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桂哥

广西本来就有12个世居民族，加上各个历史时期大量迁入的人口，为此，广西的语言极为丰富。在广西，有一个全国罕见的“方言宝库”，那就是贺州。汉语有七大方言，在贺州就有其中5种，还有一些系属未定的土话，由此，贺州素有“语言博物馆”的美誉，是研究方言的“天然实验室”。

我的老家荔浦市，讲桂柳话，也就是西南方言。1984年，我到南宁读书，接触了粤语。1985年三月三，我到武鸣观摩民族文化表演。那是一个距离南宁市中心只有三十多公里的县城。那时候叫武鸣县，现在叫武鸣区，属南宁市管辖。那时候，在武鸣县城，我发现好多人讲桂柳话，虽然有些差别，但基本上能交流。后来我又发现，在南宁周边的一些县城，如宾阳、上林、马山、隆安、平果等，也有很多人讲桂柳话。南宁是广西首府，第一交流语言当然是国语，其次是粤语和壮话、平话。当时，我感到有点奇怪。后来，接触社会多了，我才得知，在宾阳县城城南的街上，有一种叫“南街军话”的“语言孤岛”现象。宾阳南街军话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量词使用，如“一只人”、“一个鸡”，跟客家话、壮话等有很大的差别。

其实，宾阳的南街军话就是西南方言。

军话，按照学术上的定义，那就是历史上由于军队驻防或屯垦而形成的具有方言岛性质的汉语方言。在广西，这样的“军话”方言岛有很多，如武鸣的城厢镇和府城镇，马山县的金叉镇、宾阳县的芦圩镇的三联街(也就是上边讲到的“南军街”)、宾阳的邹圩镇、上林县的大丰镇等等，都有一群说西南官话的人，他们在白话方言区和壮话区里形成一个独立存在的一种语言孤岛。当然，在桂林柳州河池来宾等地方，人们普遍说的都是西南官话，并与云贵川等西南官话去基本连成一片，不存在孤岛现象，但，这也是属于军话。

为什么把“孤岛”里的西南方言命名为军话？在西南官话这一概念还没有形成的古代，为了区别人群，当地人就把南来的驻防或屯垦的军人说的话叫做“军话”。就像美国人把华人称为“唐人”，就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马来人、老挝人、泰国人以及西欧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的称中国人为“秦人”（chin）一样，广西世居人对那些身穿军衣头戴军帽的人称为“军人”，那么，讲汉语的军人讲的话，当然就是“军话”了。宜州市的叶峒村（宜州市区西北12公里）的村民，直到如今，仍然把用壮话唱的山歌叫作“欢”，把用西南官话唱的山歌叫作“军”。

一

广西军话是怎样形成的？

首先，我们说说属于西南官话的军话的形成。

2006年清明，平果县码头镇感桑村青年农民潘荣冠上山扫墓，路过感桑村东南面的一片名叫“那林”的甘蔗地时，无意中发现一小块刻有图案的石片，他意识到这有可能是文物，于是捡了回来。此后，每到“那林”一带耕种，他总是留意地里的石片，5年里，先后捡回大小石片21块。他还发现用于围田埂的一块大石片上也有字，但体积太大无法搬回家保管。

“那林”是一块台地，方圆约3公里，距平果县城约10公里。那里三面环山，一面俯瞰两公里外的右江。“那林”在壮语的意思是“有泉水的田”。果然，在台地上的两棵木棉树下，真有两眼汨汨流出的泉水。当地人认为此地风水好，在其后山上有很多墓葬。

（图为甘桑石刻）

2011年12月，平果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农敏坚获知此事，便带领县博物馆工作人员赶到“那林”实地调查，那一次，他们又现两块石刻。连同潘荣冠发现的那块最大的石刻，一共24块石片。如今，24片石刻全部收藏在县博物馆。

该县（如今改为平果市）县委、县政府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将“那林”地块保护下来。2011年12月19日，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的专家来到现场考察、发掘，采集到数十块写满了古文字的石板和大量石铲、陶、瓷残片。其中最大一块长105厘米宽55厘米，上面写有数百个字符。最小的只有拇指大小，也写有七八个字符。据初步统计，感桑石刻字符大约有1600个。

“甘桑石刻字符”的发现，引起国内外有关专家的兴趣。经分析，石刻里有“冬”、“子”、“吉”、“田”、“女”等，约有40%的字符与贵州水书相同，也有少数与甲骨文近似，但比甲骨文古朴。经碳十四测定，石刻为距今3600年左右，比甲骨文还早300余年。由此推测，感桑石刻的文字形成时间应在5000年前，应是夏朝乃至先夏时期使用的文字。再加上考古学者在感桑村石刻文字发现处发掘出夹砂陶片和石锛，说明那些石刻字符的断代应该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初期，至少是在殷商之前或殷商之初。商朝人信鬼，石刻上出现了多个“鬼”字，这也是明证。根据湖南阳国胜对姜炎文明的研究,以及《水书与水族历史研究》及《水书文化与中华断代文明》的研究观点,有学者认为,感桑石刻的字符有可能是炎帝文明的后期遗存。广西博物馆研究馆员郑超雄也认为，感桑石刻文字的成熟程度与殷商甲骨文相近，但更为古朴。感桑石刻文的直笔多，曲线折笔较少，有可能是炎帝文明的后期遗存或者是南方民族的造字。也有学者推测，在这些石片上刻字的人，很有可能是来自中原。

