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镌造砖图说》

此书为雕版刷印，乃是古纸研究专家陈龙先生所赠，他在微信中告诉我所赠之物的相关信息：

一本是这两年做的雕版《造砖图说》，内容是苏州御窑金砖厂请人新画的图，具体由我帮忙操办。红蓝各100册，墨印棉连200册，黄料200册，玉扣600册。因为他们不做发售，都是做为礼品送，今年才全部制作完成。给您寄了一册绵连纸本，请您批评。另一本是鄙乡印文堂缪澄军先生做的古籍仿真复制品，另有几页《草窗韵语》的印样，也请您过目。

而后陈龙先生又补了一句“现在红蓝有点烂大街，所以左思右想还是寄墨印本显得真切。”这真是难得的想法。其实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人投市场所好，将新刻之版一律刷为红印或蓝印。如此迎合市场的方式，也包括了几位著名的学者，他们木版刷印的某几部书，几十年过去了，我所见没有一部是墨印本。陆墓御窑金砖厂的做法倒是值得夸赞，想来这应当是陈龙先生的主意吧。

此书虽然是传统的线装本，然而在函套的背面却贴着一页版权页，这也算是中西合璧。版权页上显示的内容涉及到本书的方方面面，比如该版雕造完成于2018年，全书仅一册，而本书的主编为苏州金瑾，执行主编是周震麟，图版绘制为马路，陈龙先生则以介甫之号荣膺特约编辑，本书的设计排版为张弥迪，雕版者则是扬州古椿阁。如此详细的版权页，省去了多年后人们考证此书颠末的麻烦。

就内容而言，本书乃是汇聚各种与金砖制造有关的传统文献，例如明嘉靖年间工部郎中张问之所撰《甲午重刊造砖图说叙》，余外则是《请增烧造工价疏》，以及《四库全书》收录的《造砖图说提要》等等。我对造砖完全外行，只是小时候在山根看到过一家造砖厂，我特别好奇于从黄土变成红砖的全过程，后来听说那里面的工作人员基本是劳改犯，当时看着这些人光着膀子搬进搬出，无论如何也感觉不到他们是坏人。

然而那种砖制作得颇为粗糙，后来我在故宫的三大殿内看到地面上的金砖，与砖厂的红砖有着宵壤之别，尤其当故宫闭馆时，若走入三大殿中，地面上的砖能够像镜子一样清晰地照出自己的尊容。这让人由衷地赞叹当年造砖工艺如此之高，而故宫的老先生会向我讲述这种金砖繁杂的制作过程，由此也让我了解到，原来故宫里的这些金砖基本都出自苏州陆墓。

《嘉树堂序跋录》陈郁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乃是王燕来兄转来者，书中有陈郁先生的题赠之语，想来这也是燕来先生的美意，他说这本书我会喜欢，而拜读之后果如其言。

从作者的代序中了解到，陈郁先生喜欢收藏，曾经涉猎过不少的门类，但近些年他集中于明清织绣、明人扇页和碑帖印谱，对于这三项主要的收藏，最后一项上手最晚，然而他的研究成果首先受到重视者，也是最后一项，陈郁认为这说明该类图书在市场上有好的关注度。

翻阅这部书，里面所收之文除最后两篇为印谱外，其余均是谈论作者所藏的碑帖，而碑帖文献仅有一篇谈到帖，其余所谈均为碑，由此也可看出陈郁先生的收藏偏爱。

本书所收第一篇文章谈的是《三老讳字忌日碑》，此碑乃江南少有的汉碑，正因如此，爱好碑帖之人对此颇为看重。原碑至今依然屹立在西湖孤山上，我曾数次趴在铁栏杆上向内张望，其实看原碑远不如看拓片清楚。此碑拓片流传颇广，市面上所见绝大多数为整纸拓本，而陈郁特别之处，则是他所藏的为剪裱本，他在文中明确地说：“笔者稍喜好册页装裱者，易于插架，案上把玩。”

陈郁先生每篇文章都会谈到所得碑帖之处以及得到的价钱，这样的信息对于后人研究碑帖收藏时，最具实用价值。比如他谈到这册三老碑时，讲到该册剪裱本首次现身于1999年嘉德秋拍，当时的成交价近5万元。2004年，上海崇源秋拍此品再次出现，底价标为6万，因无人应价而流拍。2012年嘉德春拍此物再次出现，陈郁见到后，颇为喜爱，于是与人竞价，以57万余元拍到手，这真可谓“好书到手不论钱”。

