍出版业得到空前兴旺和繁荣。《旧唐书·经籍志》上记载唐以前图书3000余种，51000多卷；《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朝以前图书4600余种，73000卷；《宋史·艺文志》上记载宋以前图书已达9800余种，近120000卷，可见雕版技术带来的发展。与此同时，医书、史书、兵书、戏曲小说等都附有插图，或以图解经、以图明史，或以图释文、以图美化书籍，起到了强化书籍编辑思想的目的。明朝，戏曲小说得到极大发展，也带动了书籍插图艺术的繁荣，成为书籍插图本发展的鼎盛时代。当时，不仅北方、南方插图形成不同风格，在南方也分建安派、金陵派、武林派、新安派(徽派)等不同流派，各派风格不一，争奇斗艳。到明万历年间，可以说已登峰造极，光芒四射，几乎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最有特色的是使用了套色的技术方法，发明了“饾版”、“拱花”印刷工艺，可以做到五彩缤纷却不灿然夺目，求其浓中为淡、淡中之浓的效果。

《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大型类书，举凡天文地理、人伦规范、文史哲学、自然艺术、经济政治、教育科举、农桑渔牧、医药良方、百家考工等无所不包。全书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开，规模宏大、分类细密、纵横交错、图文并茂，因而成为查找古代资料文献的十分重要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中有许多插图。雍正在《古今图书集成·序》中说：“朕绍登大宝，思继先志，特命尚书蒋廷锡等董司其事……凡厘定三千余卷，增删数十万言，图绘精审，考定详悉，书成进呈。”在《古今图书集成·凡例》中说：“古人左图右史，如疆域山川，图必不可缺也。即禽兽、草木、器用之形体，往籍所有亦可存以备览观，或一物而诸家之图所传互异亦并列之，以备参考。”可见插图在该书编辑中也是十分受重视的。32典中除“家范典”、“氏族典”、“选举典”和“铨衡典”没有插图外，其他都有插图。有的插图的确不多，如“岁功典”1幅、“坤舆典”3幅，“交谊典”1幅等，很多“典”插图达数百上千幅，如“历法典”519幅，“考工典”988幅，“草木典”1009幅等。

清朝插图艺术远不及明朝，在多次大规模的禁书后，插图艺术也衰败了下来。在民间刻书渐没落时，清朝官刻本中插图也更加受人推崇。画家参与书籍插图创作，使之保持了官刻本的荣耀，也为编辑思想在书籍出版中的贡献做出了榜样。

注释：

①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1页。

②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页。

③钱曾撰，丁瑜点校：《读书敏求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6页。

④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年，第91页。

⑤司马迁撰，郭逸、郭曼标点：《史记》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58页。

⑥任继愈、李广星主编：《墨子大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789页。

⑦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页。

⑧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38页。

⑨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24页。

⑩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11)袁咏秋、曾季光主编：《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7页。

(12)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年，第112页。

(1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第75页。

(14)杨士奇：《明太宗实录》，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393页。

(15)徐小蛮、王福康：《中国古代插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页。

(16)阮孝绪：《七录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64页。

(17)据《中国古代插图史》第46页记载：郑振铎先生发现这本书时，已残缺，从第5开始至第92结束。每签上有一图，下为签文。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封)2012年第2期 第143-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