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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于右任传》——报人生涯

编著注:许有成先生编著的《于右任传》为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于右任传记,该书十七万字,资料丰富,文笔流畅,是一部真正的雅俗共赏的学术性著作,可以较为完整地了解于右任的一生。现按章节整理转载,以飨大家。

「转载」《于右任传》——报人生涯

点击链接阅读上章:【转载】《于右任传》——创办复旦

四、报人生涯

大陆沉沉亦可怜,众生无语哭苍天.

今番只合殉名死,半壁江山一墓田。

——示谈善吾

于右任在复旦公学一面做马相伯校长的书记,一面继续学习法文,还兼授一点国文课。起初,学校创办伊始,各项工作较忙,他无暇考虑其他的事。等学校工作上了轨道后,心里便感到很苦闷了。因想当初南来的目的,为的是结交一些反清志士,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并非埋首课桌,这样学业虽能进步,但与自己的志向不符,长此下去,岂不违背了初衷?到后来,他一有空,就乘小火车到上海,一则与一些革命志士交往,再则可以听到一些新的信息, 免却了局促吴淞一隅的僻塞。因为去的次数多,老师马相伯知道后,还特意劝他:“不要到处跑,多多读书。”

于右任在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期间,有一件事促使他以后成为记者和报人,这就是在横滨《新民丛报》的第十六号到十九号上,连载了江苏人钱基博写的一篇《中国舆地大势论》的长文。文中提出所谓“长江流域民族处置大河流域民族”的两种方法,这种挑拨南北方人民感情的谬论,使于右任非常愤慨,“始而惊,继而怒,终亦不知夫涕之何从也”。他一气之下,生平第一次写政论性的长文(全文五千字),对钱基博的“处置”谬论,痛加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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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在上海徐家汇马寓与恩师马相伯先生合影

于右任说:“以为吾人日日唤同胞,不料同胞刻刻谋处置我,视我如异种,而贱我若奴隶也。” 于右任是钱基博所说的大河流域的北方人,他担心钱氏南方人“处置”北方人的妄说,可能在”种族之争以外,又添以省分之争,省分之争之外,又生以南北之争。今日见之于学界者,一笔一舌;他日见之于政界者,一铁一血,又岂祖国之幸福而前途之佳征哉!”在外患频仍,内祸连年的现今, “使吾同种无兴南北之战,否则无使东家笑而西家哭,否则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无使渔翁得利也。”

这篇政论文论据充分,说理性强,文笔晓畅,气势如虹。梁启超等人收到后,很快作了反应,除删去一二过激语外,基本上全文刊登,还公开表示道歉,认为“于君所言,字字敬佩”,承认《新民丛报》刊载钱的文章是有失检点,不敢辞责,并代钱基博感谢于右任的匡正。梁启超由衷敬佩于右任的胆识和欣赏他的文笔,致函邀于,热情设宴款待,从此,与比自己年轻六岁的于右任订交。

这篇文章投寄《新民丛报》时,他第一次用“于右任”三字署名 (原名于伯循,字诱人,取《四书》“夫子循循善诱人”之语,“右任” 二宇,既是“诱人”的谐音,也含反抗清廷之意,因我国古代以“左社”为受异族统治的标志,故名“右任”,“任”从“衽”来)。文章一出,声名大噪,许多革命志士和读书人都知道陕西人于右任,本名于伯循反而鲜为人知了。此后58年间,除写文章使用关西余子、 神州旧主、关中于氏、骚心、大风、剥果、于思、太平老人等笔名外,他一直使用“于右任”这个名字,直到去世。

由于有这样一次在报刊上著文的际遇和体验,于右任深感倡导舆论的重要,对关起门来读书和教学的生活颇不以为然,而在法文班里与比他小10岁左右的同学一起学习,更觉兴味索然。当时又没有人能说服他坐下来安心读书,以学报国。因而,他时时想摆脱学校生活,谋求发展革命舆论。加上《苏报》被封后,革命报刊在上海缄口结舌已二年,保皇派的《新民丛报》又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报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有一天,他阅读上海某报社论,该报竟诬革命为叛逆,公然为清廷张目。于右任立即写了一篇评论时政的文章投寄该报,阐述自己的见解,驳斥该报社论。文章寄出后,如石沉大海,他天天翻 阅该报,总不见自己的文章刊出,他这才感到报刊如果不掌握在革命者手里,就可能“任意传递歪曲之主张与不确之报告,以蛊惑人民视听”。这时,他决心自己办一份报纸,宣传革命的主张。他把这事与复旦公学的叶仲裕、邵仲辉(力子)、叶藻庭、金怀秋等几位同学一商量,他们也赞成自己办一张报纸,并为未来的这份报纸取名为《神州日报》,以期再造神州。

要在上海办一份报纸,谈何容易,第一要有资金,第二要有办报的人,第三要有经验和设备。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他想起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办了许多刊物,他们也不富有,是怎么办起来的?《民报》和《新民丛报》也都在日本出版,还有,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新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它们又是怎么办起来的?想到这些,他决心到日本走一趟,学习办报的经验。