感桑石刻的文字，笔画流畅、清晰、有力、古朴，属于金属利器刻写。这下问题来了。我们知道，甲骨文是用青铜刻刀在龟甲上刻写的。而铁器却是在东汉初年才传入岭南，那么，商周时期的岭南人是用什么工具在石片上刻写这么流畅、清晰的字符？我认为，这不是古骆越民族的古文字。

甲骨文约有字符4500个，其中只有1700多个得到辨识。感桑石刻文目前得到初步破译还很少，也就三分之一左右。其内容涉及雨水、水田、麽公做法事、王权等，于是，有人据推断石刻文是古骆越方国统治者或是祭司举行仪式时吟唱的祭词。“感桑”一词，壮语意为“高高的岩洞”。根据清代县志记载，感桑一带原来有个古城，明代诗句说，该古城中有“荒台”，也就是祭坛，但是什么时候的古城，无从知晓。历史上，是有古骆越文。与仓颉造字的传说一样，壮族《布洛陀经诗》也有圣人造字的传说。但在感桑石刻发现之前，壮族文字是从唐代的古壮字开始算起的。

目前，感桑石刻仍然是“天书”，大部分仍然无法辨识。不过，甲骨文研究了100多年，能辨识的也不到一半。古文字的解读很困难，我们目前根本无法判定感桑石刻的真正来源，需要更多学者进行长时间的研究。

不过，作者本人倒是有一个大胆臆测：感桑石刻文早于甲骨文，是周商人祭祀用的经文，而甲骨文则是殷商人占卜的记录。商朝灭亡后，一部分往南逃离的军人将祭祀经文带到了南方来。当然，也不排除他们逃到南方后，也有补充刻写的可能。

攸侯喜是商朝攸国国君，是武丁的第五代支系子孙，与帝乙同期。三千多年前，周武王趁商纣王派攸侯喜率十万大军远征东夷国内空虚之机，亲率大军偷袭商都朝歌。牧野一战分胜负，纣王战败自焚。攸侯喜率军勤王，可他们还没赶到朝歌，商纣王就一把火烧了鹿台，然后纵身火海。从此，攸侯喜和他的十万大军人间蒸发，所有史书没有任何记载，成为一个历史迷案。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完整建制的国家，有都城、有贵族、有官吏和军队。商朝灭亡后，一些贵族、官吏和军人归顺周朝。按照灭国不灭家灭国不毁宗庙的传统，他们被分封到了如今的河南商丘一带，建立宋国。这一部分人以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为代表。不肯归顺的，史上有记载，一部分是隐居洛阳一带。由于没有封地，他们只能以做买卖为生。这部分人后来被叫做“商人”。过去，商人没有社会地位的原因，正是来源于此。而“商人”对专门从事贱买贵卖的职业人的专用称呼，也是由此而来。不愿意归顺的，有人逃跑了。箕子，名胥余，商纣王的叔父。纣王兵败自焚，武王攻入朝歌，商朝覆灭，箕子趁乱出走朝鲜，创立箕子王朝。同去的贵族还有景如松、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箕子创立的政权，后来也得到了周朝承认。箕子的后代继续向朝鲜半岛南部发展，成了后来的“韩王”。只是攸侯喜以及他的十万大军，一夜之间不知去向，众多学者查遍史书均找不到相关记载。他们去了哪里？有人猜测，他们去了北美洲，成为那里“殷人”也就是印第安人的祖先。不过，很多学者对此质疑。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人类根本就不具备远航能力。于是，本人提出猜想，他们极有可能是逃到了南方。战败了，往偏远而蛮荒的南方逃跑，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如蚩尤跟黄帝打仗，战败后就是逃亡南方，这样的线路早就有了。还有共工，也是逃到南方。水族，自称“睢（suǐ）”。关于水族的来源，也有人说他们是殷商后裔。他们的语言文字是夏商文化的孑遗。而感桑石刻有超过40%的字符与水书相同，这就是一个明证。

早在旧石器时期，右江河谷就已经有人类居住。那时，右江河谷的人们，巫文化如鸡卜也很盛行。这些，都是殷商人逃奔并能很快生存下了的基础。想想，如今右江河谷的一些城镇，如平果、隆林、田林、隆安等地，很多人讲西南官话，而周边的广大农村，几乎都是壮话侗话苗话。当然，经过千百年的融合，很多少数民族也会讲西南官话，但这是传播的结果，不是起源问题。

（穷途末路的商纣王）

攸侯喜是殷商贵族，他的下属军官也多有贵族。贵族讲究礼仪，尽管是逃命，他们依然是从容淡定，依然是衣装整齐。他们需要仪式感。所以，在往南逃跑时，他们不会忘记带上占卜所使用的经文。攸侯喜或是攸侯喜的下属中的一支来到了右江河谷，他们很快就垒砌了祭台，他们查阅经书，开始祭祀活动……甲骨文是殷商人祭祀活动的记录，逃命，山高路远，过去的祭祀记录不方便携带，但经文那是一定要带上的。

二

桂柳话，也就是广西的西南官话。桂柳话是关中话传到荆楚，再由荆楚大地传到桂林柳州。第一次，是商朝初年，季连以及他的族人被商朝驱逐到江汉流域，关中话第一次南播；第二次，是秦始皇的五十万大军征战岭南屯守岭南。特别是在桂林修灵渠，历时数年，滞留时间长，关中话得以传播、生根。当然，还有第三次、第四次……

