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化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移风易俗、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贵州地名中蕴含的儒家教化理念，在传统中国边疆省份中较具典型性。古代贵州大大小小各种层次的地名之中均蕴含有教化特色的地名，包含有宣传中央王朝威名、祥瑞吉利、儒家忠孝仁义三大类地名。关键词：儒家；地名；教化

一 、问题的由来

教化是儒家所提倡的理念，它把政教风化、教育感化、环境影响等有形和无形两方面的手段综合起来运用，既有皇帝的宣谕，又有各级大小官员耳提面命的教诲和身体力行的示范，还有立功德碑、树牌坊、传播通俗读物《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多种形式和手段。教化既注重向人们正面灌输忠孝仁义礼智信廉耻勇的大道理，又注意结合日常活动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明事达理，潜移默化，其效果要比单纯的学校教育更深刻、更牢固。

历代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把教化当作移风易俗、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礼记·经解》中说：“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３８７西汉的董仲舒把教化形象地比喻为阻止洪水的堤防，“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因此，人们对历代中央王朝在边疆教化的手段的研究通常聚焦在推行儒学教育，建立书院、义学、学宫等，很少有学者专门注意到地名的命名亦包括历代中央王朝推行儒家教化理念的殷殷之意。目前关注这一论题的仅有蓝勇《西南边疆政区名称教化功能演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一文，然蓝文所涉及贵州地名的讨论，仅限于府厅州县级地名，于里、堡等更为接近百姓日常生活的地名则鲜有涉及，且于贵州各层次的地名论述不够透彻，尚存在从教化理念层面来专题讨论贵州古代地名的学术空间。此外，蓝勇认为县级以下乡镇地名较为复杂，教化色彩的地名在其中的比例十分小。但贵州清代新设的许多里堡地名恰恰与这一判断相反，教化色彩极其浓厚。

贵州晚至明代永乐十一年（１４１３）建省，明清时期正是中央王朝日益强化专制制度的时期。蓝勇的研究认为，元明清时期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的大增，显示了元明清时期中原对西南边疆控制最深入的时代特征。考察贵州地名中蕴含的儒家教化理念，在传统中国边疆省份中较具典型性。

二、贵州古代地名与教化理念的贯彻

统治者认识到地名是维护其统治的一种工具，所以举凡地名的更名、命名都是围绕着维护其统治目的进行的。以古代贵州各府、厅、州、县、里、堡等为例，可以看出王朝教化的意图如何贯彻在古代贵州大大小小各种层次的地名之中。从贵州的例子可以看出，命名是王朝边疆统治策略的一部分，同时寄托着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厚望，由地名的命名似乎也可以推测华夏民族何以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内，以滚雪球的方式逐渐扩大、延伸其疆域，变“新疆”为“旧疆”，变“旧疆”为“腹地”。清代贵州省１４个州厅府中，安顺府、兴义府、大定府、遵义府、平越厅、镇远府有教化色彩，占４０％以上。１００晚至民国年间，贵州有贵定、修文、清镇、安顺、长顺、镇远、黄平、都匀、平越、兴仁、兴义、安龙、镇宁、普定、威宁、大定、遵义、正安、绥阳、瓮安、仁怀等县名有教化色彩，占７９个县的２７％左右。８３－１０５贵州的许多府、厅、州、县、里、堡的名称都蕴涵着深刻的意义，肩负着历代中央王朝对苗疆教化的殷切期望。

第一、“府”的命名。

（１）镇远府：取“镇服边远地区蛮夷”之意。

（２）新化府：取“新入王化”之意。明永乐十一年（１４１３）在思州宣慰司地置新化府，宣德九年（１４３４）废入黎平府。今湖南娄底市仍有新化县

（３）平远府：康熙三年（１６６４），设平远府，后改为州，民国初年改称织金县。今广东省梅州市仍有平远县。

（４）兴义府：原名南笼府，嘉庆二年（１７９７）闰六月初十日，谕内阁：“贵州南笼系由厅改郡，本年仲苗滋事以来，该郡绅士民人等深明大义，众志成城，被困日久，固守无虞，允宜特赐嘉名，用昭劝励，南笼府着改为兴义府……俾其顾名思义，共勉敦庞，以副朕褒奖善良至意。”可见这些地名，无不蕴含着中央王朝教化苗疆的良苦用心。