陈郁也有访碑之好，书中谈到了几块曲阜孔庙所藏的汉碑，陈郁都配上了原碑的照片，并且他将照片上的字迹与所得碑帖进行比较，以此来印证碑帖磨泐情况。比如《孔宙碑》，陈郁谈到嘉德公司近年上拍的两件难得旧拓，一为丁念先旧藏本，2014年嘉德春季小拍中以100余万元成交，另一本为王有林旧藏本，2015年嘉德秋拍以200余万元成交，而前一本为陈郁所得。

陈郁为什么要花这个价钱买此拓本，他首先说“初步定为明初拓本”，以此说明，明拓汉碑是何等稀见。而后他在文中谈到了递藏，因为本册中钤盖有“李方赤考藏金石文字”印，而此人即是李璋煜，其为金石大家陈介祺的岳丈。对于此碑所拓时间，前人认为是宋拓，因为王崇烈在题签中明确写为“宋拓本”，而王崇烈乃金石大家王懿荣的次子，他的所言代表了那一代人的观点。但陈郁并不因自己得到了此物，就会首肯前人的所言：

依笔者之见，尽管此本纸墨甚古，拓法甚早，但断不敢上溯至宋。笔者以为，前贤所言“汉碑无宋拓，摩崖无明拓”，还是有相当道理的。笔者是典型的“保守派”，自然会恪守这一传统说法，而不越雷池一步。

这段话表明了陈郁的收藏观，他在文中同时称：“宋拓仅现于唐碑，而汉碑充其量早至明初而已。”对于《孔宙碑》的考据问题，陈郁提到了张彦生的《善本碑帖录》，此录中也未谈到《孔宙碑》有宋拓，张彦生只是将此碑最早的拓本称为“最旧拓本”，并称：“宋已有很多著录，宋拓本可信者少，所传多明初拓本”。而对于明初拓本的考据字，张彦生提到《孔宙碑》第二行“少习家训”之“训”字右“川”部中竖末端与下面细小石花未连，等等。陈郁在文中还提到王有林旧藏本乃是龙美术馆所得，并谈到了此本的考据字问题。

陈郁在碑帖原石的出土时间上也有着自己的研究，比如《元公暨夫人姬氏墓志》，他提到了方若在《校碑随笔》中的所言：“二志嘉庆二十年在陕西咸宁出土，为武进陆劭闻耀遹所得，辇归乡里。”方若之言为其他碑帖专家所沿用，然而陈郁却查了嘉庆二十四年刊刻的《咸宁县志》，此志中所载这两方墓志的出土时间则为嘉庆十二年：“《元公夫人姬氏墓志铭》，大业十一年（615）合葬大兴县，正书，二石并于嘉庆十二年（1807）出土，今归常熟陆氏。”

《咸宁县志》的编纂人之一就是陆耀遹，而陆为该墓志原石的藏者，想来他的所言更为准确。但陆耀遹在同治年间刊刻的《金石续编》卷三中却又称：“此与夫人姬氏志石，并于嘉庆初出土。石完整，无一字剥蚀，所空十二字乃本未上石者。予得拓本珍玩数十年，并二石购得之，以嘉庆二十三年（1818）夏载之江左，藏于家。”

陆耀遹在此段话中又将此墓志的出土时间说成了嘉庆初年，这与他在《咸宁县志》中所说的嘉庆十二年有了出入，究竟此墓志出土于何时呢？陈郁说他倾向于初年之说。而寒斋藏有方药雨在《校碑随笔》出版之后的增补底稿，可惜那批手稿数量较多，我一直没有来得及整理，但手稿中的有些观点显然是对《校碑随笔》一书的修订，不知道此条说法，他是否已经做了更正。

