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戏院里的窃枪案

1952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在苏州举行为期四天的军事会议。4月20日下午，会议结束，大部分与会军官立刻踏上回程，少数有其他公事办理要在苏州暂留一二日的军官则开始自由活动。当晚，浙江驻军出席该会议的一位步兵旅长带着警卫员王秀先前往苏州市南区人民路上的逸峰戏院观看京剧《女起解》。戏毕，王秀先发现佩在腰间的一支美制左轮手枪不翼而飞！

王秀先大惊之下，就要招呼戏院方面关门对观众逐个进行搜查。但首长问明失窃手枪的转轮是上满了子弹的情况之后，担心如果堵住了窃枪贼的逃遁之路，对方一旦狗急跳墙，当场开枪射击胡乱杀人，那后果不堪设想。那么应该怎么办呢？首长说还是向公安局报警吧。

苏州市公安局南区分局接到报案，自是重视，立刻向市局打电话汇报，同时指派四名刑警前往逸峰戏院了解情况。刑警赶到时，失主王秀先已经随苏州军分区接步兵旅长返回的汽车回到下榻的苏州军分区招待所去了。于是，刑警分成两拨，两人留在现场向戏院方面了解情况，两人前往军分区招待所跟王秀先见面。

王秀先一脸沮丧。在部队向来有“武器乃军人第二生命”之说，他的手枪丢失了，这错误就犯得大了，送上军事法庭也是有可能的。但再沮丧也得配合警方调查，况且如果警方及时追回失窃枪支，未造成严重后果，部队给他的处分就会轻一些。所以，王秀先就按照刑警的要求，尽可能把情况说得详尽些。

王秀先是个参军已有五年、打过仗立过功的老兵，两年前抽调到首长身边当警卫员时还去军区保卫部举办的培训班接受过两个月的警卫训练。在首长身边两年待下来的实践也能证明他是一个心思细密、业务能力严格的警卫人员。他回忆下来的情况是这样的：去看戏是首长决定的，当天晚饭后，由军分区派车把他们送往逸峰戏院。他们去得有点儿晚，检票入场后刚刚在5排6号、8号座位上坐下，戏就开场了。他坐在6号座位，记得旁边的4号、2号座位是一对中年夫妇，挨着他坐的4号座位是丈夫，穿着藏青卡其布中山装，鼻粱上架着一副眼镜，看样子像是教师、职员一类的。自始至终，王秀先没跟那对夫妇说过一句话。那么，手枪究竟是几时失窃的昵？王秀先说进场时枪肯定是在的，后来幕间休息时，他陪首长上了趟厕，出来时顺手摸了摸，枪还在腰间皮带上的枪套里，枪套盖子也是好好扣着的。之后，他就没有留意过了。直到终场了他和首长离开座位走了数米时才发现手枪已经没了。

另两名刑警前往逸峰戏院调查。戏院老板庄留君是个胆小如鼠的主儿，先前听见有解放军首长的卫士在他的戏院里看戏时丢失了手枪，已经吓得血压急升，刑警过去时他正在吃药。戏院管账的朱先生相帮接待刑警，和庄老板一起向刑警反映说逸峰戏院的治安情况一向很好，即使在解放前也很少发生扒窃、斗殴之类的事儿，解放后社会治安状况大为改观，更是很有安全感，自1950年元旦以来至今，没有发生过任何案件。这一点，派出所是有记载的。所以，逸峰戏院已经连续两年获得“治安良好奖”了，市公安局发的奖状还在戏院售票窗口上方挂着呢。原指望今年还拿一个，弄个三连冠，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那当然是不敢去想了。至于刑警要他们提供什么什么线索，庄老板只是摇头。朱先生也是一脸无奈，说如果你们要查本戏院的人，那好办，我一个个叫来请你们盘查就是了可是要调查观众的话，那就没辙了，戏院的人怎么认得每个观众呢？刑警说把你们戏院的人叫来也好，我们问问情况。

戏院发生了这种案子，按照规矩，不用庄老板开口，谁也不会离开的，这会儿就是家里着了火也不会走。所以，那些卖票的、检票的、拉大屏幕的以及包房里沏茶的等等各个岗位上的人都立刻被集中起来。刑警请大家提供线索——比如看见今晚有哪个曾经犯过案的小子或者其他贼头狗脑的家伙出现在戏院里，可是，众人都说没有看见过。这样，两名刑警只好无功而返了。

次日上午，苏州市公安局指示南区分局对王秀先枪支被窃事件立案侦查。南区分局于是指定刑警宋芝明、杭鼎、诸葛顺三人侦查该案，当时也未说组建专案组，甚至也没有指定负责人。

宋、杭、诸葛三人受命后，当即聚在一起对案情进行了分析。从失主枪支被窃的情况来判断，窃枪者绝对是一个精于扒窃的高手，这种高手通常不出手，出手必定成功。接着就不得不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扒手的作案意图是什么。如果说他在逸峰戏院作该寨是为谋获钱财的话，相信当晚去该戏院看戏的观众中身上带钱包的大有人在，而且不乏富人，这种对象对于扒手防范的警惕性远远弱于专职警卫人虽王秀先。可是，扒手没对其他人下手，而是独独冲王秀先下了手，所以看来其作案动机并不是钱钞，而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什么目的，

有可能就是需要一支手枪，也可能不为手枪，而是想通过作这样—起势必会引起一定程度轰动效应的扒窃案件达到另外的目的，比如在江湖上树立名声，甚至跟黑道同行打赌什么的，这种情形在以往侦破的刑事案件中曾经有过。

这样，刑警就掌握了作案者的两个特点：一是扒窃高手，二是作案并非图财。因此，这个扒手应该是在江湖上有一定名气的，当然一定是在苏州地面上有名气的，也有可能是外地来苏州想在当地甚至整个苏南地区扬名立万的家伙。

那就根据这两个特点查人吧。此时是上午十一点，三刑瞥正准备去食堂吃了午饭分头去找耳目查访时，来了个姓黄的领导。老黄是几天前才从市局以“市局特派员”的名义派下来的，还没有宣布任命。小道消息说该同志有可能出任主管治安（当时的刑侦是划归治安条线管的）的副局长。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军队，又是报了市局的，而且估计市局已经向市里领导汇报了，所以这位领导自然是特别重视，要来询问一下案情。老黄听了三刑警的汇报后，说思路是对头的，你们可以从坐在失主旁边的对夫妇查起。于是，三名刑警就在午后前往逸峰戏院调查。

其实，三刑警对于老黄的指示是不以为然的，因为那对夫妇的座位在失主王秀先的左侧，而王的手枪是佩在右侧的，即使王对舞台上的表演投入到如何深的地步，坐在左侧的那个男子也是设法偷其佩在右侧腰间的手枪的。但是，既然领导这样说了，那就去查吧，总得给人家老黄一个面子，也算有个交代。只是希望别在这上头花费很大的力气、很长的时间，否则于往下的侦查是有影响的。

往下的情况总算还理想，戏院庄老板和账房朱先生听了刑警的来意，当即就唤来售票员，问是否还记得昨晚5排2号、4号座位的那两张戏票是哪位观众买的。售票员听了一怔，说是我买的，怎么了？庄老板还没反应过来，刑警已经喜形于色了，说那票子后来给谁了呢’售票员说我的先生有亲戚从宁波来苏州出差，先生说请他们看场戏吧，就让我买了戏票。刑警问那二位此刻还没离开苏川吧，售票员说还没呢，住在我家附近的天益旅社。

于是就去拜访，弄清楚那对夫妇确实来自宁波。男的姓蒋，是商业系统的采购员，女的是家庭妇女，丈夫来苏州出差，妻子就自费跟着来游览了。昨晚，两人在戏快要结束时就退场了，所以根本不知道坐在旁边的王秀先枪支失窃的事。三刑警一看蒋某那双指甲留得长长的手，就知道这人不是干扒手的料，当下做了笔录就告辞了。

接下来，三名刑警就开始通过各自掌握的耳目进行访查。三个刑警中，宋芝明是苏州郊区人，抗战时曾在苏州市区做过小生意，暗中替共产党领导下的太湖游击队传递情报，解放后就被吸收进了人民警察队伍。分局领导考虑到他对苏州比较熟悉，而且跟活跃在市区内的一些流动小贩关系熟稔，因此就分派他专门对付扒手，两年下来倒也干出了一些成就，去年还被评为“破案能手”。现在，这个二十八岁的破案能手再接再厉，只用了半天时间就通过一个诨号“大阿福”的耳目查摸到了一条信息：听说从杭州那边来了一个很有来头的扒手，江湖上称其为“无影手”，已跟苏州地盘上的著名扒手“快手阿二”见过面，两人在观前街松鹤楼喝酒，据说谈得不大开心，弄了个不欢而散。这是三四天前的事，后来“无影手”是留在苏州呢还是去了别的地方，那就不清楚了。

这条信息，同时也被另一刑警诸葛顺从其掌握的耳目那里收集到了。于是，当天傍晚，三刑警就去找“快手阿二”了解情况。“快手阿二”是个三十来岁的单身汉，无锡人氏，乞丐出身。后来去了南京，据说跟着一个江湖上颇有名气的老扒手学得一手扒窃本领，回到苏州后渐渐就靠扒窃在黑道上混出了名气。这家伙的特点是胆大心细，据说连驻苏州的日军宪兵队特务他都敢下手扒窃，抗战后又对一个从南京来苏州公干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小头目伸手，偷了那人的公文包，可能内装机密文件，为此还遭到了国民党江苏省警察厅的通缉。不过这人心细如发，一通缉人就不见了，直到苏州解放后才重新冒了出来。不久，公安局搜集社会情况编制内部使用的治安工作小册子时，由于这人的名气太响，就将其也列进去了。镇反运动时有人怀疑“快手阿二”是潜伏特务，拘捕后查了查没事就放了出来。其实这人解放后倒是没听说作过案，至少在苏州没下过手，所以警方也就不去留意他了。不过，由于他在道上的名气太大，苏州当地的那些专业和业余的扒手还是将其奉为老大，据说凡是扒手之间发生了难以解决的纠纷，就得请其出来调停；外埠有点儿本领的扒手来苏州的，不论作案与否，都会登门拜访。这些交往是否涉及钱财，那就不清楚了。反正这人现在是靠开一家一个门面的烟纸杂货店谋生的。

刑警找上门去，那家小店却是“铁将军”把门。向邻居打听，说金阿二（“快手阿二”姓金，排行第二）前天下午去上海进货了。熟知道上规矩的宋芝明对两个同事说，如此看来，窃枪案十有八九是那个外埠来苏的扒手“无影手”作的，“快手阿二”预计那人会作一起类似窃枪案那样可能产生影响的扒窃案，为避免警方怀疑到他头上，所以主动回避了。那么，那个“无影手”此刻在哪里呢？抑或已经离开了苏州，分析下来，刑警们认为离开苏州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既然要用作案来显示自己的水平，那作案之后暂时是不会离开当地的。

那就往下查吧，“快手阿二”避而不见，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调查“无影手”的下落。刑警分析，“无影手”请“快手阿二”去松鹤楼吃饭，不会单请“快手阿二”一个，肯定还会邀请苏州地面上另外几个比较有名头的扒手作陪，否则这“二手”之间话不投机不欢而散的消息也就不会传出去了。那就打听那天去松鹤楼赴宴的另外还有谁吧，于是刑警就连夜找耳目布置下去了。

过了一个晚上，就有人报来了信息，说那天在松鹤楼吃饭的几个人里有一个名叫阮彪的，二十一岁，没有正当职业——其实就是专业扒手了。

于是，刑警就去找阮彪。阮彪说确实有个诨号“无影手”的杭州道上的朋友来苏州了，那天在松鹤楼吃饭是那人做东，席间跟“快手阿二”谈得有点儿不快，不过没有“不欢而散”。那么，“二手”之间是否谈到过扒窃作案的情况呢，阮彪说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说过半句与作案相关的内容，这是他们的规矩，如果不打算合伙作案，那见面是不能谈扒窃的。

刑警问那个“无影手”落脚何处，是否还在苏州。阮彪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像我这样的角色，被人家叫去作陪一起吃饭，那是抬举了，哪里轮得上我说话？更别说打听人家住在哪里了！刑警于是就让阮彪提供那天在场的另外三个陪客的情况，一一找到了查问下来，最后得知“无影手”可能居住在东区葑门西街一个姓陶的朋友家里。那个陶某是开面馆的，昆山人，据说其面馆的燠灶面特别有名，是东区面食行业的一大特色。刑警说这就好办了，找起来容易。于是击东区分局找刑警同行打听，果然一问就着，同行说葑门西街那边只有一个门面的三阳面馆就是，老板姓陶，不过好像没听说过有案底啊。宋芝明三人说我们不是找他本人，而是找他杭州来的朋友，是否涉案，见了面了解下来再说吧。

