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童年，返回茫然，

无牙齿，无眼睛，无味觉，无一切。

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一剧中曾将人生比作一出七幕戏，这是第七幕也是最后一幕。

2002年，在即将回到清华园的前夕，杨振宁曾引用这句话，并加以解释说：“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么我实在十分幸运。今天不但我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几乎一切。而且我还有机会开始一个新的事业——帮助清华大学发展高等研究中心。清华园是我幼年成长的地方，我一生走了一个大圈。那么我的最后事业也将是我一生中特别有意义的一幕。”

又十八年过去了，以他为圆心，一束束科学之光从清华园不断向外辐射闪耀星空。

科学馆是清华园里最早的建筑之一

落叶归根回到清华园的杨振宁，将自己的住所取名为“归根居”。这里距离他在科学馆二楼的办公室，也就是他父亲杨武之曾经工作的地方步行不过十分钟，从科学馆往西走不远便是他儿时生活的地方。清华园中的学子时常能在校园里看到他的身影，年轻的学生们见到他时总是会带着兴奋而略显紧张的心情恭敬问候，他会和蔼地点头回应。

作为清华园里最早的建筑之一，古香古色的科学馆前是一片绿油油的大草坪，东北侧便是雍容典雅的大礼堂，西北方是水木清华荷塘，逶迤的山坡下立着闻一多和朱自清的雕像。傍晚时分，放学归来穿着清华附小校服的孩子们总爱在这里的空地上肆意奔跑玩耍。刚刚走过110年的清华园，在如今已经99岁的杨振宁眼中，还是儿时的模样。

初秋的清华园，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归根居一楼的会客厅，随窗外的枝叶粼粼波动。墙壁中间挂着一个相框，是杨振宁2003年12月自己写的一首五言诗《归根》：“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从童年的清华园、战乱时期的西南联大，到远渡重洋成为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再回到清华引领新的事业，他的命运一直与时代变迁紧密呼应。

杨振宁在2019年求是奖颁奖典礼现场

“其实，抛开科学家与时代的滤镜，他只是一位普通的清华园里长大的孩子。”清华高等研究院教授、杨振宁的博士生翟荟说。

清华园里得天独厚的童年

12岁那年的一天，偶然间杨振宁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名为《神秘的宇宙》的书，他被书中所讲的奇妙宇宙深深吸引，回家对父母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拿诺贝尔奖！”

红砖青瓦，春风、杨柳，水波上浮荡的黄咀雏鸭。

这是杨振宁记忆中上世纪30年代清华园最熟悉的模样。在这里，他度过了难忘的8年少年时光，奠定了日后全方面发展的文理基础，并展现出在数学方面“异禀”的天赋与兴趣。

1935年摄于清华园西院11号杨家院中。远在柏林念子心切的杨武之在照片背后写下：振宁似有异禀，吾欲字其伯瓌。

1929年，杨武之受熊庆来邀请来到清华参与筹建数学系，只有7岁的杨振宁跟随父母住进了位于清华园西端的西院11号。彼时的清华刚“升格”为大学不久，贤才皆至、群英聚集。与杨振宁家紧邻的是中国现代美学奠基者之一的邓以蛰一家，其子、“两弹元勋”邓稼先是他毕生挚爱的好友。王国维住在16号院，比邻的还有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者，数学系教授郑之蕃、熊庆来。在这样一个名师云集、学术氛围单纯热烈的环境里，杨振宁尽情吮吸着知识的甘霖，饶有兴趣地探索有关科学之美与奥秘的故事。

受父亲熏陶，杨振宁很早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于儿子的天赋，杨武之早有察觉，也经常自豪地与朋友谈起。但相比于“拔苗助长”，他更看重杨振宁的全面发展。在杨武之看来，作为中国人，学好传统文化，培养健全的人格，比成为天才儿童更重要。初中一年级暑假，杨武之请了清华大学历史系高材生丁泽良每天早上给杨振宁讲授《孟子》，讲课地点就在科学馆里他的办公室。

宁静的科学馆内，屋墙上的窗棂纵横交错，窗外是满眼生机的绿色。每天两小时，杨振宁跟随丁泽良沉浸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妙之中，为日后取得辉煌的科学成就奠定了扎实的人文基础。

而在当时，围墙外的世界早已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清华园就像是一个避风港，为杨振宁创造了无忧无虑的氛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对清华园中的童年生活，杨振宁记忆犹新。

