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袁国明

甘家口旧居前汪朗讲得津津有味

“青睐”会员与汪朗（前排右四）、刘阳（后排右二）夫妇合影

众所周知，北京城留存有数不胜数、积淀悠远的文化遗迹。为帮助居京或来京的朋友更切实、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这座“文化中心”的深厚内涵，本报推出“北青版”京城文化路线。我们将以实地寻访的方式，带领读者用脚步丈量这座古老又崭新的城市，去阅读、品味、感受并触摸它的肌理。我们期待，这样一条线一条线地交织起来，将呈现出一幅既有温度又有时代感的京城文化地图。

“愿为人间送小暖”的著名作家汪曾祺，一生创作丰富，尤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学也有深入研究和成果。他1948年进京后，随着工作和生活变迁，在京城辗转居住，在各居住地都留下不同的创作故事。10月19日，我们邀请汪曾祺长子汪朗先生及夫人刘阳女士，带领“青睐”会员走访汪家数处旧居，了解并体察作家的创作轨迹和生活意趣。

当天的行走路线以交通便捷取径，未按汪家居住的顺序。从阜成路甘家口居所始，至虎坊桥经济日报宿舍止，历时三小时有余，我们跟随汪朗夫妇走访了汪曾祺生前的六处居住地。兴未尽而晚已至，会员们恋恋不舍地与汪朗夫妇合影，而后告别，道路两旁的银杏树叶已经有金黄色了。

东单三条南侧

和花市河泊厂的旧居已无痕迹

汪曾祺50年代在北京住过两个地方：王府井东单三条南侧和花市附近的河泊厂胡同。这两处房子都已随着城市建设湮没，我们请汪朗先生在车上做了简单介绍。

东单三条24号是1950年代初北京市文联的宿舍，当时汪曾祺在北京文联《说说唱唱》编辑部工作。现在东单三条一侧早已改建成东方广场，汪朗说自己也弄不清具体位置了，只记得院子里有一座小洋楼，他们家住在一层西边的一间房里。

1950年代中期，汪曾祺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住到河泊厂胡同，也是单位分房。在河泊厂住的时间不太长，汪朗印象中，“是一个老四合院，家里住北房两间，挺宽敞的，一间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米。”多年前汪朗去寻旧，依然记着那个家的样子，循着记忆转了半天找到院里，碰上一位老太太，警惕地问汪朗干什么。汪朗说是这儿的老住户，我爸叫汪曾祺。老太太恍然大悟地说知道知道，当年咱们是老邻居，你爸一回来就忙家务，你妈翘着腿读外文书。几年前再去寻访已经踪迹全无。几个闲聊的老人告诉汪朗，别找了，你说的地方就在脚底下，变成马路了，就是从台基厂到天坛北门的这条大马路。

汪朗回忆，在河泊厂居住期间父亲没有写太多东西，到现在还有点影响的是散文诗《早春》。那组诗后来“反右”时成为汪曾祺的一个罪状，里面有一句是：“当风的彩旗，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多年后邵燕祥曾经说，单凭这一句，汪曾祺就可以算诗人。还有一篇散文不是很有名，但当时也有点影响，名叫《下水道和孩子》，写的是河泊厂胡同修下水道时的所见所闻和玩耍的孩子，所见所闻的是汪曾祺，文章中的小孩子就是汪朗。还有《公共汽车》，写“我的孩子长大了要开公共汽车，我没有意见”，也是汪曾祺的亲身经历。汪朗说自己小时候上幼儿园都是老头（汪家对汪曾祺的称呼）接送，“他拉着我坐公交车，我就老想看司机，说长大要开公交车。他认为很好。父亲总认为什么都好，孩子想干什么都行”。