于是，宋芝明、杭鼎、诸葛顺就去了三阳面馆，问陶某是否接待过杭州来的朋友。陶某说是的，那是我数年前结交的一个铁哥们儿，那年——还是解放前呢，我去杭州灵隐寺烧香，被扒手偷去了钱包，慌忙之中又扭伤了腿，寸步难行。那是腊月天啊，还下着鹅毛大雪。旧社会，没人管你的．如果不是正好碰上那位兄弟伸手相助，我的性命就丢在杭州啦！民警同志，你们说他是扒手不假，我也知道江湖上的朋友给他起个绰号叫“无影手”．可是，那是解放前的事儿了，如今是新社会了，政府不是宣传说“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吗'人家改邪归正还不行吗……

刑警这才发觉眼前这个陶老板是个饶舌鬼，于是就打断道：废话少说！这人究竟姓甚名谁？何时来的苏州？如今去了哪里，快说！”

陶某这才提供了情况：“无影手”姓况名继金，是4月17日来苏州的，当晚在松鹤楼请苏州这边的朋友吃饭，当然也邀请了陶某，但他因要料理店里的生意就没去赴宴。至于“无影手”现在何处，陶某说：“还在苏州，不过已经不住在我这里了，他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住了。您问什么地方？嘿嘿，医院！”

原来，况继金在松鹤楼请客后回到陶某的面馆，因为喝得有点儿高了，躺倒就睡。睡到半夜，忽然腹痛难忍。陶某连忙唤起伙计将他送往医院，一检查，是急性阑尾炎。医生说必须立刻开刀，陶某说那就开吧，这是我兄弟，我签字！况继金动过手术后，就住进了病房。陶某还真的把他当自家兄弟看待，不但一天三趟去医院送牛奶、饭菜，还特地花钱雇了个老妈子日夜伺候着。

三刑警听着不禁失望，寻思如果陶某所说属实，那这个姓况的家伙就没有作案时间了。于是，就叫上陶某一起前往医院，况继金果然住院。三刑警询问了医生、护士，查看了病历，甚至还单独询问了病友，都证实况继金确实是4月18日凌晨三点多送进医院开刀的。

这样，线索就断了！

二、两个嫌疑人

窃枪案发生的第四天，4月23日，从部队转业到公安局当刑警不过一年九个月、手头只有一个耳目关系的诸葛顺正在办公室与宋芝明、杭鼎两人商量案情时，忽然接到分局门卫室的电话，说有一个名叫柳全礼的青年求见。诸葛顺一听顿时来劲，说可能是运气来了，这个小柳多半给我打听到窃枪案的情报了。诸葛顺从部队转业下来到南区分局后，干的是专门对付小偷的话儿。这个身高一米八二的棒小伙在部队擅长硬冲猛打，立过两次战功，转业到地方后还保持着战场上的那股劲头，抓小偷是一把好手，但对于发展耳目关系就不那么有耐心了。当时刑侦条钱还没有把情报收集和破案调查分成不同的岗位，领导要求每个刑警都要掌握若干耳目，所以诸葛顺再做不来也得学着干，三个月前总算发展了一个耳目。原以为不过是充充数报上去好对上级有个交代的，这次联系耳目柳全礼也只是走过场似的说了说，没抱什么希望，谁知这个耳目这会儿倒是发挥作用了。

柳全礼反映的这条情报是：最近东区史家巷碧清观住进了一个从外地来的男子，操苏南口音，但好像不是苏州当地人，据说出手很阔绰，随手摸给碧清观小道士的零钱就是一万两万的（旧币一万元相当于1955年开始使用的新币一元，下同）。柳全礼接受诸葛顺交代的使命打听到这一情况后，特地跑到碧清观去观察过，发现对方的一双手确实筋骨毕露——扒手出身的柳全礼凭着对方这双手和其出手阔绰这两点就可以认定，那是一个具有专业水平的扒手。

诸葛顺返回办公室对宋芝明、杭鼎两人一说这条情报，二位大喜，说那就着手对那主儿进行调查吧。三个刑警商量下来，决定为防止打草惊蛇，他们暂不出面，先请碧清观所在区域的东区公安分局的同行协助进行外围暗查，待初步掌握情况后再考虑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

东区分局很快就报来了暗查到的情况：七天前，碧清观来了一个名叫蒋兆琳的男子，说是浙江省嘉善县政府民政科来苏州出差的干部，为图清静，想在碧清观借宿。碧清观是一座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道观，规模不大，但当时出资建观的吴县商人韩碧清青年时代外出经商时饱受无处投宿之苦，因此还生了一场重病，差点儿送掉性命，于是就把道观的后院辟为供过往客商免费下榻的旅舍。这个规矩，中间虽因战乱曾经数次中断过，但只要经济状况允许，执掌道观的住持就坚持实施。抗战胜利后，碧清观鉴于经济状况对此措施作了变通，将免费住宿改为低价收费住宿，收取的费用相当于成本支出。这样，碧清观就等于附设了一个保本旅馆。这一经营方针一直到解放后仍继续着，但根据人民政府规定，要求每个住宿的旅客必须出示身份证明，并予以登记；另外，本着为人民服务的新观念，投宿旅客的身份也不像旧时那样必须是客商，其他身份的旅客也可以住宿。4月17日，蒋兆琳前来借宿时出示了嘉善县人民政府的因公出差介绍信，登记本上记载的在苏州停留时间为17日至24日。

这就是说，这个蒋兆琳今天应该还在苏州。三刑警商议下来，决定以碧清观辖区派出所民警的名义前往该观找蒋兆琳当面盘查。这事当然还得麻烦辖区派出所相帮，当下先去派出所一说，便有一名民警领着他们去了碧清观。可是，碧清观后院管旅舍的道士告诉刑警，那个姓蒋的旅客早在前天就已经结清了账离开了。

刑警自然大为失望。“离开了？他去哪里你们知道吗？”

道士摇头说：“不知道，他没有说，我们也没有问。”

宋芝明想了想又问：“你们还记得这个姓蒋的客人大前天——就是4月20日晚上住在你们观里吗7”

道士说：“这个客人住的是单间。我们后院因为开着旅舍，所以另外还设了一个后门。晚上前院的门是关闭的，后门不上锁，虽然有人值守，但值守道士是可以睡觉的，客人夜晚外出回来可以自己推门而入。所以，你们打听的那个蒋姓客人大前天晚上是否在观里住宿，我们并不清楚。”

刑警问蒋兆琳住宿的那几天里是否有什么反常行为，道士想了想，又是摇头。刑警于是准备告辞，还没开口，来了另一个年龄较大的道士，听说警察在打听那个蒋姓旅客，便反映了一个情况：大前天晚上，轮到他值守道观后门。那客人回来时他还没有睡，正和另一道士下棋。那客人推门进来后，还进值守的小屋拿了一个热水瓶。

刑警问那时大约是几点钟，道士说具体几点钟没看，估计不会早于十点，因为之后他只下了一盘象棋就睡觉了，睡前他上闹钟发条时记得已是十一点零五分了。刑警于是就认为蒋兆琳是有作案时间的。

刑警们离开碧清观后稍一商量，认为有必要跟浙江嘉善方面联系一下，了解那个蒋兆琳的情况。于是，就去邮电局往嘉善打长途电话。以当时的通信技术和设施，从苏州打一个电话到嘉善，从填写登记单子到接通，最快也得半个小时。这天的话务有点儿忙，刑警等候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接通了嘉善县政府办公室的电话。那边倒很是热心，听说询问民政科的蒋兆琳，就说确有其人，至于这人的具体情况，那就不清楚了。他请民警稍等，他马上叫一个民政科的人过来直接回答。刑警说谢谢，麻烦您把该科的领导叫来听电话。

民政科领导不在，是一个女性干部接听的电话。她所说的情况出乎刑警意料：原来，该科确实有蒋兆琳其人，蒋兆琳也确实于半月前去苏南出差。不过，他到了第一站南京后就不得不回来了．因为他在南京火车站刚下车还没出站时就发现钱包被窃，钱包里除了钞票，还有介绍信。这样，他就寸步难行了，只好跟车站派出所联系后借了路费返回嘉善。回来路上大概着了点儿凉，感冒了，咳嗽不止，领导就另派同志代替他出差了。

这样，刑警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怀疑那个投宿于碧清观的冒充蒋兆琳的男子跟窃枪案有关了。三人在邮电局门口议了议，决定二上碧清观，重新调查那个男子住宿期间的情况。

这回，也不麻烦派出所民警了，宋芝明三人直接去了碧清观，进门就找了道观住持，亮明刑警身份（之前由派出所民警出面，道观方面以为他们是辖区派出所的），要求召集全观道士开一个座谈会，调查那个冒名投宿的可疑对象。

这个座谈会开出了一个结果，有个小道士反映了一个情况：那个冒充蒋兆琳的男子在入住碧清观时，是和另一个与其年岁相仿的高个儿男子一起过来的。两人到观前空地上后，站在前面河边的那棵银杏树下低声说了一会儿话，然后，那个“蒋兆琳”就走进观门去后院旅舍投宿了。当时，这个小道士被住持指派打扫观门外的地面。扫得有点儿累了，就坐在观门外的那块大青石上歇息。一会儿，他看见那个“蒋兆琳”从观里出来，跟等候在银杏树下的男子又说了两句话，那男子就离开了。走不多远，那男子又遇到住在碧清观附近卖檀香橄榄的“麻皮阿七”，停下来跟对方说了句什么，然后就往北去了。“蒋兆琳”背着双手在河边踱了一会儿，这才回到观内的旅舍。

宋芝明、杭鼎、诸葛顺三人认为有必要查清楚那个和冒牌蒋兆琳一起来的高个儿男子的去向，那就只有去找“麻皮阿七”撞撞运气了。于是就打听了“麻皮阿七”的住址，前往拜访。这时已是夕阳西下时分，“麻皮阿七”正在准备晚饭，当他得知刑警的身份和来意后，立刻放下手头的活儿热情接待了宋芝明三人。其实也就几句话的事儿——那天，他在碧清观前遇到的那个高个儿男子是在向他打听，从这里到洪升福客栈是否有近路可走。他当时指了指河对岸的那条小巷告诉对方，从前面小桥过河后再穿过小巷，右拐弯走几十步就到洪升福客栈了。

三刑警大喜，于是立刻前往洪升福客栈。那是一家低档旅馆，不过比较宽敞。江南地区被称为“客栈”的，有点儿跟北方的“大车店”相似，是有院子可以供过往住宿客人停放载货的车辆或者担子的，但食宿条件比不上旅馆，当然收费也比一般旅馆要低一些。当时旅馆业还没有搞公私合营，都是私营的。洪升福客栈的老板姓徐，是个瘦得像芦柴棒的中年人，说话中气却很足，一开口竟把三刑警的耳朵震得嗡嗡作响。徐老板听刑警说明了来意，当下不敢怠悝，立刻让账房先生拿出住宿登记本请刑警查阅。

刑警一看，顿时吃惊不小：这个高个儿男子住进客栈时使用的证明竟然就是蒋兆琳失窃的那张纸，名字也叫“蒋兆琳”！

那么，这另一位‘蒋兆琳”此刻在哪里呢。客栈方面说这人已经在前天结账离开了，去了哪里不清楚。

返回南区分局后，宋芝明、杭鼎、诸葛顺三人顾不上吃晚饭，就立刻向分局值班领导汇报了调查窃枪案的情况。刚汇报完，正好市局来电询问窃枪案的进展，听这边一说，对方稍一沉默，问：“具体负责侦查的同志在不在？”听说在，就让接听电话。前面说过，分局并未指定此案由这三个刑警中的哪一位负责，分局值班领导就示意离他最近的宋芝明接听电话。市局那位领导不问别的，单问你们查到目前为止，对于尽快侦破这个案件是否有足够的把握。因为军方已经跟苏南行署公安处联系过，行署公安处刚才打来电话提出尽快侦破该案的要求。宋芝明听着，顿时感到责任重大，哪敢信口乱说，就老实回答说“我们感到有压力”。电话那头说了声“知道了”，就挂断了电话。

次日上午，分局这边刚上班，市局就打来电话说，经研究决定从市局派一位刑侦副科长前来南区分局指导枪案侦查工作。南区分局领导一听就明白了，当下就决定组建市局、分局联合侦查专案组，市局那位副科长自然担任组长了，宋芝明、杭鼎、诸葛顺三人一切行动都得听其指挥，不设副组长。

半小时后，市局那位名叫董锐夫的副科长赶到南区分局，立刻走马上任。董锐夫那年三十岁，徐州人氏，新四军出身，长期跟随陆政工作。陆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先后担任新四军军部军法处巡视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法处法官、苏北指挥部军法处审讯股股长、苏中第三专员公署公安局局长、苏中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苏州市首任军管会保卫部部长兼苏州市公安局局长等职务。董锐夫1942年参军后，先是在陆政身边当警卫员，后来渐渐就跟着干起了保卫工作。1949年随陆政来到苏州，不久，陆政奉命前往福州市出任首任公安局长，董锐夫则留在苏州工作。