12岁那年的一天，偶然间杨振宁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名为《神秘的宇宙》的书，他被书中所讲的奇妙宇宙深深吸引，回家对父母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拿诺贝尔奖！”

23年后，一句童真的“狂言”成为了现实。

战火纷飞中的大学时光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

1937年，杨振宁15岁，迎来了生活上的巨大变化。由于时局持续恶化，“七七事变”后五天，出于安全考量，杨武之将妻孩送回了合肥老家。同年11月，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后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杨武之全家一路辗转到了昆明，租住在文化巷11号一所老式房屋里。1938年夏天，鉴于辗转流离到抗战大后方的中学生很多，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了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要高中毕业文凭，都可以按照“同等学力”报考大学。在昆华中学读书的杨振宁得知这一消息后，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以高中二年级的学历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被西南联大化学系录取。但在准备入学考试时，他自修了高中物理，发现自己对物理更感兴趣，于是12月进入大学后转到了物理系。

著名翻译学家许渊冲先生在他的自述《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里生动地记述了第一次在西南联大课堂上见到杨振宁的情景，形容他眉清目秀，脸颊白里透红，眉宇间流露出一股英气，眼睛里闪烁出锋芒。许渊冲说，杨振宁是西南联大成绩最好的学生。英文考试杨振宁考第一，得80分；许渊冲考第二，得79分。此外，杨振宁物理考100分，微积分能得99分。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履历表

战时的西南联大物质条件极为艰苦，昆明并没有因为偏居西南而避过战火，平静很快被打破。铁皮屋顶、雨声震响，稻草茅室、逢雨便漏。随着日军轰炸的日渐频繁，“跑警报”也成为了师生的“必修功课”。尽管处于非常困难时期，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却非常好，教师阵容也十分强大。

“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大二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大二力学则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杨振宁日后回忆时如数家珍。

西南联大物理系规模不大，却俊彦云集、巨擘济济，被誉为“最接近国际水平、最有望启渥未来大师的摇篮”，系里的吴有训、赵忠尧都曾做出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吴大猷和王竹溪分别指导了杨振宁的学士、硕士论文，并引导他进入了对称性分析和统计力学两大研究领域，这也是20世纪后半叶物理学发展的重要支柱与前沿。杨振宁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自己很幸运，在这里及早地进入了这两个领域。

在西南联大，杨振宁的学术视野迅速拓展并为日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时在西南联大本科生所学到的东西及后来两年硕士生所学到的东西，比起同时美国最好的大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杨振宁说。

山河飘摇的战乱年代，西南联大师生心中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父亲杨武之对杨振宁的学术发展一直影响颇大。杨武之出生在清朝末期，是第一批接受中国现代教育的大学生，历经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严重的民族社会危机，将民族振兴视为己任。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杨武之将全部精力投入教书育人。父亲就像一个窗口，让杨振宁在幼小的年龄就接触到了更广大的世界，他的家国情怀也深刻地影响了杨振宁的一生。

在西南联大时，杨振宁哼得最多的一首歌是父亲一生都喜欢的《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

经历过满目疮痍的落后中国，在战火纷飞的的岁月中弦歌不辍。此前一直生活在象牙塔中的15岁少年，以这样直接又狼狈的方式接触到了最现实的中国，愈加渴望一张平静的书桌，对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复兴亦有了更深切的期待。

于高峰处，更攀高峰

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同样，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源出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我已献身于现代科学，并将竭诚工作，为之继续奋斗。

1945年，刚满23岁的杨振宁坐上了昆明飞往加尔各答的飞机。与他一起的，还有其他20多名赴美留学的学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已经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这里是年轻人追求学术的圣地。

来到享誉世界的芝加哥大学的杨振宁，迅速成为物理系同代研究生中的佼佼者。美籍德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斯坦伯格在《从π介子到夸克》一书中写道：“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学生老师’杨振宁，他来自战时困境中的中国，虽然只有24岁，可是已经熟悉了全部的近代物理。”

“我到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不到一个月，那时候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有200多个研究生，（我）立刻就变成了研究生中物理学的知识最多的一个人，所有这些都是拜了我在西南联大七年学习的结果。”杨振宁自己回忆说。

