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一、十龄童命案

1954年6月28日。上海市北站区。

北站区新疆路有一户姓鲁的人家，这是一个再婚家庭，男主人名叫鲁一琨，那年四十三岁，系闸北区盛德福私营纱厂财务部门的职员。鲁一琨的家庭…身在旧时有点儿显赫。鲁家祖上数代都经商，资产不菲，如若以解放后的标准评定成分，应该属于工商地主（即既经商又有田产出租的那类有钱人）。到他的祖父那一代，觉得光有钱还不行，最好还得有点儿官势，于是就刻意培养其子鲁守愚。有银子铺垫下去，自然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先是通过高酬请来的老师悉心传授和学生自己的努力，几番拼搏后考得了举人。然后想再进一步考个进士，再不济也弄个同进士。可惜，天不遂人愿。不过在清朝，那也没关系，因为是可以用银子去买官的，这是朝廷规定的合法行为，叫“捐官”。这样，鲁守愚就捐到了一个从七品州判之职，那还是光绪皇帝登基初期的事儿。鲁守愚的官运还是不错的，尽管没有机会乘坐直升机、火箭，但还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得稳稳当当，到1891年他四十六岁时，已经晋升到盐运使，从三品，若论级别，那就相当于如今的副省级，进入高干行列了。盐运使是一个肥差，“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话在这个官职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了。鲁守愚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五年，因老父病殁，报了丁忧守孝三年后不知怎么想通了，就此退仕。那时，鲁守愚已经有五房太太，退仕后又娶了一房。第六房太太于1910年生下了鲁一琨，那年，鲁守愚已经六十五岁！

鲁一琨七岁那年，鲁守愚作古。老爷子留下了数额巨大的财产，按照遗嘱分配给二十七个子女和三房太太（另三房已先于老爷子病殁），鲁一琨名下的黄金、银洋、古玩、房产、地产加在一起就有将近百万大洋之多！但鲁一琨长大成人后却不肯安安分分过日子，他并无经商天赋，却偏偏要做生意，而且还是大生意，大亏大赔后又心灰意冷染上了鸦片瘾，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到上海解放时，鲁一琨已经家破妻亡，孑然一身。幸亏得到了一位抗战初期投奔新四军、此时以共产党接收干部身份返沪的中学同窗的相助，出面将其送往戒毒教养所戒掉了毒瘾，又给他介绍了一份收入不错的体面工作，这才重新做人。

当时宣传工作有个主旋律叫作“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鲁一琨就成了—个典型。一时间，各路记者纷至沓来，上报刊、播电台，还不时被各行各业邀去现身说法作报告。不久后，上面说有苏联同志来中国拍摄新闻纪录片，经中方推荐已经把鲁一琨的故事选人其内。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鲁一琨至今还是单身汉，这不符合宣传典型的标准，哪有四十出头的男人终日过单身日子的？有关方面领导于是发话：这应该关心，尽快给他解决啊！

这样，几天后，鲁一琨就有了对象。那是同厂托儿所的一个丧偶炊事员，名叫腾翠庭，比鲁一琨小九岁，出身破落资本家家庭，长得很耐看。两人是同一个厂的，原本就认识，当下经纱厂工会出面撮合，自然一说就成。两人的婚礼就是在半个多月后苏联来人拍摄纪录片时举行的，据说后来播映后反响颇佳。

腾翠庭与已故前夫在1945年6月生有一子，当时老百姓都盼望抗战胜利，所以父母为其取名“胜利”。再婚时小胜利随母到了男方家，名字不改，姓随并无子嗣的继父——鲁胜利。这种情形，在当时被称为“拖油瓶”，往往被人们瞧不起。但鲁一琨倒很开通，他也正好无子女，就把鲁胜利视为己出，呵护有加，被同事与邻居看作一桩稀罕事。

本案发生时，鲁胜利小朋友虚岁十岁，读小学三年级。这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其时，学校已经考完试，老师正在阅卷评分，学生则放假在家。头一天晚上，鲁一琨就跟妻子议定：明天是儿子的十岁生日，我们下班后带他去馆子吃一顿，庆贺一番。当时的老百姓，是极少有下馆子吃饭的机会的，别说像鲁胜利这样的小朋友了，就是活了几十岁的老头儿老太，没进过馆子门的也比比皆是，不足为奇。因此，鲁胜利听说这个决定后，开心得一宿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一起来还在念着这桩好事，父母出门上班时还被他扯住了衣服反复问明了傍晚动身赴宴的时间才松手。

鲁一琨自从沾新社会的光“由鬼变成人”之后，工作积极性大增，平时几乎天天是早上班晚下班的，但这天因为要给儿子庆生，所以跟同事打了个招呼提前一刻钟下班了。他家住在新疆路中段的一幢平房里。这是一个比较简陋的住所，靠马路一侧是一排竹篱笆墙，中间两扇遍布裂痕的杉木门；入内是一个不大的院子，东侧栽种着一架葡萄，西侧有一口水井；往里就是三间平房了，中间是客堂兼鲁胜利的卧室，西屋是厨房，东屋是鲁一琨夫妇的卧室。鲁一琨回家的路上曾设想过推开院门的那一瞬间，等候已久的儿子必定欢叫着奔上来迎接。可是，此刻当他故意很响地咳嗽一声推开院门时，里面却寂静无声。他觉得有些奇怪，于是叫着“胜利”往屋里走，客堂门虚掩着，一推就开，里面并无儿子的身影。鲁一琨越发感到奇怪了，迅速查看了左右两侧的厨房、卧室，也没见鲁胜利。

这时候，妻子腾翠庭也下班回家了，听丈夫一说情形，也觉得有些诧异。他们这个家庭跟当时所有底层工薪阶层的家庭一样，几乎没有积蓄，每月领到的薪水用于日常开支后，也就只剩下五六万元了（旧版人民币，一万元相当于1955年发行的新版人民币一元，下同），都是以“贴花”的方式存入银行的；家里除了逢年过节时穿的稍好的衣服和一口破钟外，再没有其他值钱的物件。这是当时劳动人民家庭的普遍经济状况，正因为如此，所以寻常窃贼、收赃分子的犯案标准也相应降低，贼人一旦进屋，连一双粘补过的胶鞋也会偷。这样，老百姓的防盗意识就必须加强。当时每天傍晚掌灯时分，居委会都有人摇着铜铃挨家挨户关照防火防盗。因此，家家户户的防盗意识都很强，鲁家自不例外，两年前再婚时鲁胜利随同母亲住进这幢平房的第一天，就受到了继父这方面的教育。鲁胜利是一个听话的孩子，自此每天都留心防盗，他一人在家时，只要出门，哪怕仅仅是去对面邻居家找同学核对一下作业，也是要锁门的。

可是，今天的情形有些反常：人不见影踪，门却没上锁！夫妇俩感到有些蹊跷，腾翠庭说这孩子明明晓得今天要去饭馆给他过十岁生日的，怎么没等着我们下班回家，反倒跑出去野玩了？鲁一琨寻思正因为知晓要带他下馆子，所以作为小孩子来说，应该是再好玩的事情也吸引不了他了，他怎么会在这当儿跑到外面去疯玩呢？再说，小胜利是个听话的孩子，平时只要家里没人，外出时哪怕到前面弄堂口“小老虎”的棒冰摊头上去买根棒冰也会锁上门，今天这是怎么了？这样想着，他就隐隐觉得似乎有些不妙了！

不过，鲁一琨生怕妻子着急，就把这份感觉压着没说，对腾翠庭说可能就在隔壁或者对面哪户人家玩吧，你去门外叫一声。于是，腾翠庭就走出院子，扯开嗓门大叫“小公鸡”（鲁胜利属鸡，故有此乳名）．连叫数声，儿子的身形没像以往那样闻声从哪家邻居屋里冒出来。夫妇俩于是就一左一右，分头往两侧沿街各户邻居家一边呼叫一边探头寻找。左右数家邻居的孩子告知二人：胜利没有来过，不过下午看见过他的，就在自家门口一个人玩耍，小伙伴邀请他去做游戏，他说今天傍晚要去饭馆吃饭过生日，他得等着父母下班，就不跟他们一起玩了，明天再玩吧。

这当儿正是各家各户吃晚饭的时候，鲁家夫妇这一呼喊，自然惊动了众邻居。老城厢人家讲究抱团，各家大小顿时放下饭碗出门来问长问短。听说小胜利不见了，都道这孩子一向老实乖巧，怎么会乱跑到黄昏时分了还不回家呢？也不知是哪位高邻发起的，各家各户纷纷出动相帮寻找。旧时新疆路一带时兴挖井，十户人家之中有四五家或是门口或是院内，甚至就在厨房的灶头前挖上一口水井，吊水吃用，方便自如。因此，通常有谁家走失了小孩儿或者猫狗鸡鸭，首先要查看的就是各家的水井。现在一干邻居出动寻找鲁胜利也是这样，大家拿了长竹竿、手电筒、马灯，一口口水井查看，兜底一一捅过，几十户人家查下来都没有发现鲁胜利。于是，众人就松了一口气，安慰鲁家夫妇说孩子没有出事，别着急，可能是走到哪个亲戚家去，给人家留住了：你们想想，排一下亲戚，连夜寻找就是，人手不够的话，我们也可以相帮去查问。

鲁家夫妇到这当儿已经全然乱了方寸，几乎想都没想就接受了众人的提议。于是，两人就边想边说地道出了十七八个鲁一琨、腾翠庭经常来往的亲戚，地址却一时说不上来——都是走熟了路不用认门脸的，平时过去走到跟前就认得了，这会儿因为要拜托别人代劳，所以就得一个个回忆，回忆不上来的还得从通讯本上找出来。有人取来一本小学生的作业本子，撕了两张纸裁成若干纸条后，写上这些亲戚的地址姓名，分交各人让去登门查问。

这时，鲁一琨、腾翠庭两人忽然想起还没查看过自家院子里的那口水井，于是便立刻查看。鲁家的这口井打得很深，竹竿又短了些，捅不到井底，于是两个邻家妇女相帮找来一根晾衣竿用绳子系住了连接在一起。鲁一琨用这根长竿子捅遍了水井的每个角落，没有异物。于是大家稍稍放心，议论说只要不掉到井里去，小胜利应该没有安全问题的。

不久后，外出相帮去亲戚处查找鲁胜利的邻居一个个返回了，都说鲁胜利没有去过。到时钟敲响十下，最后一个去浦东亲戚家查找的邻居无功而返后，大家终于意识到情况似乎大大不妙，腾翠庭再也支撑不住，号啕大哭起来。这时，有人提议应该去报告派出所，居民小组长顾大嫂于是就陪同鲁家夫妇前往。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六个年头，上海市的治安经过前四年的大力整顿，借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当时称为“统购统销”）东风的助力，流窜作案减少，刑事案件的发案率明显降低。曾经居高不下的拐卖儿童案件，更是由于全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加上统购统销政策，也大大下降。因此，此刻当鲁家夫妇赶到新疆路派出所，满脸焦急、哭哭啼啼向值班民警报告鲁胜利失踪之事时，民警的反应是一脸的惊愕。但民警还是询问了情况，并作了记录，不过并未立案，而是叮嘱鲁、腾夫妇继续寻找，至次日上午七时前不管是否找到，都应再到派出所告知寻找结果。

鲁、腾夫妇回家后，几个住得较近的亲戚闻讯赶来。大家七嘴八舌对此事进行讨论，试图通过分析获得鲁胜利小朋友下落的线索。由于意见不一，难免发生争论。这种争论是很容易消耗时间的，不知不觉间就已经到了鸡鸣时分。这时，坐在旁边一直没有吭过声的鲁胜利的伯父华巧根忽然开腔：会不会上半夜众邻居查看附近多口水井时有的人比较大意，未能仔细查看到？

这个观点获得了大家的认同，于是就决定立刻进行第二次查看。华巧根是一个行事认真到近乎刻板的人，尽管鲁氏夫妇反复说自家院子的那口水井已经查看过两次了，那套连接起来的长竹竿还在井旁放着哩，但他还是命两个小青年重新去复查了一遍。然后，一千人就开始一家家跑着查看水井。有的人家的水井在大门外面，那倒好办，不必惊动主人家，直接用长竹竿捅就是了。而有些人家的水井是像鲁家那样打在院子里的，于是就只好敲门了。这些人家之前相帮查看，折腾得很晚才睡下，此刻被这般惊醒，心里当然不爽，但鲁家儿子失踪了，将心比心，都还是理解的，于是起床开门协助，一个个皆无怨言。