屈指算来，董锐夫参加革命已经十年，干保卫、公安工作也有八年了。像这样一个侦查老手，面对眼前这个窃枪案，自然是有着自己的办案思路的。董锐夫跟宋芝明、杭鼎、诸葛顺三人碰头伊始，就宣布了他的思路：先不管作案者的身份、作案动机什么的，这个案子上级盯得紧，我们就抓该案最关键之处——追回那支手枪！

那么怎么追查王秀先被窃的那支左轮手枪呢？董锐夫说：“上个月市局逮到了一个倒卖枪支弹药的主儿，现关在市局看守所，上周已经逮捕，是要判刑的。我想跟这人聊一聊，把他放出来，让他戴罪立功，把那个窃枪的家伙钓出来。”

宋芝明、杭鼎、谱葛顺三个听着就有想法了：偷枪那个家伙的作案目的，咱们一开始就已经分析过了，认定并非纯为钱财，否则他既然有这手本领，直接去扒窃有钱人的钱包不就得了，还盗枪干甚？既然如此，他就不会把窃来的枪拿到黑市上去卖，别说放一个枪贩子出去了，就是弄十个这样的主儿到市面上去也钓不到窃枪贼！

董锐夫见三人不吭声，觉得有些奇怪，于是就问你们怎么了，为什么不发表意见呢，杭鼎于是就开腔说了上述想法，宋芝明、诸葛顺两人点头表示赞同。然后，三双眼睛一齐盯着董锐夫，看这个年岁不大的老公安怎么说。

董锐夫呵呵一笑，掏出香烟扔在桌上请大家自己拿着抽，然后缓缓开腔：“被窃的那支枪里只有六发子弹啊……”

往下就尽在不言中了。既然作案者窃枪不是为了谋取钱财而是另有所图，那仅仅靠枪里的六发子弹显然是不够的，因此，作案者此刻最渴望的就是得到与其所窃得的那支左轮手枪相匹配的子弹。这几天，作案者很有可能就在黑市上打听谁的手里有子弹卖呢。这时候如果把那个关在市局看守所的枪贩子放到黑市上去放出风声，那家伙还不上钩？什么叫水平？连就叫水平！宋芝明、杭鼎、诸葛顺三人不禁向董锐夫投以钦佩的目光，频频点头，说这主意好，往下应该怎么做，请领导具体指示。

董锐夫说往下几天的活儿应该不会重，咱们几个化装后两人一组轮流盯着“老麻风”就是了。

“老麻风”就是董锐夫所说的那个枪贩子，这人有着一个比较文雅的姓名：姓丁，岳扬晴，乍一听很容易让人以为他出身书香门第，其实他祖上十八代也找不出一个识字的。丁扬晴是丹阳郊区丁家坞人，丁家坞在几十年前曾暴发过范围较大的麻风病，从此就被人称为“麻风村”。丁扬晴闯荡江湖后，道上朋友知道他是丹阳丁家坞出来的，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麻风”。

“老麻风”对于自己这次被苏州市公安局逮捕感到程冤，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首先，他家在±改运动中被定为贫农，分得了田地、房子和地主家的一些家具、农具，这是他干了七八年枪贩子也没能赚到的，共产党一句话就给了他，他当然拥护；其次，他越次到苏州来的目的是想购买优良稻种而不是贩枪，只不过因为正好碰到了一位以前结识的江湖朋友，说手头有两支手枪想卖掉，请他帮个忙推销出去。他也是热心，根本没谈分成比例就答应下来了，然后，拿了手枪去物色下家时就给公安便衣盯上了，于是就被捕了。昕说要判刑，他在看守所里大叫冤枉，要求见一下公安局领导，他相信领导是讲政策讲道理的，不会为难他。

董锐夫就是这当儿出现在“老麻风”面前的。对方是老江湖，董锐夫就不跟他啰唆什么“党的政策”之粪的话头了，直截了当说清楚：放你出去干一桩事情，成了，可以将功折罪，不必再回到里面来吃牢饭了；不成，也将作为你靠拢政府积极悔罪的情节，将来处理时会充分予以考虑。当然，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出去后再干违法之事，那处理起来肯定足尺加三，没有宽大一说了。你可以考虑一下，愿意干，我们就拍板成交；不愿意，就回监房去等候处理，我们不缺你这样的人，可以另外物色。

这下真是喜从天降，“老麻风”连连点头犹如鸡啄米，说我愿意我愿意，当然愿意！

愿意，那就上岗去吧。专案组就给了“老麻风”两发左轮手枪子弹作为获取下家信任的道具，又给他一些钱钞让其作为交往花销，把他放了出去，规定不管是否发现情况，都必须每天一报。

这样，“老麻风”就开始“钓鱼”了。头天晚上，他来报告说已经在道上熟人中放出风声，相信这些朋友是会替他传播信息的，这是干他们这一行的规矩，每个贩子都有这方面的义务。当然，一旦成交，上家也不会一走了之，是会请这些熟人下馆子吃一顿的。

次日晚上，“老麻风”又来了，说已经有消息，有人给他捎话来说，愿意跟他接触一下，约定明天下午两点在西区广济潞大振兴茶楼见面。至于对方是什么人、干何营生、何方人氏等等，他目前一概不知。董锐夫表扬了“老麻风”，说你只管按照你平时的那—套去做吧，自然一点儿，只当从来没有发生过公安局速你、又放你出去“钓鱼”那样的事儿。

然后，董锐夫就对三个下属作了交代：明天午后，叫三人去大振兴茶楼喝茶，注意盯着跟“老麻风”接触的人——有一个盯一个！有两个盯一双！

4月27日，宋芝明、杭鼎、诸葛顺三人在午后一时许抵达大振兴茶楼。先楼上楼下、里里外外仔细查看了一遍，对地形做到心中有数，以防目标届时一旦察觉情况，从意想不到的路线开溜，最后，他们在楼下进门靠窗处的一副座头上落座，向跑堂要了一壶茉莉花茶，瓜子、五香豆各一碟，慢慢地消磨着时间。两点差五分，他们看见“老麻风”一脸轻松地进门来，四下看了看，上楼去了。三刑警是认识“老麻风”的，而“老麻风”并不认识他们。刑警诸葛顺便起身上楼，一看，“老麻风”在楼上靠后窗角落的一副双人座头前坐下了，正在招呼跑堂上茶。这就是说，对方是一个人。诸葛顺于是就在楼梯口坐下，这个位置跟楼下宋芝明、杭鼎的那副座头互相看得见，有什么情况只要打个手势即可。

诸葛顺刚要了茶，目标就上楼来了。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体格健壮，剪着一个板刷头，国字脸上留着硬扎扎的络腮胡子，身穿玄色中式对襟夹衫。诸葛顺的目光追随着他，看见他驻步楼梯口，左顾右盼目光四扫，最后扫到了“老麻风”的那副座头。“老麻风”不动声色，看也没看他，但他已经断定那主儿就是苏南地区小有名气的枪贩子“老麻风”，于是就走过去。按照规矩，两人只要对上那个介绍他们相识的朋友的姓名或者绰号，就算是接上了线，然后就座，喝茶，跟“老麻风”聊天——当然没几句就要转到生意上的。

诸葛顺盯着目标，头脑里回忆着碧清观道士和洪升福客栈曾经接待过的那两个不同体貌的冒牌蒋兆琳，跟眼前这个“板刷头”对比下来，觉得“板刷头”肯定不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但是，据那个中间介绍的朋友对“老麻风”说，那人找“老麻风”是想跟他谈美制左轮手枪子弹的交易，那应该与王秀先枪支被窃案有关，估计这人和冒牌蒋兆琳属于同一犯罪团伙。

诸葛顺正这样想着的时候，忽见“板刷头”起身向“老麻风”拱手作揖，告辞了！哎，怎么只谈了这么短的时间？交易谈成了没有呢？

“板刷头”向楼下走的时候，诸葛顺向楼下坐着的朱芝明、杭鼎发了一个暗号，于是杭鼎就在“板刷头”出门后尾随而去。宋芝明随即结账，然看出门骑上自行车追了上去。

一小时后，宋、杭两人完成了跟踪，回到南区分局专案组办公室，向董锐夫汇报了跟踪结果：“板刷头”是西区猪行河头后街葛记棺材店的老板葛富生，此人的历史情况、表现什么的还没着手调查。

这时，“老麻风”来向董锐夫报告情况了，说对方自称姓张，让唤其“老张”就是。“老麻风”说这个老张是个老江湖，两人见面后，对方根本没谈是否要买左轮手枪子弹什么的，只是盯着打听“老麻风”的情况，那副样子简直就是青帮中人的“盘海底”。如若不是公安安排他“钓鱼”，碰上这种主儿，“老麻风”早就一口啐上去，扬长而去

“老麻风”走后，专案组四人就开始分析情况，认为葛富生如此对待“老麻风”，看来可以断定这家伙身上有戏，否则他就不会如此小心翼翼了。那么，往下怎么办呢，是等待葛富生继续跟“老麻风”接触呢，还是直接采取措施，四人反复商量下来，一致认为不如干脆直接对葛富生采取措施。

董锐夫说我们先去葛富生住所辖区的派出所了解一下这人的历史情况。他们赶到派出所的时候，正是下班时分。派出所领导认识董锐夫，说董科长你是无事不登门的，这个时分登门料想必有要事，我就通知同志们别忙着下班，留所待命吧。董锐夫说不劳全所惊动，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辖区内葛记棺材店的老板葛富生的情况。

据派出所方面介绍，葛富生历史上有过事儿，抗战前当过国民党保安团的团丁，抗战时是公所（日伪时期将苏州城区划为三个公所）维持会成员之一，抗战胜利后呢，又信了“一贯道”。不过，这人无论在保安团、维持会还是“一贯道”，都是打酱油的一类，据说信奉的是财神菩萨，做生意卖棺材第一，所以都是挂—个名，什么活动都不肯参加，也就谈不上作奸犯科了。因此，苏州解放后军管会张贴布告让历史不清白的入主动前往登记时，葛富生积极响应第一个赶到派出所，一报参加过的反动组织，倒使接待他的民警暗吃一惊，但最后听清楚他的情况，也就一笑了之，放他过去了。

董锐夫想到了另一层：“本人凡情况是这样，那么其社会关系如何呢？我说的是亲朋好友中是否有人有重大历史问题？”

这个，倒还让董科长说着了，葛富生有个姐夫是国民党的上校，顾祝同部队的军需主任，以前跟葛富生家走动得比较勤。那个反动军官在苏州解放前夕还去过葛富生家，后来去了上海，上海解放前夕逃到台湾去了。这个社会关系，葛富生曾向派出所交代过，还表示要跟留在苏州的姐姐断绝关系，听说后来是不再来往了。

离开派出所后，董锐夫对宋芝明三人说：“我琢磨还是要动一动这个姓葛的家伙！”

诸葛顺问：“抓捕？”

“先拘留吧。”

“什么罪名呢’”

“他跟‘老麻风’为枪支弹药买卖而接触，就是罪名。尽管他本人还没直接跟‘老麻风’说这事，可是与其约见就是为此目的，所以，对其拘留审查是符合规定的。事不宜迟，今晚就行动！”

于是，当天午夜，专案组悄然去了葛记棺材店，宣布对老板葛富生实施拘留。然后，就对葛的住所兼营业场所进行了搜查，但没有搜出任何违禁物品。

专案组没有连夜讯问葛富生，而是决定先将其关押于分局看守所，次日再过堂。哪知，当晚就发生了意外：专案组拘捕葛富生、搜查葛记棺材店后大约两个小时，棺材店竟然意外遭到抢劫！

三、棺材铺的秘密

这桩抢劫案之所以被称为“意外”，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即便在旧社会，哪怕旧到封建社会的某朝某代，按照江湖上的规矩，强盗通常也是不会去抢劫棺材铺的。道上那班弟兄讲究迷信，如若有谁想到抢劫棺材铺，那就说明这人惦记着棺材，那就有可能没过几天就死于飞来横祸了，不是被其他帮伙干掉，就是搞窝里斗火并挂了，再不就是让官府逮住砍了头。以旧时的规矩，不管死于上述哪种方式，都会有人弄一口棺材给死者躺的。所以，惦记棺材是江湖上犯忌的事儿，强盗土匪都不会动棺材铺的脑筋。

其二，棺材铺通常都是采取薄利经营方针，利润薄，所以开棺材铺的老板如果不搞其他多种经营，都是老板中的下等。大家如果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在阅读旧时那些富豪的发家资料时，很少有谁是靠着卖棺材发迹的。

其三，棺材铺的商品除了棺材还是棺材，原料呢，则是木材，此外，还有一些木匠使用的工具。老板薄利经营，积蓄自然不丰，而强盗登门抢劫，通常是抢不到钱财就抢商品。别的店铺比如典当铺、钟表铺、布店等等，商品体积不大，搬运起来也方便，销赃更不容易暴露，而棺材铺子的商品既笨重又廉价，既不容易出手且销赃时极易暴露，因此强盗一般是不会光顾这种地方的。

