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纪念馆启贤堂内清人冯会所作的“三苏图”木刻画碑（1962年摄）。新华社记者金勖琪摄

“诗书传家门毓秀，博爱处世人长久。”纵览中国历史，没有哪一家，能像苏氏家族一样，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个席位，传为千古佳话。除了天资禀赋外，苏氏一脉代代相传的家风，无疑也是他们成长的重要基石。

最好的家教是言传身教

子女是父母的影子，从子女身上，总能看到父母曾经的模样。

三苏家学源远，祖籍赵郡（今河南赵县），后迁至河北栾城，唐朝武则天时期，宰相苏味道被贬为眉州刺史，其后代遂定居于眉山。至苏洵出生（1009年），已历三百余年。

苏轼的曾祖父苏杲，善于生产经营，但他从不聚敛财富，一直到死，家里的田地不满两顷，房屋破旧了也不修葺，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可他帮助别人毫不吝啬，经常拿出粮食、衣物救济贫困乡邻，且做了好事从不张扬。

苏氏家族再度兴起的重要人物，是苏轼的祖父苏序。明郑瑄《昨非庵日纂》记载，苏序曾言：“吾欲子孙读书，不愿富。”意思是希望子孙读书做官，而不希望子孙经商致富。后来苏洵的哥哥苏涣24岁高中进士。在其影响下，苏洵“窃有志于今世”（苏洵《上富丞相书》），晚年也凭荐举踏入仕途。苏轼兄弟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双双高中进士，达到了苏氏家族科举求仕的顶峰。苏涣子孙辈、苏洵的孙子辈进入仕途者也不在少数。

苏序为人仗义，性情上还多了几分疏达不羁的豪侠之气。有一年饥荒席卷眉山，苏序开仓无偿救济饥民，颇受乡民们称赞。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拍摄的春光水色。新华社资料片

到了苏洵这一代，其妻程氏更是发挥了出色作用，作为贤母，后世将其与孟母、岳飞母亲一起并称为“三大贤母”。

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出生于眉州青神县一个名门世家，父亲程文应进士出身，官至大理寺丞。在优渥家境长大的程夫人不仅生活富足，而且自幼喜读诗书。程夫人知书达理、端庄贤淑的性格，在苏轼、苏辙两兄弟成才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宋史《苏轼列传》，开篇就讲了一个程夫人育子的故事，寥寥几笔，却极为传神。苏东坡十岁的时候，父亲外出游学，母亲程夫人亲自担任老师，教其读书，凡讲到古今成败之事，总能说出其要害本质。一天程夫人在读到东汉史《范滂传》时感慨不已，一侧的苏东坡说：“我如果成为范滂，母亲会同意赞许吗？”程夫人听此言后说：“你如果能成为范滂这样的忠臣义士，我难道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从那时起，苏东坡就发奋进取，博阅群书，心怀天下。

在苏轼兄弟回忆母亲的若干文章中，满满都是母亲教育儿女的生动案例。《记先夫人不发宿藏》《记先夫人不残鸟雀》和《异雀》中，都记载了程夫人教育他们兄弟姊妹的故事。司马光在程夫人墓志铭中由衷赞美说：“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程夫人以辛劳、贤德和智慧，成就苏氏父子三人，令司马光惊叹：“兴衰无不本于闺门！”

最好的学区房是家中书房

今天的父母在培育子女问题上，往往舍本逐末地盯着天价学区房，却忽视了家中的书房建设。

北宋时的西蜀眉州是名副其实的诗书之乡，这里民风淳朴，男女老幼都好学习，都要读书用礼。眉山城里有一处“孙氏书楼”闻名天下，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创建人是眉山读书人、藏书家孙长儒。从开元到唐僖宗光启年间，孙家的藏书楼越建越大，成了全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唐僖宗亲题“书楼”褒奖孙氏。北宋印刷术发达，眉山因为诗书之风很盛，成了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之乡（杭州、建阳和眉山）之一。