1958年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劳动，家里人主动退了河泊厂的房子搬出来，“母亲觉得再住着心里不舒服”。从河泊厂搬走后，汪曾祺在北京就成了无房户，汪家以后住的房子基本是夫人施松卿所在单位新华社分的宿舍。汪朗开玩笑说：“这是我爸的一个痛处，有时候我妈让他办点事儿，他一耍脾气，我妈就说：汪曾祺，你别狂，你连个立锥之地都没有，住的都是我的房子。我爸就乖乖地该干什么干什么了。”

汪曾祺下放，夫人施松卿带孩子们暂住在国会街5号的门房里，“是一间小黑屋，四五平方米，只能放一个五斗柜，一张双人床。那时候我们四口人，我上小学，是长期住户，两个妹妹周末回来，就搭两个长凳、两块木板，把床加长一点儿，勉勉强强地睡下。”汪朗说，汪家四口在门房里住了一年左右，又搬去了新文化街文昌胡同8号。

新文化街文昌胡同8号

只留有一座大门

文昌胡同8号，汪朗的印象中父亲没有常住过，只回来探过几次亲。8号曾经是一所大院子，现在是9号。老房子只剩了一个大门，很高大。汪朗、刘阳夫妇站在门前仰望，一棵大槐树探出门楼，汪朗说，里边不知道什么样了。他回忆，过去院里三面是平房，北边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小楼，大概住了二十来户人家，有公用的厨房、水房和厕所。他们家和另一户人家构成一个单元，相互有什么动静都听得一清二楚。汪朗清楚记得，邻居家有一个小女孩高自己一个年级，有一段早上五点多就诵读《歌唱祖国》，他躺在被窝里听了一遍又一遍。第二年上语文课时老师让背诵这篇课文，他不打磕巴地背了出来，因为早就听会了。

汪朗对父亲第一次回来探亲记得挺清楚：应该是1960年的春节，一大早他就到家了，穿得跟土猴似的，很兴奋地跟我妈说他的劳动情况，说在那儿冬天去公厕刨大粪。我妈觉得不可思议，说多脏啊！我爸说，没事，都是冰碴儿，一掸就下来了。

还有一年夏天汪曾祺回京找工作，停留时间较长。汪朗回忆：“我们家那时不开火，都在食堂吃。我爸回来时商店没什么蔬菜卖，就包茄子馅饺子，挺好吃的。我妈是个热心人，让他再包一次请同事来吃，结果砸锅了，煮出来一锅片汤，饺子全散了。我跟妹妹中午兴冲冲跑回家想吃饺子，结果吃了一碗片汤。爸妈他们俩还总结经验，说是面太差了，缺少黏性。”

这一段时期汪曾祺的创作较少，汪朗也很少听他说起写文章的事，但下放劳动积累的生活，无疑为他以后提供了不少创作素材。“他在张家口的经历也有一些经典作品，比如《七里茶坊》，写到了冬天刨冻粪的经历，有人认为那是他最好的小说。还有他在果园劳动时候写的《葡萄月令》，也是美文。”

汪朗坦言，自己也下过乡劳过动，干完活累得比狗还不如，没有任何想法，父亲却能够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后，还葆有对生活美的感受，而且用那么纯粹干净的笔触将其表现出来，实在是难得。“如果过得很顺心，写点美文也就罢了，他却是在累了一天之后写啊。”汪朗的感慨，也引起了会员们的共鸣。

国会街5号宿舍成了绿地

从文昌胡同步行，走到宣武门国会街5号。路上经过汪朗就读的小学石驸马一小，旁边是石驸马二小，原为一座郡王府，也就是现在的实验二小。汪朗告诉大家，自己对这里的胡同熟极了，小学同学都住在这一带，而新文化街原来叫石驸马大街，因为这里住过一位石姓的驸马，新文化街是后改名。他看到一个门洞，忽然转头问夫人刘阳：“这是咱们的少年之家吗？好像也变了。”原来他们都曾作为新华社子弟在里面吃住、学习过。“我们也几十年不来了，只是偶尔坐车路过。”