可是，这回却非常奇怪，强盗竟然抢了葛记棺材店。两小时前，专案组刚刚搜查过该店并抓走了老板葛富生，这对于葛家上下来说自然是晴天霹雳。刑警押着葛富生离开后，家人哪里还睡得着，全家三代大大小小聚拢在一起，猜测葛富生镊犯了什么事，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当时律师还没有被取消，所以还要考虑是否请律师，如果请的话又应请哪个律师，是苏州本地的呢还是到上海去请。

还没议出个结果，后面临河的那道门被人轻轻叩响了。葛家人以为是刑警忘记了什么事情去而复归，慌乱之中根本没想过警察怎么会走水路而至，就让葛富生的三弟去开门。哪知进来的却是两个黑纱蒙面的汉子，为首那个手持左轮手枪，后面那个手里握着一柄寒光闪闪的尖刀。开门的葛家老三顿时呆若木鸡，对方枪一指就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两个强盗也不吭声，用枪逼着葛家老小八口就地跪下，令老三将各人裤带解下绑住双手，最后强盗把老三也绑上了。然后，就里里外外前店后宅搜起来，一直到二遍鸡鸣后，这才没了声响。后面宅里被绑着的那几位估摸者强盗已经离开了，这才大声呼救。这时，夜间巡逻的警民治安联防队正进行当晚的最后一遍街头巡逻，路过附近时听见人声喧哗，便过来查看，于是便知道葛记棺材店遭劫了。

治安联防队是过问不了这么大的案件的，当下就守住现场，派人到附近找个能打电话的地方往西区公安分局报案。分局于是派了三名刑警前来勘查现场，进门一看暗吃一惊：前面棺材店那宽敞的店堂里，叠放着十几口大大小小的棺材，里侧角落里的那口一眼就可以看出属于“镇店之宝”级别的硕大黑漆楠木棺材已经被掀翻在地，底下露出了一个比棺材稍小的长方形地洞。刑警上前查看，这个地洞深约一米，底部都是白色粉末——受潮而分解了的石灰。拿根棍子来戳探，约有二十厘米深。

刑警唤葛家人来询问，都说不知道店里有这幺一个地洞。至于这口楠木棺材，即使邻居也都知道，那是葛家老太爷的寿材，早在抗战胜利的次年就已经打下了，之后每年盛夏要上一遍油漆。之所以在店堂里而没置于后面的宅第，是有着顺便做一份广告的意思。刑警于是就问谁是老板，这才知道老板已于午夜时分被南区分局的警察逮去了。

那么，葛家另外还被抢去了些什么东西呢？问下来，三名刑警均感愕然：竟然没有其他任何损失！强盗尽管在卧室、客厅甚至厨房翻箱倒柜都折腾过，却没对已被控制的葛家人搜身，甚至对葛富生妻子佩戴着的黄金耳环也视若无睹。

出现场的那三个刑警返回分局后立刻向值班领导作了汇报。值班领导也颇重视，决定待分局其他领导上班后一起商议该案。

话分两头。枪案专案组四位刑警午夜执行抓捕葛富生任务后，就在南区分局随便找个地方挨了半宿。清晨起来正商量着去看守所讯问棺材店老板，看守所打来了电话，说你们昨天半夜送来的那个姓葛的人犯，进来后就不得安生，先是大哭，整个看守所的在押人员都被他吵醒了。值班看守员就把他提到外面办公室去谈话，问其为何事进来的，他却又不肯说。看收押单子上写的不过是拘留审查，似乎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案要案，于是两个看守员就向他宣传政策，前后一共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总算把他安抚住了送回监房。谁知天亮后他又大叫起来，说要求面见抓他的公安局同志，有重要事情需要立刻报告。先前那二位看守员于是又把他提出来，说这会儿分局刑警还没上班，你有话可以跟我们说，也可以稍等一下，待刑警上班后我们打电话过去给你联系。可是，这个人犯就是不听，再三坚持一定要“立刻求见”抓他的刑警。这样，看守员就只好试着打电话过来，看是否联通系得上。

董锐夫接听这个电话后，心里一喜，说看来咱们运气来了，葛富生那家伙多半是想主动交代问题了！于是，四人也顾不上弄点东西填肚子，直接就去了分局看守所。

葛富生确实是要主动交代问题。他对刑警说，他跟“老麻风”联系，是想做一笔买卖。他有—批货要赶紧出手，所以就托人找了“老麻风”。昨天下午在茶楼跟“老麻风”见面时，心里忽然又觉得不大托底，他知道这种事情如果被公安局知道，肯定是没好果子吃的，所以想对“老麻风”有了透彻的了解后再作最后决定，因此只跟他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

那么，葛富生意欲出手的是什么货呢？葛富生说是他那个国民党上校军需主任姐夫在苏州解放前夕偷偷寄放在棺材铺子里的十箱军用弹药。当时他姐夫是当面把每口木箱打开给他看过的，其中四箱是手榴弹，六箱是子弹；子弹有大有小，至于是何种枪支使用的，以他当过几个月伪保安团团丁的经验判断，好像是步枪子弹和驳壳枪子弹，可能也有左轮手枪子弹。姐夫当时对他说，这些东西寄存在你这里，可能不久我就要派人来取，以你姐姐和你的生日为暗号，不管来者是何人，只要连着把这两组数字念出来，你就可以放心地交给对方。

葛富生收下了这批货。当时因为担心战乱，他已经把全家老小都送到乡下去躲避了，店铺也关了门，除非谁家死了人敲门来买棺材才接待一下。因此，葛富生有的是时间，他就移开老爷子的那口楠木寿材，在下面挖了个长方形的地洞，担心潮气太重，又去石灰行购买了一担生石灰铺在下而，用油布把每口箱子都紧紧裹住，外面以电线团团捆扎，这才放入地洞，上面覆以泥土，夯实，铺上砖头，垫了两根方木，用撬棒把寿材移上去，一切看上去与之前无异。、

苏州解放后，原本对国共战争不大关心只管做他那棺材生意的葛富生开始关心起时势来了，他得等着姐夫派人来把那批货取走啊。但形势对国民党方面越来越不利，他那军需主任姐夫根本没有音信，是死是活也不清楚。葛富生先是被人民政府一道道禁止民间私藏枪支弹药、勒令私藏者限期交出的通令吓得心惊肉跳，接着又是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捱到现在，镇反风声渐小，葛富生于是就想把那批货处置掉算了。本来，他可以向朋友借条小船，深更半夜悄然把货装上去，偷偷运到郊外，随便扔进哪个白荡（江南地区对小型湖泊的称谓）就是了，堪称神不知鬼不觉。可是，葛富生是生意人，只要遇到跟钱沾边的事，就放不开手了。他寻思这么些弹药，都是紫铜、黄铜和生铁制造的，就是当废品卖也值不步钱呢，里面的火药还可以卖给鞭炮匠或者猎人（当时民间允许持有以铁砂为弹药的火药猎枪）。于是，葛富生就开始打听这方面的路子。直到前几天才总算有了眉目，他通过一个绰号“野模子”的熟人知道了专做枪支弹药买卖的枪贩子“老麻风”，于是就有了茶楼之约，也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

其时，西区公安局那三个出现场的刑警刚刚勘查完葛记棺材店，西区分局还没来得及向南区分局王秀先枪案专案组通报该抢劫案的情况。这边专案组提审完葛富生后，四人立刻奔葛记棺材店想去起赃。董锐夫四刑警一路兴致勃勃，直到抵达目的地后方知他们昨晚离开棺材店大约两小时后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

可以想象，董锐夫四人面对着寿材下的那个地洞时是怎样一种神态。昨晚他们来棺材店拘捕葛富生时，是对前店后宅都进行了搜查的，搜查前面的店堂时，一口口棺材都掀开盖子查看了，还用木棍对一口口棺材又是敲又是捅，检查是不是有夹层，只是没想到店堂的地下竟然另有名堂。根据葛富生的交代，这是整整十箱弹药，除了子弹还有手榴弹，已经落在歹徒手里，其后果不堪设想啊！

董锐夫毕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马上镇静下来，对朱芝明、杭鼎，诸葛顺说：“我是负责人，这件事由我承担责任，跟你们三位没有关系。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迅速债破这个案件，追回赃物。其他就不要去考虑了。”

这等大事，当然是要立刻报告市局的，市局还得上报苏南行署公安处。市局领导问董锐夫是否有把握迅速侦破该案，董锐夫尽管心里没底，还是硬着头皮点了头。领导卫问是否需要增派力量，董锐夫想了想说，这起抢劫案发生在西区，就从西区分局抽调两名精干刑警参加专案侦查吧。这样，西区分局就指派刑警王有顺、陶一飞向专案组报到。

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别对葛家受害人进行了详细询问，然后聚在一起对情况进行了分析。那两个强盗尽管以黑纱蒙面，但从葛家人对其身形的描述来看，初步可以判断与碧清观和洪升福客栈曾经接待过的两个冒牌蒋兆琳相似。因此，大家估计葛记棺材店抢劫案的作案者就是那两个“蒋兆琳”。从他们抢劫时所持凶器系左轮手枪以及所抢劫的赃物乃是弹药这一点来看，那二位应该就是王秀先枪案的作案者。

弄清了这一点，往下就好理解了。诚如董锐夫等人所分析的，那两个家伙偷窃了王秀先的那支左轮手枪后，觉得子弹太少，又动起了寻觅美制左轮手枪子弹的脑筋，于是就盯上了葛富生。至于是通过何种途径知晓葛富生手头私藏着军用弹药的，如果葛富生没有透露过，就只有那个把葛富生介绍给“老麻风”的中介人清楚了。

因此，专案组认为在如何追查那两个“蒋兆琳”的问题上，似乎不必多费心思，只要盯着那个把葛富生介绍给“老麻风”的中介人就是。因为既然能够介绍双方洽谈生意，总应该与双方都是相识的，虽然不一定知根知底，但总比此刻专案组的刑警要了解得多—些吧？

于是，专案组分为两拨，一拨前往看守所向葛富生了解那个中介是何许人，另一拨则找到还在社会上四处奔波试图联系下家的“老麻风”，问清了中介人的情况。最后两拨人碰头把情况一汇总，就勾画出那个中介人的轮廓了——那主儿名叫龚仁发，苏州郊区龚家村人，三十三岁，因为从小好勇斗狠，所以人称“野模子”。“野模子”家境贫穷，只有两亩薄田，他就在农闲时扛着一杆老辈当“长毛”（太平军）时传下来的火药枪四处转悠着打些飞鸟、野兔之类换得些许钱钞贴补家用。打猎这一行听上去似乎很浪漫，但如果要以此为生，那就要风餐露宿、日晒雨淋了，弄不好撞上野猪之类的猛兽，还有生命危险。而且最大的问题是，尽管你吃了这么些苦头冒了那份生死之险，却不一定能保证获得收益。因此，“野模子”干着干着就没了劲，就寻思另外再找一份比较省心省力的营生。

这项营生还真让“野模子”找着了，那就是做支弹药买卖的中介经纪人。“野模子”因为在江湖上小有名气，一年里又有大半年时间在外面奔波，所以人头比较熟，其他一些跟他一样亦农亦猎的朋友需要买火药、铁砂或者修理甚至置办猎枪时，就会托其介绍可靠渠道。“野模子”由此受到启发，寻思可以将此作为一门兼职。于是，大约从十年前开始，“野模子”就干起了这一行。干了三年，日本投降了，一些跟日伪有勾结或者直接在日伪政权担任伪职的主儿中颇有一部分是有枪支弹药的，他们担心国民党接管后要找他们麻烦，就纷纷急着处理，扔的扔，卖的卖。找“野模子”的人顿时多了起来，但他只有干干倒腾火药枪的能量，军用武器到了他手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出手，于是就结识了苏南地区有名的枪贩子“老麻风”。

屈指算来，“老麻风”已经跟“野模子”结识六七年之久了，曾多次去过“野模子”家所在的龚家村，当下就向刑警和盘托出了上述情况。至于这次“野模子”介绍的棺材店老板葛富生，“老麻风”说当时他按照行规没有打听，不清楚葛富生是否跟那两个强盗相识，更不知道葛富生是否向那两个强盗透露过私藏弹药之事。

那么，关于这点，葛富生是怎么说的呢？葛富生听说寿材下的弹药在刑警赶去起赃之前已经被人劫走，不禁大惊失色，连连摇头，哀叹“想不到”。他所结识的人中是否有那模样的两个主儿呢？葛富生说肯定没有。这倒也是，葛富生并非江湖中人，在社会上交往的朋友不多，而且全是生意上的。刑警又问是否向中介人“野模子”透露过要出售的是什么东西。葛富生说他没有对“野模子”明说，但估计“野模子”心里是有数的，因为他跟“野模子”见面伊始对方就说：“‘老麻风’向来只做军用品，民用品他看都不看的噢！”当时葛富生昕了连连点头——这就等于向“野模子”表明他要做的是军用武器生意了。至于“野模子”住在哪里，葛富生就没有“老麻风”那样了解了。