除此之外，陈郁对他所藏的拓片多有考证，可见他藏碑帖时间既晚，时间又不长，却能做得如此之深入，这正是他令我钦服之处。

《藏书报2019年古籍保护专刊》

2020年1月10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了《藏书报·古籍保护专刊》专家座谈会，我有幸参加此会。与会人员有张志清、姚伯岳、李国庆、翁连溪、刘家真、刘蔷、艾俊川、王红蕾、杨健、刘禹、汪帆、荆秀昆、郑小悠、何朝辉等二十余位，会议由王雪霞主持，首先由古籍保护专刊主编刘晓立做主题汇报。刘晓立讲述了这一年来该专刊的各方面问题，在座各位老师则从各个角度评价该刊，同时提出相应的建议。在开会的过程中，我临时起意，请刘晓立在该合订本上写下一段话，而后请每位与会者在上面签名，遗憾的是陈红彦老师因有事先走，未在上面签名。

翻阅本刊，可以看到一年来各种与古籍保护有关的活动，其第一页乃是2019年1月7日刊发的《纪念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而前一度我在国图的另一个会议上见到了郑振铎先生的嫡孙郑源先生。郑先生说，他祖父120周年诞辰会时，他在会上找我，但没找到，他特意问了工作人员，国图的人告诉他，我恰好在外地开会。此次与郑源先生见面时，他又介绍他的儿子郑炜昊与我相识。炜昊先生现在国图工作，而后的几天，我再次到国图时，恰好又在郑炜昊先生的工作部门，这样的缘份真的令人欣喜。而今我从此刊中看到了当时的报道，又让我想起在温州参观郑振铎纪念馆时的情形。

《古籍保护专刊》不仅刊发一些相关的信息，同时也有不少的知识点，比如专刊上有国家档案局研究员荆秀昆先生所办的“古保问吧”，其中一期谈到了函套的问题：

函套的里层材料（衬底）如果使用质地松软、表面粗糙的纤维、马粪纸、瓦楞纸等，钻蛀性害虫（鞘翅目皮蠹、窃蠹等）极容易在表面产卵，幼虫钻蛀进古籍内部造成虫害；如果使用淀粉类粘合剂，极容易吸引毛衣鱼、蟑螂等害虫取食；淀粉类粘合剂还容易为微生物生长提供营养，使函套表面生霉；函套表层如果使用塑料、漆布等不透气的材料，很容易生霉，同时滋生一些如书虱、薪甲等食菌类昆虫。

看来函套所用纸板有着特别的讲究，一旦使用不当，就会产生坏的效果。古保专刊中还连载浙图汪帆老师所写的寻访手工纸的经历，这个栏目颇受爱书人欢迎。余外我在上面还看到了许多师友所写的相关文章，真可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共同努力，办好专刊，同时也使古籍知识得以更加普及。

《来新夏文集》，焦静宜等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焦静宜老师所赠。该书乃是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学术委员会主编的《南开百年史学名家文库》之一种，故前有学术委员会主任江沛所写总序，该总序中提及，为了庆祝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该校策划了一系列庆典活动，这套书系为重要项目之一。2018年11月，该委员会集体商定该书系的入选原则，乃是1923年建系以来已去世的具有代表性的著名学者，他们分别是：1923年历史系创系主任蒋廷黻，20世纪20年代在文学院任教的范文澜，明清史专家郑天挺，世界上古史专家雷海宗，先秦史专家王玉哲，亚洲史暨日本史专家吴廷璆，唐元史专家杨志玖，美国史专家杨生茂，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家杨翼骧，北洋史、方志学家暨图书文献学专家来新夏。

本书的编纂体例乃是根据来先生的研究方向，分为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及其他四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注意到来先生所写《儒家思想与〈史记〉》一文，该文谈到清王应奎在《司马迁论》中称：“著书本旨，无处不以孔子为归”。然而早在汉代，班固就批评《史记》一书“先黄老而后六经”，对此历代学者多有论辩，而来先生正是针对班固的这段批评之语展开论述。比如司马迁在自述儒家道统时提到“周公卒五百岁后而有孔子”，而孔子卒后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人，这人是谁呢？司马迁没说，然而，却有一句“小子何敢让焉”。这句话足以说明，司马迁以孔子正传自居，所以来先生评价他说：“已俨然以道统所在自任。”

其实班固等人批评司马迁有道家观念，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对道家思想有着研究，想来这些观念也会传导给其子，但更为重要者，则是司马谈让司马迁拜董仲舒为师，而董仲舒属于儒家中的公羊学派，所以司马迁的学问底色是儒家，但是在有些观念上也吸引了道家，来先生正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展开辨论性研究。