这时,他又看到许多革命党人纷纷到国外活动,如蔡元培、吴稚晖、张继等去了法国,更多的革命党人去了日本。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也是以日本作为它的重要活动基地,到日本去,兴许还能见到心仪已久的孙中山先生。他把去日本的事同复旦和中国公学的几位朋友一商量,他们都支持他到日本去募捐办报,还为他介绍一些留日学生和华侨以及他们的通讯地址,便于他开展募捐活动。

1906年9月7于右任怀着要办一张革命报纸的愿望,与邵力子等一道,从上海乘船来到日本。当他在马关登岸时,眼看海港繁忙兴旺的景象,回首《马关条约》的签订,思绪起伏,感慨万端,写了《马关》诗一首,既抒发伟大抱负,又感叹国事日非:

雨中山好青如黛,浪里开花白似绵。

活泼游鱼呑晓日,回翔饥鸟逐渔船。

舟人指点谈遗事,竖子声骄唱凯旋。

一水茫茫判天壤,神州再造更何年?

于右任在马关上岸后,坐火车到了东京,与陕西籍的同盟会会员康心孚、井勿幕见了面。那时康、井等人都在日本留学,对日本的情况很熟悉,他们带领他参观了《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报社,了解了一些办报的经验,还同一些爱国华侨见了面。

康心孚(宝忠)是一位很活跃的人物,他是陕西人中最早加入同盟会的一个,和同盟会中的骨干分子胡汉民等人都过从甚密, 由于康心孚的介绍,于右任与胡汉民也有了往还。是年10月9 日 ,孙中山由越南西贡抵达东京,胡汉民、康心孚向孙中山汇报了于右任的情况。孙对于右任因宣扬革命被清廷缉捕逃到上海一事,早有所闻,通过康心孚的引荐,于右任在东京会见了神交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非常髙兴,与他做了终宵长谈,于趁机提出了一些疑惑不解的问题,如平均地权的理论与实践,请孙予以解释。11月13 口,于右任即正式加入同盟会,介绍人是康心孚,主盟人是胡汉民。从此,于右任成为孙中山麾下的一名忠实信徒。

于右任加入同盟会后,孙中山希望他把陕西、甘肃、河南和山西籍的留学生组织起来,建议成立一个学生会的组织。那时留日学生中的山西、陕西、河南籍的同盟会员,已经组织了明明社,于到东京为《神州日报》募集股金,明明社的社员们也从旁赞助,为于募集到二千多元的股金。这个社团的骨干分子是山西人谷慎思、景梅九和景耀月,代表性不广泛,影响也不大,后经康心孚、井勿幕等人的奔走联络,将四省留日学生联合起来,成达了四省留日同学同乡会,推于右任为第一任会长。于右任借着四省同乡同学的力量,为《神州日报》筹募到三万多元的股金,任务已基本完成,乃准备回国。临行前,孙中山又任命他为长江大都督,要他负责中国中部的革命重任,在上海相机行事,以推动革命。

于右任回到上海,与复旦和中国公学的同学经两个多月的奔走筹备,《神州日报》 终于在1907年4月2日(农历丁未年2月20日)创刊。它的社址设在四马路老巡捕房对过群益社书店楼上,报头是请南通实业巨子、清末状元张謇题写的,倒也寓意良深。报上的纪元不用清帝年号,改用干支纪年,实际上是否认清朝的统治,尤其是它的报名,就隐含有反清的思想,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神州”是中国的古称,在旧诗文中,它往往和故国联系在一起,用它作报名,就是要唤起广大读者对灾难深重的祖国深沉的感情。于右任自己也说:“顾名思义,就是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富,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 主笔政的多为复旦、中国公学两校的同学,还有就是于右任从东京请来的杨笃牛(守仁)以及王允生、汪允中、李 梦符等人。杨笃生是因为吴樾谋刺出洋考察五大臣后亡命日本的;王允生是扬州有名的才子,写得一手好骈文;李梦符是陕西被清廷革职的翰林。这些反清志士结合在一起,也正代表着《神州日报》的精神。所以,第一天的发刊词就是请杨、王、李三位合撰,经于右任参订润色后,用“三函”的集体笔名发表。

为了提高民族自尊心,他们在发刊词中,极力阐扬中国的历史文化,冀以振奋人心。同时,对当时新闻界的流弊,也不客气地指出了四点:一是无的放矢,黑白不分;二是传播谣言,不尚实际;二是铺张琐闻,虚占篇幅;四是党同伐异,私而忘公。给当时的上海舆论界以振聋发聩的猛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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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手书秋瑾纪念碑碑文

