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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首席人物观，作者 | 倪文，编辑 | 江岳

选择1月19号，正值郑爽代孕弃养事件发酵第二天，有朋友跟王述见面时表示关心：“你担不担心自己正在代孕这件事受牵连？”

王述回答：“我不担心。”此时，王述想到的是：与郑爽事件相关联的，是美国代孕机构，而他找的，是关注度偏弱的国内地下代孕机构。

王述是一名男同性恋者，从他为寻求代孕付出实际行动算起，已经过去三年了。

2017年，32岁的王述第一次产生了想要孩子的念头。与一众同性恋圈内好友交谈，他得到的建议里，除了反对，就是反对。

王述收集了大家提出的问题，整理成思维导图，上面列了十几个问题，包括：被问孩子的妈妈怎么办？孩子长大后问为什么自己有两个爸爸，怎么回答？孩子不接受自己的身份怎么办？

看到这些详细的问题时，王述的担忧反而一扫而空。

他相信社会对同性恋的包容度会更大。而关于代孕，他以为，“爸爸费了很多的精力和财力，就是为了得到你”，这个答案，对于孩子的提问来说，足够有说服力。

他开始对代孕机构做调研。王述面对的第一个选择，即是选择国外机构还是国内地下机构。他排除了前者，因为混血儿身份会为孩子的成长增加不便。

即便如此，王述还是参加了一个由Blued平台暗藏的代孕项目“蓝色宝贝”主办的演讲。

Blued是一款国内的同性交友软件，王述在2014年，即这个软件推出的第二年就注册了账号。彼时，平台主要通过海外辅助生殖方案获得“中/美”的混血宝宝，服务价格在130-160万元。

为了快速熟悉相关服务，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王述连续去听了三、四次演讲。

他发现，不同地域卵子提供方的价格差让他惊讶，浮动从5万到50万，定价没有明确的依据，参考来自卵子提供方的长相、学历、身材、工作、健康状况等等。

因为圈子里很多人听说了王述的需求，代孕机构纷纷找上了门。其中，北京两家、武汉两家、广州一家，拒绝被参观的机构，被他从选项里剔除。

实地参观了5家代孕机构后，王述定了广州的那一家，合同上的签约代孕价格为90万，卵子提供方的钱需要额外支付，合同一旦生效，需要先提交一笔2万的定金，随后每完成一个阶段，就需要付相应的费用。

王述照做了。用他的话说，他成了机构的vvip客户。代孕方按照客户需求制定等级，价格随着需求的增多而加码：40万获得一个宝宝；60万可以通过基因检测筛查300种疾病；90万可以挑选性别、属相、星座、双胞胎——这门生意改变了孕育的自然属性，就像AI定制一样，你愿意投入的成本越高，所得的质量也越好。

vvip的特权还包括：一旦过程中出现纰漏，都可以要求重新来一遍。

事情每向前推进一步，王述便跟男朋友同步一下进展。他放弃了在北京购房换车的计划，用两年时间攒下了将近两百万，以迎接一个新的生命。

代孕在代孕这门灰色产业里，女性身上又有了新的标签——“卵妹”。这是王述知道的一个新名词，意指在代孕过程中提供卵子的女性。

“卵妹”由第三方中介提供，中介与代孕机构形成合作关系。

代孕机构在服务王述们时，会配有一个代理人和七八人的团队。2018年4月，王述拿到了代理人发来的第一份“卵妹”的电子简历。每一份简历，前面连续几页都是照片，后面接着文字资料。

外貌好看，是王述的第一挑选标准。

那段时间，他每天收到十几份的简历，“卵妹”年龄区间从22岁到25岁之间，籍贯、身高、体重、学历、血型、是否有家族病史也分列其中。看了三四十份时，王述终于确定其中一人。

确定后的步骤是视频。为了确保长相的相对真实性，他们选择了微信视频聊天。为了避免“卵妹”被王述截走，导致中介费泡汤，双方的微信账号都是卵子提供方新注册，提供给他们使用。