当时通过庚子赔款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填补国内学科某个空白的责任。杨振宁曾对导师说：“我总得回中国去，回国后，我觉得理论物理没有什么用，中国需要的是实验物理，所以我要做这方面的工作。”但在实验室的两年，实验物理方面不断受挫的经历让他愈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动手能力强的人，他一度陷入纠结困惑中。“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在物理学家特勒的建议下，杨振宁最终选择告别实验物理领域，重新进入了顶级的理论物理圈子。

1948年6月，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20年前，他的父亲杨武之也是在这所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这种求学治学的渊源，似乎是一种血脉相连的传承，温和而有力。

杨振宁曾经多次说，他在芝加哥大学学到的不仅是一般书本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方法与方向”，所以他说自己“是很幸运的”。

1949年到1966年，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了17年。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富尔德楼里是一座具有新乔治式风格的砖砌大楼，坐落在英式草坪的中央，树木环绕。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里是全世界研究者向往的“象牙塔”。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数学家赫尔曼·外尔的办公室就在这座楼里。

在普林斯顿，杨振宁迎来了他的学术黄金期：1954年，他与米尔斯合作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理论”，这使得杨振宁成为20世纪继爱因斯坦、狄拉克之后的又一位写出奇妙的能量基本结构方程的理论物理学家，并于1994年获得了北美地区奖金额最高的科学奖——鲍尔奖。颁奖词认为，这项工作足以和牛顿、麦克斯韦以及爱因斯坦的工作相提并论。

杨-米尔斯场理论让规范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而杨振宁又心无旁骛地向着另一个科研高峰攀登而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近代物理科学接续战前量子力学的辉煌革命成就，继续展现它丰沛的创造力。20世纪四五十年代，科学家们在宇宙射线里探测到了许多新的粒子，这促使宇称守恒成为一个热门的问题。宇称守恒是指在任何情况下，任何粒子的镜像与该粒子除自旋方向外，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这一定律被物理学家们视为最基本的规律，它在强力、电磁力和万有引力中相继得到证明，但在弱相互作用中尚未被证明。在“θ-τ之谜”引起物理学界极大震动之时，杨振宁和同样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李政道非常关注这件大事的动向。

1956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人们相信，这件事（宇称不守恒的发现）移开了通往一个关于构成物质宇宙的基本单元的统一理论的主要路障。……物理学家们现在感到有信心，他们至少从现在的‘宇宙丛林’里找到了一条出路。”在宇称不守恒正式被承认的次日，《纽约时报》在一篇编辑部文章中处处洋溢着对这一发现的惊叹。

1957年诺贝尔奖的颁奖现场。左起第一人为杨振宁，第二人为李政道。

1957年的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成为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最为闪耀的一对年轻人。杨振宁在致辞中以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的历史开头。他提到了清华大学这所由于“庚子赔款”得以建立的学校和自己通过庚款留学项目赴美深造的经历。他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同样，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源出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我已献身于现代科学，并将竭诚工作，为之继续奋斗。”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的确让全球华人为之振奋。1960年，杨振宁在巴西里约机场受到几百名华人的热烈欢迎。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更是兴奋极了，他多次告诉杨振宁的弟弟妹妹，不要小看中国人在世界上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深远意义，这件事至少使一部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打掉了自卑感，从心理上敢于同西方人一争短长了。

杨振宁清楚地意识到这个诺贝尔奖的荣誉超越了个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位全世界公认的顶尖理论物理学家深切地感到自己流淌着与父辈相同的血液。他曾说过：“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的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这个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他对西方科学的杰出思维传统和对中国祖先的杰出文化传统同样崇敬。”曾与杨振宁共事多年的著名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费曼·戴森这样评价他。

除了在粒子物理学中的伟大成就以外，杨振宁在统计力学领域也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1966年加入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后，很快就提出了杨-巴克斯特方程。杨-巴克斯特方程是杨振宁在统计物理学中的重大成就，数学大师陈省身曾经说：“这种代数结构在理论物理这么多领域的可解性方面起着如此根本的作用，真是不禁令人啧啧称奇！”杨振宁因此获得了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昂萨格奖，这是一个地位仅次于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奖项。

杨振宁的物理工作展现了一种深邃且精简的美妙风格。在他看来科学研究的成果如同大自然的诗歌，“这是一首很美的诗。当我们遇到这些浓缩的结构时，我们就会有美的感受。当我们发现自然界的一个秘密时，一种敬畏之情就会油然而生。”

