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在诺贝尔颁奖晚宴上演讲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马上又要颁奖了，

7年前的10月11日，

山东高密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是这一奖项第108位获奖者，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人。

颁奖词说他“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

“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

“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试图描述”。

电影《红高粱》剧照

1987年，电影《红高粱》拍摄时合影。左起：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莫言就已经名扬中国，

他的小说《红高粱》被张艺谋改编为同名电影，

1988年在西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

《人民日报》用整整一个专版进行了报道，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吼遍大江南北。

莫言在家乡高密

他从此变成了一个职业小说家，

发明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王国，

在其中肆意开垦、建造：

《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

获得诺奖前，他已完成11部长篇小说，

加上其他体裁的作品，总计900万字，

遍拿国内、国际的文学大奖，

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今年9月，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26卷精装本《莫言作品典藏大系》，

收入了他获诺奖之前所有公开发表过的作品，

早期稚嫩的模仿之作也尽数收入。

随书附送的签名版收藏证书、手账和莫言书法《高人颂》

收藏证书一证一码，上有莫言的亲笔签名

我们面对面采访了莫言。

“有一个词叫不讳少作，

我相信读者能从这套文集里看到一个作家的成长历程。

要说我对人类精神有什么贡献，

那就是打破了作家的神秘感。”

自述 莫言 编辑 石鸣

莫言天生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看起来很木讷，家人说他平常不大说话，一个星期都听不到几句话，但是任何故事张口就来。

“包括很多散文里的情节，也都是虚构的。”莫言的女婿告诉我，他最喜欢的一篇莫言的作品是短篇小说《夜渔》，讲“我”跟着九叔去捉螃蟹，却不知不觉进入了幻境，碰见了一个神仙一样的女人。”大家读完了都问，是真的碰见那个人了吗？莫言说，哪有，都是瞎编的。”

因为小说的魔幻色彩，他一出道，就被评为“中国的马尔克斯”。阿城在《闲话闲说》里感叹莫言是讲鬼故事的天才，“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

阿城听莫言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回乡，他经过一片芦苇荡，一下水，水里就冒出一些红孩子叫道：“吵死了，吵死了！”于是莫言只好退回岸上蹲了一夜，等到日出之后才涉水回家。

“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很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净，重为天真。”阿城说。

2016年4月，莫言的小说《蛙》被改编为话剧在意大利上演

事实上，童真只是莫言作品的一个侧面。他更为人所知的标签是“残酷”。

《红高粱》里写罗汉大叔被剥皮，《酒国》里醉生梦死的官员们享用的佳肴是“红烧婴儿”。

《檀香刑》里他写了好几种刑法，阎王闩，凌迟，到最后是莫言自创的“檀香刑”。描写细致入微丝丝入扣，莫言说他的想象力有限，”凌迟500刀，我只写了50刀”，已经吓得很多人不敢看，潘石屹说这是他读过的最残忍的书。

他的作品有一种辛辣的讽刺和强烈的幽默感。法国翻译家杜特莱教授和夫人翻译过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苏童，余华，莫言等。他说翻译余华的作品时老想哭，翻译莫言的作品时则忍不住老想笑。

2012年4月，在北京

莫言是农村出身。11岁辍学，在荒地里放牛放羊，和大自然长时间的相处培养了他的想象力。

后来他在家乡的棉花加工厂当工人，那个时候高考还未恢复，为了离开农村，改变命运，他努力三年之后终于在1976年成功参军入伍。

靠写小说，他当了7年兵之后终获提干。1984年，将满30岁时，他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发表《透明的红萝卜》，真正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变成了一个专业作家。

1976年春初入军旅，在山东黄县

但他一直自认为是一个“有几分血性的农民”，“家里人也都是农民，农村的任何一个事情都会影响到我的生活。”

他一生追求写两个主题：一个是土地，一个是人。余华说，莫言的文学之路，就是一条反精英的道路。

直到现在，他仍旧每年回高密住一段时间。他的小说基本都是手写，他写作速度奇快，一天能写一万字，稿纸却相当整齐、少修改。

《红高粱家族》手稿

他的语言密度特别高，“意象在文本中快速繁衍”，“就像是热带雨林，走进去横七竖八，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灌木丛生，弥漫着潮湿的、闷热的气息”。