专案组于是全力寻找“野模子”龚仁发。几个刑警化装前往郊区龚家村，打听下来说“野模子”确实住在该村，两天前还有人见到过他，可是昨天开始就不见踪影了。这也正常，因为这主儿向来是外出的日子比在家的日子多。那么“野模子”去了哪里呢？这个，材里人就都说不上来了。刑警又请民兵队长让家属前往龚仁发家佯装串门，跟龚仁发之妻聊天时套问，也没获得结果。龚妻根本不知道丈夫去了何处，而且她对于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了。

当晚，专案组六刑警会台于驻地南区分局，讨论应当如何寻找“野模子”。分局秘书股（就是后来的“办公室”）值班警员给他们送来市局发的当天的《敌情通报》时，还附夹了一份苏北行署公安处寄发的《协查通报》。这份《协查通报》，终于使专案组弄清了那两个冒牌蒋兆琳的真实身份。

四、沈泾塘劫枪案

江苏无锡，位于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西南郊的五里湖，相传系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助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偕西施泛舟之趾，故后几又称为“蠡湖”。五里湖畔有一个只有四五十户村民的小村庄，唤作“窦庄”。1918年3月，窦庄增添了两个男丁。这两个相隔二十天出生的男婴是一对同胞姐妹所生，故系姨表兄弟，两家分别给他们取名为窦镇云、薛锦宝。

窦镇云、薛锦宝舶家境都还算不错，介乎上中农与富农之间。因此，两人六岁就被送人当地乡村小学读书，据说有点儿聪明，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乡村小学最高只能读到四年级，两人就去无锡城里继续求学，保持着向上的好势头，两年后考入初中。又过了三年，他们初中毕业了。以其成绩是可以考上省级高中的，可是他们家里觉得再供养下去似乎要捉襟见肘了。在当时，能够把孩子供养到初中毕业已经算是一桩了不起的事了，往下就可以直接进入社会，当教师、账房、职员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从此就不必再种田或者下湖捕捞水产了。因此，窦镇云、薛锦宝的求学之路就到此为止了。

这哥儿俩成为赫赫有名的“太湖双龙”之后，不但两人的家庭受到了牵连，甚至连窦庄也不时遭受官府、土匪的骚扰，两家的家长这才为当初不肯继续供养他们的儿子读高中、上大学而后悔不已。

窦镇云、薛锦宝初中毕业后，一个做了乡村小学的老师，一个先是在无锔城里的德大洋行当职员，不久去了上海。这两个当时算是小知识分子的青年从文职工作到沦为湖匪只用了短短五六年时间。邪路，是从这对表兄弟的老二薛锦宝脚下开始的。薛锦宝去了上海后很快就染上了鸦片瘾。当时他在上海一家美国商行玉作，收入比他在无锡洋行时高工数倍。但是，这份高主放在一个瘾君子身上，那是微不足道的。这样，薛锦宝渐渐就由赌博发展到诈骗，最后失去了工作，沦为街头乞丐。

薛锦宝当了一段时间乞丐后，因为没有钱钞，鸦片瘾倒是被迫戒掉了，但生活难有保障。这时候，有一个姓殷的老扒手不知怎么看中了薛锦宝。殷老爷子在当时的上海滩黑道上也算是一个颇有名气的角色，他少年时是专门拜过江湖人士接受过扒窃训练的，后来到了上海滩，加入了青帮，在帮里的辈分还比较高，与沪上闻人杜月笙同辈。当时，殷老爷子早巳成家立业，开了一家南货店，还在闸北的一家铁工厂拥有股份，若论成分应该是资本家了，所以光老婆就娶了两个，只是无子嗣。殷老爷子之所以要收薛锦宝为弟子传授扒窃技艺，据说是因为他当初拜师时是发过誓要把这门邪道技艺传授下去的，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寻觅有资质的弟子，现在终于发现了合格的培养对象。

对于叫花子薛锦宝来说，碰上这样一个机会自是求之不得，于是薛锦宝就正式拜殷老爷子为师。这一学，学了整整三年。第四年是实践，殷老爷子让薛锦宝放单飞到上海滩各处作案。一放单飞，殷老爷子就发现自己可能老眼昏花看错了对象，薛锦宝很难成为他这一门的合格传人。怎么说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薛锦宝虽经过三年正规训练，其技术已经符台殷老爷子的最低标准，但是，心理素质不能过关。放单飞不到三个月，他在作案时已经由于紧张而被人发现过数次，有三次还让巡捕房的便衣抓进去了。幸亏殷老爷子在上海滩的路子还算广．每次都及时把他捞了出来。第三次捞出来后，殷老爷子就宣布解除与薛锦宝的师徒关系，给了他一笔钱钞命其离开上海滩，永远不得再回来。

其时是1937年初冬，上海刚刚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日军占领上海后，就按照战略计划向南京方向急进。沪宁沿线城市一片混乱，无锡自也难以幸免。国民党军队难挡日军，纷纷溃逃。老百姓中倒有一些热血志士拿起武器抗击侵略者，薛锦宝的表哥、乡村小学教师窦镇云就是其中一个。当时武器倒是比较容易搞到，国民党军队溃逃时都是扔了枪支弹药穿着便衣上路的。窦镇云纠集了十来个人，用捡得的枪支弹药武装起来组建了一支队伍，人少，打出的旗号却很了得，叫“江南人民抗日总联队”。这支队伍还没放过一枪，薛锦宝就回乡了。他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人，听说表哥组建了队伍，自封“司令”，马上就去投奔。哥儿俩交谈下来，乡村小学教师发现表弟的见识比自己高出了不知多少，于是立马让出“司令”位置请薛锦宝坐，自己当了“参谋长”。

接下来的情况证明薛锦宝果然有眼光，他在多如牛毛的民间抗日武装热血沸腾打击日军时，把自己这支队伍拉到太湖深处的小岛上练兵顺便收罗逃兵、湖匪、强盗。半年多练下来，当别的民间武装都让鬼子打得差不多的时候，他这支队伍已经有四五十人，而且有不弱的战斗力。这时情势已起变化，苏南地区的抗日已是共产党的事，当然国民党“军统局”的别动队偶尔也开开枪。薛锦宝、窦镇云哥儿俩看看势头不对，就不再打抗日的旗号，而是摇身一变成了拉杆子的，分别报出了“独角龙”、“黑煞龙”的诨号，其队伍也就不叫什么“抗日总联队”了，江湖上报了个匪号唤作“太湖双龙”。

从此，苏南地区太湖沿岸百姓就多了一份祸害。“太湖双龙”匪帮采取的是“有奶就是娘，有利就要抢”的方针，拦船截舟，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其作案对象除了老百姓，日伪武装、新四军游击队、“军统”别动队、其他匪帮他们也敢攻掠。苏州、无锡的日伪武装曾对“双龙帮”进行过清剿，但队伍一动，“双龙帮”就设了影子——藏匿到太湖深处的某个小岛上去了，或者装扮成渔夫散布于湖上打鱼，再不就干脆上岸，远走高飞去上海、南京，反正他们人人都有“良民证”，又都是当地口音，经得起盘查，清剿队又不认识他们，只有凭可奈何。风头一过，他们继续聚拢在一起作案。

抗战胜利前夕，“双龙帮”遭到共产党太湖游击队的一次沉重打击，损失惨重。可是，不久日本投降，新四军北撤，国民党忙于接收，大搞争权夺利，“双龙帮”遂重整旗鼓。之后该匪帮吸取教训，改变策略，对唯一的对手国民党政权采取不沾不惹方针，以图自保。国民党苏州、无锡两地的警察局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曾对“双龙帮”组织过数次单独或者联合清剿，但“双龙帮”故伎重演，有时还逃往太湖属于浙江的内湖地区躲避，那是他们刻意留下的一块从不作案的安全地带。江苏省的清剿队不能越界清剿，只有跟浙江方面联系协调，待江浙两方谈妥，“双龙帮”早就不知去哪里了。

就这样，“双龙帮”一直盘踞太湖，为害乡里。直到苏南地区解放后，华东军区组织武装力量对太湖匪患进行大规模打击，“双龙帮”于1949年夏天彻底覆灭。但清点战果时，却发现匪首薛锦宝、窦镇云业已逃窜。当时，苏州、无锡两市的军管会和苏南行署公安处都曾发出过通缉令缉拿“双龙帮”匪首薛锦宝、窦镇云，苏南行署辖下的吴县、无铒县公安局甚至还出布告申明“缉拿上述两犯时如遇拒捕，任何群众均可将其击毙”。可是，这哥儿俩却是从此不见踪影。

这两个匪首去了哪里呢？此刻放在专案组刑警面前的苏北行署的这份《协查通报》可以给予解答——

1949年夏，薛锦宝、窦镇云侥幸逃出华东军医剿匪部队的包围囤后，先是去了上海，原想逃往香港，但由于盘查得紧，只好放弃。两人在上海待不多久，就去了南京。薛锦宝发挥殷老爷子当年传授给他的偷窃本领，弄到了一些钱钞作为本钱，两人在中华门外摆了一个修车摊，又买通了一个留用旧警察化名办了户籍，摇身一变成了南京市民。

如果薛锦宝、窦镇云保持伪装，不再作恶，或许还可以在南京混上数年。可是，这哥儿俩天生注定就不是肯过安分守己日子的主儿，南京户口仅仅办了半年，两人就因诈骗折进了局子。南京方面不知这二位乃是苏南地区赫赫有名的“太湖双龙”，将他们作为初涉刑案的新手，于1950年11月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年。窦、薛两犯被押解苏北农场开荒种地。

如果这哥儿俩老老实实服刑，刑满后留场就业，躲在劳改农场混日子，也许是能混一辈子的。他们自己大概也是这样考虑的，所以在劳改农场服刑时表现得很老实，也很积极，年终还受到了农场的表扬。可是，合该薛锦宝、窦镇云倒霉，半个多月前，他们的厄运来了。

带来厄运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姓窦，竟是“太湖双龙”老家窦庄人，不过嫁到外乡去了。她的丈夫历史上有点儿问题，镇反运动开始后就给逮了进去，判刑六年，押解苏北农场劳动改造。这天，这个窦姓的妇女风尘仆仆前来农场探监，没想到正好跟排在队伍里出工的“太湖双龙”中的老大窦镇云打了照面！那妇女初时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以“太湖双龙”所犯的罪行，就是长着十个脑袋也该剁了，哪里还轮得上到劳改农场改造的份？因此没敢吭声．

其时劳改农场不像“文革”时那样，实行的是人性化管理，但凡外地配偶来探监的，被探望的那个犯人可以休息一天，与配偶一起住宿于农场招待所。这样，当晚窦姓妇女就把白天看到疑似“太湖双龙”老大窭镇云的情形说给丈夫听了。那个犯人连夜就向招待所干部报告，农场总部自是重视，当下就给“太湖双龙”所在的那个分场打电话，下令：立刻通知犯人起床，集中起来，等待总场派人来辨认。

分场执行总场这道紧急命令时方才发现已经发生了大事：少了两个犯人！其所在中队的值班室里，值班干部以及协助干部值班的一个事务犯倒在血泊中，早巳断气。这两个越狱潜逃的犯人，自然就是化名服刑的“太湖双龙”窦镇云、薛锦宝了。原来，窭姓妇女白天与列队出工的“太湖积龙”迎面而过时，队列中的薛锦宝认出了她，只不过她没有发现薛锦宝而已；接下来在她认出窦镇云的同时，窦镇云也已经察觉了。于是，两人一番商量后，决定当晚越狱潜逃。

劳改农场当即组织力量追逃，数日不见其影踪，遂向苏北行署公安处报告。行署公安处经过研究，认为“太湖双龙”是要犯，其出逃很有可能会引发重大刑案，给社会造成严重影响，故决定以行署公安处名义向华东各地发出《协查通报》。

《协查通报》上印着“太湖双龙”的照片，当下，专案组立刻派车把碧清观和洪升福客栈见过冒牌蒋兆琳的四人接到分局。经辨认，他们一致说持“蒋兆琳”介绍信前往登记住宿的那两个家伙就是《协查通报》上的人。

至此，专案组总算明确了窃枪与棺材店抢劫窠的两名作案者的真实身份。于是重新研究侦查方案，决定除了继续寻找中介人“野模子”外，另派一路刑警前往无锡“太湖双龙”老家窦庄去调查一下，指望获得新的线索。

次日，4月29日一大早，两拨刑警就离开分局专案组驻地，分头外出调查。专案组组长董锐夫则向分局领导汇报案情，并前往市局向分管治安的领导汇报“太湖双龙”的情况。中午，董锐夫刚从市局返回分局，忽然传来消息：郊区一个名叫“沈泾塘”的地方发生了袭警案，两个押解人犯进城的民警、民兵遭到持枪歹徒袭击，民警负伤，短枪、长枪各一支被劫！

