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江门华侨博物馆内，珍藏着一份背面写有“血书”两个字的契约书。这份契约书是1940年签订的，即便时间距今过了81年，这份契约书的内容，看起来仍然触目惊心。

“立书人：郑潮炯与妻钟氏，今有亲生第四子于本年六月十三号，即旧历庚辰年五月初八日亥时生，因儿女众多无力抚养，我夫妻两人同意情愿将此子出卖与广东肇庆高安赵炳南先生为嗣，改姓抚养。”

契约书中写道，卖家是一对夫妻，男方叫郑潮炯，他妻子被称钟氏，两人一起将出生不足2个月的亲生的第4个儿子，卖给了一位广东肇庆名叫赵炳南的人。

若不了解背后的缘由，单看契约书内容，可能很多人会破口大骂。一骂，那个黑暗的社会，1940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老百姓饱经磨难，日子最难过的时候，卖儿卖女在当时并非稀奇事；二骂，这对夫妻，狠心至此，竟然将刚出生不久的亲生孩子卖掉。

事实是，这份令人触目惊心的“血书”卖子契约的背后，映射的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时代，与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

1904年，郑潮炯出生在广东新会一个叫许坑村的地方。他家里非常贫穷，父亲靠卖鱼为生，郑潮炯童年的记忆，只有贫穷与困苦。那时候的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老百姓饱受各种欺压凌辱，在乡里活不下去，自然要想法子往外跑，但求有一口饭吃，有一条生路走。

17岁时，郑潮炯伙同家乡的邻里乡党，前往香港，谋求一点温饱，赚到微薄的收入后，又同老乡们辗转前往马来西亚山打根，在异国土地上，当最底层的小贩，靠起早贪黑卖小吃，做勉强糊口的小生意。

因省吃俭用，郑潮炯也渐渐攒到了一些积蓄，虽然数量比不上大富之家，但是总比村中赤贫的家庭好上不少。他带着那稍许积蓄，回乡迎娶了妻子钟彩合，并在婚后不久，将钟彩合带着，夫妻二人共赴南洋一带过活。

山打根是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郑潮炯、钟彩合夫妻一直在山打根做些贩卖瓜子、花生的生意。十多年来，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小生意仅够养家糊口，家中境况很是清贫。本来，穷就穷点，日子也还远远未到卖掉亲生儿子的地步，但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那时的中华儿女们，在中国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远在海外的华侨们，又何尝能安然地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

1937年，在当代几乎人人都会唱的《我的中国心》远未诞生。那两句脍炙人口的歌词“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当然也无人知晓。但是，不论处于什么时代，不论时光怎么变迁，中国人的中国心、中国魂，怎会随意更改？

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海外侨胞历史久远、人数最多的国家。自辛亥革命开始，海外侨胞一直在推翻中国千年的封建制度，开启共和制度这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孙中山先生就曾说过“华侨乃革命之母”这样的赞誉之词。

试问，在日本侵华国家危难之际，具有一颗与祖国共存亡之心的海外侨胞们，如何能不纷纷响应国内抗日救亡运动，为国家民族出钱出力呢？

1937年8月15日，马来西亚华侨筹赈祖国委员会成立，这个组织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发起，旨在号召身在南洋的华侨们团结起来，为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捐款筹款，送去资金与援助。

郑潮炯眼看着祖国遭受日本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地欺凌，内心也极度愤恨。他虽然只是个勉强度日的小贩，他也深深渴望，能为祖国尽自己的一点力量，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

郑潮炯义不容辞，决定以义卖瓜子筹款的方式为祖国出力。郑潮炯的大女儿郑月香，在后来回忆到，她小时候就被父亲领着，在山打根义卖瓜子，父亲当时洪亮清晰的吆喝声，她在年老后，都深深记在心中。

“朋友啊，我做善事啊，救济（中国）打日本啊，多少钱你放进去（箱子）。有钱给多一点，没有钱给少一点。”

但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华侨，在海外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生活个个都举步维艰。当时的华侨，要么在华侨工厂门口做些小买卖，就如同郑潮炯一样糊口度日，要么就在工厂里靠打工挣钱，很多华侨工人的工资，还经常被赊欠，为了生存，只能忍气吞声，日子苦不堪言。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义卖瓜子是很难筹到许多捐款的。

为了援助祖国同胞，郑潮炯毫不气馁，继续走街串巷的义卖，却在1939年时，一件令他尤为悲痛欲绝的惨事从家乡传来。

日本侵略者侵华的铁蹄，践踏到了广东江门，郑潮炯的父亲，惨遭凶残的日军杀害。他父亲被日本人用枪打中肚腹，肠子都流了出来，那些凶残的日本人还不罢手，将他父亲拖到角落里，连开4枪打死。

郑潮炯的老父亲，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啊。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打的郑潮炯心头就像被人燃了一把烈火，日日夜夜焚烧着他的五脏肺腑，令他痛苦的日不能食，夜不能寐。