中篇《爆炸》，父亲抬手打了“我”一耳光，这一耳光写了三页纸、1500字。

他真正用于写作的时间并不多，按他自己的说法，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到2012年获诺贝尔奖，31年里也就写了3年，写出了900万字。

2017年，获诺贝尔奖5年之后，莫言重新在文学刊物和公开场合露面。我们见到他时，他和照片上没什么两样，除了头顶的头发似乎又少了两根。

他的生活极其简单，几乎没有业余爱好。北京师范大学给他留了一间办公室，早晨起床以后他就来到办公室，喝茶、看书，中午回家吃饭，午睡之后，下午再进办公室，晚上回家看看电视。平淡得如同上班的白领，代步工具就是一辆破旧的二八式黑色自行车。

偶尔与朋友小聚，便会小酌几杯。他胃不好，很长时间都不能喝酒。2015年他戒了烟，之后就开始喝点酒，“刺激写作灵感”，“当然是白酒，好酒”。

以下为莫言的自述：

我的故乡是山东高密，按说高密人写的小说，高密人应该有很高的阅读热情，但事实上高密的农民读过我小说的人非常少，包括我们村子里的那些人也都没读过。

以前，我每次回乡他们都问我：“你在哪个报社做记者？”我说：“我在解放军报。”他们认为记者就是最厉害的人，是权力无边的人。

后来我离开部队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去《检察日报》做记者，也是受家乡父老乡亲这种潜意识的影响——我回去可以堂而皇之地告诉他们我是《检察日报》记者。

他们说：“哎呀，这个孩子终于出息了。”更老的会问我：“你现在是什么级别了？”我说跟我们县长差不多大了。“这官做得不小了。”所以说一个作家，在我的故乡农民心目当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1988年，与母亲及朋友在老家的院子里

我最早的小说都来自真人真事。《红高粱家族》里有一个王文义，这个人物实际上是以我的一个邻居为模特的。我不但用了他的事迹，而且使用了他的真实姓名。本来我想等写完后就改一个名字，但是等我写完之后，改成无论什么名字都感到不合适。

后来，电影在我们村子里放映了，小说也在村子里流传。王文义看到我在小说里把他写死了，很是愤怒，拄着一根棍子到我家找我父亲，说我还活得好好的，你家三儿子就把我给写死了。我对你们家不错，咱们是几辈子的邻居了，怎么能这样子糟蹋人呢？

我父亲说，他小说中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是个土匪种”，难道我是个土匪种吗？这是小说。王大叔说，你们家的事我不管，但我还活着，把我写死我不高兴。

我探家时买了两瓶酒去看望他，也有个道歉的意思在里面。我说大叔，我是把您往好里写，把您塑造成了一个大英雄。他说：什么大英雄？有听到枪声就捂着耳朵大喊“司令司令我的头没有了”的大英雄吗？

我说后来您不是很英勇地牺牲了吗？大叔很宽容地说：反正人已经被你写死了，咱爷们儿也就不计较了，这样吧，你再去给我买两瓶酒吧，听说你用这篇小说挣了不少钱？

1987年，在建筑工地

我的创作动机曾经非常低俗

我曾经请一对夫妻吃饭，结果那个丈夫不吃水饺，那个妻子不吃羊肉，我们家却包了羊肉水饺。我感到很抱歉，我认为羊肉水饺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怎么还会有人不吃？

我创作最原始的动力就是对于美食的渴望。我五六岁时，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正是中国最艰难的时期。这个时候，我们村的孩子像你们在图片上看到的非洲儿童差不多：骨瘦如柴，腹部膨大。我们像小狗一样在村子里、田野里转来转去，寻觅可以吃的东西。

我们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之后，我们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我们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那时候我们都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世界上大概没有我们咬不动的东西。

童年时第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照片

1961年的春天，我们村子里的小学校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我们孤陋寡闻，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一个聪明的孩子拿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吃起来，看他吃得香甜的样子，味道肯定很好。于是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到一块煤，咯嘣咯嘣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越嚼越香，味道的确是好极了。吃煤的感觉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的邻居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说他认识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他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