夏至刚过，夜晚很短，一口口水井查看下来，一千亲戚返回鲁家时已是早晨五点多钟。院子里的石板桌上，先行回来的主妇腾翠庭和华巧根已经准备好了早餐：大饼、油条、豆浆。这几样在今天看来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在1954年，那可是一顿难得的丰盛早餐了。失踪儿童鲁胜利的下落之谜，就是在人们享用这顿丰盛早餐之前得以揭晓的。

这些亲戚一宿未睡，都是一张“隔夜面孔”，每个人的手上都还沾有泥水，所以，在用餐之前需要擦脸洗手。人多，靠院子里的那口水井用不过来，于是主人就让等着的人去厨房的水缸里打水。第一个进厨房的人走到水缸前时，发现木板制成的缸盖微微上抬，露出了一条缝隙，当时也没有想什么，一手拿了个脸盆另一手就去揭缸盖，揭开后，其他人只听见“咣当”一声脸盆落地的声响，然后是一声怪叫： “啊——在这里！”

鲁胜利在水缸里泡着，当然已经死了！

二、可疑的伯父

北站分局刑侦队刑警赶到鲁家时，现场已由先行出动的派出所民警封锁。鲁胜利的尸体由刑警从水缸里捞出来，放在临时卸下的一块门板上。刑警勘查现场并对死者父母、邻居进行调查询问时，市局的法医赶到了。

法医对尸体进行解剖后得出结论：鲁胜利死于窒息，但并非在水缸里溺水而亡，他的肺里并无水，而其脖颈上有明显的成年人手指痕迹，因此，他是被人活活扼死后投入水缸的。凶手将尸体投入水缸的用意，估计是为了暂时隐藏被害人已经遇害身亡的信息。

当天中午，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1955年改称上海市公安局)的指令，北站分局组建了 “6•28”命案专案组。专案组由分局四名刑警、派出所两名治安警组成，分局刑侦队指导员常思盛担任组长，负责主持命案侦查工作。下午，经市局技术处对现场所获得的痕迹进行综合鉴定后，专案组结合痕迹分布情形与法医验尸结论，对这起凶杀案的作案情况进行了推理还原——

6月28日下午大约两点至三点半之间，一名身高一米七左右的男性成年凶手闯进鲁家，其目的可能是行窃。但是，他刚刚潜入鲁氏夫妇的卧室尚未下手时，就被受害人鲁胜利发觉。当时，鲁胜利可能在父母卧室内，也可能在厨房内，总之是一发现有外人进入就立刻喊叫起来，凶手为防路人或者邻居听见孩子的呼叫进来捉拿他，就对鲁胜利下了毒手。他扼杀鲁胜利后，将其尸体拖至厨房，取下厨房一侧拴着的一截细绳，把鲁胜利双手反剪捆绑后与脖颈扎扣，然后放入水缸，依样盖上木盖。第二天早晨发现鲁胜利的尸体后，鲁氏夫妇立刻保护现场，待警方赶到勘查后方才清点家中财物，说什么也没有缺少。这说明当时凶手由于惊慌，也顾不上翻找财物了，即刻逃之天天。

专案组根据上述推测初步得出结论，认为案犯潜入鲁家应该是纯为偷窃，杀人是属于被发现之后产生巨大惊慌而导致的临时起意。但是，关于案犯身份的问题却使大家感到有些想不通：从杀人后处理了尸体顾不上行窃立刻逃离现场这一点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可是，从其用厨房里的抹布把水缸盖上可能留下的指纹全部擦掉这一点判断，这人又似乎应该是一个具有一定作案经验的老手。

常思盛看了看时间，说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们还是把这个疑问先往旁边放一放，讨论一下如何开展侦查工作，然后立马分头下去进行调查吧。这样的案子，必须靠群众提供线索才能侦破，所以我们必须深入里弄，对鲁家附近的几十户人家挨门挨户走访。

众人研究下来，很快就达成了共识：这几天正是中小学学生刚考完试，在家等着学校阅卷后发送成绩单正式放暑假的时段，是学生一年中最轻松的几天，所以也是可以自由自在玩耍的日子。而鲁家所在的新疆路那个地段，恰是居民聚集区，那些学生整天都在马路上、家门口玩耍，案犯进出鲁家的情形应该会被人看见。所以，眼下首先要做的就是立刻下去收集这方面的情况。

当下，常思盛就让熟悉该地段居民情况的两位派出所民警何勘、戚清修根据需要走访的居民户数作了分工安排，连同他这个组长在内，每人分了十几户，立刻分头前往走访。常思盛是从部队下来的侦察排长，身上还带着那股军人作风，行事果敢，当下就对五名临时部属交代道：每人分工的居民，一家家都必须走访到，要问得特别详细，事后如果发现哪个的包工段里有遗漏，影响到侦查工作，可别怪我翻脸无情！至于我本人，如若出现问题，你们尽管向上级反映，不等领导找我，我也会辞去职务，到哪个派出所当伙夫去！

全组走访进行了四个小时，等到大伙儿回到派出所会合时，已经快七点了。派出所雇的那个烧饭阿姨早已下班了，于是大家就去外面一个小摊头上每人吃了一碗阳春面算是晚餐。然后，汇总各人的调查情况，一个个说下来，鲁家附近那些邻居大人小孩儿里，竟然没有一个看见过昨天下午曾经有人出入过鲁家大门的。

常思盛倒抽了一口凉气，说这事儿简直邪门，青天白日，又是居民集中居住的区域，学生娃娃也都放假在家，怎么就没人留意到有人出入鲁家呢？不过，这种情况虽说有点儿意外，但确实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这叫碰巧，案犯出入鲁家的那两个仅有数秒的时间节点，碰巧没人留意到。那么，往下应当怎么调查呢？常思盛说大伙儿都说说吧。

于是大家就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刚开了个头的时候，值班民警进来说那个被害儿童的家长来了，要求面见专案组负责同志，称有情况要反映。常思盛于是就出面接待。

鲁一琨、腾翠庭夫妇夤夜求见刑警，是要反映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是有线索要向专案组提供。什么线索呢？这就要说到前面已经登场的那个死者鲁胜利的伯父华巧根了。腾翠庭告诉常思盛说，她已故前夫的这个兄长是一个自私自利、极为吝啬的主儿，连其老婆有时也指责他“小气得不像个男人”。腾翠庭与前夫结婚后，直到前夫去世为止，连续数年每逢过年，总是要邀请华巧根一家去作客，准备丰盛的酒席，午餐、晚餐连吃两顿，中间还要提供点心。可是，这个大伯每次都是空手登门，临走时还要把他认为好吃的菜肴带一些同去。

常思盛有些不解，寻思：华巧根的吝啬跟鲁胜利小朋友被害有什么关系呢？这时，鲁一琨从常思盛那一闪而过的眼神捕捉到了其心理，于是就打断妻子的话头，说刑警同志工作烦忙，像你这样聊家常样地说，不知要说到几时哩，你歇着，我接着说。为什么怀疑华巧根可能跟孩子被杀有关系呢？是由于考虑到三点一一

第一点，刚才小腾说了，华巧根一向极为小气，可是这次却一反常态，今天早晨一千亲戚在外面一家家查看水井时，是他主动向小腾提出，天亮了，大伙儿肚子应该都饿了，他去买些点心，一会儿等大家忙完了可以充饥。小腾说自己出来得急，身上没带钞票、粮票，等回去拿了再去买。他却说不必了，他身上带着的。这些垫付的钞票、粮票，他直到现在也没有问小腾要过，这种大方表现是小腾认识他以来从没有过的。

华巧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就要说到第二点了。昨晚华巧根等亲戚聚在我家议论孩子的去向时，是华巧根提出应该再次查看各家的水井，并且不顾我们夫妇再三说明白家院子里的那口水井已经查看过了，还是让人用竹竿反复探过才罢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怀疑是为了告诉大家一点——孩子没有掉落到这口井里。这样做是为了实现他的另一个目的，把孩子的尸体从水缸里转移到院子的井里。这就是他为何表现得特别大方，坚持要掏钱和粮票出来给大伙儿准备早餐的原因。当时他让小腾把钥匙交给他，说他买好了直接送回家去放着。小腾没有同意——不好意思，她当时憋得急，要回家去解决。这样，小腾就先回家了，一会儿华巧根买了点心回来了，拿出一张一万元钞票递给她，让她拿口大锅去买豆浆。当时小腾也没多想，拿了锅要出门时，对面家的老王晨练回来见了说我也正要去买豆浆，你把锅给我，我给你带回来。小腾就请老王帮忙带了。她回家时，见华巧根正在厨房水缸那里转悠呢！刚才小腾跟我说起这事，我就觉得可疑：会不会是华巧根杀害孩子匆忙之中藏尸水缸后，又想移尸水井——水井已经当众查看过，没有问题，再放进去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了。记得在查看那口井时，华巧根在旁边再三说这口井的风水有问题，占的方位不妥，应该填埋后另挖一口。移尸后估计他马上会让人填井彻底灭迹，至少也会力主封掉不用。在当时这种一片混乱的状态下，他作为孩子的嫡亲伯父，所说的话应该是很有权威的，所以大家多半会照他说的去做。

还有第三点。如果真是华巧根杀的人，那么他想通过杀人达到什么目的呢？这跟遗产有关。腾翠庭的前夫华家的上一代是有点儿钱钞的，只是后来家道败落，就落到了一般城市平民的生活水平。不过，尽管这样，到老太太1949年因病去世时，在其名下还有三套房子，其中一套是老太太和大儿子华巧根一家居住着，另两套房子都出租了，租金都交给老太太，但她每年年底时会分给三个子女，多寡由其决定。老太太去世前，请一名律师立下了遗嘱，三套房子由三个子女各继承一套，都是有条件继承，规定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得到房产后，如果死亡了，其名下的房产就由其嫡亲儿子自然继承；儿子继承后如果也死亡了，其房产不得由外姓亲属即媳妇和女婿继承，而只能由尚活着的华姓儿子、孙子继承。老太太去世后两年，她的小儿子即腾翠庭的前夫死亡，房产就由鲁胜利自然继承，还是出租着，租金由腾翠庭收取支配。而如果现在鲁胜利死亡的话，那套房产就应该划归大儿子华巧根所有了。因此，现在鲁氏夫妇怀疑华巧根是通过弑侄来达到霸占房产的目的。

当下，常思盛听了鲁一琨这番陈述，顿觉华巧根似有疑点。送走鲁氏夫妇后，他把情况向全组侦查员一说，众人都有同感。于是，就决定连夜对华巧根展开调查。

华巧根住在闸北区恒丰路，赵增良、戚清修两人按照鲁氏夫妇提供的住址找上门去，敲开家门，接待他们的是华巧根正在读初一的儿子，告诉两人说他爸爸不在家。不在家，去哪里了呢？对方摇头。那就叫你母亲出来说话吧，她总该知晓丈夫的去向。可是，这个中学生还是摇头，说他妈妈也不在家。同样，去了哪里也不清楚，甚至对于两人是不是一起出门的、几时出门的也说不上来，因为他白天一直在同学家玩耍，到傍晚才回来，妹妹已经把晚饭烧好了。于是就吃饭、洗澡、上床睡觉。

那就问他那个刚读完五年级的小学生妹妹吧。可是，被哥哥从睡梦中叫醒一脸迷糊相的妹妹也说不上来父母去了哪里。刑警让她去擦了把冷水脸，清醒一下再回想：今天几时看到过父母的？那小姑娘想了想，说她早晨醒来后就没见到爸爸，听妈妈说她的—个堂弟死了，爸爸半夜就赶去相帮处理后事了。后来是否回来过呢？小姑娘说她一天在家，没有看见过爸爸回来。那么妈妈呢？小姑娘说妈妈上午还在，吃过午饭后不见了，没对她说去哪里，整个下午一直到现在也没露面。

赵增良、戚清修两人交换了意见，决定在华家坐等华巧根回家。片刻，赵增良忽然想起华巧根会不会在鲁一琨家相帮料理丧事？于是就让戚清修去附近找电话机往新疆路派出所打个电话请他们派人去鲁家查看一下，如果华巧根在的话，就将其带往派出所，然后来电通知。半小时后，戚清修回来说派出所同事已经去过鲁家，问下来得知华巧根自午后就已经离开，没有对主人说过去向。他接到电话后即把情况向常思盛汇报了，组长指示他们在华家坐等华巧根返回。

可是，赵、戚两人一直等到次日清晨，也没见华巧根返回，其妻也没回家。他们于是返回北站分局专案组驻地向常思盛复命，常思盛听了眉头就皱了起来，他让赵增良、戚清修去休息，另外派人调查华巧根是否有作案时间。