“楚”字的含义，您知道吗？“楚”，形声字，从“林”从“疋”。“疋”，读 shū，就是“足”；“林”，就是灌木丛，人行走在灌木丛中，穿行于丛林深涧，很艰难很辛苦，这就是“楚”字。汉语里不是有“痛楚”、“苦楚”这样的词语吗？呵呵，还真是形象。商朝初年，有一个叫季连的人，他是火神祝融的孙子。他和他的族人原先生活在中原，也就是如今河南新郑与嵩山之间的华阳一带。后来他们被商朝驱逐到了如今的江汉流域。他们开荒拓土，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他们希望回到中原，可商朝不准。商纣王无道，天下人愤慨。季连的孙子有一个叫鬻熊的人，他投奔西周，参与讨伐。鬻熊擅长巫术，负责给周文王观天象主祭祀。周朝建立后，他希望能带领族人返回中原，可依然是得不到应允。他郁闷而死。被商朝驱赶，流落蛮荒之地，没有册封，没有爵位，只能算是流民。他们总想找机会获得中原王朝的认可和册封，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返回中原。可周朝也有说辞，你们先在南方呆着吧，朝廷需要开疆拓土，南方也需要有人打理。回不去呀，那就只好呆着。鬻熊死后，他的妻子妣列遭遇难产。为了让孩子活下来，妣列毫不犹豫地剖开肚子，将孩子取出。妣列死了，巫师编织黄荆条包裹她的肚子，然后将她安葬。长大后，熊丽带领族人不断地开辟疆土，建起丹阳城。为了纪念母亲，熊丽以及他的族人把自己称为楚人，因而就有了“荆楚大地”这个名称。再后来，也就是到了熊绎（熊丽的孙子）时，周公避祸来到南方，得到楚人的友好接待。在如今的湖北秭归县还有“周公岭”，这个地名，能很好地证明这件事情。回朝后，周公极力举荐。周公说，熊绎在南方努力发展生产，扩大疆土。熊绎乘柴车穿破衣开辟荆山，不怕苦不怕累，很有实干精神。楚人虽然贫穷，但他们能够跋山涉水前来进贡，忠心可鉴。他的曾祖父鬻熊、祖父熊丽、父亲熊狂三代人也是尽心尽力侍奉朝廷。听了这话，周成王有些感动，于是就给了熊绎子男的封号，赐给土地五十里，许其建国。至此，楚人才有了自己的国家。因为敬奉黄荆条，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叫作“楚”。

楚人励精图治，自力更生，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拼搏，硬是发展壮大了。他们疆土，西到四川东到江浙，可谓地广人多，国力强盛，曾一度成为最大的诸侯国。“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春秋时期，这个“超级大国”，曾一度将中原霸主晋国打败。在秦始皇亲政前的一百多年里，楚国芈氏女子在秦国朝廷上有着不凡的影响力。《史记·穰侯列传第十二》就有这样的记载：穰侯魏厓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羋氏。秦王嬴政的妻子，也有一个是楚国女子。试想，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母国作支撑，芈姓女子能在秦国朝堂影响百余年吗？

楚国扩大了，他们带来的关中话也就大面积地传播开来。这也是中原文化包括方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南传。

我的老家荔浦市，在桂林城南90公里。小时候，我就曾经常听到有人这样骂：好好的木桥，哪个狗食的竟然拆了？也曾听到有人这样骂：哪个鬼打的，做这阴毒事情？

小时候，晓得这是骂人，但不晓得“狗食”这两个字该哪样写。如今慢慢想来，这两个字，跟陕西人骂人的“狼食”，意思应该是差不多。什么意思？狗食，狗之食物嘛，那是骂别人是一泡屎。

有资料说，狼撵、狼食的骂人话，在陕西和豫西一带的民间俚语才能找到。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南方，方言里为什么会这么相近？

是传播的结果？可古时候的典章书籍，那是绝对不会记录这些骂人话的，特别是脏话粗话，就更不会记载。有人说，同属于汉语，词语相同不奇怪。可这是方言，是民间俚语，难登上大雅之堂。我想，这应该是民间传播的结果。可在古代，民间交流远没有如今这么便捷和频繁。想当年，林则徐从北京到广州赴任，骑马坐轿行走三个月。那时候老百姓多是呆在家里种地，没事谁会几千里地跑到南方来聊天？就算有三五个人来到了南方，势单力薄，也影响不了当地方言。小时候，在老家，我连白话都听不明白。我的老家与蒙山县接壤，可我听蒙山人讲白话，就好像鸭仔听雷。

必定是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南方，并形成强势，北方方言特别是俚语才能可能在南方传开并保留下来。

公元前214年，秦军凿通灵渠，大军开进岭南。灵渠开通了，北方制作面条的技术传到了南方，于是就有了桂林米粉。北方的面条，是小麦磨粉做的，南方的米粉，是大米碾碎后做成的。直到抗战时期，南方的米粉还是叫米面，不叫米粉。

为了长治久安，秦始皇将一部分军人留在岭南。这些人将中原文化带来了。他们与岭南人民朝夕相处，和睦与共，共同建设边疆守卫边疆。两千多年来，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很好地融合起来了。

当然，还有后来的马援、狄青等南征。班师回朝时，他们都将部分军人留在了岭南。特别唐宋时期，大量的北方人口南迁，进而在南方形成了一个特有的族群——客家人。有专家考证，客家话，就是唐宋时期的中原白话。粤语，也就是广府话，最早起源于广西的梧州、贺州和广东的封开，尔后慢慢流传开来。粤语属于旧音系，更接近宋代的韵书《广韵》。所以，粤语俗称白话，原由大概如此。狄青南下广西，也将大量的军人留下，进而形成了广西平话族群。广西平话，基本上是宋代青州、莱州、登州的方言。