来先生所撰《太平天国底商业政策》一文也是有意思的话题。此文首先称：“太平天国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的实际政策多是推动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就其商业政策来看，表现得尤其明显。”同时来先生接着说道：“在最早的时候，太平天国根据空想的共产主义思想，以为‘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

看来太平天国的政策制定者有按需分配的思想，而他们制定出的政策则是：“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这个政策若实行起来，看来远比“朕即天下”要厉害得多。但来先生说，这样的政策实施起来是不可能的，根据他的研究，太平天军实际上实施的是轻税政策，理论跟实践反差如此之大，确实让人难以适应。来先生还讲到太平天国实行的公卖政策，文中举出了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的所言：“　　贼之交易，颇足资贼，盖掳得百货，凡不济用者，或所掳过多者，皆于屯镇屯积，命三五贼目招徕交易，较常价倍减，乡民始犹疑惧，既见靡他，遂趋利争赴。或以钱买，或以米豆互易，不数日销售净尽，船载钱米赍送贼巢矣。”

太平军把抢来的各种货物以很低的价钱卖出去，而他们买卖的物品及交易方式，文中又写道：“百货之中，尤以淮盐及湖北布棉为大宗，载江淮之盐，运至兴口蕲黄，卖与民间，掳得湖北布匹、棉花，复卖于安徽江南百姓，物皆掳来，全无资本。”

这样的交易显然没有成本意识，因为东西是白来的，当然可以任意降价或交换，但问题是正常的经济运转如果以这种方式来实施，怎么可以为继呢？因为太平军以此卖出的钱财除了日常开支之外，还用来从外国人那里买洋枪洋炮。来先生在文中引用了李秀成《复戈登书》中的所言：“至各人军装炮械，彼此皆知底细，你处图利，我处置办，听从通商，原无禁令，此时你处如有枪炮洋货，仍即照常来此交易。”

来先生还在文中多处引用相应的文献，当年太平军与清军作战，所向披靡，除了作战勇敢之外，看来武器精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历史就这么吊诡，任何事情的对与错，看要站在哪个角度来说，但是对事实的深入研究，显然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所在，而来先生在那么多方面都能搞出重要成果，这正是他令人钦佩之处。

《天一阁藏清代珍稀稿本提要》，周慧惠、刘云、袁慧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责编王燕来先生所赠。王先生总是惦记着我喜爱目录版本学之书，凡是他责编的相关之书都有所赠，以他的口头禅来说：“这部书你用得着。”这真让我感念朋友之情谊。

关于为什么要对天一阁所藏的清代稿本单作一本提要，周慧惠在本书的《前言》中首先写到了天一阁创建的历史，以及历代人们对天一阁藏书的研究成果，而后她写到了一段“但是”：

在天一阁现存藏书中，范氏原藏只占了十分之一，而绝大部分古籍都来自四明藏书家的捐赠，如朱氏别宥斋、冯氏伏跗室，以及杨氏清防阁、孙氏蜗寄庐和张氏樵斋等。宁波历来是藏书重地、文献之邦，藏书家们竭力搜罗，所得珍本秘笈不计其数，现多藏于天一阁，其中清代稿本不仅数量大而且品质精，有一大部分是世间孤本，具有极大的文物、文献和版本价值。

天一阁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虽然库中所藏之书大多已失散，但很多当地藏书家为了恢复天一阁藏书的盛况，陆续捐出个人藏品来充实天一阁，这些捐献之品有不少都是稿本。但周慧惠说道，宋元稿本及其稀见，即便是天一阁所藏的明代稿本，也只有一部，但天一阁保存的清代稿本却不少，更为难得的是，天一阁所藏清代稿本中，有三分之二属于未刊稿。关于这里所藏清代稿本的数量，周慧惠报出了260种，而后她分别谈到了经史子集每一种的数量，接下来她在《前言》中举例出一些重要稿本，比如黄宗羲的《明文案》、万斯同的《明史稿》，这些大名头的重要著作，仅听名字就足以令人炫目，可见天一阁藏稿本质量之高。