自《苏报》被封后,淸廷官吏与租界当局配合默契,合力取缔革命书报,故上海舆论界长期沉寂。《神州日报》为了能站稳脚跟,以旁敲侧击的方式针砭时政,不像后期《苏报》那样激烈。它以革命主张为“经”,以优美的文字为“纬”,持论公正;还开辟了学校动态与体育新闻等新的栏目,吸引着广大青年学子。发行未及一月, 销路激增,与老牌的《申报》、《新闻报》同列于大报之林。

于右任在创办《神州日报》时,一无资金,二无设备,赤手空拳,居然创办了一张大报,又居然能在短期内与实力雄厚、执中国报界牛耳的《申报》、《新闻报》相颉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群策群力,不断创新。其登报集资的办法,就很值得企业家们参考借鉴。

缘起:为消除省界,扬厉国徽起见,开办日报于上海,定名华商神州日报。

股额:仿有限公司办法,集足资金十万元。分二万股,每股银五元,非本国人之股不收。

收股期:除由发起人承认六千股外,余额有愿认者,从光绪三十二年六月朔日起,每股先收桂号金一元,七月望日起收第一期股洋二元,九月望日起全数归收。

官利:周年八厘,自收第一期股银元次日照数起算。

红利:每年进款,除应付股息及各项开支之外,盈余作为红利,分十二成算,二成作为公积,二成作为办事人员酬劳,八成照股分派。

红股:另设红股八百股,凡入股或代招至一百股以上,即酬四股,多则递加。

这份招股广告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刊出,可见100年 前于右任就注意用优惠的办法吸收社会游资创办企业,并照顾到股东、企业和职工各方面的利益。这种方式虽非首创也因时因事灵活运用,给人以启发,故将其广告备录于此,以窥其创办《神州日报》之艰辛。

《神州日报》创刊后,销路毋远弗届,业务蒸蒸日上。正是于右 任大展宏图之时,不幸的事发生了:1908年3月26日晚上,邻居广智书局突然失火,大火熊熊,很快延烧到《神州日报》,正在报社写社论的杨笃生,动作稍一迟缓,大火烧及楼梯,只得翻越晒台缘电线杆而下,始免于难。

一场大火,把报社的编辑部、营业部和印刷厂全部烧掉,因机器被毁,翌日的报纸无法送交订户,为了维护报社的信誉,由于右任和报社的另一位擅长书法的编辑合作,将新闻择要手写,用石印印制出报。

以后,报社靠保险公司所付一万元保险金维持一切,报纸由商务印书馆代印。于右任振奋精神,准备再度筹款,重振《神州日报》。不料在困难的时刻,报社又发生人事纠葛,调解不成,于右任自动求去,杨笃生亦欲随于一同退出,于说:“留下你,等于我在报社。”故于右任退出后的初期,萧规曹随,《神州日报》还能保持于右任办报时的作风。后来报社由汪寿臣负责,汪因筹款不成,又交给于的好友叶仲裕。叶因筹款事,心力交痒,又遭到其父(时任豫省道台)的责难,加上受清廷铁路收归国有、不许民办铁路的刺激,脑病发作,于返豫途中,在镇江附近投江自尽。此后的《神州日报》虽然维持到1916年,但已另由他人主持,与于右任无涉了。

于右任退出《神州H报》后,上海道台蔡乃煌企图笼络他,重金邀请于担任他办的《舆论日报》的总主笔,蔡也想借办报控制上海舆论。于右任以政见分歧不就,另外筹备《民呼日报》去了。

为什么取名“民呼”?他于1908年8月27日(农历八月初一)在上海各报刊登的启事说:“鄙人去岁创办神州报,因火后不支而退,未竟初志,今特发起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亦初创神州之志也……”

在筹备《民呼日报》的过程中,于右任有了《神州日报》的经验,工作做得更为细致周到。现将《民呼日报》在上海各大报刊登的广告转录于下,这既是一份难得的广告史料,读者又可以用它与《神州日报》的招股广告进行比较:

一、本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之宗旨。

二、本报为纯全社会之事业,所有办法,是系完全股份公司,不受官款,不收外股。故对于内政外交、皆力持正论,无所瞻徇。

三、本报编辑总目,凡分三大部,曰言论之部,曰纪事之部,曰丛录之部。其余各子目凡二十余,如外论、佚史、吉光片羽录、怯沈小识诸门,其特色皆为本报所独有。

四、本报又欲引起国人世界观念,于世界各国各港新发生之重要事件,专电译文,登载独多。

五、本报自发起以来,组织备极艰争,而内容益求精美,故取价不得不独高(全年九元,邮费在内,零买一分八厘)。

六、本报虽未出版而预定者已及数千份,恐赶印不及,故出版时,仅于本埠送阅一夭。

七、本报除第一日送阅外,第二日特备福引券一千张,如有至本社购报三份以上者,均有赠彩。第三日除本报四大张外,附送世界社精印之六十名人画像一张。出版一月内,订阅本报全年者,特送六十名人一册(原价二元);半年者,送书券一张(值洋一元)。外埠展限一月。