在广西的桂林柳州河池等地，流行西南官话。西南官话是我国七大方言之一。据资料称，西南官话通行于长江上游地区，亦称上江官话 ，主要分布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湖北、广西、湖南、陕西、江西等9省市544县市区以及东南亚的少部分地区，人口超过2.7亿人。也有资料说，西南官话形成于明代，与大量移民涌向西南有关，这也许是对的，但我认为不完全正确。名称得源于明代，这可能是真的，但西南官话在桂林柳州等地，最早的起源和形成应追溯到秦代。就好像甲骨文得名于清朝末年，可甲骨文早在公元前16世纪的夏商时期就已经广泛使用。广西广东早就存在，可广西广东的得名，那是从宋代宋太宗开始。在唐代时，还是叫粤西粤东，而不是广西广东，道理是一样的。名字和称呼是会改变的。我们不能以名字来认定事物的存在。

陕西是中华文化的开源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大量的北方军人留在了南方，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与当地人通婚往来，为此，关中文化特别是方言，很早就在岭南扎下根来。灵渠，是秦始皇大军进入岭南的突破口，大量的官兵来了，他们说的关中老话，势必对当地民间语言产生影响。就好像如今，只要有某个名人说了某个新词语，很快就会成为流行语一样，为此，关中老话（包括俚语）势必成为当时桂林柳州一带的官方语言和时髦语言。

关中方言被称为“雅言”。《诗谱》载：“商王不风不雅，而雅者放自周。关中老话是中原官话的一个分支，代表方言为西安方言，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方言之一。

在地理位置上，陕西属于西北，为什么语言学家把陕西话划归为西南官话？我想，原因应该是与秦始皇统一中国有关。秦扫六合，四海归一，秦军所到之处，当然也是文化所到之处，特别是秦军大量屯戍的桂北一带，更是如此。单说灵渠，公元前218年动工，到公元前214年凿通挖成，历时四年。要筑拦水坝，要开挖运河，南渠33.15公里，北渠3.25公里，当时基本上是靠锄头挖竹筐挑，得动用多少人力？少少也要三、五万吧？为此，在那四年里，北方文化传到了南方。秦国人脚上穿的，大概有履、屐、舄、靴、鞜等。其中，屐、舄是用木板制成，也就是如今的木板鞋。抗战时期，桂林有很多人卖“担担粉”，他们穿着木板鞋走在石板路上大声吆喝：米粉，米粉来了。那木板鞋的踢踏声和米粉来了的吆喝声，隐隐约约地让人感觉到一股子秦腔的味道。

如今，陕西人说话，语速稍微缓慢一些，桂林人柳州人基本上都能听懂。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桂林柳州的方言与关中老话有着久远的渊源。特别是一些俚语，更是保留了关中老话的元素。

语言肯定是会演变的，就算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时期，语言也会有差别。如，客家话是唐宋时期的中原方言。这一点，可以从《水浒传》里找到印证。南迁的北方人，乡音无改，至南迁的北方人，乡音无改，至今仍说着唐宋时期的家乡话。可如今北方人的语言早就演变了，现在的北方人根本就听不懂客家话。如第一人称，客家人还说“俺”，如今的北方人早说“我”了。

我认为桂柳话“狗食”一词，应该是与陕西人说的“狼食”一词有关联，桂柳人说“鬼打的”，与陕西人说“狼撵的”，也是融通的，或者说是慢慢演变过来的。北方狼多，南方狗多。留在桂林柳州的陕西人（包括豫西人）不断地与当地人融合，慢慢地入乡随俗，也渐渐地把“狼食的”演变成“狗食的”，把“狼撵的”演变成“鬼打的”。

也许，桂柳方言与陕西方言还有更多一些的融通与相同。因为不是专门研究语言，我无法知晓更多。只能举几个例子。如“打他”，如今的西安人和桂柳人都是“kuo（㓩）他”，“一两个”、“一点点”，都有“个把个”、“点把点”的说法。小时候，我就经常说：“我挨伯父㓩了一爆栗子”。再如老师问：听说今年你家的苹果丰收了？陕西学生回答：“奏四滴，咋咧？”老师问：“是不是张明叫你去的？”桂林学生回答：“奏是他喊的！”句子中的“就”，关中话读作“zōu”，桂柳话也是这样读。关中老话说的“奓势”，是指某人喜欢摆架子，装腔作势。对此，桂林柳州人是这样说：“呵呵，这个人好鬼架势！”。不过如今的年轻人更多地是说：“呵呵，这个人好鬼牛鬼！”对小孩，陕西人说娃，桂林柳州人说娃仔。在关中农村，人们把那些蛮干胡搞不够料的人讽称为“二百五”，桂林人柳州人也是一样。“我还没准备好”这句话，桂柳话和关中老话都是：我还门准备好，基本相同。有一个笑话说，一个桂林的乡下人在北京乘公共汽车，要去建国门。他掏出一张十元票子对售票员说，建国门。售票员听成了：见过没？售票员再问：你要去哪？桂林乡下人说：建国门。可售票员还是听成“见过没”，恼了，摸出一张百元票子说，就你钱多？这，你见过没？幸好，旁边有一个陕西的大学生。大学生说，他是要到建国门。