华巧根是杨浦区复兴岛上一家渔业公司的职员，这家公司当时属于私营企业，老板对于员工的管理抓得很严，包括老板自己在内的每个员工的上下班时间都由门卫室人员在卡片上盖章注明。这给侦查员朱世正、何勘此刻的调查提供了方便，他们一说要了解华巧根6月28日上下班的情况，接待人员就通知门卫室把华巧根的卡片送来了。一看，那天华巧根是上午八点差五分进的公司，中午十二点半离开的，中间没有出去过。侦查员又找了华巧根同一科室的三个同事，了解到28日那天下午华巧根称家里有点儿私事要办理，所以涮休半天。本来十二点就可以下班的，可是由于公司向员工提供一顿免费午餐，所以华巧根吃了午饭才离开。

据法医估断，被害人鲁胜利的死亡时间大致上是6月28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之间，这就是说，华巧根是有作案时间的。专案组正讨论华巧根昨晚的去向，以判断是否属于作案后畏罪潜逃，新疆路派出所打来电话说华巧根已经在他们那里，是他主动找上门的，问昨晚民警到他家去有什么事情。

于是，侦查员立刻前往新疆路派出所？可是，当面了解下来，华巧根却并无作案时间。前天下午他请假是去看望一位从北方来沪出差的中学同窗好友的，那位好友姓王，大前天抵沪，下榻于外滩的和平饭店。当时一起见面聚会的还有另外两个同学，四人在南京路上的“新雅粤菜馆”吃过晚饭才分手。

侦查员问他： “那么，昨天下午和晚上你又去了哪里呢？连你妻子也不在家。”

“足这样的，王先生是搞电影的，来沪后上海这边的天马电影制片厂给他派了一辆中吉普。他昨天下午去苏州办事，邀我们夫妇一起去游览，这是一个好机会，所以我们夫妻俩就去了。原先说好当晚是要回上海的，可是因为苏州接待方热情挽留，所以我们就在苏州住了一夜，今天上午才回来。”

专案组自然要对上述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查下来全部属实。这样，华巧根作案的嫌疑就排除了。

三、一个可疑对象

当晚，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大家认为这事还得像一开始常思盛所说的那样，依靠群众，从群众中获取犯罪嫌疑人的蛛丝马迹。常思盛说，那今晚大家就好好休息，明天我们下去召集群众开个会，广泛发动大家提供线索。

次日上午，专案组全体出动，叫上派出所户籍警一起去案发地段，按照居委会居民小组的分布范围，每个侦查员各去一个小组主持会议。那年头，全国大中小各个城市的居民经常参加这种会议，无非是抗美援朝捐款、认购爱国公债、清洁卫生动员、扫盲、排查可疑分子、忆苦思甜、批斗恶霸、听战斗英雄作报告、 “一贯道”分子忏悔等内容，有时一天要参加三四次，因此人们已经习惯了。这回一听说街道居委会召集开会，每家一个都立刻赶到了会场，一看有警察在场，便知肯定与大前天鲁家的“拖油瓶”儿子被害有关。

居民会议使专案组获得了一条线索：有一位七十岁的郭老先生，每天午后要去附近的茶馆坐上两个小时，喝一壶茶，下两盘象棋，然后背着双手溜达回家。他家离鲁家不远，相隔三十来家门面，也是属于专案组头天逐家排查了解情况的范围内的。那天侦查员何勘去过他家，老先生不在，是其儿媳妇接待的。儿媳妇是个家庭妇女，整天在家，所以侦查员认为她符合提供情况的条件，而她自己也认为符合条件，所以就回答了何勘的询问，说她那天在邻居刘阿姨家做着针线活儿聊天，没有看到什么可疑对象从门前马路上走过。这个情节郭老先生不知道，所以也就没把他遭遇过的一幕向警方反映。今天居委会通知每家去一个开会，郭老先生上午有空，就兴冲冲地去了会场。所谓会场，就是附近的一块空地，平时居民在这里冬晒太阳夏纳凉，召集开会时就从旁边居民家借一张桌子往树下一放，就算是主席台了。郭老先生的年龄在当时已经算是高龄了，所以侦查员赵增良马上让人搬来一张椅子请他坐下。赵增良自己就在旁边站着对大家说话，三言两语说明了意思，然后就请大家发言。

大家知道这种事儿不能信口开河，你如若要开口，那就得提供线索，警方要去调查的，如果无中生有让人家民警同志空欢喜一场还白白耗费人力物力，没准儿就要找你算账。所以，人们都不吭声。赵增良正觉失望时，郭老先生忽然开口了，说你们都不说，那就听我老头子说两句，民警同志，大前天下午三点多我从茶馆回来时，碰到过一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穿着一身邮差制服，骑着一辆邮局的绿色自行车，在路上左摇右晃，差一点儿就撞着我了。我当时“唔”了一声提醒他，他还冲我瞪眼哩。

郭老先生这一说，就有另外两个妇女想起来了，马上说确实有这事，她们也见到过这样一个小青年从门前骑车而过。赵增良于是就追问下去，最后弄清楚那小伙子虽然穿着邮递员制服、骑的是邮电局的自行车，但身上没背那种绿色邮政专用帆布包包，车后的书包架两侧也没挂那种用来放报刊的邮袋，而且，那张脸是陌生的，不是平时见熟了的那个邮递员“小黑皮”。接着，又有一个群众发言说，那天下午四点多“小黑皮”往他家送过信件，所以那人肯定不是执行投递任务的邮差。于是，这个流里流气、穿邮递员制服的小伙子就被专案组列为调查对象。

下午，侦查员赵增良、何勘奉命前往邮电局了解这个对象的情况。赵、何两人去的那个邮电支局，管辖当时的闸北、北站两个行政区的邮电业务，保卫股一个姓陈的中年男子接待了他们。老陈听侦查员说明了来意，当即跟投递班联系，一会儿，来了一个肤色黝黑、一脸调皮相的青年，自我介绍说姓丁。这位小丁就是被案发地居民提到过的投递员“小黑皮”，他接受了侦查员的询问，说他每个星期五轮休，平时每天上下午各投递一次报刊、邮件，经过新疆路那个地段的时间大约是上午九点、下午三点，大前天他是上班的，下午就是这个时段在那里投递的，没有看见什么异常迹象或者可疑人物。

“小黑皮”离开后，老陈出于谨慎，又通知投递班的负责人把考勤表以及每个投递员签收需要投递的报刊、邮件的登记本拿来，请两个侦查员过目。赵、何看了看，发现“小黑皮”所说情况属实，6月28日那天他正常上班，不存在把自己的制服、自行车借给外人使用的情况。 赵增良向老陈请教：那么，老陈同志以您看来，您估计群众所反映的那个身穿邮电局投递员制服、骑着邮局自行车招摇过市的小青年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你们邮电系统的员工？如果是，他在什么情况下要这样做？如果不是，那他这套行头又是从哪里弄到的呢？

老陈说那个小伙子不可能是邮电系统的员工，因为那个地段是小丁的工作区域，其他员工没有必要穿着邮电局制服过去，况且他身上、车上都没有邮电工作包袋。

赵增良又问，这人会不会是轮休在家的投递员，骑车出去办点儿私事？

老陈回答，这种可能是有的，但应该说很低。因为投递员休息在家时即使有事外出，可能骑那辆随他上下班的自行车，但是一般说来他们是不会穿制服的，穿了制服就容易使人认为他们是正在上班的邮电员工，就会有人拦住了咨询一些用邮事宜，什么订报业务啊，寄邮包的规定和价格呀，甚至还有老太太会询问为什么这个月她外地子女的生活费还没有寄到、几时可以寄到，总之是不胜其烦。还有一点，你们刚才说那小伙子骑车时差点儿撞到一个老先生，这就不是投递员的骑车水平了，哪有投递员骑车差点儿撞到路人的？那么，你们打听的那个小伙子应该是什么人呢？我想那人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系统的某个投递员的亲属，这个投递员那天轮休，制服、自行车都在家里搁着，那人就乘机穿着制服、骑上车子外出溜达。他是想过一把邮电员工的瘾——毕竟人们都说干邮电行业等于是捧了“金饭碗”，他干不了，过把瘾也是好的。

侦查员听着，寻思老陈说的可能有道理，于是就说一事不烦二主，那就麻烦您查一下6月28日轮休的投递员吧。

查下来，那天休息的投递员有四个，今天都上班，这会儿正好刚完成了投递返回局里准备下班呢，老陈就通知投递班负责人叫这四位立马到保卫股来。四人过来后，老陈一问，立刻就查清是投递员黄振刚的弟弟黄振才用哥哥的这套行头过了这么一把瘾。侦查员向黄振刚问了问其老弟的长相，跟郭老先生所说差不多，于是就问黄振刚家住哪里。黄振刚说他家住在闸北区大统路。又问他家老弟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供职于什么单位。黄振刚说弟弟1951年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在家待着也没干成啥事，想去当志愿军到朝鲜打美帝，人家征兵的同志一查，发现他上学时打架进过派出所，尽管当天就放出来了，可是也已经属于“品行不端”，不收！后来有亲戚介绍他到江南造船厂去工作，人家船厂倒不计较他打架的事儿，根本没调查，一看他那模样，就说小伙子挺精神的，我们要了，你准备一下后天来报到上班吧，来当电焊工。弟弟一听就恼了，说真他妈的撞到了大头鬼，我堂堂一个初中毕业生到你们那里才当电焊工啊——那个年代初中毕业就算有文化了。

那么，后来黄振才去哪里工作了呢？他跑得远了——一下子去了海南岛！去年秋天广东省农业厅来上海招工，说是要开发海南岛，大办农场。黄振才在家待得好生无趣，又很想到外面去闯闯，于是就去报名。人家招工的一听他是初中毕业，连说“欢迎”。黄振才问我去了你们准备安排我干啥呢？人家说你有文化，来开拖拉机吧，干得好，再开汽车，争取入党，然后就到场部坐办公室当干部吧。黄振才说我对当官没有兴趣，开拖拉机、汽车倒是很对我胃口的，那我就干吧。这样，他就去了海南岛农场。

人家说到做到，真的安排黄振才学开拖拉机。小伙子学得还算认真，也咬着牙吃了点儿苦头。可是，干到今年元月时出了工伤，左腿给木头压骨折了。农场很是重视，先送海口又送广州治疗，可以下地撑着拐杖走动时，又专门派人护送他返沪休养，一直休到现在。

往下，侦查员自然要问黄振刚6月28日下午你家老弟使用你那套行头是怎么回事。黄振刚说那天他休息，不在家，被女朋友约去看电影了，不知道此事。回家后才发现弟弟穿过他的工作服，至于自行车，他平时也是时不时骑一下的，并没觉得反常，也没问。

赵增良、何勘给组长常思盛打电话汇报了调查结果。常思盛说，他住的地方是闸北分局普善路派出所的管段，你们在邮电局，离普善路派出所很近，就去一趟派出所，请户籍警协助一下立刻传唤黄振才，当面问清他6月28日下午的活动情况。至于那个邮差黄振刚，请邮电局安排他加个班什么的，暂时不要让他回去，以防他做出什么影响调查的事儿来，这也是对他本人负责。

赵增良、何勘照办，请户籍警小王去黄家将黄振才传唤到普善路派出所。黄振才穿着一件八成新的无领白色短袖汗衫，一条类似如今被称为“沙滩裤”的那种与膝盖齐平的短裤，脚上趿拉着一双木拖板，故意踩出很大的声响以显示他对这次传唤的恼怒情绪。侦查员客客气气地对待他，叫他坐下，还给倒了一杯白开水，又问他是不是抽烟。黄振才摇头，说我从来不抽烟，你们叫我来，肯定有事要调查，那就快说吧！

赵增良问道： “你那套邮差行头呢？怎么脱下来了？”

黄振才冷笑： “嘿嘿！我穿不穿邮差制服，跟你们有什么关系？难道穿穿邮差制服、骑骑邮电局的自行车就犯法了？”

“关于这方面是否犯法的问题，我们今天先不谈。我们找你，是要了解你在6月28日穿了邮差制服、骑了邮电局的白行车招摇过市，干了些什么？”

“干什么？没干啥呀！”

“那你使用你哥的邮差行头是什么意思？”

黄振才面不改色： “我一定要说吗？”

“是的！我们是代表政府在向你调查，你必须说清楚！”

“如果我不说呢？”

“那你就不能离开这里！必要时，有可能还会给你换个地方，比如去分局甚至看守所。”