八、本报提倡商务、学务起见,特送商学界告白十曰。

九、本报博征内外名人各种著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

十、本报每日精印图函一大张,皆系请名手所绘,庄谐各极其妙,不另加费。如同人有以画片见惠者,并择优刊登,藉广流传。

有了上面的广告,可知《民呼日报》的内容与宗旨,持论较《神州日报》更为激烈,内容较《神州日报》更为丰富,开拓业务的方法也较《神州日报》更进一步。原来只是招股采用的一些优惠办法,现在发展到对读者、长期订户、刊登广告的厂商。

正当于右任紧锣密鼓,积极筹备出版,早一天“为民请命”的时候,突然接到家中来信,说他父亲病危,在病榻上不时呼唤他的名字,希望见上最后一面。于右任已有4年未见父亲了,梦魂萦绕,时时惦记着他老人家,自己闯祸之后,害得父亲东躲西藏,最后重病缠身,才返回三原故里。想到这些,于右任再也按捺不住回陕省亲的决心,立刻收拾行装上路,虽明知清廷下的通缉令并未取消,作为人子,生不能待汤奉药,冒死见上父亲一面,纵斧钺加 身,于心也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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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乘船到汉口,再搭火车到郑州,一路顺利。那时,陇海铁路虽已开始修建,但从郑州到西安这一段还没有火车,只能坐骡车,骑牲口,或步行。

于右任到达郑州,时值隆冬,天正下着大雪,他反复盘算用什么方式尽快走完这几百里路程?当时,于右任尚未蓄须,身着农民穿的黑色棉袄棉裤,加上他身板结实,用不着化装,外形活像一个卖菜的小贩。这时,小客栈天井里一棵腊梅正含苞欲放,香气四溢。旅途中孤身一人,面对此情此景,他思潮如涌,百感丛生,回首往事,愧对受累的衰亲,瞻望前程,还需师友共同奋斗。他情不自禁地援笔题诗二首,曰《郑州感旧题壁》:

钩党声消事已陈,余生再到话悲辛。

穷途仆御为知己,客路梅花亦故人。

重叠云山连梓里,零丁涕泪累衰亲。

鸡鸣雪霁长征感,迟暮于郎负此身。

亡命重来认旧踪,人歌人哭两相逢。

曾收断骨埋殇马(昔追余时,死二马乎此),更祝中原起卧龙。

岁晚关前三日雪,月明笛外一声钟。

百年事业吾谁与?师友乾坤卖菜佣。

这一段路程共有十几个驿站,沿途山川河岳雄伟,独擅地形之胜,各处都有历朝胜迹,名世辈出,功业长久。所以,于右任每留宿一处,几乎都写诗抒发情怀。在河南巩县的杜甫故里,在洛阳道中,在杜甫赋《新安吏》的新安等地,都留下了咏古论今的诗章。省亲的这一段时间虽短,但留存在于右任早年的诗词中却是最多的。

在渑池县,于右任凭吊了“秦赵会盟台”。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与赵惠文王在此会盟,他们名曰友好,实为勾心斗角,结果不欢而散。于右任联系自己旅途中的感受,写下《过渑池秦赵会盟处》一首:

游子思亲万里情,浑忘夷险重行行。

青山似我长途瘦,白发欺人壮岁生。

剽客相逢都辑让,黄河作伴不凄清。

会盟台畔萧萧月,笑汝归秦失旧盟。

由于离家渐近,在小客栈留宿时不断做梦,人未到,梦先回家。“梦中真个还乡乐,昨夜依稀扣板扉”(《过张茅》),“师友凋零心更苦,家山迢递梦先回"(《车过灵宝》)。在经过潼关时,感慨良多。这儿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险要关隘,多少亡命者在经过此关时丢了性命。在这世事艰难之时,自己还能生还,也算不幸中之大幸了。于是他写下《入关》诗一首,以抒情愫:

虎口余生再入关,乌头未白竟生还。

垂青无几灞桥柳,鼓掌一人太华山。

慷慨歌谣灵气在,忧愁风雨鬓毛斑。

倚闾朝暮知何似?心苦莫论世网艰。

到达三原城郊时,因天色尚早,他逡巡不前,不敢回家,一直在城外磨蹭到天将黑,方才进城。一进城门,他三步并作两步,直趋家门,走进父亲卧室,一声“大大”刚出口,视线已迷糊,跪在床前,凝视着骨瘦如柴的老人。

于宝文虽病,但神志清醒,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呆了!一别4年流浪在外的儿子,竟出现在自己床前,这莫非是梦?他用干瘪的手抚摸着身躯高大的于右任,理智告诉他,这不是梦,是事实。在这重病罹身的时刻,老人多么盼望儿子能留在身边。但于宝文知书识理,他知道于右任在家多呆一天,就多一分危险。他深知他的儿子不是等闲之辈,不能把父子私情置于家国之上,因此,断然对儿子说:“汝归我喜,汝住我忧,盼汝明日即去。”