经过千百年的演变，如今的桂柳方言，没有了翘舌音，也没有了儿化音。虽然同属于西南官话，可四川话则保留有儿化音，如脑壳儿。

顺便说一说四川话。我们知道，早在秦惠文王时代，四川就属于秦国管辖。大将军司马错说，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他率军在石牛道上驰骋千里攻下巴蜀。他在巴蜀近40年，开发成都平原，卓建功勋。司马错是今陕西韩城市人，是史学家司马迁的先祖。他活了70多岁，历经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为三朝名将。他提议秦昭王委任知天文、识地理、隐居岷峨的李冰为蜀郡守。李冰上任后，组织修建都江堰，分水解决了岷江泛滥问题，使川西平原农田得到有效灌溉，从此成都平原就有了“天府之国”的称号。战国时，巴蜀两国占有如今的四川大部，以及云、贵、陕、鄂部分地区。大量的秦国军队以及秦国官员进入，关中话也随之传到四川，并成为巴蜀大地的官方语言。当然，关中话成为云贵川的通行语言，还与后来的“湖广填四川”有关。这是后话。

我们知道，桂柳方言并不是完全来自关中老话，而是吸纳、沉淀了很多外来元素。关中老话说起来比较粗犷，听起来像是有一种吼的感觉。柳州人说话比较豪爽，这一点，两者比较接近。而桂林话讲起来则比较柔和，这跟江南的委婉含蓄风格有关，也跟漓江烟雨的孕育有关。历史上，桂北地区外来移民不断，特别是桂林，这对方言俚语的形成影响很大。清代中后期，在朝廷的鼓励下，大量人口从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山东等地移居桂林。同时，也有大量的商贩由粤东、江西、湖南云集过来，另外，满族、蒙古族、回族等则是以官员或军人身份进入。这些移民，大部分融入了当地百姓之中（以致一些学者地认为，桂林方言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移民来了，要站稳脚跟，要和气生财，所以大家说话都很谦虚，细声柔和，都把音调和语气放低一些。现在的桂林人，有三分之一是湖南和广东移民的后代。只要仔细品味桂林方言，您就能发现，里边保留有大量的湖南话和广东话元素。如桂林话与湖南话，都是把“南方”读成“lan fang”,“n”和“l”不分。如“去哪里？”,都读作“ke la kai？”，如“鹅卵石”，都是读作“mang lang gu”。有时候，“f”、“h”不分。如，把“回家”读成“肥家”，把“飞机”读成“灰机”。关于“咸”字，桂林柳州人都读作“han”，这是受了粤语影响。

无论是方言还是文字表述，南方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咱们”一词，一般只说“我们”。桂林人也不说“咱们”。可在桂林的方言中，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桂林城里的人说“我们”，跟北方人说的“咱”几乎是同一个意思。为什么会这样？

关中人说的“咱”，是“咱们”的意思，包含对方在内，让人觉得亲切。南方的“我们”基本上是排除式，少有包含式。可桂林人说的“我们”，很多情况下也是包含式的。30多年前，我的一个同学父亲去世，面色很悲伤。有同学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们爸去世了。这句话，在很多人听来，都会觉得别扭。可桂林城里的人都是这么说的。桂林人跟别人说到自己的家人，都是“我们爸”、“我们妈”、“我们姐”……桂林人说“我们爸”，“我”是重音，“们”是轻鼻音，这一点，跟“咱”的表意很相近（当然，说到老婆，他们就不会这样说了）。

三

在广西，大约有200万人讲平话。

平话人口主要分布在广西铁路、河流等交通线附近的城市郊区、集镇和农村，城区一般没有集中的分布（只有个别小城市例外，如宾阳县城内多数人讲平话）。以桂林市郊县、永福县、南宁市郊县平话居民较集中。从临桂县沿铁路到南宁市、横县，以及邕江上游、右江沿岸，沿途水陆交通要道附近，都散居着平话居民。湖南省与广西毗连的道县、宁远、蓝山和通道侗族自治县等十多个县的集镇和部分农村也有分布。此外，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富宁县等地也有一部分人讲平话。

平话，其实也是一种得以保留下来的古代中原方言。据《宋史》及一些族谱记载，讲平话的居民，他们的祖先是宋（公元1053年）代山东人随狄青南征而在广西屯驻下来的。南征后，一部分人留驻当地，不再北归。直到如今，他们的子孙依然说着宋朝时期的中原方言。平话是“平南军人”所操的方言，在广西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随狄青南下的将士，多来自崤山之东。他们在南方屯留下来后，北方的民风民情和方言则是大量的保留下来。在平话里，“凡中古全浊塞、塞擦音声母平声字今均念不送气清音”，如“爬”、“步”的声母都念p，“图”、“杜”的声母都念t，“奇”、“旧”的声母都念k，则是保留了古清声母入声字，如：“笔”、“北”、“八”、“百”等，这些，正是山东青、登、文、荣等州县的方言口语特征。宋代朱熹曾说：“方言合乎隋唐韵书切语……”，“四方声音多讹，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

《水浒传》里武大郎卖的炊饼，也就是馒头，这里说的“炊”，不是烤也不是煎，而是蒸。如今，说平话的人清明时蒸糯米饭，也是说“炊糯饭”。把冷糯米饭重新蒸热，也是说“炊热”。