自1945年赴美留学以来，杨振宁虽身处学术界，但是他研究的物理学之中的核物理，与原子弹武器有密切关系，所以他特别有意地避免这方面研究，也绝不去美国制造核武器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连IBM公司的顾问一职都毅然辞掉。

1971年，冻结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以“乒乓外交”的民间交往形式走出了关键的一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杨振宁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完成了多年来未尽的心愿。

对于科学界来说，杨振宁的这次新中国之访可谓一次“破冰之旅”。此后，他一直致力于帮助架设起中美科学家之间友谊和交流的桥梁。在20世纪70年代，杨振宁先后回国6次，数次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曾向周恩来建议：“中国在教育科研中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好的，也是必须的，但是目前中国不重视基础数学和理论研究，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应引起重视。”

在杨振宁关于童年老家的零碎记忆中，正厅门口贴着的一副对联令他印象深刻，上联“忠厚传家”，下联“诗书继世”。“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字。”而对于生于传统中国书香门第、长于孔孟之道家教环境的杨振宁，“忠”字成为了始终压在他心上的一块石头。“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2003年，81岁的他重归故土，落叶归根、回到清华。

开始新的旅程

我从小在清华园中长大，对园中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我愿在有生之年尽力帮助清华大学发展，尤其是使清华大学的理科重新建立起来。

杨振宁给本科生上课

2004年9月13日，清华第六教学楼。82岁的杨振宁身着蓝色衬衫走上讲台，面对130余位大一新生的稚嫩面孔，将最基础的物理概念娓娓道来。杨振宁上课从来不点名，每节课45分钟，两节课连上，从头讲到尾，谁要想上厕所直接去，不用跟他打招呼。“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平易近人，没什么架子。”此后的整整一学期，杨振宁每周都准时出现在这间教室，用一个半小时带领学生体验物理的奥妙。

为学生讲授《普通物理》是中科院院士、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的建议。当时国内许多知名教授都不教书了，更不肯教本科生。“你可不可以教一次大一物理，也许有示范作用。”没想到，杨振宁一口答应了。

回到清华园的杨振宁与当年的父亲一样选择教书，他们的办公室也都在一起。“回到清华来，我又开始了新的旅程，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帮助清华训练一些年轻人……如果我能够帮助他们走到正确的学习、研究的道路上去，这当然是一个很值得做的事业。”杨振宁说。

杨振宁

杨振宁还一直关心着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2009年更名为高等研究院）的创建筹备工作。“从1996年6月到1997年8月杨先生多次不辞辛苦来清华为高研中心的事情，从选聘人才、筹集经费到专业方向和发展规划，都积极出谋划策……这一切足可见高研中心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清华大学原校长、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顾秉林也是中心筹建的主要参与者，在他的回忆中，杨振宁为了高等研究中心的筹备多次漂洋过海，为中心的发展定锚稳舵。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以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样本，旨在打造一个专注基础研究、探索前沿科学的一流学术宝地。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过17年，是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世界顶尖科学家，无论从组织经验借鉴还是学术环境营造上，他的指导和助力对高等研究中心而言至关重要。

杨振宁（右一）从时任清华校长王大中手中接过清华大学聘书

1997年6月2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正式宣告成立。次年6月，杨振宁从时任清华校长王大中手中接过聘书，成为了高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聘任仪式上，他动情地说：“我从小在清华园中长大，对园中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我愿在有生之年尽力帮助清华大学发展，尤其是使清华大学的理科重新建立起来。”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他东驰西骋、多方游说，在香港注册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有限公司”，在美国成立“清华北美教育基金会”，以基金会的形式为中心募集更多资金，并带头捐出自己的全部工资。在他的力邀和影响下，林家翘、姚期智、翁征宇、王小云、张首晟……一位位世界级科学家加盟清华高等研究院，使其迅速成为学术界一颗令人瞩目的新星，一系列链式反应吸引着越来越多优秀学者选择落脚于此，让杨振宁在清华建立一个纯粹、自由的学术殿堂的梦想渐渐变得触手可及。