视频的过程一共有四方在场，即王述、代理人、“卵妹”、卵子提供方，关于卖卵的原因和价格，被禁止提及。

王述提过两次，都被卵子提供方打断了。

不过，后面的事情发展并不顺利。第一个女孩乘飞机到广州，进行身体检查才发现自己没有左侧卵巢，提供的卵子数量有限，只能换掉。

第二个女孩则因偷偷服用抗抑郁药物，被代理人发现，再次中止。

直到2019年2月，王述终于和第六位确定下来的女孩见面，对方成功提供卵子。代理人提出要帮二人合影，为了避免给对方添麻烦，王述拒绝了。

此时，距离王述拿到资料已经过去将近一年。

王述很快支付了13万元给中介。等到精子和卵子结合形成胚胎时，他已经支付了40万元，近一半的费用。

王述属猪，他希望自己的双胞胎男宝宝在2019年降生，跟他同一个属相。

但事情并未如愿发生。

寻找并挑选母体，本来是王述无意参与的步骤。对比起卵子，很多客户并不怎么在意代孕者的长相和身材等外在条件，只要子宫状态健康即可。

王述了解到，目前国内代孕者年龄普遍在30岁以上，比卵子提供者年龄更大。

如果一切顺利，胚胎进入母体后，只需要7个月，王述就能获得宝宝。然而，在已经确立母体时，王述和代理人先后拒绝了两位代孕者。王述庆幸自己做了这样的决定，因为如果宝宝在2020年出生，他自身的工作和经济压力也会因此增大，孩子未必会得到好的 。

从胚胎形成到当下，已经过去快两年了。王述用以安慰自己的理由是：胚胎可以无限冷冻。

领养我国2001年开始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换句话说，代孕在我国是非法的。自然，不受法律权益保障的，除了代孕者、卵子提供者，还有部分因代孕被牵扯到这个世界上的新生儿。

王述并非不知情。委托代孕前，他寻求过领养。

2016年，他咨询过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的工作人员，对方给出的答案是，同性恋的身份对他不利，考核起来会比异性伴侣组成的家庭更复杂，成功率不高。这是他预料中的结果。他的一位德国朋友，因为同样的身份，最终不得不选择跨国，从泰国领养孩子。

“我为什么不干脆养自己的孩子呢？”后来，他这样告诉自己。

他也听说过代孕“流水线”上的问题。比如，代孕机构人员提起过，婴儿降临，但客户却弃养。然而，对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的向往，最终压过了这些隐忧。

他更多保持着乐观。他想好了，等这对双胞胎宝宝出生，就去向父母“出柜”。他还拉着男朋友跑去家附近的商场，统计国产、进口奶粉的价格，从衣食住行等各方面计算两个宝宝可能产生的开销。以五岁为节点，他得到的结论是：他负担得起。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他能顺利收到自己的“定制”宝宝。

在北京，王述有着不错的生活。销售工作让他实现了年薪百万。除此之外，他也算得上网络红人，微博上有20多万粉丝，抖音上也有40多万，数据最好的那条短视频，播放量高达300多万。

在他的设想里，代孕宝宝，会让他的生活锦上添花。

事实上，关于地下代孕，新闻媒体屡有报道。有些移植手术在条件简陋的民宅里进行，代孕妈妈们被囚禁一般管理，还有人因为怀着双胞胎早产，抢救时却遭遇中介和客户拒绝支付医疗费等等。

而从根本上，当生育能力变成一种商品，无论是代孕者、卵子提供者、购买者的权益都无法得到保障，这其中暗藏着一套剥削女性身体价值的、严密的逻辑，也暗藏着对婴儿人权的威胁。

罕有人能成为最终的受益者。

只是，身在其中的王述似乎不认为，这些“不幸”可能降临在自己身上。

（应受访者要求，王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