1961年底，汪曾祺回到北京，一家人随后搬回国会街5号的新华社宿舍，这次换了房间。“这也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中西结合式四合院。从大门进去是影壁，东南西三面是平房，北面是一座二层小楼。”汪朗回忆，“一进楼左右手各有一间大房，各住一户人家。上楼后左右手各有一个套房，也各住一家人。”汪家在楼上靠东的一个套间里，两间房，每间不到10平方米，全家人住在里间，“屋里横七竖八两三张床，外屋有一张写字的小桌子，一张藤椅，一个吃饭的方桌，几个凳子，还有一个书架。冬天生一个火炉子，下面有一个包着铁皮的四方形大托盘，防止炉灰落到木头地板上。”汪朗回忆。

在汪朗印象中，父亲在国会街5号未写太多东西，但京剧《王昭君》是在这儿写的，也是他从张家口调到北京京剧团创作的第一个剧本。上演的时候，剧团要求汪曾祺把剧本的唱词、对白等用蝇头小楷写在玻璃纸上，以便打字幕。汪朗说：“过去演老戏只是唱段有字幕，对白是没有的。领导可能觉得他写字好，就把这事交给他了。他很认真，一定要到晚上九十点以后，街上没有车了才开始动笔，因为车一过那小楼的地板就晃悠。”

这无疑是精美的书法作品，一位摄影师观众看过演出对幻灯字幕产生了兴趣，专门来找汪曾祺切磋书法。“他这一段主要是写戏，我还在家里看过他写的《凌烟阁》剧本。”汪朗说，这个剧本没有上演，后来也找不到了。

汪曾祺爱聊天，没事就上附近的城墙，找早起喊嗓子的扯闲天，汪朗戏称为“瞎扯”。汪曾祺还爱酒，这事汪朗说起来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当年宣武门教堂外边有一排板房，一家小酒馆卖葡萄酒，汪曾祺常差儿子去买酒，用医院的输液瓶子，一买两三瓶，“那是很劣质的酒，但他也要喝。”汪朗笑着说，上中学时候，开始有卖白酒的。同学经常到他家玩，也认识老头。有一次同学很兴奋地找到汪朗说：我看见你爸从酒馆里出来了，屁股后头揣一扁瓶子，晃晃悠悠地好像喝多啦！把汪朗臊得不行。

现在此处也已改造成绿地，旧屋了无痕迹。几位旁听者听到汪朗谈到酒馆勾起了记忆，纷纷插话，“对，当年那酒才一毛来钱一两。”“是啊，一毛七的算好的。”大家听着笑起来，汪朗也笑道：“当年我爸也这样，认识不认识的都能一块扯闲天儿。”

汪曾祺的不少好朋友如朱德熙、李荣都到国会街来过。当时过一条马路就是烤肉宛，打回一盘烤肉，几个芝麻烧饼，有时候还有红豆粥，老朋友们就吃上一顿。

说到兴头，汪朗谈到有一次把北大中文系教授朱德熙“得罪”了。这种“不说之秘”更勾起了大家的兴趣，只听汪朗说：“因为朱德熙平时来得少，一般是老头去北大看他。那次放学回家我看见他来了，觉得挺奇怪，就说了一句：你怎么来了？这一下我们家老头老太太都不高兴了，把我骂了一狗血淋头，说我很无理，好像不欢迎人家。我说我是表示惊诧，不是不欢迎。我觉得特别委屈，大哭一场，以后再不说这种话了，挨过一顿骂就够了。”有会员问：“那朱德熙有什么反应？”汪朗答：“人家一点儿都没生气，那是有修养的人。”

北京京剧团有一段离这个家很近，汪朗记得“文革”初期有一次和妹妹去团里看过大字报，去了也没看出什么，却听见一声洪亮的咳嗽，随后看见父亲穿着黄色的破棉袄出来了。汪曾祺见到儿子很奇怪，问来干什么？汪朗说来看看你有什么“罪行”呀。汪曾祺说，那你看吧。转身就走了。汪朗回忆父亲当时境遇尚可，正在和别人抬运剧团冬天取暖的煤。