第二天一早,于右任辞别老父,准备上路。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于宝文懂得有国才有家,公而忘私,才是他做父亲的本分,绝不能拖儿子的后腿,他深情地对于右任说:“汝所事任汝为之,我如何颠沛亦不汝责。”还指着架上的书说:“我半生往返川陕道中,步行者儿二十回,足跟重茧,所为汝换来者,不过几本书,望汝作世上一个读书人。”

于右任泣别父亲,返回上海。当他行到潼关时(阴历12月12 日),于宝文在三原已辞世,终年55岁。但于右任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噩耗,直到第二年的年初,方知父亲已经辞世。

按照前淸陕地风俗,凡有子女的老人去世,如家道尚可,灵柩一般在家停搁一段时间再入土。因此第二年(1909)的12月,在于宝文安葬的前一天晚上,于右任再度赶回三原,亲执移灵之礼。第二天一早,以孤哀子的身份扶柩到祖茔安葬。当棺木下葬时,在襁褓中就失去了母亲的于右任,想到现在又失去了一直鼓励自己奋发向上,要做世上一个读书人的父亲,不由得伤心地扑向木棺,幸被人拉住。由于他是清廷的通缉犯,安葬完毕,即将白衣孝服委于殡宫,从荒野直接启程回上海。

由于回陕省亲,《民呼日报》创刊推迟了几个月。

除了回陕耽误了一些时间外,经济问题未能解决也是一原因。报社虽然招了一些股,但不敷之数甚巨,幸得同乡、朋友之助,困难才告解除。陕西财主柏小鲁,在上海经商,获得甚丰,慨然以巨资交于右任办报;此外,庞青城、张静江也鼎力相助。雄心勃勃的于右仟,把馆址设在《申报》、《新闻报》附近之望平街160号。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民呼日报》终于在1909年3月26日(阳历5 月15日)正式创刊。

《民呼日报》的言论,比《神州日报》更激烈,它的主笔阵容比 《神州日报>更扩大,除了王允生、李梦符、范鸿仙等《神州日报》的旧人外,还增加了戴季陶、吴宗慈、朱少屏、谈善吾、杨千里、陈非卿等人。于右任的如椽大笔,更是桀骛不驯,夭矫不群,不出三个月,《民呼日报》的销路已雄踞上海各报之首。

《民呼日报》除批评时政,揭露清廷官吏昏庸颟顸外,对当时上海新闻界的同行甘心“作达宦之机关,为他人之奴隶”表示不满。一些报业同行眼见《民呼日报》后来居上,亦非常忌妒,时而造谣破坏它的声誉,时而对它革新版面进行攻讦,一时间形成某些同业对它围攻的态势。于右任不得不写文章公开应战:“今特正告天下,倘若辈再挟势相凌,使我忍无可忍,必堂堂正正作诛心之论,明雪连日之耻,使人知衅端不自我开,若辈实为祸首,我人春秋之作,不得也。” 于右任这样公开一表态,围攻之势才稍解。

《民呼日报》创刊时,适遇甘肃大旱,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作为西北人的于右任,事关桑梓,对此格外关切,他用大量篇幅报道甘肃旱灾所带来的惨状,并倡议开展募捐救灾工作。于右任主动邀请旅沪陕甘同乡会的头面人物刘定荣、李岳瑞等,组织甘肃赈灾公所,办公地址就设在报社内。许多读者看了报道,十分同情灾民的遭遇,纷纷解囊。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募集了14万龙洋的巨款,于右任迅即将这些款项交给救灾机关,请他们寄往甘肃 救灾。

《民呼日报》的宗旨是为民请命,对贪官污吏自然不会放过。秦陇高原饿殍遍野,陕甘大吏却花天酒地。6月11日,《民呼日报》 发表了《论升督漠视灾荒之罪》,揭露陕甘总督升允只顾个人保官,不管人民死活,三年匿灾不报,以致田赋不能豁免,灾荒无所赈济,甘肃辖境赤地千里,树皮草根挖掘殆尽,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就是这个升允,5年前要把于右任置于死地,但被于逃脱,后来虽然知道于右任在上海,但因他住在租界,一时也奈何不得。这回于右任又在报纸上抨击他,他得知后怒火中烧,竟想了一条“侵吞赈款”的毒计,电告上海道台蔡乃煌,速将于右任关押査究。

于右任和报馆的另一位经办赈灾捐款事务的陈非卿被捕后,凡被《民呼日报》指责过的清吏,如安徽铁路公司候补道台朱 锦、已故上海道台蔡均的亲属蔡国桢、新军协统陈德龙等,皆趁机落井下石,群起而攻之,一时控告《民呼日报》“诽谤罪”的就多达 14起,造成轰动中外的“民呼报案”。

1909年的8月4日(阴历六月十九日),于右任和陈非卿被押到租界里的会审公廨过堂,由中英官员联合审讯。主审人是上海县知县,陪审人是 英国驻上海副领事。出面告于右任的是上海道台蔡乃煌,以及曾被《民呼日报》揭发过的朱云锦、蔡国桢等人。

朱、蔡等人所控“诽谤罪”只不过是蔡乃煌要 给于右任制造数罪俱发,

把他的“罪行”渲染得很严重的一种手段。蔡乃煌明知“侵吞赈款”纯属虚 构诬陷,但为了按照升允总督定的调子行事,也只得昧着良心去做。

开庭后,朱、蔡所陈于右任的“诽谤罪”,对于一份立场公正的民营报纸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罪”,旁听席上的听众也了解《民呼日报》一贯为民请命的立场,对朱云锦、蔡国桢这种拙劣的伎俩,纷纷嗤之以鼻。他们唯一关心的,倒是那条“侵吞赈款”究竟是怎么回事?