在苏东坡求学赶考的年代，眉山城中的学子、士子有上千人。同年赴京赶考的学子50多人，考中进士的有13人。两宋时眉州出的进士上千人，有名有姓者达886人。难怪宋仁宗会如此惊叹：“天下读书人皆出眉山。”陆游则称赞眉山的诗书奇观：“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

图为三苏祠内的披风榭。三苏故居三面环水，乘舟可到披风榭，观景小憩（1981年）。新华社记者穆青摄

在家乡如此浓厚的学风影响下，眉山的苏氏家族自然对培养孩子们读书成长尤为用心。苏洵的二哥苏涣、岳父程文应都是进士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家中藏书甚丰，苏氏兄弟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

苏洵引导两个儿子看书学习的方法总是不走寻常路，却往往会收到奇效。比如藏书，对一些好书奇书，苏洵自己看后故意藏起来，引得苏轼兄弟二人因为“猎奇”而偷来看。或者以奖励的方法，鼓励兄弟俩读书并提问。又如抄书，他让二人以抄书来读书，规定古籍经典须抄一遍阅一遍。这种学习方法，苏轼日后也用来教育三个儿子。还有游学，苏洵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坚定践行者，他也经常带着两个儿子走访名师高仕。

尽管自己屡考不第，但在教育两个儿子写文章上，苏洵却颇为得法，他知道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在大力改革文风，而自己也不喜欢华而不实的风格，于是将写作经验倾囊相授：写文章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切不可因袭他人；要“言必中当世之过”，像五谷能充饥、良药可治病一样，能解决实际问题。并且，他经常和两个儿子一起搞同题作文比赛，以激发他们的写作欲望，并通过不同视角的探讨交流，共同提高写作水平。现存的三苏同题《六国论》十分值得一读，可谓各有千秋，各抒己见。《南行集》和《南行后集》中，同题材的诗作也不少。

最好的家训是有规可训

苏氏一门笃厚的家训家风，既有一代代润物无声的传承，也有一代代先祖苦心孤诣的经营和引导。

为东坡兄弟俩取名（当时两兄弟都是先有小名，及至读书时才正式取名），苏洵用心良苦。《名二子说》中，他写道：“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知子莫如父，苏轼性格外露，父亲担心他在社会上生存口无遮拦，不会隐藏自己的锋芒；苏辙性格沉稳，却是十分让人放心的。

不仅如此，三苏皆留下大量与家风家教相关的文字、诗词。

三苏祠内的苏东坡坐像（1983年）。新华社记者吴祖政摄

苏洵撰有《苏氏族谱》一卷，概述了苏氏家族的起源发展，记述苏氏先祖的嘉言善行，教育后代不忘祖宗先人，孝悌忠信、和睦友爱，继承和发扬先辈优良传统。比如关于孝慈仁爱方面，苏洵在《苏氏族谱亭记》中写道：“少而孤则老者字之，贫而无归则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诮让也。”在为人处世方面，苏洵在《族谱后录下篇》中这样忠告后人：“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于爱，与朋友笃于信……薄于为己而厚于为人。”小家的修为，族亲的家传，到兼济天下的义举，就这样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

从苏轼兄弟和妯娌对父母亲的孝顺也可见一斑。嘉祐二年（1057年），程夫人病逝，刚刚进士及第的苏轼兄弟，即刻随父亲一起返回眉山，为母亲守孝。嘉祐六年（1061年），苏东坡以京官大理评事的身份，到陕西凤翔任签判，本来苏辙也要外放任职，因不能让老父亲独自在京，苏辙索性辞官不做，与妻子史氏留在汴京照顾父亲。

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于京师，苏轼兄弟又立即辞去官职，将其灵柩运送回眉山，为父亲守孝。