沈泾塘并非一个池塘，也不是哪个村庄或者乡的名称，就是一个地名。沈泾塘方圆三四里，有一个村庄叫“司徒洞”。司徒洞有一个姓钟的财主，旧社会时有钱有势，据说沈泾塘的一半土地都是他的，其两个干儿子则是国民党特务，凭着这份背景，连苏州市伪警察局的头头脑脑见到他都得点头哈腰。这样一个主儿，解放后搞土改时自然要清算的。但钟老财当时病入膏肓，终日昏迷，其症状有点儿像植物人似的。这样，在其家属主动交出全部地契、房产、财产表示愿意接受农会的任何处罚后，大家也就不去答理他了，反正看他这光景很快就要死的。哪知，钟老财竟然恢复过来，最后甚至能够下床自己外出溜达溜达了。溜达就溜达吧，人们已经不跟你烦了，休就过一份安生日子算了。可是，钟老财却对其家属主动交出家产大为不满，先是在家里吵吵闹闹，后来竟然去分得他的地产、财产的那些贫苦农民家里要求收回。

这时距土改已经两年有余了，工作队早巳解散，区、乡的行政区划电已经作了调整，大家对于这种反攻倒算行为一时也不知应该怎么办，就采取不理睬方针。哪知，这钟老财倒来了劲，渐渐就致跑到分他财产的那些农民家门口去大骂，后来竟然发展到下田收割农民家成熟的庄稼，还意欲夺回当初分掉的家具、农具。这样，情况终于被反映到了乡、区。

沈径塘属于城西区政府管辖，区政府领导闻讯大为恼火，当即指令应予严办。以当时的形势，对钟老财这样的主儿，所谓严办就是逮捕，然后判处重刑甚至处决。当然，其时区一级政府对于钟老财这类对象的最终处置权已经被市里收回，得由市一级司法机关处置了。城西区是苏州市刚组建的两个郊区区划之一（另一是城东区），尚未设公安分局，案子方面的事由西区分局代为管理，西区分局就在城西区设置了一名公安特派员。区政府对钟老财的处置意见由公安员小周向分局领导汇报后，分局领导就下令逮捕这个反攻倒算分子。

小周奉命前往司徒洞执行逮捕钟老财的使命，由当地民兵队长小顾协助。当时的公安局穷，警械配备不齐，小周没有手铐，就用麻绳将钟老财绑上后，上了一条小船，由小顾摇着橹往市里来。

周、顾两人都是有武器的，小顾有一支步枪，小周的武器在当时令人羡慕：乃是一支二十响驳壳枪。周、顾两人没有想到他们此行竟然会遭到袭击，驳壳枪、步枪都让“太湖双龙”缴了！

“太湖双龙”显然是有预谋的，他们埋伏在司徒洞村外不过一里多地的那座小小木桥旁的一个草亭里。小船驶到小桥前时，小船驶到，两人从草亭里现身而出，高个头儿的薛锦宝手持警卫员王秀先的左轮手枪，二话不说对准坐在船头上碎不及防的小周开火！小周腹部中弹，倒在坐在舱内反绑着双手的钟老财身上。说时迟，那时快，枪声甫落，另一个匪徒窦镇云已经飞步跳上船，尖刀反插进业已失去知觉的小周腰间的皮带里，一用力割断了皮带，连枪带套扯在手里。

后面摇橹的民兵队长小顾一下子就给吓懵了，双手一颤，橹就掉了下来。忽见薛锦宝把手枪对准自己，“哎呀”一声竟然软瘫在尾舱里。薛锦宝却没开枪，窦镇云则飞快地捡起了小顾搁在两舱之间舱板上的那支步枪。嗣后，“太湖双龙”携枪扬长而去。

这起案件，自然并案侦查，也划归专案组负责了．

五、失之交臂

当天下午，专案组留守南区分局驻地的组长董锐夫在报请市局领导批准后，即起草了一份《协查通报》，以苏州市公安局的名义向苏南、苏北二行署、上海市、南京市（当时还未组建江苏省，南京系中央政府直管市）、浙江省及皖南、皖北二行署的公安机关寄发，要求上述各地公安机关协助缉拿“太湖双龙”。

这时，去无锡窦庄调查“太湖双龙”线索的那拨刑警返回苏州了，向组长报告说窦庄方面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因为窦镇云、薛锦宝十几年前下湖为匪后，两人在窦庄的家人就给日伪及其他帮伙的土匪先后干掉了，一个也没留下，所以“太湖双龙”早就跟窦庄没有联系了。董锐夫便让他们马不停蹄前往沈泾塘查看案发现场，向当事人了解情况。

稍后，另一拨在苏州本市调查中介人“野模子”龚仁发的刑警返回市局，他们此行倒是大有收获——那个专事枪支弹药经纪活儿的“野模于”竟让他们堵在其姘头屋里，当场拿获，直接带到分局来了。董锐夫当即亲自讯问。“野模子”交代了以下情况——

龚仁发是亦农亦猎有时还打打鱼谋生的农户，其足迹遍及太湖周边地区，甚至往东一直延伸到上海浦东。这样，他就有机会结识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士，“太湖双龙”中的老大窦镇云还是乡村小学教师时，两人就已熟识。当年他到无锡去打猎，经常住宿于窦镇云执教的那所小学里。后来，窦镇云、薛锦宝打着“抗日”的旗号拉杆子潜伏于太湖深处的小岛练兵习武时，就几次派人出湖找他联系枪贩子购买弹药。这样，他就成了“太湖双龙”匪帮军火后勤供应的主要中介人。不过，他从未参与过“太湖双龙”的犯罪活动，也从来没有去过对方在湖中岛屿上的据点。

解放后，“太湖双龙”投了音信，“野模子”以为他们已经死了。谁知八九天前的一个深夜，“野模子”正在家里呼呼大睡时，忽然觉得有人在扯他的胳膊。醒后睁眼一看，暗吃一惊：床前黑暗中站着一条人影，一双眼睛闪着幽光！“野模子”顿时一个激灵．眼前这人不正是以前经常以这种方式悄然潜凡卧室找其办事的“黑煞龙”薛锦宝吗’薛锦宝眼疾手陕，赶在“野模子”因震惊而下意识张嘴欲叫之前伸手堵住了他的嘴巴，另一只手插到其颈后，一用劲竟把他一下子扯到地上，悄无声息地拖到了卧室外面。这一系列动作快捷轻巧，竟然没惊醒躺在一旁的龚妻！

外屋，自然还有另一个主儿窦镇云。两人悄声向“野模于”交代了来意，言简意赅：急需大量美制左轮手枪子弹以及短枪与弹药，尽快给他们找一个上家，不管有无消息，每天都必须在市内观前街松鹤楼旁边的那根电线杆上留下成功与否的暗记。

“野模子”知道“太湖双龙”的能耐，他再野，也不敢撩拨这对哥们儿，当下自是只有连连点头的份儿。

这样，“野模子”就开始着手做这件事。但是，这不是解放前，如今是新社会，民间的军用枪支弹药早已给政府收缴了，即使有密藏着不肯交出来的，也不可能拿出来出售啊！况且，即使打听到有人手头有货愿意交昂，他也不敢真的去买下来，这是犯法之事，如若鲐A报告了公安局，那可是要判刑的哩！可是，“野模子”转念—想，“太湖双龙”登门交办的事，如若敷衍拖延着不办，那对哥们儿可是杀人不眨眼的！“野模子”的主意还是比较多的，转眼就有了法子：自己不出面做这种非法买卖，而只是打听打听信息，佯装给人撮合，然后禀报“太湖双龙”，至于“太湖双龙”如何做，那他就不管了。这样，他对“太湖双龙”也算有了交代，如果买卖中间出了什么事，那也跟他没有直接关系。

虾有虾路，蟹有蟹道。“野模子”过一行干了多年，自有自己的路数。正好这时“老麻风”“出山”了，在其寻找的几个中介人中，“野模子”是其中一个。“野模子”心里就有了底，放手去做了。他想起有一个老熟人——开棺材店的葛富生，那主儿的姐夫以前是国民党军队的上援军需官，管就是枪支弹药，不知解放前夕临逃时是否有货让葛富生窝藏着。于是就去找葛富生。前面说过，葛富生正要把藏在老爸寿材下地洞里的那批弹药处理掉，当下自是一拍即台，遂跟“老麻风”定下了茶楼之约。“野模子”于是就去松鹤楼那里留下了“有货”的暗号。“太湖双龙”反应极快，暗号发出不过一个半小时，就已经出现在“野模子“面前了，问了情况，说这事跟你没有关系了，日后咱哥儿俩事业有了发展，自然少不得要重重酬谢你的！

之后，“野模子”就退出了这桩买卖。他担心“太湖双龙”说话不算数再去找他纠缠，连家也不敢回了，偷偷躲到姘头家里藏了起来。因此，他并不知道葛记棺材店遭劫之事，当然更不清楚刚刚发生的沈泾塘拦路伤人抢枪案了。

从“野模于”那里未能获得有价值的线索，这样，董锐夫只好将希望寄托到另一拨刑警身上，他们正在对当天上午发生的沈泾塘伤人抢枪案进行调查。下午四点多，前往调查的刑警宋芝明、诸葛顺

和陶一飞三人返回分局。董锐夫听了他们的案情汇报，除了前面已经知晓的外，另外的情况还有以下四点——

一是，小周腹部中弹负伤，子弹贯穿肠子，卡在腰椎骨上。二匪徒行凶抢劫后，随即逃窜，远处正在田里干活的三个农民目睹了该案的发生过程，待匪徒离开后，立刻分别回村叫人。村里人赶到后，当即用门板将小周轮流抬着，一路急奔送进了医院。由于救治及时，小周已经脱离危险，但腰椎中弹，需要去上海治疗。刑警见到他后，询问了钟老财一案的情况，他认为“太湖双龙”对其的袭击是有预谋的，要求专案组对此进行追查。

二是，那个业已押解进城的人犯钟老财由于当场受惊过度，叉回到了以前曾经出现过的那种昏迷不醒状态，稍后也被送进了医院。他已经是医生的熟人了，说以前就没法治，是他自己醒过来的，现在当然也没法治，只是简单检查了一下心跳、呼吸、血压什么的，目前在医院观察室。这样的对象哪怕再罪大恶极，看守所也是不会收押的，不知应该如何处理。

三是，刑警刚才去找民兵队长小顾了解情况，他还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说话也不大利索。刑警初步分析下来，认为此人似乎可疑，有里应外合协助“太湖双龙”作案之嫌，请示是否要对其采取隔离控制措施。

四是，刑警找到现场目击者了解“太湖双龙”作案后的去向，他们说是向东跑的，最后消失在一片竹林后面。刑警随即去了竹林，发现那里有一家农户，住者一对青年夫妇。询问下来，夫妇说上午他们不在家，所以没法提供什么情况。

董锐夫听了上述汇报，认为小顾跟这个案件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他的理由是：从案情来看，“太湖双龙”已经从葛记棺材店抢到了大量弹药，除了补充王秀先那支左轮手枪的子弹外，另外还有驳壳枪子弹、步枪子弹。他们有了子弹后，反过来便是缺少与之匹配的枪支了。如此看来，“太湖双龙”很有可能是想弄到一批武器，重新拉队伍。今天这个案子的作案动机已经明晰，就是为了抢夺枪支。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不一定非得在沈泾塘那里中途埋伏下手，他们完全可以单独对付小周和小顾。小周今天上午是从分局只身前往沈泾塘的，两个匪徒为何不在他过去的半路上下手呢，那条路上有的是竹林、坟堆、草亭，以及茅草丛生的土丘，二对一，又是出其不意，况且那二位还是身经百战的老手，还怕对付不了小周那样一个没有当过兵打过仗只不过挎着一支二十响招摇过市的新手？至于小顾，那更不必说了。凭“太湖双龙”的窘手，只要像对伺“野模子”那样深更半夜悄然潜入他家，根本不必惊动他就能把他那支破枪弄去。可是，“太湖双龙”却没有那样做，这是为什么呢，董锐夫的观点是，他们之前尽管有搞驳壳枪、步枪的企图，但还没有想好究竟应该怎么下手，沈泾塘一案不过是碰巧，他们正好路过，发现周、顾两人押解人犯摇船而来，于是顺便下手了。

后来的调查证实了董锐夫的分析，抽调小顾押解人犯是拘捕钟老财后临时决定的，原先不过是让一个老农摇船帮小周把人犯送到城里，老农已经上船了，农会主席忽然想起他那互助组要买农具，正好搭船运回，就说换一个互助组的人去得了，顺便买了农具带回来，于是就派了小顾。小顾走时还没想带枪，倒是小周让他带上的。这样，小顾与“太湖双龙”里应外合的嫌疑就排除了。

