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的一些革命先辈在成长与斗争中展现出丰富的形象特质与精气神,而被大家以亲切的“别名”“雅号”相称。这些内蕴精神审美与民族意志张力的称呼,树立起党的光辉形象,彰显了坚定的革命意志。
「中流击水」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毛泽东主张“大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故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别名叫“毛奇”。
年轻的毛泽东“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既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仰天长问,又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浩然壮气,更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历史担当,确实无愧于“大丈夫”“奇男子”。
周恩来面对国家危难和人民困苦,决心“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誓言“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立下“面壁十年图破壁”的远大志向。
1928年,周恩来开始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由于环境险恶,加之社会上认识他的人不少,故特意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延安时期,为了与强大的敌人“捉迷藏”,周恩来化名“胡必成”,取革命必定成功之意。
在苏联求学期间,邓小平立志“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面对人生起落,他表现得“相当达观”。邓小平说,自己是乐观主义者,“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当他1977年再度复出时,外媒纷纷报道,称赞他是“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铮铮铁骨」
1916年夏,四川反袁起义军总司令熊克武率军进入重庆,派人去找刘伯承。但是,嫉贤妒能的副官拒不引见,刘伯承流落街头。他那悲壮的《满江红》箫声,引来了当年的部下王小刚。自此,刘伯承才得以归队。
刘伯承指挥的第九旅屡建奇功,连克大足、渠县、新都等重镇,让北洋军闻风丧胆。由此,他被誉为“当代刘伯温”。
今年是虎年。开国大将徐海东因为在战场上骁勇善战、多次挫败敌军,赢得了“徐老虎”的威名。开国中将王必成也被称为“王老虎”。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大小200多场战斗,战斗勇猛、连战连捷,其所率部队被称为“老虎团”。
无论是在艰难的井冈山革命斗争,还是在残酷的冀南抗战岁月,宋任穷面对困难从不退缩,总是咬紧牙关,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去赢得胜利。
面对敌人重兵围歼井冈山根据地,他历经千辛万苦,重新找到红军;在冀南恶劣艰苦的环境下,他和战友们舍生忘死、坚持战斗,抵挡了敌人的疯狂进攻,牢牢站稳了脚跟。
“咬牙渡过难关”是宋任穷制胜的法宝,他也因此得到了“咬牙干部”之称。每一次“咬牙”,都是对承受极限能力的一次突破,都是共产党人斗争精神的生动体现。
「艰苦朴素」
1927年,被土匪捕捉的朱德“满脸胡楂子,穿得破破烂烂的,像有五六十岁了,身上的旧军衣早已洗得发白,腰上围条破围裙,脚上穿着一双草鞋”。打量完这身装扮,土匪头目认定这就是一名“伙夫头”,朱德因此逃过一劫。
这样一位率领百万人民军队、取得卓著功勋的大将军,当年真的是连一双袜子都舍不得穿,还经常把马匹让给伤病员和女同志,自己则帮着战士背枪、背行李、挑担子,甚至挖了野菜,也要亲自尝过后才让战士们吃。
朱德的“伙夫头”形象,诠释的是朴实无华、身先士卒的崇高品德,展现的是共产党人不改初心与不忘使命。
徐向前“是帅又是兵”,被称为“布衣元帅”。这个别名反映了他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美德。
战争年代,徐向前亲手为自己织了一件毛衣,这件毛衣一穿就穿了30多年。他用爱党、爱军、爱兵的实际行动,成就了“布衣元帅”的大爱人生。
开国中将詹才芳被人们称为“斋公”。他常说:“粗茶淡饭,百事可做;清心素食,万物不移。”但是,他对老乡们十分“大手大脚”,不仅把好一点的鞋子、裤子、大衣、帽子送给大家,还把儿子多次想要的双筒猎枪也送给了乡亲们。儿子询问:“为什么不给我?”他回答:“猎枪带回老家可以打猎,解决吃的问题。”
「赤子情怀」
任弼时15岁时走上长沙街头,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从那以后,他为人民兢兢业业、干工作孜孜不倦,始终恪守“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能只走九十九步”的准则。
叶剑英曾感慨:他是我们党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彭德怀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位铁骨铮铮、战功赫赫的元帅,曾经谦虚地说:“我们要像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而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
在侄女眼中,伯父不仅要求自己实事求是,同样要求晚辈“不能说假话”。他曾在茄子地里教导侄女:“茄子不开虚花,小孩不讲假话。我这个老头子就像茄花、小孩一样,不开虚花,不讲假话。”
“扫帚”“茄花”是彭大将军鲜有人知的自号。这位指挥过千军万马、叱咤风云于沙场上的元帅,能始终保持如此纯净、彻底的赤子情怀,令人感佩、崇敬。
「催人奋进」
海军原副司令员陶勇本名张道庸,是父母特意请私塾先生为他取的文雅“官名”。不过,出生在旧社会的张道庸非但没走中庸之道,反倒成长为打破黑暗、追求光明的“叛逆者”。
后来,为了更好开展地下工作,组织上让他用化名。粟裕提议:“干脆把张姓去掉,取‘道庸’的谐音而为‘陶勇’。”陈毅点头说道:“陶者,无忧也;勇者,无畏也!”就这样,陶勇这个名字就被一直沿用了下来。
出生在金寨的张贻祥,以“传奇”的方式展现人格魅力,因而获得了多个“外号”。
比如,“萝卜大王”。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一边练兵备战,一边垦荒种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当时,在一二九师师部机关担任政治协理员的张贻祥组织一批人,去农民那里学习播种。
在大家的努力下,粮食、瓜菜都获得丰收,有效弥补了给养不足的困难。特别是种出来的白萝卜,不仅产量高、水分足、营养好,而且个头特别大。邓小平看了后称赞干得好,还幽默地说:“这个张贻祥,种地还挺像样,打仗屈才了嘛!居然种出个萝卜大王啊!”就这样,张贻祥这个“萝卜大王”的外号不胫而走。
又如,“枪痴”。
新中国成立后,张贻祥负责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军械试验靶场,承担着常规武器试验的重任。由此,他对枪械的研究与试验,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对于新中国制造的每一件常规武器,他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熟悉。大伙感慨:这个张贻祥居然成了个“枪痴”!
总之,革命先辈的“别名”“雅号”凝结胆识和力量、砥砺信仰与品格,永远值得传颂,永远催人奋进!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速继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魏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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