第二、“厅”的命名。归化厅：清雍正八年置

归化厅，取“归服而受其教化”之意。民国二年（１９１３）改为紫云县。据考证，“归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匈奴传下》，文曰：“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化，扶伏称臣。”卷九十四下“匈奴列传下”类似的地名全国各地亦有，如内蒙古呼和浩特旧称归化城，福建明溪县的旧县名为归化县。

第三、“州”的命名。

（１）威宁州：取“威镇安宁”之意，今威宁县。

（２）贞丰州：原名永丰州，嘉庆二年（１７９７）九月十五日，改贵州永丰州为贞丰州，“嘉其前被苗匪围攻、官民固守功也”。

（３）永宁州：取“永远安宁”之意，今关岭县。河南省亦有永宁县。类似的地名还有广顺州（今长顺县）、正安州（今正安县）、平越州（今福泉）等。

第四、“县”的命名。

（１）余庆县：县名来源于《周易》，《坤·文言》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２）永从县：正统六年（１４４１），改福禄永从长官司为永从县。今属贵州省黎平县永从乡。

（３）普安县：取“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平安生息”之意。

（４）安南县：今晴隆县。此外，古代中国的属国安南，即现在的越南。

（５）南笼县：民国三年（１９１４）二月二十日，南笼县官署呈请更名，申称：“惟查兴郡原称安隆，自永明王驻驿郡城，始改‘隆’为‘龙’，及清兵据郡，以地属苗疆，素称难治，故以‘龙’为‘笼’，以示羁縻之意，现民国肇造，五族一家，既无种族之分，宜昭同等之义”，请改为安隆县。……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八月二十八日，贵州省政府以为南笼之名欠雅，呈请将南笼县改为安龙县。十月二十八日，行政院５４８４号训令批准，改南笼县为安龙县。

（６）其他类似的地名还有安化县（今德江县）、定番州（今惠水县）、安平县（今平坝县）、开州（开阳县）、镇宁县、遵义县（“遵循礼仪”之意）、仁怀县、新贵（今贵阳）、修文、绥阳、清平（今凯里）、瓮安、开泰（今黎平）等。这些贵州的州县名，据蓝勇统计，含有教化色彩的明代占到全部的５４％，清代占到全部的４７％。秦樱认为，在明代中后期，随着政治上加强控制的需要，较多用宣传国威一类的化、平、定、隆等字来命名地名。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一个朝代内政区教化色彩地名演变的一般规律。

第五、“里”“堡”的命名。“里”“堡”属于中国

古代乡村社会基层行政单位。贵州含有教化意义的“里”“堡”地名，绝大多数是属于汉民聚居区，少量是汉民当中夹杂有“熟苗”“熟侗”“熟夷”的村寨。这些教化地名的设置，一方面是给周边的苗民较为正面的文化示范，另一方面也警示居住其中的汉民，敦促其保持儒家文化的传统，勿被“苗化”。例如“里”设置有如下一些：

（１）广顺州将汉庄编为十里：忠顺里、太平里、维新里、来远里、从仁里、久安里、来格里、长治里、归德里、首善里。

（２）平远州州辖向化、慕恩、怀忠、兴文、敦仁、太平六里，旧有崇信、时丰、岁稔三里。

（３）黔西州：州辖黔兴、西城、安德、崇善、敦义、永丰、新化、新民、平定九里。

（４）开州州辖十里：曰孝里、弟里、忠里、信里、礼里、义里、廉里、耻里、思里、清里。

（５）修文县境内四里：至孝里、崇义里、信顺里、仁和里。

“堡”的设置有：

（１）清江厅（今剑河县）：左卫有：章圣堡、上德堡、下德堡、九仪堡、柳金堡、宣号堡、绕庆堡、新柳堡、汪泽堡、天培堡、南嘉堡；右卫有：嘉年堡、万安堡、镇门堡、松乔堡、南金堡、台列堡、柳荫堡、顺安堡、王梁堡、培养堡、观摩堡。