董锐夫作了上述分析后，又把话题转到了宋芝明等人所说的第四点上，先问那片竹林后面近处是那家农户，远处是啥，宋芝明回答说是大块大块的农田，再往远处大约一里半地是另一个小村庄。董锐夫于是分析说，“太湖双龙”抢到了两支枪，小周的那支驳壳枪他们可以携带，但那支步枪就不大好带了，那么长一截玩意儿，掖不住，走到哪里都显眼，等于是留下了逃窜路线的标记。作为惯匪，他们不可能那么傻。因此，那支步枪肯定是给他们藏起来了，很有可能藏在那片竹林子里。如果真是这样，估计“太湖双龙”很快就要回来取。当然，取时可能会驾—条小船来，这样就可以隐藏了。

大家听着皆觉得言之有理，有人提议应该去沈泾塘实地勘查。一旦得到证实，那就可以在那家农户屋里设伏，捉拿匪徒。董锐夫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可以一试，说一会儿作一下分工，两个同志去医院向小周调查情况，其余人随我去沈泾塘。

这些情况议毕，天都已经黑了。于是大家吃晚饭，饭后，王有顺、诸葛顺去医院向小周调查，其余三刑警和董锐夫一起前往沈泾塘。谁也没有料到，此一去竟然会遭遇意外！

董锐夫与宋芝明、杭鼎、陶一飞一行四人抵达沈泾塘时，已是当晚十时许。这个时间在当时已经是很晚了，苏州郊区农村又没有通电，农户晚上都是点油灯的，此刻家家黑灯瞎火，四下里漆黑一片，寂静无声。刑警借着手电筒．马灯照亮，仍是深一脚浅一脚，加倍小心翼翼方才到了目的地。

竹林旁的那家青年夫妇，男主人姓张，女主人姓杜，育有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五岁，都由住在司徒洞村里的爷爷奶奶带着。他们之所以常年居住于此，是因为他家姒前是钟老财的佃户，就住在这边的草房里耕种着钟老财的田地，看守那片竹林。土改时，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草房、田地和三分之一竹林的所有权就分给张家了。

刑警到达时，张、杜夫妇早已歇息，听见叩门声，自是吓了一跳。直到宋芝明解释说他们就是白天来过的公安局便衣民警后，方才释然。女主人心细，隔着窗户往外瞅了片刻，这才让丈夫走出屋子打开了外面院子的竹篱笆门。

张、杜夫妇的茅草屋一共有三间，分别是客堂、卧室和厨房，草房外围是院子，四周围着竹篱笆，只有前面有门。院子里，堆放着两大垛稻草——这是江南人家当时的主要燃料，“及一些农具、树根，还有—条主人正抽空修理着的载重量不过两三百斤的小船。

不难想象，速对夫妇对于刑警的去而复归肯定觉得意外。董锐夫向他们表示歉意，说实在对不起，白天过于仓促，有些情况还没有了解清楚，现在过来再看看，花不了多少时间。男主人便吩咐妻子烧开水沏茶，把刑警让进屋里坐。董锐夫说深夜登门已经打扰了，不敢久留，遂将来意说明：白天这边发生的歹徒抢枪的案子想必你们已经听说了（宋芝明等人白天登门时役对他们说发生了什么），他们抢了一支驳壳枪、一支步枪；大白天带着驳壳枪逃窜还可勉强掩盖，步枪那么长就不大敢带了，因此估计歹徒是把步枪藏起来了。我们看了地形，认为最有可能被歹徒作为藏枪点的就是这片竹林，白天没考虑到这一点，没去竹林查看，现在连夜赶来就是要补上这个环节，希望得到你们的理解和配合。

这一说，小张自然理解，当下连连点头，说“应该”，然后就拿了钥匙请刑警跟他去竹林。江南地区的竹林称为“竹园”，四周是把就地长出的竹枝压到一人多高紧紧捆绑在一起形成的密不透风的天然篱笆，根据竹园面积的大小，设置一至三道同样高的竹篱笆门，门上用竹篾编织了环扣，然后用锁具封闭。当下，小张把刑警带到竹园前，正要用钥匙开启锁具时，董锐夫开腔了，问这片竹林都是用这种天然篱笆围起来的吗？见小张点头，又问一共有几扇门，是不是都上了锁？小张回答说这个竹园不算大，原是钟老财家的，土改时分给三家贫雇农了，就这边一道门，钥匙三家都有，里面分界处都是钉着”界认头”（界桩）的。

董锐夫点头说，那就不必进去查看了，我们就绕着四围的篱笆转一圈，检查是否有扯开的迹象就行了。扎得这样密的篱笆，不损坏是无法进人的，步枪也塞不进去。于是，一行人就绕着竹园转了一圈，手电、马灯照着一—查看下来，并无损坏处。返回到那道竹门前时，刑警杭鼎提出了一个见解，说这竹篱笆有一人多高，不损坏是无法攀爬进去的，可是，匪徒作案后慌不择路，会不会顺手把那支步枪抛过篱笆掷进竹园里了呢？

这个观点获得了包括董锐夫在内的其他几个刑警的认同，于是就麻烦小张把竹园门打开，大伙儿人内绕着篱笆里侧查看，并末发现有掷人东西的痕迹。于是，就断定“太湖双龙”没有把步枪扔进竹园。可是，刑警坚持认为匪徒是不敢大白天扛着一支步枪逃窜的，而这四周除了这片竹园都是一马平川的田野，栽种的是清一色的麦子，这个季节麦子长得还不算高，麦田里是无法藏住那支步枪的，除非用铁锹在排水沟里挖土深埋。但目击者看得很清楚，当时匪徒并无铁锹之类的工具。那么，步枪藏到哪里去了呢？刑警的思维自然而然地定位于张、杜夫妇的住所。

于是就往回走，也没对小张说要查看他家。小张其时正想着老婆应该已经把水烧开沏了茶等着请警察喝，也没往别处想。一行人来到草房前，小张推门，那道简陋的竹门却从里面闩上了。他不禁觉得奇怪，刚才出门时门是开着的嘛，竹园就在旁边不远处，老婆没有必要上闩啊！想着，心里不由得一凛，正要吆喝，老婆在屋里开口了：“哎呀！你们回来啦！哦——可把我吓坏了！”

小杜遭遇的一幕确实让人后怕——丈夫陪刑警去竹园后，她在厨房灶下烧火，忽然听见外面院子里传来细微的异响，心里不由得一惊来了啥东西啊，于是，她就悄无声息地捱到厨房窗前去查看。当时农户贫穷，别说这种草房了，就是瓦房的窗户也是木板制作的——装不起玻璃。此刻这种木板窗户倒是给小杜提供了往外窥察之便。她从木板缝隙间往外张望，只见院子里的稻草垛旁蹲着一条黑影，正伸手从垛里掏着什么。她还没回过神来，只见那人已从稻草垛里取出一根长长的物件，一跃而起，不声不响地蹿出院门，消失在黑暗中！

六、小岛歼匪

小杜被这一幕惊呆了，稍一定神，听听外面没有动静，就大着胆子悄然溜出门，先把院子竹门关上，从里面闩上插销，又退回草房，闩上了房门。丈夫和刑警返回后，小杜一说刚才那一幕情形，刑警大惊。董锐夫立刻掣出手枪，低喝一声：“子弹上膛！追——”

四名刑警个个持枪在手，冲出了院子。可是，漆黑的夜幕中什么也瞅不见。用手电筒照着想辨认地上的脚印寻找匪徒逃窜的踪迹，也因最近没下过雨地面干燥而无法实行。董锐夫当即指派一名刑警，由小张带路前往乡里往区政府打电话组织民兵全区搜捕“太湖双龙”，同时打电话向市局报告，建议全市布控；这边则即刻通知司徒洞等附近几个村庄的民兵出动，由刑警率领着进行水陆搜寻。

全区搜索一直进行到次日天明，没有发现“太湖双龙”的踪迹，全市布控也没有任何收获，“太湖双龙”骤然就无影无踪了。

这天，是4月30日，次日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个国际劳动节。苏州市公安局为此特地向全市备区政府、公安分局、街道、单位、行业协会及驻军发出紧急通知，提醒节日期间务必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太湖双龙”破坏，一旦发现情况，立刻与市局联系。

上午，一夜未眠的董锐夫等专案组刑警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前一天的情况已经清楚了，“太湖双龙”在沈泾塘作案后确实是把小顾的那支步枪藏匿起来后逃窜丁，由于专案组的注意力最先集中于竹园，结果胆大妄为的“太湖积龙”在刑警搜索竹园时乘机潜入小张的院子成功地转移了赃物。这件事当然使董锐夫等刑警极为沮丧，但此刻不是检讨的时候，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迅速查摸到“太湖双龙”的下落，火速将其缉拿归案。

一番分析，众人认为“太湖双龙”杀人越狱之后，对于今后的计划是搞了武器重新组建帮伙。他们的活动地区肯定是在其最熟悉的太湖区域，尤以苏州、无锡为主，但是，老家无锡认识他们的人很多，不适宜目前阶段的流窜抢枪作案，所以就把苏州市作为作案地了。他们很可能已经选择了隐秘的藏身地。从越狱伊始在南京扒窃作案获取介绍信后到苏州冒名住宿于旅馆这一点看来，那个藏身地并不是预先的计划中就存在的。很有可能是他们抵达苏州并窃取王秀先的手枪后，估计其冒名住宿旅馆的伎俩已经被警方所知，这才开始物色新的藏身地。从他们找“野模子”龚仁发要求获取武器弹药这一点看来，在物色藏身地的过程中他们极有可能电找了解放前有交往的江湖朋友帮忙。因此，从掌握“太湖双龙”在苏州的社会关系着手查摸其行踪，显然是一条行得通的途径。

算了算，眼下专案组手头能够提供“太湖双龙”社会关系的对象也就只有“野模子”龚仁发了，于是，刑警们就去看守所提审“野模子”。

以“太湖积龙”解放前十余年间在太湖区域黑道上的地位，与他们相交的黑道人士不知有多少。而像“野模子”这样的主儿，以那时的标准说来，他甚至还算不上获得江湖认可的道上人物，只不过属于小喽啰一类，其对“太湖双龙”的社会关系是否了解、了解多少还是个未知数。但对于专案组而言，这样的小喽啰也已经是求之不得了。因此，疲惫不堪的董锐夫带了刑警诸葛顺，两人在太阳穴上涂了龙虎牌清凉油，抽着香烟强打精神跟“野模子”聊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带着“野模子”所能回忆起来的可怜的三个对象的笔录材料返回了专案组驻地。

“太湖双龙”的这三个社会关系，一个是苏州虎丘镇上经营过茶行的老板屠煜山，一个是开修船作坊的印老六，还有一个是和尚，法号叫敏真，具体是哪座寺庙的，或者是不在寺庙挂钵的云游僧人，“野模子”就不清楚了。“野模子”向专案组刑警提供的这三位的情况如下——

第一位屠煜山，这人是当初“太湖双龙”拉杆子时的十三名成员之一，这十三人在太湖中的一个无名小岛上结拜弟兄时，屠排行第七。后来，这十三个最早的骨干匪徒中有四个在逃避日伪武装的清剿时被打死。过了半年多，剩下的九人之间竟然发生了内讧，其中五名匪徒策划暗杀“太湖双龙”，把队伍拉到昆山-与青浦接壤的淀山湖去撑市面。“太湖双龙”的性命危在旦夕时，最初表示中立的屠煜山在得知消息后悄悄向“双龙”透露了情况，让他们赶紧逃命。“双龙”哥儿俩没有逃，而是先发制人将五名弟兄处决。这是屠煜山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于是他就向“双龙”提出全盆洗手的要求。“双龙”表示理解，给了屠一大笔钱财准其离去。屠是常州人，家乡当然不敢回去了，就悄悄溜到虎丘开了一家茶叶行，做起了茶叶批发生意。“太湖双龙”为树立他们在江湖上的仗义名声，就对外放风透露了屠煜山对他们的救命之恩，两人每年数次悄然前往虎丘拜望屠，每次必携重礼。

第二位印老六，这人没有当过土匪，严格点儿说，跟“太湖双龙”匪帮并无作案方面的关系，而是生意方面的朋友。“太湖双龙”匪帮虽然也时不时在陆地上作案，但毕竟是以水域作案为主的，其据点也是在太湖深处的岛屿上，所以应当算是湖匪。湖匪比陆地上的土匪多一样与其性命休戚相关的交通工具——船只及船舶用品船是需要保养维修的，船舶用具也需要不时更换换，“太湖双龙”匪帮后期还拥有一条机动船，那不但需要维修保养，还需要燃料。这些，都是有专门作坊向他们提供服务的。“太湖双龙”经过比较，最后选择了青帮分子印老六。印老六至1949年苏州解放为止，跟“太湖双龙”纯生意合作十余年，据说一直按照市场正常价格收取各类费用，“太湖双龙”手头宽裕时要多付费用，印老六不收，反之，当“太湖双龙”处于窘境无法按时支付费用时，印老六也坚持不肯通融，不付钱就扣压船只，必须款到才放船。因此，双方的关系应该说是维持在正常水平线上的。