“三苏”祠堂（2016年）。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兄弟俩的仁爱和孝心，子孙辈给予了很好的回报，苏东坡在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尤其是乌台诗案发生时，三个儿子均在不同时期陪伴在他身边，度过艰难的时光。

苏轼也非常重视总结家族优良家风。他还通过书信、诗文的形式，教育三个儿子和苏辙的几个儿子，甚至还要写信问候苏辙孙子的学业情况，向他传递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苏轼的后人深得其风范。他的三个儿子苏迈、苏迨和苏过，皆恪守做官先做人的道理，风骨卓然。苏东坡送别长子苏迈走上仕途时，曾赠其一方砚台，砚底刻有铭文：“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苏迈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史载其“文学优赡，政事精敏，鞭扑不得已而加之，民不忍欺，后人仰之”。

在许多诗文中，苏轼还注意向子侄们传授做学问的心得。要他们多读史书，从中得到教益；要他们为学不要“趋时”，不要只是作为取得功名的手段。

苏辙之孙苏籀曾撰录苏辙语录一卷，取名《栾城遗言》“以示子孙”，也是苏氏一门家风家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好的家风是两袖清风

“公生明，廉生威。”清正廉洁的家传，对苏氏家族而言，有着很好的传承，他们祖祖辈辈都乐善好施，以义为利，非义不取。

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在京病逝，苏轼兄弟带着父亲的灵柩回眉山丁忧。朝廷中的同事纷纷凑出份子钱，以示悼念。英宗皇帝赠银一百两，宰相韩琦、副相兼恩师欧阳修各赠银三百两，其他官员所赠不一，加起来至少也是两三千两的大数字。但苏轼兄弟意见高度一致：坚辞不受，唯独提了个要求，希望皇上能给父亲追授官爵，以了老人未竟之心愿。英宗准奏，诰封苏洵为光禄寺丞，官六品。

短命的英宗当政不到五年就驾崩了，年轻的神宗继位，希图通过改革恢复仁宗时的荣光，大胆起用王安石变法。除了神宗的鼎力支持，王安石还需要更多坚定的追随者、践行者，他向苏东坡兄弟伸出了橄榄枝。但有着基层工作经验的苏东坡看到了变法的一些危害，他用犀利的笔，写出了《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先后两次论新法之不便，预言“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这样对新法立场鲜明而激进的反对，对位高权重、大刀阔斧改革而主动示好未果的王安石而言，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一场灾难向苏东坡悄悄靠近，但他浑然不知。

三苏纪念馆中收藏的东坡手迹“慈竹”木刻画碑，清乾隆时刻（1962年摄）。新华社记者金勖琪摄

于是，在王安石铁腕改革中坚力量吕惠卿、担任御史的姻家谢景温等人操作下，神宗皇帝收到了这样的弹劾奏折：苏轼四年前护送父亲灵柩回川妄冒公差，往还以舟载物，贩卖私盐。王安石立即下令淮南、江南、湖北、成都诸路转运司，严加调查，搜集证据，并逮捕篙工水卒。当然，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调查很久也没有结果。尽管苏轼对这种诬陷没有进行任何辩解，但已感到在京处境的困难，只好坚决请求外补。很快，朝廷就批准苏东坡通判杭州。

早在苏东坡兄弟刚科举入仕进入官场以来，叔叔苏涣就谆谆教导他们，传授为政之方，苏辙在《伯父墓表》中深情写道，“其为吏，长于律令，而以仁爱为主，故所至必治，一时称为吏师。”苏涣作为皇帝认可的循吏，是子侄们从政的榜样，在他们身上播下了以民为本的种子。

后来，苏东坡在《六事廉为本赋》中写下了八个字：“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他认为，为官从政以廉为先，为官之道以廉为首。

早在入仕之前，苏洵便把宋朝的开国皇帝称为“圣人”。三苏父子希望通过统治者推行“仁政”，实现宋王朝的长治久安，也让庶民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从总体上考察，三苏父子一直以顺民和忠臣自居，努力把“忠君”和“爱民”有机结合起来，协调起来。