国仇家恨，何以得报？来犯日寇，何时杀绝？

郑潮炯看着手中义卖瓜子得来的一点款子，心急如焚。钱！钱！筹钱！必须要筹到更多的钱，支援祖国抗日！

当时，钟彩合正身怀六甲，是郑潮炯的第5个孩子，第4个儿子将于次年出生。家中本就贫穷，再养个孩子，本就困难的日子将更加难过，而抗日救亡的款子，还差许多许多……

郑潮炯就像被逼入绝境的野兽，被迫无奈万不得已之下，他想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卖子筹款。

郑潮炯经过痛苦不堪的深思熟虑之后，在一个寂静的夜晚，对钟彩合说出了自己的打算。他说，不管这第5胎孩子，生出来是男孩、还是女孩，他都想把孩子卖给别人，卖来的款子，就用来支援抗日救国运动。

一听这话，钟彩合的眼泪刷刷落下，不多时哭得泣不成声。她一直很支持丈夫的义卖瓜子筹款举动。

郑潮炯义卖瓜子，耗时耗精力，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山打根的每个角落。他卖来的钱又不能动用，但家中的日子，总要过下去呀。

她一直默默地靠卖水果，扛着养家重担，还要背着年幼的孩子做生意，同时操持家务，其中辛劳艰苦，难以言说。多少次，卖黄梨的时候需要将黄梨切开，她切黄梨切到她手都烂了，手一动就刀扎一般疼。

家中生活艰难，便是买菜，也不敢去市场买，只能趁菜市场散市的时候，挑拣一些别人丢掉不要的菜，回家勉强烧了吃。

一个女人，辛苦持家，一辈子所追求的，不过是一家人圆圆满满。但是，她可怜的第5个孩子，还未出世，就要面临被卖掉的命运。郑潮炯对钟彩合说：“没有国，哪有家。”

多年的相濡以沫，多年的艰难度日，令钟彩合很快理解了丈夫的一片苦心。她当时只是哭泣，并未说些什么，直到2013年时，钟彩合已是鸡皮鹤发的耄耋老人，她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将她那时的心里话说了出来。

钟彩合说，她那时想的是“无所谓了，给别人也是中国人，哪家养大都一样，把儿子送过去，以后还可以打日本人，有国才有家。”

1940年6月13日，钟彩合分娩，生下她的第5个孩子，也是她的第4个儿子。孩子在她身边还未待满2个月，仅40天的时候，郑潮炯夫妻与一位祖籍广东肇庆的华侨赵炳南签订了卖子契约。赵炳南以80元钱买下孩子，收为养子，孩子改姓赵，起名赵超余。

签订契约的时候，郑潮炯双手颤抖，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在卖子契书的背面，写下了“血书”两个字。这两个字，饱含他对四儿子的不舍与愧疚之情，同时，也代表着他破釜沉舟一般誓死抗日的决心。

郑潮炯将卖掉孩子换来的80块钱，全部捐给了马来西亚华侨筹赈祖国委员会。这件事在南洋华侨圈里，掀起了轩然大波。

许多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郑潮炯的举动，轰动了当时整个南洋和华人社会，激励着更多华人，毅然决然地加入到抗日救国的热潮中。

很多茶楼、商店、饭庄、药店都来支持郑潮炯的募捐活动，各地的华人媒体，也对他的事迹争相报道，渐渐地，郑潮炯的个人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也筹到了不少抗日救国款。

在1937年至1942年初的5年时间里，郑潮炯风雨无阻地进行着义卖瓜子活动，几乎走遍了整个马来半岛。他身上背着装满瓜子的铁箱，身上挂着义旗，在马来半岛的大街小巷不辞劳苦地走了一遍又一遍义卖瓜子，他从早到晚的劝说大家抗日救国。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郑潮炯5年间，一共筹得18万多元，并将其捐献给了陈嘉庚先生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

以那个时代的货币额度来说，18万是一笔巨款。郑潮炯将每一分款子的来龙去脉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凡是义卖捐款金额达到1元的，他都会亲手写好收据给捐款者，手续清楚明白，没有一丝含糊。

而这些款子，都通过陈嘉庚与“南洋华侨筹赈总会”，陆续送到了国内抗日仁人志士的手中，陈嘉庚曾与1940年5月31日抵达延安，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坦诚交谈。

1944年4月，毛泽东还亲题“华侨旗帜，民族光辉”8个大字赠予陈嘉庚。这里面，当然也有对郑潮炯等千万海外华侨、无名英雄们的赞誉之意。

1941年12月8日，丧心病狂的日军入侵马来半岛，史称马来亚战役。1942年2月18日至25日，日军针对新加坡华人，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大肃清行动，将几万人抓走，当中绝大多数被带到郊区或偏远的海边予以集体枪杀，或被投入海中，剩下则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

郑潮炯的事迹时常见报，在那样危险的环境下，他首当其冲，成为了日军的重点搜捕目标，无奈只好躲藏度日。

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下，郑潮炯一家人躲藏苦熬了三年多，1945年8月，终于盼到了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消息。