汪曾祺还重情调。国会街5号院里有两棵海棠花，开花时候伸枝到窗边，他会悄悄折两枝，插在家里的大圆口瓶里慢慢欣赏，闲时画上两笔。

“人家给他的茶叶，盒子是木头的，他在上面画很细很细的菊花，很有点意思，但早就没了，谁也没当回事儿。”爱搞小创作，不愿给生活留白，是儿子汪朗给那时父亲的注脚。

在甘家口阜成路居所住的时间最长

1965年底，一家人再次搬家，搬到阜成路南1楼5门9号。站在楼下，汪朗仰头向上数，“第4层，那就是我们原来的家，也是我妈妈单位新华社的宿舍。”

汪家在甘家口住到1983年，其间曾参与《杜鹃山》等京剧现代戏的创作。80年代重新开始创作后，为读者所熟悉和喜爱的小说作品《骑兵列传》《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也写作于此。

汪朗告诉我们，那时候家里共五口人，房子是小两居，南边一间大房，十三四平方米；北边一间小房，不足10平方，进门是一个小过厅，有厨房、卫生间。家里只有一张小三屉桌可以写字，放在小房间里。这里应该是父亲在北京住得时间最长的一处，条件已经有所改善。

新华社分房当年很有意思，汪朗回忆，标准完全按照人口，“我们住的单元规定是四口人一个定额，我们家是五口人，多一口，就把我拨到楼下和一个三口之家合住。”汪朗形容当年觉得特别难受，很不愿意跑到人家去睡那一张床，能不去就尽量不去。这样住了两三年，1968年汪朗到山西插队，回来才不跟人家掺和，但经常在家打地铺，或者睡钢丝床。来亲戚更热闹，过道里、桌子底下横七竖八地打地铺，“也过来了。”汪朗说。

汪朗1978年通过高考，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本来可以住校，但他愿意住在家里。大妹妹兵团病退回来，小妹妹在工厂上班，住得比较挤，也闹出不少趣事。

“我小妹妹三班倒，上夜班之前要在小屋子里睡会儿觉。那时候老头写东西有点上瘾，我小妹妹睡觉的时候他进不去屋，就门里门外地瞎转悠。一会就问‘几点了，汪朝是不是该起来了？’我们说‘早着呢，你消停会儿’。他定不下来，等我妹妹一出门马上就蹿进去，把纸铺开开写。”汪朗形容那真是叫奋笔疾书。他开老爷子玩笑，说看老头没地儿写东西，就跟憋着蛋的母鸡找窝似的。后来家里人就叫老头“下蛋鸡”，汪曾祺开始不认，后来也跟着闹：“你们别闹啊，我憋着蛋呢，我要下一个大金蛋给你们。”逗得全家哄堂大笑，汪朗喜欢“这没大没小”的家庭氛围。

在甘家口，汪曾祺还写了大量有关居住地的文章，有小说、散文，也有旧体诗。

有一篇名叫《天鹅之死》的小说，汪朗记得清楚，写的是1980年前后玉渊潭飞来的两只天鹅被射杀的故事。汪朗读来感觉文风有些偏离父亲的一贯风格，显得感情过于外露。

汪朗回忆：“那时候玉渊潭公园不收门票，随便出入。老头有一段除了写检查，没有太多事，早上起来常去遛公园，大概他是亲眼目睹了这件事。他特别气愤，认为人们的向善爱美之心都被折腾没了。《天鹅之死》应该就是在这样一种情绪中写成的。”这阶段写的散文也多，好几篇都是遛弯时的偶得。“他没事就喜欢跟各种各样的人闲扯，有遛鸟的，有养蜂的，有钓鱼的，从中获取了创作灵感。”