平话在历史上也曾是强势方言，分布面积很大。平话的语音特点早在十世纪前就已经形成，同时还向周围非汉语区输出了大量的借词。这与广西在古代具有较为重要的军事地位有关。但清初以后，特别是“三藩之乱”后，岭南趋于平稳，军事地位式微，重心移向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沿海一带，广西相对变得落后，平话开始衰落。早期，平话还能对桂东粤西的白话产生影响，如同一音值的韵母，白话具有很多中古韵，可后来的情况，反倒是白话越来越多地影响平话，致使同一中古韵分化为不同音值的多个韵母。桂南平话融入白话，桂北平话区则变成湘南土话区、粤北土话区的双方言区或多方言区，居民对外交流多是讲西南官话或客家话或粤语，可以说，桂北平话几近消失。平话的分布地区日渐缩小，不仅从绝大多数城市退出，而且也逐渐由社会交际工具向家庭内部用语蜕变。

在平乐县委工作的陶彩忠先生曾用当地的土话给我朗诵了一首童谣。可听了半天，我也听不懂一个字。陶先生笑了，耐心给我讲解，原来是：“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

陶先生讲的是阳安土话，去声多，话很硬，像是山东大汉在“吼”，声音老远传开。他说话的特点，是声母有鼻冠音，发音时气流从鼻腔吸入，语音温婉不足，可刚劲有余。

陶先生说，在平乐县阳安、青龙、张家等8个乡镇，人们基本上都是讲这种土话。这种既不像平话，也不像白话的方言，是当地人保留下来的唐代山东青州府的方言。

这块“语言的活化石”深深地吸引了我。

在陶村村主任陶浦安的陪同下，我推开了一家农户的院门。院里耸立着村里最气派的一栋楼房，楼下，坐着两个80开外的老奶奶。姐妹俩在聊天。我上前向老人打招呼。可她们一句话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她们咿咿呀呀的，我也是一句也听不懂。陶主任说，两位老人没有文化，都没读过书，很少出门，所以听不懂普通话和西南官话。

在一条石板路巷子前，我看到一个青砖古门楼，上边几个遒劲的大字“陶氏世居”。据介绍，这个门楼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广西平乐县陶村的古村们）

陶主任说，唐朝天佑元年，也就是公元905年，他们的祖先就来到了广西。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46代孙了，人口发展超过10万。如今，村里依然说着老祖宗当年说的山东青州方言。前两年，他们与青州老家的乡亲通话，可那边的人，根本就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于是，只能改用普通话交流。

据平乐《陶氏族谱》记载，平乐的陶姓人家是唐朝末期从山东迁至而来的。始祖陶英系晋朝大诗人陶渊明后裔。进士出身，唐昭宗时立战功奉命职守青州府，后升兵部侍郎封太尉。唐天佑2年(公元905年)昭州发生动乱。时任山东青州留守的太尉陶英和李梁(平乐县李氏家门始祖)，受朝庭封为征南大将军，率莫、翟、宾等，统兵八万征昭州（（平乐）。大军兵不血刃，平定了动乱。唐天佑4年(公元907年)，朝庭变故，朱温易唐为梁。陶英被解除兵权，陶李将士不愿为梁作臣，遂辞官解甲归田，隐居于昭州南部的"莲塘村"(今阳安乡的陶村)，成为平乐县第一代大规模的中原移民。

有人从语音方面来考证，认为陶村人说的话属于粤语次方言。他们举了一些很好的例子：从阳安青龙去广东打工的“土人”，很容易就学会了白话，因为广东话有很多地方同他们的方言一模一样，而讲“西南官语”的人要学习广东话就困难多了。这个说法也没错。因为，粤语也是北方古方言演变而来。用粤语朗诵唐诗，比用普通话朗诵更流畅更押韵。也有人从历史源流，语言的相同点来考证，认为阳安土话应属于北方方言的发展和变异，是祖先唐宋语言的残遗。从他们的语法习惯及一些日常用语进行举例，认为与以北方“白话”形式写成的唐宋话本小说有很多相通之处。如称“渴酒”为“吃酒”、称“父亲”为“大”、把“媳妇”叫作“新妇”、称“订婚”为“写婚”，还把青年小伙称作“后生”、把“一两个”叫作“个把儿”……这些语言相通之处，在唐宋话本小说里比比皆是，因此认为阳安土话实际上就是唐宋都城当时通用的“官话”。

阳安土话中的“打”读作“Kuo”，比如“你给我狠狠kuo他”。人们往往会以为是“敲”。但“敲”应该是“轻轻打”的意思，决不是阳安土话的“Kuo”。后来，发现其实是“角”加“刂”，音“Kuo”。一个角字，利刀旁(“刂”)，两个偏旁字都含有利器的意思，这才是阳安土话“Kuo”的真正含意。此外，还有棉花，阳安土话称作“蓓”。“蓓蕾”即花骨朵，棉花即“蓓蕾”。因此，这又是阳安土话是北方古语的一个佐证。据了解，这个族群以阳安为中心，辐射源头、青龙、同安、张家、二塘，甚至远到梧州地区的昭平、钟山。有人做过粗略的统计，讲这种方言的人不少于20万人。

四

军话的概念，明朝初年开始出现。

军话，是汉语方言学里的一个特有的现象。在语言学分类里，军话属于官话方言，存在于广东、浙江、海南等地。在全国范围内，被称为“军话”的方言区也有多处。如广东省五处，一是陆丰青塘“军话”，二是惠东平海“军声”，三是坎石潭“军话”，四是龙吟塘“军话”，五是电白古城旧时正“军话”；浙江省有一例，也就是苍南金乡“军话”；海南省有两处，一是儋州“军话”，二是崖城“军话”，此外，在海南昌化江两岸的昌江县和东方市也有“军话岛”；福建省有一例，即武平“军家话”；江西有一例，那就是赣州古城的桂柳话。