于右任的辩护律师费信惇对案情的来龙去脉早已了解清楚,知道本案纯属当道蓄意诬陷,是为搞垮《民呼日报》而制造出来的莫须有事件,因而在公堂上义正词严地替于右任辩护:“被告于右任等,实与侵吞赈款丝毫无涉,纯属误拿,经调査:甘肃赈款乃刘姓道员经办,因刘与于友善,故借报社开办,刘道员有账房二人,经手出入之款,均有账目收据,与于右任无干。于右任因赈济灾民公益善事,故赈济机关借住报馆,亦不收任何费用。如有不信,现有刘道员的账房、赈款所存的林丰号经理,以及经手解款的蔚丰厚钱庄经理等人,均在堂下,可以询讯。”

「转载」《于右任传》——报人生涯

上海县知县明知费信惇律师所说的都是事实,但还是装模作样地问,既云进出皆有收条,收条可在?”林丰号和蔚丰厚号经理立即将解款账本与清单呈上。上海县知县当堂看了,无话可说。在这种情况下,费律师了解清吏通常有爱面子的积习,为了结束这场官司,给升允、蔡乃煌等清吏一个下台的台阶,就说:“上海距陕西路途遥远,应款解往,沿途滞迟,时有发生。所以陕甘总督以为日久未到,误认为是侵吞。”

费信惇律师还在公堂上指出:这场官司,原告应是陕甘总督,他是封疆大臣,不能前来公堂对簿,乃委托上海蔡乃煌道台,蔡又未见出庭,这种做法不符合文明国家的法律(因在租界会审公廨审理,费律师也利用英领事与地方官之间的矛盾),建议改期审讯。被告于右任可交保在外,听候传讯。

升允与蔡乃煌整垮《民呼日报》和严惩于右任的目的未达到,当然不会轻易放了于右任。上海县知县与英国驻沪副领事一合议,决定放了陈非卿,于右任仍带回巡捕房关押候审。

就这样,于右任在狱中关押了25天(会审公廨的堂谕告示上写的是一个月零七天,实际上只关了25天),连续审讯了七次, 案子还未了结。《民呼日报》的同仁很清楚,报社一天不关门,于总理就一天得不到释放。因此,他们集体决定:报纸自即日起停刊。虽然这样做违背了社长的意愿,但没有别的办法,救人要紧。于是,在1909年8月13日的《民呼日报》上,出现了这样一条启事:

……报纸一日不停,讼案一日不了,加以酷暑如焚,总理于右任被系于狱中,备受苦楚,同仁委屈求全,不得不重违于君之意,自行停刊。

自“民呼报案”发生后,广大读者关心《民呼日报》,支持《民呼日报》,报纸销数直线上升,使老牌的《申》、《新》两报望尘莫及。报社同仁为了营救于右任出狱,8月14日,该报发表“辞世之言”,宣 布被迫自行停刊。从5月15日创刊起,到8月14日宣布停刊为止,这张报纸共计出版了92天。

《民呼日报》一停刊,会审公廨也准备放人。8月27日,于案进行第八次复审,略一讯问,便当堂宣布将于右任驱逐出英租界,一 场腾笑中外的闹剧,就此结束。

《民呼日报》停刊未及一月,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刊登了该报的启事:“呜呼,本报自停刊招盘,业经多日,近将机器生财等,过盘与《民吁日报》社承接。所有一切应收应付款项,以后概归《民吁日报》社经理,快事亦痛事也。”

从这一则启事中,读者不难看出,一份《民呼日报》的姐妹报——《民吁日报)将要诞生了。

果然,两天以后,在上海的报刊上,用特号大字刊登的《民吁日报》广告,第一次与读者见面了。它在广告中说本社近将《民呼日报》机器生财等一律过盘,改名《民吁日报》。以提倡国民精神,痛陈民生利病,保存国粹,讲求实学为宗旨,仍设上海望平街160号内,即日出版。”为什么改为“民吁”?有这样一个传说:宣统元年,于创民呼报,痛斥清政府腐败,对摄政王载沣攻击尤不遗余力,载沣每读于所作评论,辄拍案大怒,曾对左右说:有朝一日拿获于,我必挖于某双目。载沣此语,辗转传入于耳,因此,当《民呼日报》停刊时,又出了《民吁日报》,于右任对编辑部的同仁说:现在“民呼”挖了双目,载沣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传说终究是传说,难以为据。三十年后,于右任在他写的文 章中说:至“民吁”之名的由来,则以吁之与呼,字形相近,用以表示人民愁苦阴惨之声;而分析“吁”字,又适为“于某之口”, 于沉痛中,尤含有幽默的意味。这便是于右任有据可查的解释。