2002年6月17日，清华园迎来了一场科学界的盛大节日：数十位世界顶尖科学家汇聚一堂，参加由清华大学和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前沿科学国际研讨会”。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齐聚清华开展思维碰撞，一场场精彩的科学前沿报告让清华园弥漫着浓郁的学术气息，杨振宁用如此“科学家”的方式度过了自己的八十寿辰，并想借此机会扩大高等研究中心的学术影响力，提升清华的学术科研水平，推动国内科学研究与世界接轨。

建院初期，杨振宁时常需要将自己在国际科学界的声望转化为最宝贵的学术资源以支持高等研究院，而如今，这里俨然成为国际顶尖学者的向往之地。海内外“最强大脑”云集于此交流碰撞，追寻科学的真谛，探求真理的边界，也带动着越来越多清华的年轻学者在前沿科学领域的探索中渐入佳境。

生活中的杨振宁

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

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

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杨振宁的性格特点，很多人不约而同会想到 “率真”，这一点在他晚年仍然十分明显。

2010年6月的一个深夜，朱邦芬收到杨振宁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清华高等研究院一名博士生向某学术期刊投了一篇文章，署名只有他一个人，但编辑部两位同行评审中的一位要求作者再另外引用三篇文章。作者向杨振宁请教如何处理。杨振宁在邮件中说：“have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with XX’work”,并指出这是审稿人在滥用特权谋取利益。这种现象其实当时经常发生，许多人熟视无睹，但杨振宁“管闲事”旗帜鲜明地反对学术不当行为，让朱邦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令清华大学校友徐荣凯记忆犹新的是杨振宁生活中展现的一面。2008年，杨振宁携夫人翁帆到云南师范大学参加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70周年活动。在丽江古镇，小街不宽，他们坐在二层酒吧。对面窗户的人隔街而立，打了招呼开始对歌。一方唱完另一方接着唱，谁要跟不上就算输。86岁的杨振宁不甘人后，不仅跟着吼唱还挥舞手臂打拍子，俨然一个啦啦队长。他拿来照相机跑来跑去为大家拍照，后来甚至跑到台上跟着音乐舞动，俨然一个顽皮的大孩子。第二天，他仍然兴致很高地去爬玉龙雪山，玩兴不减地为大家拍照，并在大家多次催促下，才在4506米的海拔竖碑处留影后恋恋而归。

杨振宁喜欢在校园里骑自行车。即使是在80多岁的高龄，他也仍然喜欢在校园里骑着自行车“转悠”，并专捡有下坡路的地方体验速度的“快感”。

清华高等研究院教授、杨振宁的博士生翟荟在他科学馆的办公室向记者分享了一则自己女儿周岁时的视频。这则视频就是在归根居由翁帆拍摄、杨振宁剪辑的，杨振宁还特意参考纪录片专门制作了片头，字幕上写着：“杨翁制片厂”。

“剪辑视频是杨先生的一个兴趣，最近他还希望我教他如何通过电脑剪辑短视频。”翟荟说。

秋日的光透过科学馆的窗棂上层层叠叠的爬山虎稀疏地洒落进来，过滤掉炽烈与浮躁，显得柔和沉静了许多。这里的构造几乎还是当年的模样。不同于熙攘的教学楼，这里显得异常安静，似乎可以清晰地听到墙壁上挂钟的秒针滴滴答答的声音。透过一扇虚掩着的房门，一位专注的年轻人正独自对着白板快速书写着计算公式。时光在这里仿佛慢下来脚步，接续的志向却川流不息。

杨振宁在90华诞学术纪念会上

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

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

这是杨振宁特别喜欢的英国大诗人艾略特的一首诗，并亲自翻译成了中文。这首诗似乎也印证了杨振宁的百岁人生。

2007年，杨振宁出版了个人文集《曙光集》。他在前言中写道：“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长夜。我和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中。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

2021年，杨振宁将2000余件珍贵的文献资料捐赠清华

2021年，在清华即将迎来建校110周年之际，杨振宁决定将办公室和资料室内的图书、文章手稿、来往书信等资料，共计2000余件，无偿捐赠给学校。“清华以后十年、二十年会有中国最优秀的，尤其科学方面的年轻人来念书，这个是必然的事情。那么我相信，清华大学会好好地利用这个优点，为国家培养出更多世界级的未来物理学方面的领军人物。”杨振宁在采访中充满期待地说。

文 | 清禾

图 | 李派 匡林华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排版 | 皇甫硕龙

编辑 | 高原 赵姝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