在江西赣州，竟然有一个世世代代都讲桂柳话的人群。

赣州城区的语言，有别于赣南其他县域的语言，甚至有别于赣州城郊外的语言。用语言学家的话来说，那就是一种语言孤岛现象。

明朝中期，赣南地区匪患严重，朝廷为了剿灭盗贼， 在弘治年间在赣州设立南赣巡抚，专门管理江西、广东、福建、湖广四省边区的社会治安，安抚流民，加强了对驻军的管理。 正德年间，为了镇压匪患动乱，左都御史陈金奏请朝廷，从广西调集了大量狼兵。狼兵是指广西壮族地区土司的土司兵，他们骁勇善战，主要来自广西田阳、东兰、那坡、南丹等地。这些地方的人口，主要是讲西南官话。狼兵在赣州驻扎、屯田，同时也带来了家属，一些年轻将士，也要结婚生子，因而就形成了军户。

当时，赣州城区人口不过万人，而驻扎在城区里的狼兵竟然达到数万人之多。之所以要征集抽调这么多的狼兵，主要是因为他们要承担着整个赣南及南安府、宁都直隶州几个地区的保安工作。大量狼兵入城，极大地影响了城内百姓文化与生活，最突出地表现就是在语言上的潜移默化，赣州城原来的语言基础开始瓦解崩溃。

王阳明主政赣州时，采取“十户联保”，规定一人通匪，十户受牵连，一概杀头问罪。他还要求城内军民一律讲西南官话，否则以匪论处。据说，这一招，有利于区别民匪。严令一出，几乎是一夜之间，全城的百姓全都学会了官话。当时，信丰县城嘉定镇驻扎的军队，也模仿了这一做法，强制推西南官话，以致信丰县城也出现了与赣州城类似的孤岛语言现象。

军话，其实就是西南官话。在广西，军话这一概念的得来，也与明朝屯兵制度有关。明清时期，广西地区多次发生暴乱和农民起义，中央政权为了巩固广西地区的统治，将军队派驻到此，南下的军人将他们的官方语言，也就是军话带到了广西，之后这些军队以及他们的后裔在此扎根，军话也就形成了。

卫所制，是明朝吸取历代屯田经验而创建的一种兵制。明朝初年，由于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萧凋，土地荒芜，朝廷无力维持庞大的军队粮饷，于是实行寓兵于农，军人世袭，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在各军事要地设立卫所，一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下面依次设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从卫所指挥使到百户等官员都是世袭的，称“世官”。卫所里的士兵称“军”，军人也是世袭，军人及家属由五军都督府直接管理，不受地方官吏约束，形成一个独立封闭的社会单元。

今天还在讲军话的，几乎都是明朝政府屯军的地方。朱元璋很重视“正音”，曾组织人手编写《洪武正韵》加以推广，有点类似于推广普通话。特别是卫所，推广正韵很有必要。军人来自五湖四海，没有“通语”，官兵们就无法沟通。朱元璋推广的“通语”，就是军话。军话这一概念，在明朝初年形成（但军话语言孤岛的现象，其实早已存在）。

明朝初年，广西在桂林、南宁、柳州、梧州、宁明县等地设立卫所，其中的南宁卫底下有7个千户所，后来分拨到太平、武缘等地，武缘也就是如今的南宁武鸣区，因此武鸣的城厢镇、府城镇还有不少说军话的居民。另外，马山镇的金钗镇，宾阳县的芦圩镇、邹圩镇，合浦县的永安村，上林县的大丰镇，邕宁区、罗城、融水、来宾、平果、宜州等部分地区，还有不少人在讲军话。南宁以前讲军话（下廓街官话）的人数很多，如今仅剩一些老人会讲。

一种后来迁入的方言，被本地方言所包围，就像海中的小岛一样，这种现象就叫做“方言岛”。讲少数民族语言的，几乎都是农村，而城里人说的却是军话。说军话的人，被讲少数民族语言的农村所包围。军话保留着众多古代汉语中的发音，如一些老人在说“九”时，并不是用舌面来发音，而是用舌根来发音，还有把“街”读成“盖”等等，这些都是中古汉语中的舌根音，在现代的普通话中已经很难找到了。

五

广西军话形成于多个历史时期。

历史上，朝廷大军曾多次南征、屯留广西。西汉时期，吕嘉叛乱，西汉派路博德率大军南下，灭了南越国。东汉初年，交趾徵氏姐妹叛乱，光武帝派马援将军南下，带来楼船两千多艘，将士两万多人。这是中原人第三次进入合浦。他们以合浦为基地展开军事行动。叛乱平定后，他将一部分军人留在了广西，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马留人”。据《桂海虞衡志》记载：马援还，留不去者，才十户，隋末滋衍至三百，皆姓马。俗从其寓，故号马留人。

廉州话（当地又称“麻佬话”），其实就是“马留话”，是北海市合浦县的主要方言，通行于廉州、环城、党江、沙岗、西场、乌家、石湾、石康等乡镇和常乐镇、闸口乡、福成乡的部分地区。北海市区周边以及钦州市浦北县、灵山县、犀牛角镇，防城港市港口区的企沙、光坡等镇，玉林市博白县等地区也有人讲廉州话，使用人口约120万。