侵略者被赶出中国国门的时候，举国欢腾，郑潮炯夫妻算算日子，他们卖掉的第4个儿子，也已经五岁多了。他们牵肠挂肚地想念着那个孩子，却有苦不能言，两夫妻经常相坐垂泪到天明。

在这样的苦难折磨中，郑潮炯也没有放弃继续义卖瓜子。他于1947 年至1948年7月，继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义卖瓜子，筹款近4万元，将善款用于社会公共福利所用。他捐给华南救济水灾难民，捐给孤儿伤兵，有剩余的款子则分别捐给马来西亚的慈善机构。他的善举，多次受到当地华侨团体的表彰。

1965年，郑潮炯61岁，已过花甲之年。距离当年“卖子”之事，已经过了25年，当年卖子的事情，一直像伤疤一样横亘在他心间，他寝食难安，求助新中国。经过新中国侨务部门的积极热心帮助，终于，郑潮炯在广东肇庆打探到了赵超余的消息。

郑潮炯夫妻喜极而泣，他们与赵超余多次书信往来，建立了联系。1969年，中国侨务部门在他们的家乡广东新会，为他们父子，安排了一场特殊的见面仪式，这是时隔29年后，父子首次见面。

赵超余自成人懂事后，一直对自己被亲生父母卖掉的事实耿耿于怀。尽管知道父母当时所面临的绝境，他与父亲见面后，还是忍不住问“为什么卖掉我”。

郑潮炯如同多年前回答妻子一样，回答儿子：“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没有国哪有家。”

赵超余深藏在心中多年的心结，因父亲的亲口解释，终于慢慢地解开。他如同母亲一样，理解了父亲，理解到父亲这样做是为了国家，为了抗日。

多年后，赵超余的儿子赵卫国先生，面对记者采访时曾说郑潮炯在认回赵超余时，没想过给儿子改名换姓。郑潮炯很有契约精神，他坚持既然双方有约在先，他就应该尊重儿子养父母的权利，不能让孩子改姓。

钟彩合也在之后的采访中回忆，郑潮炯为赵超余的三个孩子取名为“赵卫家”、“赵国强”、“赵国龄”。郑潮炯在为后代取名字时，将自己的爱国心意完全表露了出来，寄托了他对子孙后代秉承他的志愿，继续报效国家，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情怀。

1984年，郑潮炯因病逝世，终年80岁，结束了自己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2016年4月，郑潮炯的二儿子郑社心、郑潮炯侄子郑锦龙、侄孙郑维雄等人一同回国，将郑潮炯义卖瓜子筹款所用挂袋、郑潮炯筹款所穿衣服、郑潮炯捐款收据、郑潮炯的华侨登记证等相关物品资料，捐献给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在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全面抗日的战争年代里，郑潮炯以自己对祖国的赤胆忠心，以不屈不挠的力量，尽力援助国内抗日力量，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立下了令后代敬仰的功劳，也为后辈们，留下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今社会，国泰民安，反而有许多人被物欲迷花了眼。在最近一段时间，有新闻媒体报道，浙江一名男子，以15.8万人民币的价格，将亲生儿子卖了，然后拿着这笔巨款，开始游山玩水到处挥霍，并且恬不知耻地频发朋友圈，在朋友圈里炫耀他的潇洒与豪奢。

将郑潮炯与此人做对比，人品的高下与低劣，清楚分明可见。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郑潮炯一穷二白，只是一个卖瓜子的小贩，尚且知道报效祖国，尚且为了筹到抗日救国的款项，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而为何如今这和平盛世，有人精神贫瘠到这种丧心病狂的地步，眼中除了金钱与享乐，再无其他呢？由此可见，没有信仰，没有敬畏之心，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再举个例子。1935年，红十军团21师师长胡天桃负伤，被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少将王耀武抓获。

王耀武审讯胡天桃时，见他身上穿了3件衣服，每一件都是单衣薄衫，上面还都打满了补丁。当时正值寒春，冷风刺骨，胡天桃身上除了破衣烂衫，连脚上穿的草鞋都是不同颜色的。他身上背着破破烂烂的干粮袋，袋里却没有一丁点的干粮，只有一个破旧的洋瓷碗。

这样走出去，会被误认为乞丐的人，竟然是红军将领，还是个师长？王耀武受到了很深的震撼，他怀着莫名的敬意，想要劝降胡天桃。可胡天桃面对国民党的功名利禄引诱，毫不动容。

他说：“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

他说：“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耀武无法说服和劝降胡天桃，很快，胡天桃被枪杀，英勇牺牲。而胡天桃人虽死了，他对信仰的坚定，他宁死不屈的决心，却让王耀武整整记了一辈子。

胡天桃与郑潮炯，是何其相似的两个人。

在民族最危难之际，他们都在为救国而奋斗，一个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一个宁愿牺牲自己的亲情。

如今，这盛世，正如已牺牲的革命先辈们所愿。却也激励着我们后来人，不要在盛世繁华中迷失自己，坚持爱国的底线，坚持做人的底线，才能不枉为人一场。

谨以此文，纪念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们，英雄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