我们不相信竟然有富贵到每天都可以吃三次饺子的人，但大学生用蔑视的口吻对我们说：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

从此我就知道了，只要当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是肥肉馅的。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过如此了，从那时起，我就下定了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

1987年，在总参政治部文化部一间仓库创作《天堂蒜薹之歌》

我在二十岁之前，一直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仅仅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作家，但饥饿使我成为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

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于人是多么的重要。什么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的凌辱。

当年（有钱）买房子的时候，也问过我：你想买什么？我想买几万斤大米，但是可惜，存不住。我现在经常做梦梦到又在跟别人抢夺食物。

即便现在，跟我太太一块去逛超市，一进超市，首先我不由自主地要跑到粮食这个地方，然后看到面前有各种各样的食物、粮食。大米、小米、黑豆、黄豆、绿豆、豇豆，大米又分什么泰国的大米、东北的大米、山东的大米。我会用双手攥着各种各样的粮食，然后放在鼻子边，闻到粮食的气味，真是心里感慨万千。

1987年，与母亲一起为电影《红高粱》剧组做饭

我早期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这三本书看起来迥然有别，但最深层里的东西还是一样的，那就是一个被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随着我的肚子渐渐吃饱，我的文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渐渐地知道，人即便每天吃三次饺子，也还是有痛苦，而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其程度并不亚于饥饿。表现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同样是一个作家的神圣的职责。

但我在描写人的精神痛苦时，也总是忘不了饥饿带给人的肉体痛苦。我不知道这是我的优点还是我的缺点，但我知道这是我的宿命。

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证书

你不能不看《丰乳肥臀》

《丰乳肥臀》是我最沉重的作品。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丰乳肥臀》。

1994年1月29日，农历甲戌年腊月十八日，我母亲去世了。我想写一部书献给她，但不知道该从哪里动笔。

1994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在北京积水潭地铁站的入口处，看到一个农村妇女，估计是河北一带的，在地铁通道的台阶上，抱了一对双胞胎，一边一个，叼着她的乳房在吃奶。妇女满面憔悴，孩子们却长得像铁蛋子一样。夕阳西下，照着这母子三人，给人一种很凄凉也很庄严的感受。

我站在地铁站的外边，久久地注视着她们，内心深受感动。我由此联想到我的母亲和我的童年。

莫言的母亲和父亲

我是我父母的最后一个孩子，因为是最后一个，母亲对我比较溺爱，允许我吃奶吃到五岁。

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残酷而无耻。但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农村很普遍，因为生活艰难，没有现在这样的营养物品喂孩子，为了不把孩子饿死，母亲们就牺牲自己的健康，尽量地延长哺乳时间。

我对饥饿有切身的感受，但我母亲对饥饿的感受比我要深刻得多。我母亲上边有我的爷爷奶奶，下边有一群孩子。家里有点可以吃的东西，基本上到不了她的嘴里。

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到田野里去挖野菜，那时连好吃的野菜也很难找到。母亲把地上的野草拔起来往嘴里塞，她一边咀嚼一边流眼泪。绿色的汁液沿着她的嘴角往下流淌，我感到我的母亲就像一头饥饿的牛。

《丰乳肥臀》手稿

我在小说中写了母亲上官鲁氏偷粮食的奇特方式：她给生产队里拉磨，趁着干部不注意时，在下工前将粮食囫囵着吞进胃里，这样就逃过了下工时的搜身检查。回到家后，她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自己的喉咙催吐，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然后洗净、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和孩子。

后来，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跪在瓦盆前，不用探喉，就可以把胃里的粮食吐出来。这件事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但确是我母亲和我们村子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

1995年作家出版社初版

我在没有动笔写这部小说之前，就决定了这个书名。出版社很害怕，希望我能改一个书名。后来为了能再版我也一度答应了出版社的要求，想把它改成《金童玉女》。但是这时我发现这个书名和这本书已经牢固地焊接在一块了，敲不下来，其他的名字都不对了。