黄振才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随便你们吧，反正我是工伤回上海来休养的，单位工资照发，你们要给我换个地方我也不在乎。”

这样，谈话就陷入了僵局。这当然难不倒侦查员，两人悄然交换了一个眼色，何勘就出去跟户籍警说了几句，请户籍警跟黄振才单独聊聊，开导一下。户籍警小王跟黄振刚是小学同学，所以与黄振才还说得上话，当下进来开导了一番，于是黄振才表示愿意把侦查员需要了解的情况说清楚。

据黄振才说，他工伤返沪休养后，因为没啥事做，觉得闲得慌，就时不时去区图书馆阅览室看看报刊、图书，一段时间下来认识了一个一周也有几天泡在阅览室的年轻姑娘小董。两人常坐在一张桌子前阅读，渐渐就开始搭话。黄振才了解到，对方在铁路局工作，是北火车站售票处的售票员，三班制作息时间，轮到上中班夜班白天有空时就来图书馆看看报刊。小董问黄振才在哪里工作。黄振才对她颇有好感，已经动了追求的心思，但他寻思如果如实道明自己是在海南岛农场工作的，尽管干的是当时看来还算不错的驾驶员职业，以后还有可能坐办公室，但在对方的铁路局员工身份前那是占不了上风的，于是灵机一动就佯称是邮电局的投递员。这样，两个年轻人就算是有了接触，当然，这种接触跟正式恋爱尚有一段差距。黄振才从来没有谈过女朋友，这方面缺乏经验，也缺乏勇气。他只能等待时机，就像熬一锅粥似的，慢慢添柴火吧，火旺了反而不佳，会把粥烧煳的。可是，黄振才的时间有限，农场已经来信询问他的伤势恢复情况了，言下之意是在催他返回了。因此，黄振才盘算得尽快在离沪返场前把蒙在两人之间的那层纸捅破，然后，就以出差为由离开上海，至于往下怎么办，那就走一步看一步了。

上周的一个下雨天，黄振才去图书馆时又遇到了小董。这次，她一反常态地穿着一身崭新的铁路局制服，显得特别靓丽。她跟黄振才的话也说得比以往多，而且大部分还是主动开口的。在黄振才看来，这是一种暗示，是一种鼓励，是要促他开口正式表态。黄振才留意到，小董在说到她的工作时充满着自豪，还有意无意地问及邮电局的福利待遇，问到邮电局工作服。黄振才听着，理解为这是对方对其投递员身份的一种验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得赶紧作出回应，否则没准儿立马就宣告结束！黄振才于是就挖空心思考虑如何应对，最后想出了一个法子：穿上哥哥的邮差制服，骑上他的自行车，到小董家附近转悠一番，转到让对方看见为止。

黄振才的运气还不错，哥哥是每周休息一天，只有这天才能使用他的制服和自行车。而6月28日是哥哥的休息日，巧的是那天小董恰恰轮到上夜班。小董上夜班时，下午是没事的，有时上图书馆阅读，有时就在家闲着。于是，在之前两天黄振才就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刚刚出版上架的苏联反特小说《这里并不平安》，并在上图书馆见到小董时说及此事。小董是个反特迷，而新出版的书图书馆是没有的，于是就提出向黄振才借阅。黄振才的目的达到了，马上跟对方约定两天后把书送到小董家附近的那个路口，当面交接。6月28日下午，黄振才使用哥哥的那套邮差行头，就是为了成全此事。

黄振才所作的陈述就是如此简单，侦查员听下来倒也没有感到有啥值得怀疑的内容。当然，这还需要向那个小董姑娘调查核实。于是，赵增良、何勘便让小王看住黄振才暂时不让其离开派出所，他们按照黄振才提供的那个大体方位（黄振才并不知晓小董的确切住址，也没去过其家）前往查摸。到得那里，问了居委会，很快就找到了小董家。小董这天正好休息在家，于是就问了黄振才所说的那段情节。当然，侦查员没有拆穿黄振才隐瞒职业身份的事情，用赵增良的说法叫作“宁拆一座桥，不破一门亲”，所以，半路上他就与何勘商量过，只向小董核实黄振才是否在其所述的那个时间段里把那本苏联反特小说交给她了。当下，小董听他们说明来意，马上点头称是。当然，不管是出于好奇还是忐忑，她总是要问一下侦查员调查这个干什么。侦查员没有透露调查意图，只是说奉命行事。

这样查下来：黄振才身上的嫌疑似乎是可以排除的，这倒并非他没有作案时间，作案时间如果细细排下来还是有的，问题是缺乏作案动机。根据现场勘查推断，案犯是为盗窃而潜入鲁宅的，作案时没想到鲁胜利那小家伙其实并没出门，而是缩在院子的葡萄架下玩耍。孩子发现有人鬼鬼祟祟地进屋，意欲呼叫“捉贼”，于是案犯就下手行凶了。而眼前这个小青年黄振才，家境还算不错，个人也有正当工作和收入，而且并无胡乱花钱的迹象，没有理由怀疑他会为了谋取钱财而行窃。因此，侦查员是倾向于排除黄振才的疑点的。

赵增良、何勘从小董家出来后，看看已是下午五点多钟，寻思专案组还在等着他们的调查消息哩，还是赶紧向组长报告吧，于是决定就近到新疆路派出所给分局专案组办公室打个电话。电话打过去，是组长常思盛本人接听的，他说我刚往普善路派出所打电话找你们呢，那边说你们出去调查了一你们怎么跑到新疆路去了呢？听着，你们手头那个叫黄振才的对象，估计有戏啊！

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几分钟前，专案组接到市局刑侦处打来的电话，痕迹技术人员对“6•28”命案现场所提取的脚印再次鉴定，发现案犯的足迹有轻微异常现象，这可能是先天形成，也可能是后天伤病形成的。为此，特别提请专案组在侦查工作中加以注意。常思盛接听电话时，马上想起黄振才在海南岛农场发生事故下肢负伤的情节，于是就要跟赵增良、何勘两人取得联系了。

当下，赵增良就把调查情况向常思盛汇报了，说尽管小董已经证实确实向黄振才借过书，但从时间推算，不能排除黄振才作案的可能。原来我们是从作案动机方面考虑的，现在看来得重新进行调查了，需要加大力度呢。常思盛稍一考虑，说这样吧，你们立刻赶到普善路派出所，不必跟黄振才啰唆了，看着他就是；我马上跟分局办公室联系，请他们派辆吉普过去，把这家伙接到分局来好好审一审。

四、嫌疑人死于派出所

可是，已经晚了！当赵增良、何勘两人赶到普善路派出所时，小王等=：个民警正慌慌张张地抬着—个人往门口停着的一辆三轮车上放，这个被抬的对象就是黄振才，两小时前，他还在跟侦查员说话，此刻，却已经成了一个脸色青紫、呼吸心跳都已停止的死人！

赵增良、何勘离开派出所前往查摸铁路局售票员小董的住址找上门去调查后，户籍警小王留在派出所守着嫌疑人黄振才。小王与黄振才的哥哥黄振刚是同学，跟黄振才也认识，这个案子他并不沾边，所以跟这个暂时的看守对象还是有说有笑聊得很热络的。反正谈话内容跟案情无关，小王也就没有顾虑。他知道自己此刻的职责是看住黄振才不让其跑掉，不让其自杀自伤自残，总之一句话，只要不出事，他就完成使命了。

小王绝对没有想到的是，世事难料——这句话竟是无比地准确，准确到很快就要落到他的头上来，—会儿，黄振才就会在他眼前由一个活人变成一具尸体！

派出所下班的时间是下午五点，但那阵子大家活儿忙，很少有准点下班回家的时候，所以五点以后一千民警还是忙碌了半个小时方才陆陆续续下班离所。到五点三刻时，所里剩下三个民警，两个是留下来值夜班的，一个就是小王，他今晚不值班，但是他得等到专案组侦查员赵增良。何勘调查结束回所来对黄振才作出或放或拘的处置决定后，方才可以离开。这是警方的规矩。事后想来，如果接下来的两个情况只要出现一个，嫌疑人黄振才之死就能够避免了。

先说第一个情况。赵增良、何勘是六点差三分返回派出所的，而在他们返回前五六分钟，派出所大门口来了一个三十来岁。身材窈窕、面容姣好、肤色白皙的青年女子，穿着一身裁剪得体的湖蓝色布拉吉，手里提着用一条手帕代替带子扎在—起的两个长方形铝饭盒。这个青年女子对门卫说：有个叫黄振才的小青年被户籍警同志叫去了，是在你们派出所吗？

如果这个女子晚来几分钟，或者两个侦查员返问得早数分钟，双方就会在派出所门口相遇。这时候，侦查员已经接到专案组长常恩盛的电话，正准备好好地对黄振才过一过堂哩。因此，对于这个贸然出现的青年女子肯定要盘问一番，顺便把她也带进派出所也说不定。反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使其接下来的伎俩得逞。

可是，这个巧合未能出现。所以，黄振才离死亡就近了一步。这个派出所的门卫有日班、夜班之分，日班门卫由内勤民警轮流担任，夜班门卫则是固定的，由一个被民警们称为“老姜头儿”的六十多岁的老头儿长期担任。老姜头儿是个早在民国前期就已穿上黑色警服的旧警察，上海沦陷期间拒绝了汪伪政权警备机构的留甩，离开警界以做小生意谋生，抗战胜利后又回到了国民党警察队伍。因此，到上海解放前夕，老姜头儿就是这个派出所年龄、资历都最老的旧警察了。老姜头儿生性平和，一向被上峰、同僚视为“老实、无能”，所以长期充任内勤，这就避免了外勤旧警察经常出现的作恶情节，同时又成了这个派出所的“活档案”。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警察系统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收集、整理相关情况时，找了老姜头儿，他按照地下党组织的要求，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正因为这两点，在共产党政权接管旧警察系统后，他被定为这个派出所的第一个旧警察留用人员。老姜头儿接到留用通知时，是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刚刚挂牌六天，而三天以后就是他的六十岁生日。因此，他就对军代表说，我留下来也没用了，我已经六十周岁了，做不动了。军代表请示上级后，通知老姜头儿：你是我们决定留用的旧警员，哪怕只干三天也是留用。三天后你可以退休，今后每月领取一份退休薪水，生病还可以享受报销医药费的待遇。

三天后，老姜头儿果然拿到了一纸盖着“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大红印鉴的退休证明。老姜头儿退休后，仍然经常来派出所，那是应所里的要求来提供管段内具有复杂历史人员情况的，有时还接待其他派出所或分局、市局的外调。后来，派出所建立门卫室，人手不够，他知道后，就主动提出愿意天天义务来值夜班。所里自是求之不得，于是就请他过来。当然，朝廷不差饿兵，还是要适当发一些夜班津贴的。

老姜头儿每天下午五点准时到所，先去里面转上一圈，看看是否有关押对象，认清脸孔，免得一会儿混着溜出来逃了，然后去接班。因此，他知道今天所里留置了黄振才这么一个待处理对象。当下，他就给了眼前这个青年女子一个回答：是在我们这边。其他，我就无可奉告了，你也不必开口打听了。

女子嫣然一笑，说我是他的姐姐，给他送晚饭来的，老同志麻烦您拿进去给他。说着，就把手里提着的两个铝饭盒放在门卫室窗口的窗台上，对着老姜头儿浅鞠一躬表示感谢。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还沿袭着旧时被留置对象的家属往派出所送饭的习惯。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留置于派出所的对象，派出所方面不支付伙食开支，所以，通常都是由家属送饭，反正也就两三顿，很快就会处理的，要么释放，要么升级送看守所——那就由公家支付伙食费了。如果被留置的是流窜犯，那其在派出所的吃饭问题就由承办民警设法解决了，拿薪水的留用警察自己掏腰包，吃供给制的警察掏不出腰包，那就要从众人的伙食里省一份给对象吃。反正共产党讲革命人道主义，不会让留置对象饿肚子。

说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好理解老姜头儿当时为什么没问一句就收下了饭盒，待那女子道谢离开后，就把两个铝饭盒送到了户籍警小王和黄振才待着的那间派出所的活动室。