千百年来，苏氏兄弟，尤其是苏东坡的美政理念以及爱民忠君情怀，依然令人津津乐道：杭州治理西湖，勇战疫情；密州捕蝗抗灾，收养弃儿；徐州抗洪守城，寻找煤炭；惠州引泉入城，化缘建桥；儋州改进民风，教化民众；八任太守三次贬谪，无论是经手大工程大项目，还是面对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等生计问题，均不见苏氏兄弟的贪墨之处，反之慷慨解囊，拿出私人俸禄办百姓的事……苏东坡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事例不胜枚举，屡遭贬黜而无怨无悔勇于担当的品质为后世景仰。

最好的恩爱是兼济天下

纵观三苏父子各自的人生，陪伴他们的都是可圈可点的优秀女性，正是她们在大是大非前的冷静、家庭教育中的温情、日常生活中的担当，才成就了三苏父子。

苏轼在杭州任太守时遇到瘟疫，他带头捐黄金五十两，建成中国第一所公立医院安乐坊，妻子王弗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在贬谪惠州时，苏轼不能签署公文，却见不得当地居民出行不方便，主动筹款募捐修建了两座桥，不但自己捐，还发动弟弟一家捐。苏辙的史夫人主动把朝廷以前赏赐的物品、黄金捐献出来。苏轼《西新桥》诗自注云：“子由之妇史，顷入内，得赐黄金钱数千，助施。”

图为三苏祠中的瑞莲池一角（1981年）。新华社记者穆青摄

苏辙之妻史夫人比苏辙晚五年去世。苏辙《寄内》诗说：“与君少年初相识，君年十五我十七。上事姑章旁兄弟，君虽少年少过失。昏晨定省岁月短，五十还朝定何益。忧深责重乐无几，失足一坠南海北。身居穽中不见天，仰面虚空闻下石。丈夫学道等忧患，妇人亦尔何从得？”史氏一生随苏辙升沉浮降，时谪筠州，时谪岭南，“忧深责重乐无几”。

与三苏父子生死相伴的几位女性，有这样一些共同之处：知书达理，明智、坚定，都很“正能量”，都有诚实做人、诚实做事，决不投机取巧的优秀品德；都能吃苦耐劳，无论丈夫、儿子顺境逆流，都相依相伴不言弃。

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这个道理很简单。一个家庭，无论男女，如果其凝聚力完全受利益左右，一旦利益发生变化，家庭就会松散，甚至破碎。因此，景仰三苏，远不仅仅是品他们的诗、读他们的文，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们的为人，同时也不妨景仰那些成全了三苏、具有高风亮节的女性。

最好的牵挂是兄弟同契

北宋是文人辈出，星河灿烂的时代，曾经有本杂志做过这样的问卷调查：如果可以穿越，你愿意回到哪个朝代？北宋无疑高居榜首。在北宋的历史星空中，有好多“双子星座”兄弟，比如程颢和程颐，曾巩和曾布，蔡京和蔡襄，王安石和王安礼、王安国，但兄弟间发自心底的政见相同，同进退共患难，却没有哪一对能超过苏轼、苏辙兄弟。

更有意思的，兄弟两人的性格，按我们固有的思维，却发生了错位：哥哥东坡个性鲜明、旷达洒脱、疾恶如仇又不拘小节，颇具浪漫情怀；而弟弟子由却性格内敛沉稳，为人随和练达。从行事的方式与为人的性格上看，苏东坡更像是弟弟，而老练深沉的苏子由倒像是哥哥。终其一生，在经济上，往往是勤俭节约的弟弟帮助花钱大手大脚、且醉心公益的哥哥。

对苏辙来说，苏轼不仅是兄长，还是老师。青少年时期一起在老家眉山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在苏辙的眼中是这样的：“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蹇裳先之。”