蒲黄榆路9号楼房屋尚在，他人居住

1983年夏天，汪曾祺一家人搬到蒲黄榆路9号楼，直到1996年年初，住了12年多。

刚搬来时，蒲黄榆路周边全是菜田，“真是什么都没有，只有孤零零的三座塔楼，但在这儿老头算是住得比较舒心。”汪朗说，房子是小三居，总面积不到50平方米，舒心之处在于他总算有了一间书房，虽然还兼着卧室，也很小，但有一个书柜、两个沙发和一张比甘家口书桌大一点的写字台。

这一段是汪曾祺创作的另一个高峰期，写下了大量散文。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取名自蒲黄榆和玉蜓桥，还有《榆树村杂记》。汪朗认为《蒲桥集》是父亲散文选本中最精当的。

这个地方也接待了不少文化名人。常来的有作家邓友梅和林斤澜，都是几十年的朋友，他们有时坐公交车来，有时也骑车。汪朗想起林斤澜骑着闺女的小轮自行车来，喝酒闲聊天。“林叔叔一喝酒就脸红，所以经常脸红红地晃晃悠悠骑着车走了。”

美籍作家聂华苓来过，台湾女作家陈映真也来过。朱德熙最后一次回国，汪曾祺办家宴招待，烧了个葱油芋头，朱德熙特别爱吃，平常不苟言笑的他吃高兴了，跟夫人说：“你不吃了吧？那全归我了。”便将盘子端到自己面前，吃了个干净。

汪朗还想起，那时候没有抽油烟机，厨房里只安了一个排风扇，时间长了沾满油渍。刘阳爱干净，经常在厨房忙着收拾。汪曾祺夫人施松卿看儿媳只顾干活，就叫：“刘刘，过来聊天啊，老在那儿干活，一点儿情趣都没有。”刘阳心里嘀咕：“聊天聊天，厨房脏得和猪窝似的，都没人管。哼！”等汪家再搬家，新住户住进来，很快对外宣称：汪曾祺文章写得真是好，他们家的厨房真是油腻多！

虎坊桥福州馆前街4号楼最后的日子

虎坊桥福州馆前街4号楼是汪曾祺生前住过的最后一个地方。从1996年春节后搬来，到1997年5月去世。

在虎坊桥汪曾祺的心境舒畅，但精力渐弱，画画较之前为多。他有了一个真正的书房，而且有一张大画案，是作协送给他的。他可以铺开画画，画的尺幅也可以大一些。但汪朗说，基本上画得好的画都没留在手里，因为老头有个特点，出的书舍不得送人，画的画随便送。“他还常主动送，比如第一次来找他约稿的人，他看着喜欢就说我送你一幅画吧。有时候我妈妈说，曾祺，送人一本书吧。他往往就一脸不高兴，得磨叽半天。”汪朗分析，他可能觉得画作就是一张纸加一点颜色，又是自己画的，不用太看重。送书谁知道你看不看呢。

汪曾祺画画还经常遭到“批判”，汪朗说，孙女和外孙女都认为他画得太不像了。有一次孙女到琉璃厂，发现一个工艺品的小鸟窝，两只小鸟站在窝边，很是形象。孙女把它买回家送给爷爷，还很认真地说：“爷爷，你的鸟画得太不像了，照着这个好好画啊。”汪曾祺乐呵呵地满口答应，把小鸟窝细心收到书柜里，但是该怎么画还怎么画。“前两年家里整理东西，那鸟窝还在。”汪朗说。

汪朗回忆父亲最后的日子，“身体不是太好，把酒戒了，但马上就萎靡不振。后来我们说想喝就喝点吧，宁可让他痛痛快快地少活点儿时候，也别窝窝囊囊地凑合日子。”

让人觉得有点可惜的是，在虎坊桥新居所，有了自己书房、好歹能够伸开一点手脚的汪曾祺，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太短了。汪朗感慨道：“他走的时候头脑还清楚，应该还能写一些东西。好在读者给了他认可，作为一个作家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是不错的。” 文并摄/本报记者 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