廉州话是粤语钦廉片的代表方言，与主流粤语相比，差异明显，独具特色。现代廉州话共有22个声母，34个韵母，8个声调。廉州话继承有古代岭南方言的元素，也保留有不少古汉语的语音和词汇。其声母一般为18个（西场话为19个），韵母个数在62-68个之间，声调均为7个。例如廉州童谣：“车车转，晕晕转，阿妈咩我看龙船，我无去，我亚求韩捏鸡，捏鸡大了担去买，买得几多钱？买得三百铜钱，一百过金猜，二百打银牌，捏猪烧火狗劈柴，猫儿担水井边挨，挨无稳，跌落井，一担干浇上火通岭，捏虾跳上坡，捏鱼跳落井。”

合浦港，原名廉州港，可最早的名字是乾体港。乾，健也，易卦名，可理解为天人合一；体，人体。乾体，就是健壮的身体，可以理解为勇猛、果敢、诚实、仁义，这是古时候的军人形象。西南官话中，有很多带有“浦”和“埠”的地名。“浦”就是指河流汇集入海的地方或者靠近水边的地方，如浦东、洋浦。在广西，也有合浦、荔浦、营浦等；“埠”就是码头。在广西有石埠、八步等。古汉语“埠”与“步”互通。由此可见，合浦的得名，直接来源于古汉语。世界上，很多地名都是来源于土著方言。如澳门的得名，就来源于葡萄牙人对“妈祖”庙的读音。在广西，有很多带“那”的地名，如那坡县。“那”，壮话是指水田。那文化，就是广西的稻作文化。由此可见，合浦、乾体得名于古汉语，是当时南来、驻扎在那里的军人给命名的。

秦汉以前，廉州就是我国南方古越民族聚居繁衍之摇篮。特别是秦统一中国后，那里更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是海丝路的始发港之一。当时，就有大量的中原人来到合浦。合浦现存的汉墓群，就是明证。唐朝咸通年间，高骈征南诏，曾屯兵三万于合浦，也留下了不少军队戍边定居于合浦。这是中原人第四次进入。

长期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移民，所操语言各相殊异。特别是马援将军屯兵、驻防合浦，更是将古代中原汉语带了过来，并形成强势语言，得以推广。清朝晚期，大批粤商云集廉州，广府话又在那里形成强势。为此，廉州话既吸收部分古越语的“积淀”，又受汉语方言的影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粤方言变体。

在广西防城港市，有一个独有的姓氏：禤。这个“禤”，不读“xuān”，而是读“qiān”。据禤氏族谱记载，这个姓氏源于光武帝赐姓。

徵氏姐妹叛乱平定后，光武帝奖赏有功人员。上殿时，牛哥一身岭南雒越人打扮，头盔上还插了4根长长的野鸡毛。光武帝问，牛哥，你的功劳可不小呀，想当个什么官呢？牛哥一时间想不出个官阶名称，便说，请皇上封个大大的官儿给我吧。不知是由于方言的发音不同，抑或是光武帝听走了耳，结果把“大大”听成了“代代”。当时，汉光武帝心情好，马上应承说，好呀，你想当个代代官，朕就封你为平夷大夫、钦州太守，子孙世袭。朕赐你朝服一套，穿着这套衣服，出入朝门通行无阻。接过朝服，牛哥跪谢。他突然想到自己原是放牛娃，别人叫他牛哥，实际上他有名无姓。皇上若能赐姓，那就是一件极其荣幸的事情，于是，他奏请光武帝给他赐姓。光武帝觉得牛哥头上插着4根野鸡毛，做派新鲜顽皮，刚赐给了他朝服，野鸡毛加一套朝服，这不正好是一个“禤”字吗？也正好，有一个起源于黄帝之后北宫禤的古老姓氏“禤”，于是，光武帝就赐他姓禤。牛哥说，皇上赐姓意义不一般，该有个区别，这个“禤”应该不同于那个“禤”嘛，不然，天下百姓哪里晓得是皇上赐姓呢。见牛哥顽皮可爱，光武帝笑了，说，你原来是一个放牛娃，整天牵着牛绳子，这“禤”字，那就读作qiān吧，朕叫你牵着牛，永远也不要松手。你要扎根岭南，保境安民，大事农耕，促进商贸。牛哥当场跪下，高呼万岁。从此，禤氏一族在岭南诞生了。牛哥给自己取名纯旺，字粹庵，号遂鼎。他成了这支禤氏的鼻祖。受封后，禤纯旺世袭镇守南疆，后裔子孙世居于广西合浦、防城地区，世代相传至今。

在金銮殿上，作为破敌前锋的黄万定也被封为平夷大夫。林采风、简有龙、梁启宁、刘公祖、陆缘渊、凌官旺、韦料真等7人，也是根据各人功绩大小，分别授予官职，子孙世袭，驻守岭南。虽然没有平夷大夫的爵位，但他们被岭南人称为“七将军”。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也都成了“马留人”。

黄万定以及他的后代一直留在广西，成为广西黄氏人群中的重要一支。黄氏，是广西十大姓氏之一。

广西的外来语言很多。如粤语。粤语发源于广西苍梧。汉武帝设立广信府（在广西苍梧和广东封开一带）。汉武帝说，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很快，苍梧成了岭南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粤语也就产生了。粤语也是古中原方言与岭南方言融合的产物。粤语产生后，沿珠江水系（顺流逆流双向）传播，很快就成为两广地区的强势语言。在唐代以前，广东成为粤东，广西成为粤西。只是到了后来，才有广东广西的说法。客家话，在广西也是强势语言。客家话其实就是唐宋时期南迁人口所说的中原方言。由于恪守乡音无改的信条，南迁北人一直保留着古时候的家乡话。在广西，单单是博白县，就有近两百万人讲客家话。不过，客家话不是军话，主要是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的老百姓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