我记得鲁迅先生写过一首打油诗叫做“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丰乳和肥臀，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健康、丰满的乳房和肥大壮硕的屁股，这是女性身上最令人神往的宝贝，孩子喜欢大人也喜欢。一个男人，如果不喜欢它们，那他很可能有问题。

我用它作为书名，最初的用意在于歌颂母亲，或者也可以说是歌颂女性，歌颂生殖和抚养。

当然，我不讳言丰乳和肥臀所包含着的性意识。这个书名的另一面，就是我对社会的一种强烈的反讽。这种反讽性实际上大大地减弱了这个题目的性意味。

在旧社会里面所有的人都痛苦，但最痛苦的是女性，不被当人看待。

电影《红高粱》剧照

写小说等于过大年

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在高密写出来的。当时在军艺读书的时候，我的同学就说，就怕莫言回高密，一回来肯定带回一重磅炸弹。

老家当时找不到一个有炉子的房间，春节就在我们家厢房里写。彻骨的寒冷，放在屋里的水缸里都结了厚厚的冰，我母亲起来做早饭，要先用镪锅铲子把冰敲开。

我穿着大衣、棉鞋，带着棉帽、手套写作，写着写着鼻涕水就流下来了，两耳生冻疮，流黄水，手上也是冻疮。好处就是在寒冷的环境里面，头脑特别清楚，感觉脑袋像一块透明的冰一样，你想写的字句就在冰块上面印着。

我所有的小说，凡是被大家认为好的和比较好的，都是一鼓作气写出来的，那些磨磨蹭蹭的产物，多半是不好的和不太好的。

1987年夏，军旅时期

最早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躲到北三环当时部队的一个招待所里，一个月的时间就写完了。

《丰乳肥臀》，50多万字的小说，写了八十三天。

《生死疲劳》，46万字的初稿，就写了四十三天，平均一天写超过一万字，最高的时候一天写17000字。

中篇《欢乐》，九天写了将近七万字，而且是实打实的，没有分行的。写到兴奋状态了，觉得笔根本赶不上思维，一大堆好句子滚滚而来，自己控制不住。我弟弟说，在窗外能听到我腿哆嗦的声音和喘粗气的声音，我自己意识不到。

我至今没有养成每天写作的习惯，否则我想我写出来的可能也不仅仅九百万字，而是两千万字。

2009年5月，在北京家中

我是一个卖力气的说书人

我最有自信的时候是我没写出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之前，当时很多小说走红，我觉得不好，觉得自己能写得跟你们不一样。

等到《透明的红萝卜》写出来了，我变得不自信了，我说这个行吗？徐怀中等老师看了，赞扬，这时有了点自信。

《红高粱》刚写出来也没有自信，当时同学之间互相看，有人说这个不行，我一下子信心扫地，坏了。再后来《红高粱》得到了很多赞誉，我也没有太多的自信，我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真好还是假好。

此后每一次书出来，有说好的，有说坏的。不自信伴我一直到现在。《蛙》写出来以后再三犹豫，出版社的编辑对我抱的期望太高了，我怕他们失望。他们认为不错，我就有信心了，当然我也会想：他们是不是因为跟我的友谊，才不好意思说不好？

1999年夏天，在故乡集市

我从小特别迷恋的一种人就是讲故事的人。我喜欢说话，又具有极强模仿力、很好的记忆力，别人讲的快板书我听一遍就能背诵出来。

听了故事，我就忍不住想对别人说。我回家对我的父亲母亲讲，对我的哥哥姐姐讲。他们刚开始对我的这种讲述非常反感，觉得我在集市上听书是不务正业，但是很快他们会被我的这种讲述所吸引。

我母亲后来也对我网开一面，允许我去集上听人说书。回来以后，晚上面对很小的油灯，她做棉衣的时候，我在旁边讲我听到的故事。

当然有的时候我记不全了，我就开始编造，可能编得还不错，以至于我很小的时候也成了一个说书人。

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1990年代，在北京家中

说书人要滔滔不绝，每天都要讲的，必须不断讲下去，然后才有饭碗。说书人的传统就是必须要有一种滔滔不绝的气势和叙事的能量，要卖力气。

我觉得我的小说语言就是继承了这种民间艺术家的口头传统。在农村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大字都不识的人，当你听他讲话时你会觉得他的学问大得无边无沿。他绘声绘色的描述非常打动人，尽管你知道他是在瞎说八道，但你听得津津有味，这是一种听觉的盛宴。我想我的语言最根本的来源就在这。