（２）台拱厅（台江县）的台拱卫有：德丰、永安、覃膏、宣教、庆溥、宝贡、来同大堡、来同小堡、怀化大堡、怀化小堡、大德大堡、大德小堡。

（３）丹江厅（雷山县）：连城、震威、南屏、治安、肇泰、长丰、永定、望抚、抚远、绥宁、北键、培墉。

（４）凯里卫：怀恩、乐土、悦来、乐郊、惠泽、怀远、济川、永宁、威远、临江、乐登、千箱堡。

（５）古州厅（今榕江县）：左卫有：恩荣、仁育、义正、德化、兴隆、升平、增盛、安乐、忠诚、和顺、永清、锡庆、长治、修文、太平、鸣凤、怀来、玉麟、嘉会、清宁、靖远、镇安；右卫有：寿昌、太元、咸亨、富有、普安上、普安下、平定、敦仁、崇义、维新、福善上、福善下、顺宁上、顺宁下、建威、信诚上、信诚下、宣化。

（６）八寨厅（今丹寨县）：平夷堡、丰乐堡、长青堡、柔远堡、望城堡、兴仁堡、中孚堡、石桥堡、双峰堡、守望堡、咸宁堡。

（７）都江厅（三都县）：德字１４堡：福德、全德、尚德、怀德、同德、明德、寿德、兴德、天德、硕德、进德、守德、政德；仁字９堡：树仁、建仁、咸仁、熙仁、治仁、同仁、怀仁、里仁、庆仁。

从上文的罗列地名可以看出，中央王朝统治者往往把他们的思想意图、政治意图、生活理想、道德标准寄寓于地名当中。贵州建省之后，历朝统治者通过各种方式来向民众灌输儒家等级、正统、尊卑观念以维系民心、稳定贵州苗疆。通过对大大小小地名的命名，使百姓皆知礼仪尊卑，使苗疆民族皆晓中原“正统”文化，使苗疆各府厅州县皆思平安昌隆，往往是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故历代统治者们在这方面总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机。

以贵州都江厅（今三都县）的屯堡取名为例，“顺德归仁之取意，以亘古未通声教之民，使其识顺德归仁之路，故也”。清代贵州下辖里、堡地名多含教化理念，这与明代贵州里、堡地名多数以当地自然资源或屯堡长官的姓氏命名不同。清代贵州里、堡地名的命名应该受清初改土归流的苗疆大员鄂尔泰剿抚兼施治苗政策的影响。鄂尔泰认为：“治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然恩非姑息，威非猛烈，到得用着时必须穷究到底，杀一儆百，使不敢再犯，则仍是恩，所全实多。”

出于教化“蛮夷”的冲动，“新化”“归化”一类地名不仅在贵州，在全国许多地方屡见不鲜。据华林甫研究，民国三年将重复的县名改名，多是将原来教化色彩的地名改为其他含义的地名，以贵州为例，将平远改为织金、归化改为紫云、永宁改为关岭、安化改为德江、安平改为平坝、清平改为炉山，只有极少数由其他地名改为教化色彩地名的。如民国时，将新城县改为兴仁县。开阳地名来源于明崇祯四年（１６３１）设置的开州，民国一度改为紫江。１９３０年，为保护地名的文化传承，国民政府内政部准以奏报“开阳者益欲开阳明之学也”，令改名为开阳县。