第三位敏真和尚，“野模子”对此人就没有什么了解了，只是在解放前一次与“太湖双龙”派来求购机枪子弹的一个姓李的小匪首喝酒时，听李某提到过，说敏真和尚是“太湖双龙”很敬佩的一个人，“太湖双龙”遇到疑难之事，往往会去找敏真和尚商量。日本人占领苏州期间，有一次为对付抗日武装力量，对期区实施经济封锁．殃及“太湖双龙”帮伙。“独角龙”窦镇云曾冒着被日伪方面识破抓捕开刀问斩的风险，悄然化装潜入苏州城里问计于敏真和尚，问题才得以解决。因此，“太湖双龙”帮伙上下都将敏真和尚视为恩人。

专案组于是决定分头寻找上述三名知情人。刑警宋芝明、杭鼎去虎丘打听屠煜山，那一带对于这位茶行老板倒是一问便知，但刑警没法找到这个人了，因为屠煜山已在两年前因高血压中风死于狱中。宋、杭两人犹自抱着一线希望打听着找到了屠的遗孀蒋氏，蒋氏说她知道“太湖双龙”，但最后一次见面是1948年冬至那天，两人来送礼慰问，与屠煜山一起喝了顿老酒后告辞而去，从此再也段有任何消息。

董锐夫和陶一飞两人负责查找印老六。这人解放后也被捕过，但政府调查下来，他虽然是青帮分子，却并不参加青帮的活动，也从未攀附过国民党或者日伪方面，只是一个正常经营生意的小资本家。至于替“太湖双龙”修理船只和提供船舶用具，也算正常的经商行为。因此没有为难他，关了两个多月就释放了。印老六是个识时务的角色，出来后就关了修船作坊，靠着积蓄吃老本。他有三个儿子，都有体面的工作，出资赡养老爸，因此他过着一份比较滋润的日子。刑警找到印老六，说明了来意后，印老六说：“在旧社会，我也只是跟‘太湖双龙’保持正常生意来往，到了新社会还会跟他们有什么勾搭吗？我图个啥呢？”

刑警想想不大放心，又通过派出所向印老六的几个邻居作了解，他们均反映说没见到过有什么陌生人来找过印。印老六的小儿子夫妇是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刑警又向他们作了调查，也说没有发现“太湖双龙”来过的迹象（小儿子是认识“太湖双龙”的）。

另一路刑警诸葛顺、王有顺两负责访查敏真和尚。这个目标不好寻，两人接受任务后商议：既然是和尚，那就去政府主管部门查一下宗教人士的登记资料吧。可是，查下来却没有“敏真”这样一个和尚，也没有使用这个法名的道士、尼姑。当晚专案组碰头时，组长董锐夫说明天全组出动，分头前往各个寺庙实地访查，不单要查是否有这个人，还要向僧人打听敏真和尚是什么角色。

当时，苏州的寺庙很多，刑警一座座都要跑到，而有的寺庙里的憎人解放后已经还俗，却又被认为是熟悉同行情况的，所以还得打听还俗后居住何处，以便登门拜访，当面了解情况。这样一连十来天跑下来，和尚见了不少，却役有打听到关于敏真和尚的消息。

转眼到了5月中旬，距“太湖双龙”在逸峰戏院对王秀先下手行窃已经将近一个月了，专案组对于“太湖双龙”的侦查还在原地踏步，这使大家心里很是郁闷。组长董锐夫见大家都已疲惫不堪，就说放假一天，大家休整一下，各自处理一下该处理的私事吧。当时没有料到，这个决定竟然使案子的侦查就此走上了快车道！

把侦查工作引上快车道的是前面说过的西城区公安特派员小周。这个年轻民警在押解人犯钟老财的途中遭到“太湖职龙”的袭击，负伤住院。当时西城区尚未建立公安分局，小周是由西区分局派过去工作的。而在之前，小周曾在南区分局工作过，专案组刑警诸葛顺的私交很好。小周负伤住院后，诸葛顺途经医院时几次顺道拐去探望，最近得知小周伤已痊愈，只是腰椎骨还得继续治疗。组织上根据医院方面的建议，决定次日专程送其去上海，请江南伤科名医石筱山治疗。专案组正好放假一天，诸葛顺听说后就想去看望小周，请对方吃个饭，也算是替战友饯行吧。

午前，诸葛顺去了医院，用轮椅把小周推出来，到医院附近的一家小牺馆吃饭。席间，两人说到了案子，诸葛顺就把侦查工作陷入困境的情况说了一下。以小周的业务能力，自然不可能出什么主意，两人嗟叹不已。

哪知，到了傍晚时分，还在分局宿舍里补睡的诸葛顺忽然被人唤醒，让他去接听电话。电话是小周打来的，请睹葛顺立刻去医院一趟，说有要事相告。诸葛顺压根儿也没有想到是跟案子有关的线索，当下不慌不忙去了医院。小周一开口，诸葛顺就是一个激灵！

原来，小周饭后回到医院，头脑里一直在想着“太湖双龙”之事。他的潜意识里总觉得自己似乎知晓一点儿跟“太湖双龙”相关的线索，一时却又想不起来。下午睡了一觉后，他继续回忆，忽然想起来了：那个钟老财的眼神！

那天遇袭时，小周是盘腿侧身坐在船头上的，这个姿势既可以监视坐在船舱里的人犯，又可以看到前面的情况。其时解放已有三年，苏州的治安情况基本稳定，所以这时他是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犯身上的。如果这个钟老财突然来个“想不通”，身子一歪要往河里栽，那他就得及时做出反应。

“太湖双龙”从小桥畔的凉亭里突然跃出时，小周的目光正看着钟老财。此刻他终于回忆起那一闪而过的一个细节：当时，钟老财看着前方的眼睛里忽然闪过一道异样的光亮！

现在，小周要告诉诸葛顺的就是这千细节。他认为，钟老财异样的眼神表明这老家伙是认识“太湖双龙”的！

诸葛顺探以为然。这样，专案组成员的休息也就到此为止。一小时后，六名刑警又聚在一起举行案情分析会了。在查摸不到敏真和尚的下落而又无其他线索的情况下，小周提供的这个细节自然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重视。于是，专案组决定连夜去找钟作老财。

前面说过，钟老财在“太湖双龙”袭击小周、小顾案中严重受惊，再次陷入植物人状态，看守所拒绝收押这等人犯，警方就让家属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将其领回家去了。此刻，专案组一行六人连夜去了沈泾塘，看到钟老财时却是大失所望——骨瘦如柴，昏睡不醒。问其随伺在旁的子女，说上次也是这样，三天动弹一下，知道张嘴，喂些加了奶粉的米汤、菜汤也知道咽下去，咽完后又昏睡不醒了，没有睁过眼，更没有开过腔。

专案组几人商量后，决定立刻把钟老财送到市内医院去，指望通过治疗使其苏醒。于是，就指定两个子女陪同着，借了一条木船，连夜把钟老财载往市里，住进了医院。从这时起。专案组就安排专人轮流值班，在病房守候着钟老财醒来。

次日，专案组又以市局的名义请了苏州当时几位著名的中西医对钟老财进行会诊。西医对其症状表示毫无办法，两个中医商议后，说可以一试，有比较大的把握使其在两三天里恢复意识，但所用的中药比较贵。钟老财家自土改后已经一贫如洗，让家属自费掏钱当然不可能，专案组经请示后说可以公费支付，于是董锐夫就拍板请中医治疗。

那二位中医于是又是汤药又是针灸地忙碌开了。这中医治疗倒还真是有效，仅仅二十四小时，钟老财就睁开眼睛了，又过了六十小时，能说话了，说肚子饿想吃东西。刑警自是大喜。不过，到钟老财能够说话接受刑警的调查则是三天之后的事了。他对于那个眼神的解释，也就一句话：“‘太湖双龙’，以前曾听阿珍说起过的，还见过其中一个的照片，那天一看就知道是他们哥儿俩了。”再问，老头子就说不出什么了。

于是就向钟老财的子女调查：阿珍是谁？得知是钟老财的表妹，就住在苏州市南区人民路沧浪亭街，是个有钱的老寡妇。

这时，刑警还不知道这个案子马上就要破了，不大敢指望阿珍会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但死马当作活马医，还是去找了阿珍。一说“太湖双龙”，这个六十岁的老寡妇就哭了。怎么回事呢？原来，阿珍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其女儿崔慧嫒早年寄养于无锡大伯父处，与“太湖双龙”是初中同学。那年头讲究早恋早婚，她早在初二时就与窦镇云恋上了。以崔家的家境，自然看不上一个农家子弟，所以到初中毕业女儿向父母摊牌后立刻遭到拒绝。不想崔慧嫒性格刚烈，当下就发誓“终生不嫁”。她还真的说到做到。1941年，家里给她张罗了一门亲事，男方是留洋医学博士，供职于著名的上海广慈医院。不想崔慧嫒二话不说，当即去理发店剪了个光头，宣布出家为尼。家里陷于一片惊慌时，崔慧嫒失踪了——悄然去了太湖深处的一个无名小岛，投奔其数年前早已相识的草庵住持老尼姑，出家后法名贤音。

之后，其母阿珍甜及两个兄弟均去过小岛草庵劝崔慧嫒还俗，未能说动。抗战胜利后，无锡的大伯父在两个侄子的陪同下，再次前往劝说。当时老尼姑已经病殁，崔慧嫒接任住持，和另外两个尼姑—起青灯孤影。令老伯父一行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抵达后的次日，“太湖双龙”竟然驾舟登岛拜访。他们悄悄向另外两个尼姑打听得知，“太湖双龙”一年中登岛数次，送来三尼的日常生活用品。自从他们来过后，以往时不时会来骚扰一下的大小湖匪再也不敢登岛了。

大伯父一行劝说无效返回苏州后，向阿珍说了“太湖双龙”登岛之事，当时，表兄钟老财正好去看表妹，表外甥还拿出崔慧嫒的初中毕业合影让地看了如今“太湖双龙”的形象。

专案组于是认为“太湖双龙”极有可能藏身于崔慧嫒的草庵，遂找了曾去过无名小岛的崔慧嫒的兄弟了解小岛的位置。那两人却说不上来，称其时皆系大伯父一手主持，他们不过是跟班。经过刑警耐心启发，两人终于想起了当时所雇船只的出处，对刑警说了。刑警便去找了当年受雇驾舟前往草庵的船老大秦老头儿，老人还硬朗，记性也好，当下就边说边比画，给刑警详细指明了草庵所在无名小岛的具体方位。

当晚，专案组组长董锐夫带着两名刑警化装渔民雇了渔船，悄然前往距草庵所在的无名小岛数百米距离的—个更小的无人野岛，潜伏于灌木丛中。次日白天，刑警于潜伏处用军用望远镜对草庵进行观察，发现晾有男人外衣，遂认定“太湖双龙”确藏匿于该岛。渔船将刑警接回市内后，专案组立刻商议制定缉捕方案。鉴于“太湖双龙”持有枪支弹药，身手不凡且精通水性，专案组对于如何缉捕进行了反复研究，最后制定了一个堪称万无一失的方案。

1952年5月27日夜，三条渔船载着专案组成员以及参加缉捕行动的公安部队战士、警察共二十人，前往草庵所在的无名小岛；一公里之外，三条水警快艇熄火停泊于湖中随时待命；渔船和快艇之间专门准备了报话机用于联络。

5月28日凌晨，缉捕行动开始。三条渔船悄然靠上小岛，行动人员上岸后立刻包围了草庵。可是，尽管一切都是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准确无误地进行的，但不知怎么，还是在下手前被“太湖双龙”觉察。“太湖双龙”当即开枪拒捕，行动人员还击。经过短暂枪战后，“太湖双龙”中的老二“黑煞龙”薛锦宝当场身亡，老大“独角龙”窦镇云负伤被俘。其时草庵里还有崔慧嫒等两名尼姑，同时被捕。

经检验，“太湖双龙”顽抗时所使用的武器就是王秀先、小周、小顾三人的长短枪；刑瞢还从草庵内搜出了棺材店老板葛富生藏匿的弹药。

窦镇云负伤较重，经过苏州当地医院救治脱离生命危险后，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市局决定将其送往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住院治疗，属于异地寄押性质。之后的讯问，都是承办人员赴沪在监狱医院进行的。可是，自始至终窦镇云没有开过口，用现在的说法就是“零口供”。同时被捕的崔慧嫒二尼，对窝藏“太湖双龙”二匪供认不讳，但却未能提供“太湖双龙”此次越狱潜逃去草庵后的犯罪计划，因为窦、薛二犯根本没对她们吐露过片言只宇。

1952年8月26日，窦镇云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崔慧嫒二尼未判徒刑，予以收容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