民间的语言，非常有文学价值。比如山东人说一个姑娘很漂亮，不会说她很漂亮，说她奇俊，要说一个人跑得很快，不会说他跑得非常快，我们说他跑得风快，像风一样快。要说今天晚上天特别黑，不会说特别黑，我们会说怪黑。

《檀香刑》之后，我写了反映90年代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四十一炮》。小说写了一个酷爱吃肉的“炮”孩子，在一座五通神庙里，对着一个大和尚，讲述自己的少年生活。这是语言的洪流，也可以说是浊流。这个炮孩子其实就是个说书人。这也是我对当年那些在集市上说书的人的一次遥远的致敬。

2018年11月，参观阿尔及利亚古代建筑遗迹

我没有被《百年孤独》影响

至今我仍然要说，《红高粱》确实没有受到《百年孤独》的影响，写完了《红高粱家族》之后我才读到了《百年孤独》。

2008年，我终于把《百年孤独》这本书读完。那一年，我受邀参加一个在日本开的国际笔会，本来我是不愿意去的，但对方说马尔克斯也会去，我就立刻说我去。为了见这个我钟爱的作家，去开会前我就集中精力拿出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把这本书读完。

读完以后我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多么大的作家，无论多么有名的作品，都是有瑕疵的。这本小说有二十章，我发现第十六章到二十章有很多是废话，最后两章几乎可以说是敷衍成篇。我觉得他是硬把它撑长的。

智利最大报纸《信使报》刊登对莫言的介绍及采访

从2014年到现在，我已经连续去了三次拉美。第一次是受邀去看巴西世界杯，我对足球没有特别的兴趣，吸引我的是亚马逊河。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沿河而下，在亚马逊河上漂流。

2015年，我去了哥伦比亚，也去了马尔克斯的老家。今年暑假期间，我们去了秘鲁、智利，去了聂鲁达的故居，也爬上了聂鲁达所描写的马丘比丘高峰。

去了三次拉美以后，一方面印证了我过去阅读拉美文学的许多意象，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写。再读他们的书，我就知道哪些细节是真实的，哪些是想象和夸张。

2004年，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奖颁奖典礼

实际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谁？是祖师爷爷蒲松龄。

蒲松龄的故乡离我的家乡三百里路。当我成了作家之后，我开始读他的书，我发现书上的许多故事我小时候都听说过。

我从小在一种聊斋文化的氛围中长大。大人都会讲很多鬼故事，直到今天我还能记得哪棵树上曾经吊死过什么人，哪片水塘淹死过什么人。一个人走夜路，我经常会感觉到身旁有很多小动物在追赶我，或者旁边的墙头上正在走着一个妖怪，夜里想小便都不敢下床。

2004年，法兰西文化与艺术骑士勋章证书

我祖父说在我们村后小石桥上，有一个“嘿嘿”鬼，你如果夜晚一人过桥，会感觉有人在背后拍你的肩膀，并发出“嘿嘿”的冷笑声。你急忙转身回头，他又在你的背后拍你的肩膀并发出“嘿嘿”的冷笑声。这个鬼的具体形状谁也没有见过，却是让我感到最为可怕的一个鬼。

20世纪70年代，我在一家棉花加工厂里做工，下了夜班回家，必须要从这座小石桥上通过。如果有月亮还好，如果是没有月亮的夜晚，我每次都是在接近桥头时就放声歌唱，然后飞奔过桥。回到家后总是气喘吁吁，冷汗浸透衣服。

那小石桥距离我家有二里多路。我母亲说你还没进村我就听到你的声音了。那时候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又哑又破，我的歌唱，跟鬼哭狼嚎没什么区别。

我母亲说，你深更半夜回家，为什么要嚎叫呢？我说我怕。母亲问我怕什么，我说怕那个“嘿嘿”。母亲说：“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人。”