由于会审公廨明令将于右任驱逐出英租界,于右任不便自己出面办报,乃请朱少屏担任发行人,范鸿仙为社长,执笔撰写社论者,有谈善吾、景耀月、王无生等,阵容仍非常壮大。

1909年10月3日,《民吁日报》正式发行,虽然其间于右任一度去日本,但负实际责任的仍是于右任。

这时,乌云笼罩着东亚上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侵朝更为变本加厉,在这种形势下,《民吁日报》除继续关注民生疾苦外,乃将其评论重点,逐步移到国际问题上,借以引起国人对亡国灭种危险的重视。

《民吁日报》问世不久,就发表了《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路与远东和平》等社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欲壑难填,在中国要求种种特权。又撰写《买日货者看看》的报道,揭露日货倾销我国的害处。日本驻上海领事松冈看到这些文章,大为恼怒,但苦无机会发作,只得等待时机制造事端。

10月26日,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死极力主张并吞朝鲜的日本前驻朝统监,也就是当年胁迫清廷签订《马关条约》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当时,上海报纸多达数十家,但都缄默不语,唯恐刺激日本。只有《民吁日报》在于右任的“发扬蹈历见长”的主旨之下,用显著的版面刊登了这条大快人心的消息,把伊藤博文称为“土匪流氓头子”、“大浑蛋”、“可怜儿”,认为他死有余辜。《民吁日报》不但刊登了消息,还发了社论,对朝鲜志士的爱国举动表示声援,同时也正确指出,个人暗杀活动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伊藤的死不可能改变日本军国主义既定的侵略政策,“伊藤死而满洲之风云恐更急,因日本有无数伊藤盾其后也”(《伊藤流血后之满洲》),“其死亦且无缓和中国之亡,知后起者其政策之激烈复有甚于伊藤,此我中国外交之前途所为愈危惧者也”(《中国外交危机之愈迫》)。

《民吁日报》这种立场,广大读者无不称赞,而日本驻上海领事对此则暴跳如雷,立即向租界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还向会审公廨提出诉讼,并先后向租界当局及会审公廨致函。其第一函曰;“民吁连日所登论说不妥,有伤中日两国感情。”其第二函则谓:“民吁所登《买日货者看看》,及《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路与远东和平》等事,任意怒骂日人,似属有意造谣,着即发封传讯。” 同时,又持函向苏松太道蔡乃煌进行交涉,要求道台会同租界当局査禁《民吁日报》。

11月9日(农历十月初七),会审公廨在日本领事的胁迫和苏松太道蔡乃煌的要求下,开堂审理此案。既然日方为原告,按章则无权派陪审员公审,而日方竟派两名陪审员参与审理,并提出封闭报馆。连被称为“英帝国在远东之喉舌”的《字林西报》在会审后也著文表示不平,该报的评论说:“上星期六,本埠华字报名《民吁日报》者,该报平日言议论,颇为明达,徙以持论触怒日本人心,因而被控。……讯时,据公堂报告,虽称由英日两陪审员公审,实则英员未到,两陪审者皆为日人,故华人对此案,纷纷议论,……咸以为此案原告,既为日本政府,则日本陪审员即不应坐审此案。……况沪租界会审约章,刑事诉讼,当归英、美、德三国陪审员会讯。近已有人联名公禀各国领事及工部局,务请以此案归英国或他国陪审员讯问云。今有一精当不易之理于此,无论何国,不能无故贸然要求他国政府,封闭其报馆,或停止出版权。诚以此等办法,既不合公正之裁判,且亦中国报律之所无也。”

会审公廨完全屈从了日方的要求,立即査封了《民吁日报》。所以,《民吁日报》从问世到被封,实际只存在了48天。12月29 日,会审公廨又开堂对此案作最后终审,日本领事、租界当局和苏松太道,唯恐《民吁日报》被封后又会卷土重来,故判决《民吁日报》永远不准出版,机器不准作印刷报纸之用。

当《民吁日报》被迫停刊之日,据上海《时报》11月22日的报 道:“《民吁日报》自前日被封后,关心此案之人,连日多以吊词贴于该报门前。前晚九时,竟有燃香烛痛哭者。又城内及南市各大街口,咋前两日竟有人黏贴揭帖,痛言《民吁日报》被封无缘由及指 之人云云。”由于广大读者的不满,上海道蔡乃煌还专为此事发布告示,内称:“《民吁日报》被封之后,又复百出其技,鼓动多人胁制本道启封。”可见《民吁日报>为民请命,深得人心