第二个情况于是随之出现。前面说过，户籍警小王是黄振才哥哥黄振刚的同学，以前时不时去黄家串门的，所以，他是应该知道并且认识黄家的全部家庭成员的。老姜头儿把铝饭盒送进去时只要说一句“这是被押人的姐姐送来的晚饭”，黄振才的这条性命当下就得以保全了。因为，小王清楚黄家二代都是儿子，现在突然冒出个女儿来，而且是来送饭的，那他肯定就会倏地一个激灵，追出去看个究竟了。可是，老姜头儿并没有说“姐姐”，而是按照警察行业——直到如今，这个行业还是沿袭着这一说法——的术语，说是“被押人的家属送来的”。而在这之前，小王与黄振才聊天时，黄振才正好提到他觉得有些饿了，请小王骑上自行车去他家走一趟，相帮取点儿吃的东西来，或者就以派出所的名义往他家斜对面的那家绣花行打个电话，请行里的人去他家转告一下让送晚饭到派出所来也行。小王则因为专案组侦查员已经离开了将近两个小时，估计马上要回派出所了，就没答应，只是安慰黄振才说分局刑警一会儿就要回来了，你刚才说自己肯定没事，那他们调查下来还不是立马放人？你就回家去吃晚饭得了。

两人正说到这里的时候，老姜头儿把饭盒拿进来了。黄振才见之大喜，鼻子里闻到饭菜香气，肚子里顿时“咕咕”作响。取过饭盒打开一看，一个里面装着葱花蛋炒饭，另一个里装着炒三鲜，上面还盖着两块红烧大排，不禁大喜： “哈！这是对着我的胃口准备的！太好啦！王哥，你也来一点儿吧？咱俩一人一半。”

小王原本肚子不饿，被这饭菜香味一搅，倒是有点儿饿了，可是他不能吃黄振才的饭菜，遂摇头说：“我不饿，你吃吧。”

黄振才说： “要不，来一块排骨尝尝！”

小王摇头拒绝了。也幸亏没吃，情况，就是在他一转身间发生的。他转身去给黄振才倒一杯水，玻璃茶杯是使用过的，有点儿茶垢，他就用开水冲了两遍。倒好水刚刚端到黄振才面前时，那家伙已经双手捂住腹部蹲了下来，脸色青白，嘴里“哎呀哎呀”呻吟不绝。小王见状白是大惊，其时还没有想到中毒，以为是吃得过急肚子不舒服什么的。放下茶杯正要伸手去扶，黄振才已经倒地打滚，疯狂挣扎了！

没等小王叫人，两个值班民警已经闻声赶来，三人见状立刻把黄振才抬到大门外。再看老姜头儿，已经不见踪影——竟是去追那个送饭菜的“家属”了。正好一辆空三轮车从门口经过，一个民警连忙叫住，把已经停止挣扎其实业已殒命的黄振才往车上放的时候，赵增良、何勘正好返回，两个侦查员根本来不及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眼前这令人震惊的一幕，立刻和小王等人一起把黄振才往医院送，自然回天乏力了。 一会儿，北站分局唯一的那辆美制小吉普载着专案组侦查员朱世正、戚清修两人赶到派出所，他们是奉命前来将黄振才带到分局去讯问的，闻听此事，自是大吃一惊。朱世正连忙给组长常思盛打电话报告，常思盛心细，问黄振才之死究竟是食物中毒还是本就患着心脏病之类此刻急性发作导致的。朱世正还没回答，就见一个民警手里拎着一只刚死的黄猫进来向他示意，于是就明白肯定是中毒了。这只黄猫，是派出所的炊事员养着防老鼠的，刚才众人忙着把黄振才抬出去叫车送医院时，它闻到黄振才那份饭菜的香味偷偷溜过去品尝，自然是一触即亡。

北站分局那边，专案组长常思盛接听朱世正的电话后，立刻向分局领导汇报。分局当即向市局打电话，那边却已经知晓这个情况了——普善路派出所内发生了罕见的嫌疑人死于所内的大事，自然立刻向其上级闸北分局报告，闸北分局当即在第一时间向市局报告，北站分局向市局打电话报告此事时，市局已经作出决定：将北站区“6•28”命案与黄振才命案串案并侦，撤销北站分局原“6•28”命案专案组，原班人马与从市局刑侦处、闸北分局刑侦队分别抽调的侦查员一起组建市局、分局联合专案组。

不到一小时，新专案组的成员已经集中于北站分局驻地。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算得上阵容可观的一个刑事案件专案组了：市局刑侦处副处长马朝汉担任组长，北站分局刑侦队指导员常思盛、闸北分局刑侦队副队长张省德担任副组长，组员除了原专案组的赵增良等四人外，还有市局刑警两人和闸北分局的五名刑警，全组上下一共有十四名成员：此外，专案组还拥有随时可以从北站、闸北两个分局以及下辖派m所调动警员作为临时力量使用的权力。

当天晚上，专案组举行了案情分析会。会议对鲁胜利、黄振才两起命案作了分析，认为这是有着明显关联的恶性大案，至于案情究竟是涉及政治还是寻常刑事犯罪，那一时还吃不准。而从6月28日首次命案的发生地以及所涉及的被害人的社会关系来看，大家的观点基本倾向于刑事犯罪活动。第二起命案的被害人黄振才是由于涉及第一起鲁胜利被害案而被原专案组盯上的，_就在专案组从市局刑技鉴定中获得重要线索准备对黄振才进行突审时，这个重大嫌疑人却被毒死了。这个情节具有明显的杀人灭口特征，由此可以推断：黄振才确实跟“6•28”命案有关，极有可能就是杀害鲁胜利的直接凶手。那个女凶手以及可能存在的幕后策划者，显然已经感觉到危险正在逼近，于是冒险将黄振才毒死。

那个冒充黄振才的姐姐前往派出所下毒的女子，老姜头儿没有追上。但是，这个女人显然是侦破这两起命案的关键环节，因此，专案组此刻的分析就是围绕着这个女人进行的，一番讨论后，总结出了以下几点——

第一，黄振才被害距其被传唤进派出所，中间不过相隔短短两个小时。由此可以判断，那个女子具有迅速获得黄振才被警方传唤这个消息的条件。第二，那个女子敢冒充黄振才之姐前往派出所对黄振才下毒，那说明她并不知晓黄振才并无姐姐，否则，她完全可以冒充表姐、嫂子或者邻居，所以，她并非居住或者曾经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与黄家也没有亲戚朋友之类的关系。换句话说，她对黄振才及其家庭情况并不熟悉。这一点，也是侦查员倾向于本案并非政治性案件的一个理由，因为如果涉及敌特的话，那与黄振才接触的那个女子是应该先对其家庭背景作过了解的。第三，黄振才之前不过是一个社会青年，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也没有什么涉足社会的经历，因此，他与那个女子的相识应该就是其离开家庭进入社会后开始的。这样，就不得不把思维角度切换到海南岛那边了。黄振才进入社会的第一程（也是唯一的一程）就是前往海南岛农场就业，所以，他与那个女子很有可能是在上海之外结识的。

专案组对如何侦缉女凶手进行了研究，决定同时采取以下几项步骤一一

第一，派员前往海南岛黄振才生前供职的农场对其进行一个全面、彻底的调查了解。第二，根据老姜头儿和小王对那份有毒饭菜的第一感觉，认为该饭菜应该出自饭馆厨师之手，而如炒三鲜这样的菜肴，以当时的家庭烹饪条件也确是无法烹饪出的，所以，可以断定饭菜来自饭馆。故应对附近大大小小的馆子包括排档逐家进行查摸，以图获取蛛丝马迹。第三，对黄振才家、派出所周边的居民、店家以及可以找到的路人等进行询问调查，指望查摸到线索。第四，对北站、闸北两区的所有旅馆最近几天的旅客情况进行排查，看是否有与女凶手体貌特征相符的对象人住。第五；对黄振才生前在上海养伤期间的活动情况进行调查。

讨论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市局传来两条消息：一是法医解剖黄振才尸体进行检验后所获得的结果——黄振才死于氰化钾中毒。该毒药被下于炒三鲜、排骨和蛋炒饭之中，不管黄振才吃了这三样中的哪一样，都是必死无疑。由此看来，凶手杀死黄振才的心情是极为迫切的。二是经刑技专家鉴定，确认死者黄振才脚上所穿的那双布鞋与“6•28”命案现场所发现的凶手鞋印一致。于是，就可以确定死者黄振才确系杀害鲁胜利的凶手，从而也能够判定那个冒充死者姐姐前往派出所送饭的青年女子下毒杀人的目的是灭口。于是，又增加了第六项步骤：循着氰化钾来源追查线索。

专案组认为，这些措施实施下来，是有很大希望获得关于女凶手的线索的。案情分析会结束，已是7月2日凌晨三点。马朝汉对上述各路调查工作进行了人员分工后说，除了去海南岛出差的两位同志，其余人就在分局里面随便找个地方躺下睡几个小时吧，天亮后就分头调查。

原以为排出了数条调查渠道，总能获得若干第一手信息——哪怕是模糊的信息，可是，几路侦查员一天调查下来，竟然未能查摸到任何线索！当晚，各路人马在专案组驻地碰头，一说调查结果，个个摇头。马朝汉说，没什么，大家鼓起勇气，明天接着调查。

五、追查女凶手

7月3日的调查终于获得一条线索一

侦查员在离黄振才中毒身亡的普善路派出所五站路之距的洪福里一家小面馆打听到，前天下午有与派出所退休警员老姜头儿所描述特征相同的一个女子前往该店，点了蛋炒饭、红烧大排和炒三鲜三样饭菜。这家小馆子的掌勺厨师就是老板，姓金，扬州人，和老婆一起经营着这家小店。据老金说，前天下午五点刚过，正是晚市尚未开张生意清淡的时候，来了一个穿湖蓝色布拉吉的青年女子，进门也没坐，站在那里把用手帕扎在一起的两只铝饭盒放在桌上，对老金说：“老板，麻烦你给我搞一份饭菜——蛋炒饭、炒三鲜，还要两块五香大排；蛋炒饭和炒三鲜要用重油，味道要好，香味足点儿，价钱由你！”

老金想了想，说三样饭菜价格一共是八千七百元。那女子点头说好，掏出一张一万元的钞票，大方地说不用找了。老金谢过，立刻下厨炒菜，那个女子就在店堂里候着。炒三鲜的原料是事先配制好的，蛋炒饭制作起来也快捷，五香大排呢，是烧好了随时准备要做面浇头的，拣两块就是。所以，老金三下五除二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做好了饭菜。夫妇俩看着那个女子仍用手帕将饭盒扎紧，拎起来晃动了两下试了试牢靠程度，这才朱屑傲肩吐出了一声“谢谢”，款款而去。

前往调查的是侦查员张省德，这人心细，当时听罢特地追同了一句： “她是怎么来、怎么去的？”

老金夫妇的回答是：没留心她是步行过来的还是乘坐三轮车、自行车过来的，但肯定不会坐出租车、摩托车之类的机动车，因为这是一条很窄很安静的小马路，如果有机动车过来，他们肯定会听到响动；至于离开时，则肯定是步行，因为他们是目送着她走远的。

这是调查工作进行两天以来所获得的唯一线索。专案组为慎重起见，特地还去向老金提取了指纹，送到市局与那两个铝饭盒上残留的指纹进行了比对，证实铝饭盒上确实留有老金的指纹。于是，这就应该被认为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当晚，一干侦查员便集中对该线索进行了分析。

一番讨论后，众刑警将焦点集中于女凶手的这么两个特点上：第一，她选中老金的这家没有招牌名号的小馆子选购饭菜，而且进门后什么也不问，就请老金烹制符合其要求的饭菜，说明她之前对老金这家小馆子有所了解，她是知晓这家馆子可以提供适合于她下毒的饭菜的。第二，那个女子离开的时间是五点半，因为之前挂在店堂里的那口破钟刚刚敲了一下，侦查员张省德在调查时特地核对了那口破钟的准确性，确认是标准时间；而派出所老姜头儿接待那个送饭女子的时间是五点五十分，从老金的馆子到派出所有五站路，大约三公里，这段路以前有公共汽车，但最近因为维惨道路车辆改道了。以那个穿着高跟皮鞋的时髦女郎的步行速度，二十分钟时间显然是无法走完这段路的，可是，她却在二十分钟后赶到了派出所，因比可以断定，她有代步工具。什么代步工具呢？这似乎可以结合另一个情况来进行考虑：老金提供的饭菜是放在两个铝饭盒里的，烹饪时该女子不在灶旁，可以排除当场下毒的可能。这样，她就得在从老金的馆子到派出所的这二十分钟时间内下毒。如此，她就只能选择三轮车、黄包车或者其时上海滩还很少的出租汽车。只有在这类交通工具上，凶手才可以在行进途中下毒。如果是自行车，中速停下来打开饭盒，取出毒药投放进去，还得稍加搅拌，那就难免显得鬼鬼祟祟，容易引起路人的怀疑，所以估计凶手不会作此选择。这样，专案组就有了一个查摸女凶手的途径：向三轮车、黄包车和出租汽车行业调查。