入仕后，兄弟二人聚少离多，只有为父母丁忧的近六年和当京官的九年时间在一起。但两兄弟从未中止过联系，诗文唱和伴随着他们的一生。二人一生仅诗词交流就达二百多首，那些诗词佳句，是他们兄弟情深的明证，也是研究宋史的宝贵资料。

三苏祠主要建筑“木假山堂”（1981年）。新华社记者穆青摄

兄弟俩的第一次分离，始于刚入仕时的公元1061年，苏轼被任命为陕西凤翔府签判，苏辙被任命为商州军事通官，为陪伴在京城为官的父亲而辞职不就。子由为兄嫂送行，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离开开封一百四十里的郑州，兄弟二人才生平第一次分开。东坡在郑州城西门外，看着年少的弟弟在雪地上骑着瘦马孤独而返，百感交集，直到弟弟的身影消失在古道尽头，东坡才启程动身。

在这几年的信件往来中，苏东坡写出早年的千古名作：“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也是在兄弟俩的第一次分离中，苏东坡第一次在诗句中提到了两兄弟毕生的追求和向往：“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从嘉祐六年（1061年）兄弟俩初次分手，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东坡去世，长达40年的岁月中，“夜雨对床”萦绕在二人心中，成为他们人生沉浮中一直念念不忘的约定。有人做过大数据统计，苏氏兄弟一生有13次大的分离，在诗词唱和中，16次提及“夜雨对床”。

乌台诗案时，苏辙从驸马王诜处得到消息，派人快马加鞭赶到苏轼刚上任的湖州通风报信，并积极展开营救。他向朝廷请愿：只要能为兄长赎罪，愿免一身官职。在监狱中，自感来日不多的苏东坡心情十分低落，给子由写了两首诀别诗，把一家十口都托付给弟弟照顾，“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世未了因”。苏轼出狱以后，苏辙前去接狱，特捂其嘴，以示三缄其口。最终，苏辙的处理结果是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务。

在两兄弟被贬黄州与筠州的四年间，诗文往来不断，也是佳作迭出的高产期。苏辙在筠州因为喝酒过度犯了肺病，苏轼写诗相劝。听说苏辙在筠州与官长不和，恐被革官，苏轼写诗劝他不必太委屈自己，实在不行回黄州，兄弟俩一起在东坡耕地。在艰难的时局中，苏氏兄弟就这样相互支持勉励，渴望守得云开见天日。

苏轼在杭州三年任期届满，即请调至密州，就是因当时苏辙正任职济南，两兄弟可以多联系走动。密州是贫穷之地，与富庶的杭州无法相比。到了密州，想起不能见面的弟弟，苏轼心中感触万千，公元1076年的中秋之夜，他发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喟叹。

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谪于海南儋州，苏辙被贬谪于广东雷州。农历五月十一日，二人相遇于广西藤州，苏辙送苏轼出海，六月十一日诀别于海滨。苏轼作诗云：“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己。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这是兄弟二人最后一次相见。依苏东坡的遗言，由子由为其撰写墓志铭：“扶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亦在写给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吾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还常常说他实不如苏辙，“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由”。

苏氏兄弟，经历了五代帝王，一生宦海沉浮，颠沛流离，好在二人甘苦与共，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持，写诗互赠以通音讯。《宋史·苏辙传》称赞苏轼兄弟的情谊：“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苏氏文章擅天下。”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皆为北宋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三人在文学上造诣极深，虽同出一源又各具特色，人称“凝练老泉，豪放东坡，冲雅颍滨”，同登唐宋八大家之列。三人的立身操守也都光明磊落、清廉正直、循理无私，关心国家命运，同情民间疾苦。苏氏父子三人为文、为人、为政，都被后人推崇为理想的标杆。

我们一直在追问：是什么能让他们都有如此高的成就？也许，高度一致的家风家训作为传家宝，是这一疑问的最好诠释。

本文来源：新华每日电讯、首发7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夏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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