三、贵州古代地名蕴含教化色彩的三个层面

上文所列贵州各种层次教化色彩的地名，基本上都是儒家文化的关键词，所含不外乎三层意思：

第一，忠孝仁义观念的贯彻。古代中国，宗法和专制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政治大于法律，伦理大于法律，社会意识是靠建立在宗法制度上的伦理道德观念来维系社会运行的。因而表达儒家忠孝仁义观念，宣扬、传播儒家的思想，实施礼治、德治、人治，推广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地名随处可见。贵州的地名如兴义、敦仁、敦义、从仁里、义里、礼里、孝里、弟里、忠里、信里等均有体现。

第二，文治武功的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央王朝统治者对贵州新辟疆土的子民要体现皇权的威严，设置地名时宣扬中央王朝的文治武功，宣扬儒家“以德服人”的德治价值观，重建苗疆社会的道德伦理秩序。《孝经》里记载孔子的论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民易俗，莫善于乐；安民治民，莫善于礼”，较好地体现教化的理念。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华夷，大凡脱离中央王朝控制之外者，便是“化外”的蛮夷，就要受到排斥。对于主动前来归附“王化”的少数族群，则被津津乐道地称之为“慕义向化”，强调自己“得其天性”，然后施“仁政”。《论语·季氏第十六》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强调对人民进行伦理道德规范的教化。在中央王朝统治者看来，下层劳动人民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愚钝未化，特别需要教化。表现文治的，这类地名多以“忠”“孝”“仁”“义”“顺”“化”为缀，如至孝、崇义、信顺、仁和、宣教、建仁、里仁、德化、怀化、柔远、抚远、绥宁、宣化、向化、归化、新化、慕恩、怀忠、怀恩、悦来、望抚等。有时候也出于对某种具体行为的嘉奖而更名，如兴义府、贞丰县。但实际上，教化还不是维护专制统治的最有力手段，因而与教化并行的是镇压，展示中央王朝的“武功”，这类地名多以“绥”“靖”“威”“镇”“定”“平”等为缀，如绥阳、威宁、镇远、镇宁、定番、平夷、建威、震威、威远等，文治武功二者相辅相成。

第三，祥瑞吉利的祝福。中央王朝的君主体现自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希望国泰民安、祥瑞吉利。统治者通过安、宁、泰、康、乐、福、寿、丰、兴、昌、盛等吉祥字样命名地名，并以永、长、常、福、广、怀等字为前缀，为百姓祈求安定和平、繁荣昌盛，表示自己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关怀和安抚，如丰乐、开泰、福善、寿昌、怀来、兴隆等。这是地名比例中比例最大的一类。对吉祥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几千年的积淀，已为广大人民所接受。但在这类地名中，有部分是与王朝的兴亡紧密联系的，突出反映了中央王朝专制制度对地名的影响。

四、结语

贵州古代地名除了体现自然环境的色彩外，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人文教化含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将传统的儒教文化伦理道德融入其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平安、安康、和睦的观念，贵州古代地名中所体现的某些美好愿望也符合广大人民的心理，在当时或现在都有其积极的一面。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过程中，中原强势文明向边疆弱势文明扩展，其中虽然有文化交流互动，但主体还是中原汉文化的渗透，“文化边疆”贵州的古代地名含义演变规律也可印证这一观点。

地名的更改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观念的不同。从贵州古代地名变化的规律来看，明清时期的地名主要以一些预示朝代和地域社会“兴”、“安”、“昌”、“义”、“乐”、“平”、“康”之类和讲求和睦的儒家教化色彩地名较多。明清时期，贵州古代地名中的教化色彩名称比例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而且教化色彩地名中带有“定”“归”“镇”“化”“威”“平”等对少数民族有强烈蔑视感的地名增多。古代中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归附中央政府之后，这其地名比比皆是，从中体现的是儒家文化中心主义的一种自豪，也是中央王朝君主以及大大小小流言推行儒家教化理念、践行王道政治、改造“文化边疆”的历史见证。

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后，由于民族平等思想和民权主义的影响，鉴于这些地名有碍民族团结，把原来一些反映大汉族主义的地名作了更改，教化色彩的地名比例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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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6月

作者：张中奎

图源：网络

选稿：常宏宇

编辑：黄馨烨

终校：林丽婕

审订：黄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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