次日，7月4日，专案组将调查力量重新作了调整，分派各路侦查员对女凶手代步工具情况进行调查。三名侦查员奉命分别前往出租车、三轮车、黄包车行业工会，请工会方面协助布置相应的调查。这三个行业具有很突出的工作时问特点，员工昼夜散布于各处，有的在家休息，有的在出车，有的在某个不固定的地点停着车辆等侯客人。而当时这个行业是没有通信工具的，平时要开个会传达文件、发动认购爱国公债、抗美援朝捐款什么的，明明一天之内就可以解决的事儿都得分几个班次开会，同样的内容一遗遗炒冷饭搞上几天。像这次调查案子，那就更得折腾了。工会领导跟侦查员商量下来，认为只能采取在车辆交接班时由上一班的工人向下一班的工人互相之间口头传达的方式进行，通过这种方式把专案组的调查意向在行业同仁中转告、传播，要求凡是7月1日下午四点至六点之间在指定地段出过车的员工都得把自己出车的情况向工会人员当面报告，再由待在工会的侦查员直接向他们了解相关情况。这个办法很是烦琐，但以当时环境下工人们的自觉性，倒是一个可靠有效的办法。侦查员一连四天待在三个工会，一共接待了符合条件的三百余名员工，终于查到了女凶手的行踪。

一个姓冯的三轮车工人向侦查员反映，他曾在7月1日下午五点半左右在洪福里拉过符合调查条件的一个女子。当时，他刚把一个客人从北站拉到洪福里，三轮车在弄堂口停下，客人正在付钱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个穿湖蓝色布拉吉的三十来岁的女子，手里提着用红色手帕扎着的两只长方形铝饭盒。她一声不吭地站在三轮车旁边，静候客人付了车钱、步人弄堂了，这才上了车。老冯一看那上车的架势，就知道这是个老乘客了。老乘客——尤其是这种年龄的时髦女性乘客，，对于三轮车、黄包车服务都是有些讲究的，所以老冯不敢多嘴多舌，静候对方开口说明目的地。那女子眨了眨眼睛，开腔轻言： “闸北区普善路派出所，你知道吗？”

当年的三轮车、黄包车工人都是上海滩活地图，别看他们几乎都是文盲，但大街小巷没有他们不知道的，老冯于是点头：“知道。”

“就去那里！”

老冯又点了点头，刚要上车，对方又提了一个要求：把车座后面放下的篷罩拉起来。这个要求使老冯感到有些奇怪，因为7月1日下午是阴天，其时上海地区还处于黄梅天时节，通常一直是淫雨不断，难得出一会儿太阳则是湿热难当，气闷异常，这种既不下雨也不出太阳的阴天乃是最受欢迎的天气了，一般乘客都会要求把篷罩放下来吹风透气的。可是眼下这个乘客却提出要拉上篷罩，老冯觉得不可思议，但这是人家乘客的要求，他也就照着做了，反正不过是举手之劳。

三轮车快到派出所时，女乘客让老冯把车停在离大门三十米开外的一株大树下等着，说她马上就回来，留下了一张一万元钞票。她果然很快，老冯不过擦了把汗，掏出香烟刚叼上还没点火，她就已经返回了，上车就让老冯“快走”。这回她的目的地是哪里呢？

老冯说她要求把她送到北站，是在站前广场下的车。车费不到一万元，老冯要找给她，她摆摆手说“算啦”，转身朝候车室走去。至于是否进入了候车室，老冯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这时已经有新的乘客上了他的三轮车。

专案组分析下来，认为像女凶手这样一个时髦女郎如果出门旅行，哪怕是短途旅行，也必定要带一个坤包放些必需品的。可是，这个女人却空着双手，所以估计不过是为防止老冯泄露她的行踪虚晃一枪的伎俩。这个女人应该就在上海市区，她对洪福里一带比较熟悉，所以估计应该是北站、闸北两个区的居民，或者至少曾在这两个区住过较长时间。

那就盯着这两个区查吧。当然，话说起来容易，真要查起来，茫茫人海中怎么找到凶手的线索可是一个天大的难题。专案组之后一连调查了八天，没有获得任何线索。7月13日，前往海南岛农场调查的侦查员风尘仆仆返回上海，他们也没能获得与案件相关的任何线索。

这样，专案组就面临着彻底断线的窘境了。

六、闹鬼之谴

7月14日，专案组举行会议，再次对两起命案的情况进行分析。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有人在侦查方向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与其还徒劳地盯着7月1日发生于派出所的黄振才命案，倒不如回过头来，重新审视“6•28”命案。

最先提出这个观点的，是专案组副组长、闸北分局刑侦队副队长张省德。张省德提出这个观点的理由是：之前认为“6•28”命案的侦查已经结束，凶手黄振才死了，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往下调查，即使查似乎也很难查下去了，所以我们都把注意力盯在黄振才命案上。现在两个星期过去了+，情况并不像刚开始时那样乐观，明明看着好像只要努力一下就能拿下的一条条线索，查着查着就没了影。而回过头来看“6•28”命案，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该案与后面的黄振才命案是有密切联系的。黄振才之死，是凶手灭口，因此，与鲁胜利被害密切相关的其实不单单是已死的黄振才，还有那个杀害黄振才的女人。换句话说，追查“6•28”命案，其实也就是在调查黄振才命案。

专案组众刑警对张省德的建议进行了讨论，对目前所面临的情况作了分析后，发现眼下追查黄振才命案的那个女凶手似乎已经山穷水尽没有方向了，而如果改为追查“6•28”命案，那倒还有一条路可以试着走走——黄振才因杀害鲁胜利而被灭口，那么，那个女凶手为什么要指使他去杀害鲁胜利呢？于是，专案组决定调整侦查方向，把全部力量放到对鲁宅的调查上，这个看似简陋的宅第里，以及看似历史情况并不复杂的宅第的男女主人身上，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专案组罗列了需要调查的问题，配置了相应的调查人员，准备从次日起进行分头调查时，鲁宅却发生了如果不是碰巧察觉就可能会永远错过的异常情况。

碰上这个“巧”的，是鲁宅对面彭家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两个同学。彭家的男主人是铁路局的工程师，女主人是妇产科医生，上面还有个华侨资本家老爷子，其家境明显不同于这一区域的其他居民。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经济收入稳步提高，又有旅居海外的华侨老爷子时不时的外汇救济，积蓄了一笔款子，就动起了翻造住房的脑筋。规划早就做好了，建筑材料也已经准备好了，只是由于前一阶段正值黄梅天，所以只好耐心等待。7月上旬“出梅”后，立马动工。匠人师傅是现成的，彭工程师从其供职的铁路局请来一班能工巧匠相帮，也就不过三上三下的一栋两层楼房，土木结构，一个星期就彻底解决了。楼顶是用预先制作好的混凝土板铺设的，四周砌了一米高的花眼栏杆，就是一个大大的露台。这在这一带民居中是没有的，因此很受彭家孩子的欢迎，不时邀请邻家孩子上去玩耍。出梅后气候炎热，他们喜欢彻夜留在屋顶，往地下铺一张草席就能躺下睡觉了。

这天晚上，彭家的两个读小学的儿子邀请邻家的两个同学到他家楼顶过夜，，八时上去后，四人就地而坐，扑克、康乐棋玩得不亦乐乎。原本玩到下半夜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到了十一点钟，路灯关了，于是只好躺下闲聊了一阵就入睡了。其中一个孩子一觉醒来要去小解，其时也不知是什么时间，反正天还没亮，公鸡也还没打鸣。他从草席上爬起来，因为生怕惊动了同伴，所以蹑足前往屋顶一侧的水落管子。就在这时，他无意间朝马路对面鲁家宅第看了一眼，顿时一个激灵：鲁家屋里竟然闪现了一下亮光！

这里需要作一个说明。6月28日鲁胜利被害后，其父母鲁一琨、腾翠庭在亲友的帮助下，强忍悲痛办完了丧事。痛定思痛分外痛，鲁胜利的生母腾翠庭去单位上班时还好些，只要一回到家里，就睹物思人，哭泣不停。鲁一琨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就跟妻子商量：咱们暂时搬到别处去住一阵吧？腾翠庭不肯，鲁一琨于是就找厂工会相帮做妻子的工作，那时只要组织上出面，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儿，腾翠庭终于点了头，便于7月上旬出梅那天和丈夫一起搬往附近鲁一琨的一个朋友家闲置不用的房子里暂住。夫妇俩搬离后，鲁宅就铁将军把门空关着了。

可是，此刻怎么深夜闪现亮光呢？那孩子马上就想到了“鬼”，而且有定位：是刚死不久的小伙伴鲁胜利！当下这一惊自是非同小可，也不小解了，马上奔到地铺那边连推带唤地叫醒了其他小伙伴。一说，大家立马就没了睡意，一齐爬起来扑到靠马路一侧的栏杆前，还不敢站着，或蹲或卧，朝马路对面的鲁宅张望。稍停，对面屋里果然义闪现了两下亮光。再往下看，就不再亮了，侧耳谛听，也没甚声响。

那个年代，人们的迷信思想还蛮严重，尤其是小孩儿，很容易受此影响，因此，不难理解接下来的时间这几个孩子是怎么度过的了。睡觉肯定是睡不着的，放弃；躺在那里觉得害怕，就聊天吧，聊的内容当然都是跟方才看见的那一幕有关的。最后，又讨论了一个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否告诉大人？讨论下来决定不告诉。因为一旦告诉了，没准儿以后就失去到屋顶来露宿的机会了。

不告诉大人，并不等于签订了守口如瓶的保密协议。第二天，他们还是悄悄向其他小伙伴透露了这个重大机密。对于其他孩子来说，不存在失去露宿机会的风险，所以，他们中的不知哪位就向家长报告了。这样，鲁家昨晚闹鬼的新闻就得以迅速传播开去，到中午时分，终于传进了居委会干部的耳朵，然后就急报派出所。于是专案组就知道了这个情况。

专案组正准备调查鲁宅内是否隐藏着什么秘密，闻听这个情况，自是大感兴趣，于是，组长马朝汉下令：派辆小吉普去纱厂把鲁家主人接过来，让他们把门锁打开，我们过去些人里里外外查看一下，看昨晚那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样，北站分局就派了一辆小吉普前往纱厂去接腾翠庭，可是，却扑了个空——鲁宅的女主人昨晚上了夜班，按规定今天下午可以休息，所以吃过午饭就下班了。小吉普于是改道前往鲁氏夫妇借住的临时居住点，也没找到腾翠庭。常思盛就恼了，说直接过去，请个锁匠把门打开就是！

可是，当常思盛通知专案组其他成员_二起赶到鲁宅的时候，却发现不必请锁匠了，因为腾翠庭已经在那里了。腾翠庭去鲁宅，是去晒棉絮和衣物的，这是江南人家在每年黄梅天后必做的事儿，民间称为“晒霉”。侦查员也没告诉她昨晚的事儿，只是说由于调查需要，想到这边来看看。

一千侦查员对鲁宅里里外外查看了一遍，还试着想提取痕迹，但未能成功——腾翠庭那番晒霉的大动作早把屋子里外折腾得一塌糊涂了。那么这件事就算完了？不！用组长马朝汉的话来说：还没正式开场哩！

马朝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查看了鲁宅里外后，心里已经对这件事有了一个大体上的推断，只不过还不能完全确定。那么几时可以完全确定呢？晚上。

当天晚上，马朝汉亲自出马，带了三个侦查员，两个用腾翠庭留下的钥匙打开了鲁宅的大门进去，他自己和另一侦查员老封则上了对面彭家新屋的楼顶。那上面，昨晚的几个小家伙已经按照侦查员白天的通知早早等着了，连铁路局工程师老彭也兴致勃勃地搬了把椅子坐在上面，要看一看刑警是怎么搞侦查工作的。

马朝汉的侦查工作其实很简单，别说刑警了，就是彭工程师甚至他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也是能够胜任的：这边让老封用手电筒向对面鲁宅方向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就盯着对面；片刻，鲁宅屋里闪现了两下一闪即逝的亮光。马朝汉还没开口询问，几个孩子就兴奋地叫嚷起来，说他们昨晚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亮光。马朝汉和老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们终于可以确认这是一条具有重要价值的线索了！离开彭家后，马朝汉就下了一条命令：按照原方案实施！