在这一段时间内,苏松太道蔡乃煌知道于右任仍呆在租界里,乃不断敦促租界当局搜捕他。于右任四处躲避,处境非常困难和危险。过了若干年后,他同黄季陆谈起这一时期的处境时,心情激动,不能自抑。

在民国纪元前三年,民吁报被查封后,清吏蔡乃煌正四处捉拿我,我困守在一间小旅馆里,和孔子“在陈绝粮”一样无计可施。有一位同志很同情我,但是他和我一样的穷,真是爱莫能助。当他经过马路旁一间烧饼铺,乘主人不注意时,取了几个烧饼放入怀里,拔腿便跑。不幸被店主发觉,一面大喊捉贼,一面穷追不舍,终于把那位同志捉住,路人和邻居数人将他围着饱以老拳,打得他满面是血。后来看他相貌斯文,不像是作贼的模样,又怕打得太厉害,打出岔子来,因此问他为什么要做这种犯法的事。这位同志据实以告,是为了救济在旅馆饥饿的朋友才出此下策。这位主人倒很开明,不但不再追究,而且还自动送了几个烧饼给他。当我们二人在旅馆中享受这几个烧饼时,禁不住抱头痛哭起来。

由于处境险恶,在上海实在呆不下去,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第二次到了日本。在《舟入马关》的诗中,写下了“痛定行人血,羞开壮士颜。况兼亡国恨,触处泪潸潸”的诗句。

1910年年初,复旦公学高凤谦校长辞职,师生们欢迎马相伯重新担任校长。当时马相伯年已古稀,学校许多行政工作还须有人相助,特聘他的得意髙足于右任担任国文教员兼兵学教员(上军事课和教兵式体操)。

每当上兵式操时,复旦学生排列整齐,精神抖擞,动作划一地进行操练,作为军事教员的于右任,看到青年学生,精神为之振奋,遐想联翩:如果一旦有事,只要发给他们枪支,不就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革命军么!所以,他在《民立报》的“上海春秋”专栏里,有感而发,曾写下这祥一段话:“吾有大愿,吾愿上海三年后,所有男女学堂,悉变为武装国民!”

从上述情况看,于右任这一时期创办的《神州》、《民呼》和《民吁》三报,它们存在的时间都很短,但其影响,一个比一个大,在拥有大报小报数十家、被称为新闻中心城市的上海,它们能异军突起,名扬遐迩,这的确是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的一大奇迹。论资格, 《申报》创办于1872年,《新闻报》创办于1893年,都早于它们十几年乃至三十余年,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论名气,在三报创刊前,它们早已行销万份以上,在海外,它们被视为上海舆论界的代表,知名度很高;论资金,三报系集零星小股而创办,靠人资助而维持,因此,财力远逊于《申》、《新》两报。但曾几何时《神州》、《民呼》和《民吁》接踵问世,《申》、《新》两报的名声几为其所掩。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三报的影响超过了报坛霸主,使 《申》、《新》两报黯然失色呢?于右任作为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著名报人、元老记者,他从未向人们披露过这“秘诀”。但笔者从他有关办报的论述中,把他成功的秘诀归结为下列几点:

其一是旗帜鲜明。从对三报的命名来看,“神州”唤起读者故国之情;“民呼”是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民吁”则与民呼字形相近,“用以表示人民愁苦阴惨之声”。报头不用清帝年号,改用干支纪年,亦旗帜鲜明。

其二是物色学有专长的人才撰稿。如“担任写社评的,都是第一流作家”,有的“长于小学,熟谙国史”,有的“精研名理,兼通佛乘”,有的是“沉博绝丽的骈文学家”,有的“精研舆地,熟于国际形胜”,有的爱“谈兵”,有的具有“政治法律的专家素养”。有这么一批既有专长,又血性过人的撰稿人,无怪三报名重一时。

其三是报道人民关心的问题。当时人民普遍对清廷和贪官污 吏不满,三报就从揭露清吏贪污腐败、鱼肉人民等种种事实入手,三报的任务:“一面在揭发清政府之鸩毒,唤起民众;一面在研讨实际问题,作建国准备。”所以便读者振奋,耳目一新。

1962年4月24日(农历三月二十日 ),是于右任84岁寿诞日,台湾“邮政总局”发行了一枚“元老记者于右任”的邮票(上面有于的亲笔题字“为万世开太平”),以示崇敬。5月23日,当“邮局”向他赠送这枚邮票时,他借致答词的机会,谈了他对早年当记者最为怀念的感受:“在我生活的历程当中,最使我难忘也最使我怀念的还是从事新闻记者时期,尤其是当时的记者同仁,他们有的是壮烈殉国,有的以劳瘁而早逝,而他们英勇奋斗的精神,则始终照耀着我们的新闻天地。”

继《神州》、《民呼》、《民吁》后创办的《民立报》,继承了三报的 优秀传统,在辛亥革命中起了三报不曾有过的巨大作用。

下章:《于右任传》——代理部长

(图文整理:于振华,感谢原作者。如有错漏,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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