2002年冬，与大江健三郎先生在高密东北乡

我最大的贡献就是打破了作家的神秘感

一位记者曾经问过我，在我的小说中为什么会有那样美好的爱情描写。我说我实在想不出我的哪篇小说里有过美好的爱情描写。根据中国某些作家的经验，一个写出了美好爱情的作家，一定会受到许多年轻姑娘们写来的信件，有的信里还附有姑娘的玉照，但我至今也没有收到过一封这样的信。

2000年，我在南京签名售书。签名时，我的右边是台湾的刘墉，左边是上海的韩寒。他们面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韩寒的队伍里有许多少女，刘墉的队伍里有许多少妇。我的队伍里多半是一些面色苍茫的中年人。我的队伍人少，我签名速度又快，所以不到一个小时就签完了，韩寒和刘墉的队伍还是那样漫长。

但我的心中很坦然，一个作家有多少自己的读者，这是你还没成为作家时就已经确定了的，炒作能使书的销售量上升，但是属于你的读者并没有增加。只要我还有自己的读者，我的存在就是有价值的，我的创作就是必要的。

莫言的小说《蛙》在国外出版了各种版本

《蛙》是2009年发表的，到现在十年了，没有发表一部长篇。陆续地发了一些短篇、小小说、散文、诗歌、话剧。

在这批短篇里面，小说中的“莫言”和真实生活中的我，对应的东西越来越多。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我的生活里确实发生了很多非常戏剧性的故事，有时候我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小说。

过去我不懂格律诗的一些基本要求，去年我下了一番功夫，认真地把这个五言、七言的要求基本掌握了。我想通过这些学习，掌握写诗的一些奥妙，从而读懂别人的诗。

我从来不敢说我写的是诗。我的那些白话诗，都是比较浅显的一些东西，都是个人的一些感想，把它分一分段，能押韵尽量押一下韵，能象征尽量偶尔有一点象征。

2019年6月，被授予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荣誉院士

有一种风格叫晚期风格，我说叫老年写作。人老了以后往往容易沉浸到对往事的追忆当中，但这种东西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一方面我要不断地追忆我的青春往事，另一方面要积极地跟现在的生活建立密切的联系。不要让年轻的读者从这个作品里读不到当下。

我确实觉得，我和年轻人之间隔着一道墙壁，他们想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梦想什么我也不了解。所以这可能是作家局限性的问题。

就是你不要试图做一个全能的作家，你还是要做一个写你最熟悉的那部分生活的作家。那年轻人的事谁来写？年轻人来写。

莫言书法《高人颂》，随书附送，全部拉开有三米长

2005年，我开始练书法，其实是一个补课的过程。到了晚年开始学习汉字的基本知识。

过去写小说，有错别字，编辑就给纠正了，自己也不注意。现在你要写出一幅书法作品送给朋友，人家往网上一贴，有错别字，那就是奇耻大辱。很多网友也会尖锐地批评你，写书法的时候不要写错别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莫言书法作品

我没拜师，也没有临过碑帖，有人要字，便在饭桌上铺一块小毡子开写。有时笔下无感觉，写出来的字自己也觉得丑陋无比。

后来有一天，突然想，何不用左手写写看？就像儿童初学写字一样。试了几次，果然有点意思，于是就这样用左手写了起来。

莫言书法作品

我这辈子永远成不了书法家，但对书法的热爱肯定会伴我终生。

有一年春节，我在故乡高密，我们当地最有名的书法世家邹氏的后人，找我写字。我这人皮厚胆大，明知是班门弄斧，但还是编了两句写给他：“三代翰墨龙凤体，万家门户邹氏书”。

据说他拿回家给他父亲看了，那老书法家观看良久，感叹道：词不错，墨很黑，纸上乘。人们将老书法家的话传给我，我听后，目眩良久。

我对人类精神毫无贡献，我的贡献就是打破了作家的神秘感。大家看看，我这么一个熊样的人，竟然被说成“中国著名作家”，对作家的神秘感和崇敬感，是不是顿时就会烟消云散呢？

图片来源：《莫言作品典藏大系》（1981—2019，全26卷，精装），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