所谓原方案，就是派一辆小吉普前往鲁宅主人的临时居住点，将那对夫妇依法传唤到专案组驻地北站公安分局。原来，白天马朝汉查看鲁宅时，发现外围的一圈竹篱笆完好无损，没有任何被人破坏或者攀爬过的痕迹，这样，他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那几个少年说的是真话，昨晚他们确实看见了鲁宅这边曾经闪现过亮光，那么，外人是无法在不损坏竹篱笆的前提下进入鲁宅的，进入鲁宅的只能是持有钥匙的主人。出于慎重，马朝汉没立刻传唤鲁一琨、腾翠庭夫妇，而是先要亲自验证一下，看看在对面彭家的屋顶上究竟是否能够看见鲁宅内闪现的亮光，以证实几个少年所言不谬。现在，验证无误，于是，就连夜传唤那对夫妇了。

出乎意料的是，小吉普开到鲁氏夫妇的临时居住点门外时，侦查员发现屋里竟然灯火通明，而且连大门也敞开着。进得门去，侦查员不无惊异地发现这对夫妇竟然还没休息，而且桌上摆放着的饭菜还原封不动——显然是还没吃晚饭哩！两人气呼呼地坐在外屋，见侦查员进来，丈夫顿时一阵紧张，脸上的肌肉瑟瑟抖动；妻子倒是长长地嘘出了一口气，嚅动着嘴唇正要说什么时，被侦查员打断了，向他们宣布依法传唤去分局接受调查的决定，说你们有什么话可以去分局说。

鲁一琨脸上的神情似乎不那么紧张了，站起来对妻子说： “那么，你把那东西拿出来带上吧。” 所谓“那东西”，是一个长方形的金属盒子，高四寸、宽二寸、厚寸二，外面的彩色喷漆显示这是一个英国制造的巧克力包装盒。腾翠庭是从五斗橱的第—个抽斗里取出这个盒子的，侦查员问这里面是什么，鲁一琨回答： “这是要交给你们领导的，到了分局你们就知道了。”

侦查员说你们可以当面交给专案组领导，但我们得先查看一下，否则……往下的话就不说了：否则如果这是一盒炸药的话，那后果就严重了！

当下查看，盒子里面是用三层油纸袋装着的棕灰色颗粒状物质，闻之稍有异味。侦查员一时不能判断这是什么。这时，司机老包进来了。老包不是警察编制，旧社会时他是给药厂老板开私家车的司机，新中国成立初期算是紧缺的技术型人才，公安局向社会招聘司机时他考核、政审均合格，就进入了警察行业，不过是工人编制。这倒合了他的意——当时像他这样的技术工人的收入要比警察高出一截哩！老包在药厂干了多年，虽然不是生产车间的，但他在外行面前也算得上内行了，当下只一看就识出了此物，说这是“白粉”，就是海洛因，看颜色质地很纯，在旧社会这一罐可值钱哩！

那么，这盒海洛因是怎么回事呢？专案组讯问过鲁氏夫妇后，终于弄清了前因后果——

前面说过，鲁一琨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族，上辈人死后子孙们分家各过各的日子，有的过得好，有的就过得差些，最不济的就是像鲁一琨这样的主儿了，吸毒吸得差点儿连命也保不住。鲁一琨有一个表弟叫汪铭，跟海洛因也沾点儿边，不过他并非吸毒分子，而是干特工的。原是“军统”中尉，后来“军统”易名为“保密局”，这主儿升了一级变成了陆军上尉，在上海管着一个七人小组，专门秘密收集那些有头有脸的达官贵人及其家眷的吸毒情报。这些情报平时不会使用，待到由于国民党内部争斗或者官方与私营大资本家发生重大经济利益冲突时，就会变成对付对方的利器，不但一招制敌，还能致命。因此，就可以知道汪铭当年的厉害。

不过，汪铭再厉害也搞不到他的表兄鲁一琨头上来，因为鲁一琨是老毒鬼不假，但却不是达官贵人的命，只是一个小小老百姓，又不跟中共地下党搭线，所以不归“保密局”管。汪铭对这个表兄还是蛮好的，但他反对表兄吸毒，不过知道对鲁一琨是无法规劝的，有时就对向鲁一琨供应毒品的上家搞一点儿小动作，让他们不得不跟鲁一琨绝缘。每当这时，汪铭就会派人给鲁一琨送点儿花旗参、泰国大米什么的，让他调补身子。鲁一琨虽然吸毒厉害，但脑子还是清楚的，知道表弟这是为他好。因此，暗暗发誓有朝一日在表弟用得着自己的时候一定挺身而出鼎力相助。因为有着这个心愿，所以当终于有一天汪铭登门求助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表弟的委托。

那是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的第二天。上午，鲁一琨还在睡觉时，门就被人敲得嘭嘭响，起身去开门，汪铭一头撞了进来。记忆中一向沉稳的表弟慌慌张张地说，大事不好，南京已经沦陷，看来美国如果不出兵，上海失守也是朝夕之间的事了！上峰已经下了命令，让我这几天离开上海前往南方，可能最终目的地是台湾。几时出发还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星期了。我提前过来和你告个别，有件事儿托付你。说着，从怀里拿出这个巧克力盒子，盒盖是用医用胶带封着的，上面还用钢笔签了几个数字——好像是表弟自己的出生日期，也不说里面装的是啥东西，放在桌上，让鲁一琨妥为保存，不能有任何闪失。鲁一琨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汪铭说，表哥你给我保存着，以后我来取。这点儿小意思，算是弟弟的一点儿心意——一边说，一边从皮包里取出一封银洋放在鲁一琨的面前，然后告辞而去。这封银洋一共有二十枚，这对于手头拮据的鲁一琨而言，等同于雪中送炭。当然，以其当时的毒瘾，也就不过支付了一段时间的吸毒费用罢了。

鲁一琨没有想到汪铭送来的这个巧克力盒子里装的是海洛因，否则的话，只怕早就解决掉了。他知道表弟不是瘾君子，所以尽管不止一次地猜测过盒内装着何物，从重量判断得排除黄金珠宝之类，想来想去寻思可能是与汪铭的特务身份有着重大关联的什么证物，最后也就断了那份好奇心了，悄悄替表弟保存着就是。

这一保存，就是五年。鲁一琨确实做到了守口如瓶，把腾翠庭娶进门后也没透过一丝半点儿口风。汪铭自那次离开之后，再也没有消息。鲁一琨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改邪归正的戒毒典型被宣传时，曾与三姑姑即汪铭的母亲见过一面，问起过表弟的情况，老太太说他去了台湾，后来再也没有消息。鲁一琨听后，除了把那个盒子藏得更为严实外没做什么其他动作。一直到这次鲁胜利遇害身亡，鲁一琨还没有将这起命案与自己手头保存的这个盒子联系起来考虑。三天前派出所有人非正式地告诉腾翠庭说，杀害你儿子的凶手已经有了着落，是一个小青年，那人已经被人灭口毒死在派出所了。腾翠庭把这消息告诉丈夫，鲁一琨寻思年方十岁的鲁胜利跟人无冤无仇，人家登门杀人似乎没有这个必要，那一定是来寻找什么东西时正好让孩子给发现了，于是就起了杀心。鲁一琨越想越觉得有这种可能，于是就对那个盒子的安全不放心了。反复考虑后，决定转移过来，还是放在自己身边稳妥。

这样，鲁一琨就趁昨晚妻子上夜班的机会，深更半夜悄然潜回原住所，用钥匙开了门，进到屋里取出了这个密藏于一口破柜子底部夹层里的盒子。做了这事后，鲁一琨今天仍去工厂上班。傍晚下班回到家里，腾翠庭已经烧好晚饭，夫妇俩正准备吃饭时，妻子说起了下午刑警查看老宅之事，又说她出门回家时隐约听见邻居有人在议论说昨晚鲁家闹鬼了什么的。鲁一琨一听就知道自己的行迹让人发现了，不禁一阵恐惧，晚饭也不想吃了。腾翠庭感到奇怪，反复追问之下，终于得知盒子之事。

腾翠庭二话不说，立刻逼着丈夫拿出盒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打开了。这样，鲁一琨才不无惊奇地发现，原来表弟交给他保存的并非什么特务身份证件之类，竟是一盒海洛因。当下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说这么些白粉如果在旧社会能换好几根“条子”哩！腾翠庭让丈夫立刻把盒子交给派出所，鲁一琨不肯，说这是表弟托付我保管的，哪能随便交出去？况且，当时我还拿了表弟二十块大洋哩，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做人要讲信义。于是，夫妻俩互不让步，各说各的话，一直吵到刑警午夜登门。

专案组把鲁一琨交出的盒子送捡，确认系纯度很高的海洛因。于是， “6•28”命案的作案动机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黄振才是为获取这个巧克力盒子而潜入鲁宅的，在寻找时被鲁胜利发现，于是就扼杀了孩子。然后，黄振才自己被专案组盯上了，其幕后指使人为不使该案暴露，遂毒杀了他。

七、凶手伏法

案件查到这一步，专案组总算找到了往下调查的方向：集中力量盯着黄振才生前的活动轨迹查就是！

之前的调查中，专案组也曾专门安排了侦查员围绕着黄振才生前的亲朋好友、社会关系、人员交往进行了大量调查，可是未能获得线索。现在，专案组决定重新进行调查，这回是人多势众，而且有的放矢，心里有底了，大家坚信只要把黄振才生前的社会关系仔仔细细一一查遍，那个女凶手或者指使女凶手杀害他的案犯肯定会显形的。于是，专案组把黄振才的全部关系按亲属、朋友、同学、邻居、熟人分别排列出来后分了类，每个类别都安排了侦查员。

一连查了五天，黄振才的全部关系加在一起有一百多人每个都调查到了，有的——比如那个黄振才生前暗恋上的铁路局售票员小董——甚至还面谈了几次，可是，还是未能查摸到线索。

组长马朝汉没有外出调查，他留在北站分局专案组驻地办公室负责协调，同时时不时翻检着从黄家查抄来的黄振才生前的那些物品。黄振才被害后，专案组对其住处进行了搜查，把凡是属于黄振才个人的物品都拿到了分局。然后，侦查员对这些物品反复予以检查，指望从中发现蛛丝马迹，可是，最后还是大失所望了。现在，马朝汉还是一遍遍地查看着那二十多册书籍、杂志、文具、信件、一台白装的矿石收音机以及一本通信录。三天看下来，没有发现任何疑点。

7月20日晚上，专案组举行会议，再次讨论案情。这个会开得有点儿长，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三点还没有结束。每个侦查员都谈了自己的见解，尽管这样，会还是开得使人觉得沉闷，因为观点一致，没有发生争论。众人的观点都集中在一点上：只要围着黄振才生前的那些关系调查，肯定能够查到线索，但眼下的问题是，已经把黄振才生前的所有关系都调查遍了，那为什么还没有获得线索？

马朝汉说休息一下吧，用冷水冲冲头，吃点儿东西，抽支香烟，缓一缓神，清醒一下后再议，反正这里面肯定是有原因的，只要找到了原因，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于是就休息，半小时后再集中起来讨论时，大家的思路似乎清晰了些，说看来没有发现线索的原因有二：一是有被遗漏的社会关系没有调查到；二是在已经调查到的社会关系中有人有意或者无意地遗漏了有价值的情况。那怎么办呢？马朝汉说只有重新来过。

于是，从7月21日下午开始，一千侦查员就按照原先的分工，继续进行调查。就是这天，终于发现了打开迷宫之门的钥匙！

这把钥匙，竟是坐镇驻地负责协调的专案组长、老刑警马朝汉发现的。下午，其他侦查员都出去调查后，留守的马朝汉还是翻检已经折腾过多次的黄振才的那些东西。这次，他不是重复之前进行过的动作，而是按照一种新思路进行。他把黄振才的那本通信录上的姓名与已经调查过的那些社会关系一个个进行核对，最后有了一个发现：有一个叫蒋守玉的人，通信录里有其姓名，但这次却没有对其进行过调查。为什么没有调查呢？因为已经调查过了——这个蒋守玉，也是上海人，原是社会青年，当初是与黄振才一起报名前往海南岛农场的。他没有如黄振才那样的初中毕业文凭，只读到了高小，没有像黄振才那样摊上开拖拉机的好运，不过还不至于扛把镢头去开荒挖山，农场安排他与黄振才在同一个机耕队当了一名机修工。黄振才出工伤返沪治疗休养时，农场指派蒋守玉与另一老职工一起护送。因此，专案组的两名侦查员前往海南岛外调时，已经跟蒋守玉接触过了。就是这个原因，专案组在排列调查对象名单时，未将其列入。

现在，马朝汉发现了这一点，觉得似乎需要补充调查：之前前往海南岛找蒋守玉调查过是不假，不过，向他调查的是黄振才在农场以及返沪途中的情况，并非现在需要了解的是否跟那个三十来岁的女子有接触的情况。因此，应该向蒋守玉再作一次调查。因为，从黄家搜到的黄振才的私人信件中，有蒋守玉写给黄振才的信函，其中有“来信收到”一说，那说明黄振才是给蒋写过信的。那么，写去的那封信里是否聊到过什么情况呢？

马朝汉觉得，到这当儿，死马也要当活马医了。于是，他就抄起了电话机，让分局总机给他接一下海南岛长途。分局总机话务员告知，电话局称目前海南岛的民用电话还没有开通，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发电报联系，每字三百元人民币。旧币三百元相当于新版人民币三分钱，，这个价格以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的工资收入来说，算是有点儿贵了，但为了侦查案件，也就顾不得了，正好这时侦查员朱世正回分局取东西，马朝汉于是就起草了一份电报，指派他前往邮电局发往海南岛农场。电报是发给农场保卫科的，要求接电即向蒋守玉询问黄振才是否给他写过信，那封信是否还保存着，如果保存着，则请用电报方式发过来；如果没有保存，请蒋仔细回忆该信件的内容后记录下来，也用电报拍发过来。马朝汉考虑到农场方面经济条件差，这笔开支可能难以承担，所以特地注明：所需费用概由上海市公安局承担。

原以为这份电报送达的时间会比城市要长些，因为海南岛农场当时还刚刚开发嘛。可是，出乎马朝汉意料，当天傍晚七时许专案组就收到了回电。原来，邮电局就设在农场总场场部，而保卫科也在场部，邮电局的投递员甚至不必动用摩托车就直接走过去把电报送达了。而农场机耕队呢，就在场部旁边，保卫科一个电话打过去，蒋守玉就找出了黄振才在上海写给他的那封信函到保卫科来了。保卫科于是就带着蒋守玉去了邮电局，直接让他把这封信函一字不漏地抄在电报纸上，请邮电局拍发。

马朝汉一看这份超长电报，马上被其中一段话吸引了！这段话是：以前，总听你说梅龙镇的菜是怎么怎么好吃，从来没有去吃过，还真想象不出究竟怎么好吃。昨天中午，我受友人之请有机会去梅龙镇品尝了一回，虽然冷盘热炒连汤和点心加在一起不过六道，但确实不错，那色香味，真是无法形容啊！

梅龙镇，即“梅龙镇酒家”，是上海滩一家著名菜馆，创办于1938年，因明代正德皇帝“私访梅龙镇”之传说而得名。该菜馆的第一代主持者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吴湄，她对烹调下苦功研究，博采各家之长，融会贯通，终于修成正果，将梅龙镇打造成沪上名重一时的菜馆。

专案组分析，以梅龙镇酒家的档次，价格自然不便宜，那位蒋守玉可能由于家住梅龙镇附近的原因，曾有机会跟亲友去蹭过一顿，此后就作为他的谈资了，一直从上海谈到海南岛，传进了黄振才的耳朵。而这次黄振才回沪养伤，于写信日前一天（6月12日）受人之请前往该菜馆品尝了一下，那份感觉跟蒋守玉当初一样，也是得炫耀一下的，于是，就在次日写给蒋的信函中特地提了一笔。继续往下分析，冷盆、热炒、汤、点心加在一起不过六道，那吃这餐饭的人应该只有两位了，去掉正主儿黄振才，另一位做东请他吃饭的是谁呢？会不会就是那个神秘女子？

专案组认为需要对此进行调查，于是就派了两位侦查员连夜去黄家。黄振刚等家属正好都在家，一个个问下来，都说不知道黄振才生前曾经去梅龙镇吃过饭，他可是从来没有说起过呀！那么，6月12日那天黄振才在干什么呢？这个，只有投递员黄振刚由于其工作排班特点还能回忆起，其他人就都摇头了。黄振刚说他那天是上班的，所以不知道弟弟中午出去了没有。这个调查至少可以证明一点：黄振才去梅龙镇吃饭并非是全家熟知的亲朋好友所请，而是一个被黄振才刻意隐瞒着的特别人物在请客埋单款待他。

于是，专案组就决定着手调查6月12日黄振才去梅龙镇酒家午餐之事，重点是究竟是谁做东。次日，7月22日，三名侦查员前往南京西路梅龙镇酒家，进门时，领头的副组长张省德对两个同伴说：“看我们的运气啦，运气好的话，一会儿我们出这道门时就是神采飞扬了。”

他们的运气不错，梅龙镇自第一代掌门人吴湄女士创立了一整套良好有序的管理制度后，一直严格执行着，此刻就起到了作用：他们查看了6月12日中午的账单后，发现点菜、汤、点心共六道的只有一单，这单客人是预订的。预订者持有优惠卡，是梅龙镇的老顾客，姓燕，单名萍，住老闸区浙江中路明德里。

侦查员听着窃喜，问这位燕女士多大年纪，怎生模样？接待人员说敝店有她的照片，我拿给你们看吧。侦查员乐了，莫非真的撞运了？还有照片！照片很快就拿来了，那是去年梅龙镇酒家举行十五周年店庆时，前来捧场的持卡顾客与店方头头脑脑的合影，一共有五六十人，下面按排序印着每人的姓名。侦查员找到了第二排右侧的燕萍，看年龄在三十来岁，打扮得甚为时髦，长相也不赖，列得进美女的行列。

这个燕萍是不是毒死黄振才的凶手呢？侦查员拿了这张照片，带上放大镜去找了老姜头儿和大厨老金辨认，两人的眼力都不错，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都认出燕萍与那个女子确系同一人。到这时，专案组差不多可以额手相庆了，马朝汉即刻拍板：拘捕此女！

燕萍到案后，也和通常刑事犯罪嫌疑人一样，初时抵赖，然后承认。不过，这个美女抵赖的时间稍稍长了些，而且在侦查员把老姜头儿请来后还继续抵赖，直到老金也出现在她的面前，这才傻了眼，然后就和大多数女性嫌疑人一样，埋头哭泣，沉默不语。直到下午三点多，这才放弃抵抗，开口交代了这起系列命案的详情一

燕萍，那年三十一岁，出身资本家家庭，十七岁时嫁给一个旧军阀的儿子，三年后离异，此后一直单身。离婚后，她进了百乐门舞厅成为一名职业舞女。以她的姿色，自然拥有数量比较可观的情侣。这些情侣中，有一个就是前面说到过的鲁一琨的表弟、“保密局”特工汪铭。燕萍与汪铭自1946年相识成为姘头后，一直保持着关系，两人甚至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不过，燕萍并未能够成为军官太太，因为汪铭由于局势关系奉命迅即撤离上海前往南方。临走时，汪铭给了燕萍几件黄金首饰和一些银洋，还把将一盒海洛因密藏于表哥鲁一琨处之事告诉了她。

不久，上海战役爆发，燕萍的住处遭到强盗的打劫，她自己的多年积蓄和汪铭留给的首饰、大洋悉数被劫。解放后，舞厅还暂时允许存在，但生意一落千丈，燕萍的收入骤减，以前的那些姘头大多数不知去向，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敢留在上海的也不可能再来跟她玩以前的那一套。这样，燕萍的生活就有了点儿问题。不久，她离开舞厅，去一家百货公司当了一名营业员。当时，大公司营业员的收入也还算不错的，可是对于大手大脚挥霍惯了的燕萍来说，这点儿钱就难免捉襟见肘了，所以，她不得不偷偷找了个开药厂的老板做姘头，以色相获取另一份固定收入。这就是她能够持有梅龙镇酒家优惠卡的原因。

但是，药厂老板已经年届六旬，身体每况愈下，而且，新社会的风气也在日趋改观，扎姘头被明令禁止，发现后再三教育不肯悔改的，就有可能被劳动教养。燕萍于是就盘算如何弄到一大笔款子，结束和药厂老板的关系，自个儿安安分分过富裕日子。这时，她已经辞去了营业员工作，到了姘头开的药厂做起了跑街（供销员）。今年春天，燕萍在工作中结识了一个名叫纪霖笙的西药原料供应商，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是热络。一次，纪霖笙偷偷告诉燕萍一条生财之道：海外一些药品生产商鉴于国际市场上的吗啡原料供应紧张、价格高且控制过严，正把进货目光转向中国大陆。大陆民间遗留着一定数量的鸦片、白粉，由于政府严厉禁毒，已经不可能成为地下商品出售。他让燕萍如有机会可以留意着，发现货就跟他联系，他会出大价钱收购。至于收购后如何运往海外，那就不必燕萍操心了，他自有渠道。

燕萍一听，马上想起了汪铭对她说过的把一盒海洛因藏匿于其表哥鲁一琨处之事，当时汪铭还说了鲁一琨的住址。她于是就开始盘算如何把那笔货搞到自己手里，通过纪霖笙一转手就发财了。起初，燕萍对此事想得比较简单，寻思可以以汪铭的名义去找鲁一琨。于是，她就前往鲁一琨的住所附近打听情况，得知鲁一琨已在纱厂工作，就想去其厂找他。不想，她到了那家工厂，进门只一看两侧通道上的宣传画廊里关于鲁一琨事迹的介绍，就彻底打消了主意——鲁一琨已经由瘾君子摇身一变成了转化典型，那还跟他谈什么？那么，汪铭藏在他那里的货是否已经上交政府了呢？燕萍此后就开始特别关注关于鲁一琨的宣传资料，她还特地去图书馆查阅了两天。查遍了关于鲁一琨的全部报道，没有发现关于交出那货的情况，于是她断定那盒海洛因还在鲁一琨手里，因为如果他交出来了，这是大大值得宣传的一件事，政府既然将其列为典型，那绝对不会忽视这个表现的。

这样，就只好另外设法了。6月1日，燕萍骑着白行车去北站取货单，返回途中掉了链子。附近没有修车铺，她自己又解决不了，正犯愁间，一个路入主动帮她解决了。燕萍因此很感激对方，请他去旁边的冷饮店吃了一客刨冰。两人聊下来，觉得还挺投缘的，于是就互留了联系方式。

这个路人，就是后来死于燕萍之手的黄振才。燕萍在生活作风方面原本就随便，结识这个比她年轻十来岁的小青年后，不由得就产生了那方面的念头。于是，在几次见面后，她做东请黄振才去“梅龙镇”吃饭，然后就去她的住处上了床。那天交谈之下，得知黄振才就住在鲁一琨住处新疆路附近，她就动开了脑筋：何不指使黄振才潜入鲁家去把那盒海洛因翻出来。黄振才正闲着无事，又被燕萍的色相勾引得神魂颠倒，燕萍谎称鲁一琨藏着的那个巧克力盒是她的一些珠宝，上海解放前夕请人藏于鲁家，那人已去海外，现在鲁一琨不肯还给她，无奈之下只好出此下策。黄振才马上一口答应照办。

于是，黄振才就在6月28日下午行动了，不料还没得手就被鲁胜利发现了。现在，已经没人知道黄振才跟鲁胜利猝然相遇时发生过什么了，反正他下手扼死了那个年方十岁的儿童。当天傍晚，燕萍听黄振才说了此事，不禁大惊。但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了，于是就帮黄振才策划，万一警方找到他的话应该如何应对。之前，黄振才对她说过与铁路局售票员小董相识之事，而且那天他在潜入鲁家之前确实去会过小董，燕萍就给其出主意让他往那上面靠。

之后几日，燕萍就不上班了，一直悄然留意着警方是否找黄振才。7月1日下午，燕萍去黄家附近查看时，正好远远地看见黄振才被民警带走了，于是，就知道大事不好。她想来想去，对黄振才能否顶得住警方的追查缺乏信心，遂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把黄振才灭口。不得不佩服这个女人的思维敏捷程度，她竟在短短的半小时里就想出了一个解决黄振才的主意，随即付诸实施，竟然让她的阴谋得逞了！

讯问中，侦查员问及燕萍用来杀害黄振才的氰化钾的来源，得知是从她所供职的药厂的化验室内窃取的。从她把氰化钾一直随身携带这一点来看，燕萍早已有了万一出事就把黄振才灭口的打算。

专案组根据燕萍的供述刻组织力量对纪霖笙进行追捕，于次日下午在苏州将其缉拿归案。

1954年国庆节前夕，燕萍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纪霖笙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藏匿毒品的鲁一琨其时已取保候审，被从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