本书以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进行排序，每部之前冠一篇序，以此来介绍天一阁所藏该部稿本的整体状况，其内文基本上是一张书影、一篇提要，而提要部分撰写得颇为平实，对书中的特点以及前人著录的错误并不隐恶。比如佚名所撰《诗经纂》，提要中评价该书说：“抄录精整，朱墨烂然，亦为读《诗》之一助”，紧接着又写道：

该书入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版本著录为“邵晋涵稿本”。按，此书钤有邵晋涵名章“晋涵之印”“邵氏二云”及闲章“我心舄兮”，但以上诸印与阁藏《解学士文集》所钤邵晋涵印不同，疑伪。故此书为邵晋涵稿本存疑。

邵晋涵为乾嘉时期著名大学者，而该书此前已入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并且注明就是“邵晋涵稿本”。但本提要的撰者认为这种题写方式证据不够硬，故将《诗经纂》的撰者改为“佚名”，同时注意到了稿本上所钤印章可能是伪印。可见书中并无邵晋涵所批之字，否则从笔迹上就可以对比出真伪，专靠藏印来作证据，显然会出问题，更何况，这三方印看上去篆刻技法低劣，所用印泥也颇差。也正因如此，让我更为佩服这篇提要的撰写者。

但是，本提要中将一些批校本视为稿本，这也是我一向本持的观点。本提要中另有一篇《周礼摘要》注明为“清储欣撰，清王昶批注”，提要中转录了卷末落款：“乾隆四十九年岁次甲辰闰三月十有七日书竟，竹嶼氏手录。”但竹屿氏是否就是储欣，这一点难以确认。提要中谈到储欣字同人，号在陆，并未有“竹屿氏”之号。就我所知，清乾隆时期苏州吴泰来号竹屿，然吴在乾隆四十三年已去世，可见与落款不相符。提要猜测说，竹屿氏“疑为王凤生”。恰好前一段潘旭辉与朋友共同撰写了《王凤生年谱》，让我对此人有了更多了解，但王凤生出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而本抄本的落款为乾隆四十九年，从书影上看，该抄本乃是成熟的馆阁体，八岁的孩子似乎难以写得如此精整。该本中另有朱批，对于朱批的字迹确认，撰写着也下了功夫：

王昶存世批校本另有浙江图书馆藏清初毛氏汲古阁刻《说文解字》，字体风格和此本相类。亦有“青浦王昶”“经训堂王氏之印”二印。

故无论此本的抄写者为谁，有大名家王昶的批校，足以为此稿本增色。

从本书的书影中看到，列入稿本之书有一些乃是清代写样，可见撰写者亦将写样归为稿本之列。从书影上看，有些写样并无批校，能将此列为稿本范畴，这足见提要的撰写者对此有着自己的看法。其实如果属于未刊写样，将其列为稿本，当然是很正确的归类方式。总之，本书的出版，能够让爱书人或研究者了解到天一阁所藏清代稿本的情况，同时也从提要中了解到该稿的价值所在，而从归类上，则能够体味作者对于版本界定的思路。

《造极：沈尹默先生遗墨三种》，沈尹默书，刘禹、李京宇、张艳艳监制

泰和嘉成拍卖有限公司出品，2019年出版

前几天跟刘禹先生通话时，刘禹先生顺便问到我是否收到他所送的《造极》一书，我称确实未看到该书。几天后，我们在国图开会，刘先生又送了我一册。从牌记上可知，该书影印了三百部，再次赠我者为第280部。刘禹说，上次所寄赠者有沈尹默先生的嫡孙沈长庆先生的题赠语，将此丢失，真是遗憾。

本书前有沈长庆所写序言，首先谈到泰和嘉成公司陆续征集到他祖父的一批手稿，这些手稿大多创作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且未曾出版过，故沈长庆先生感慨说：

在历经了六七十年的种种磨难之后，我以为这些先人遗物早已灭失，再也见不到了。因为这不仅是沈氏一家的遗憾，更是中国书法史的巨大损失，所以，当这些日课和手稿再次一件一件地摆在我的案头上时，我的脑海中只盘旋着四个字：起死回生。

从这段话可了解到，拍卖公司从业者为了挖掘各种资源，所下工夫之大，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很多不为人知的重要文献得以面世。而对于这批手稿的价值，本书后收有蔡才龛所撰《从日课、讲演、批校看沈尹默的书法史观》一文，该文首先给出这样的断语：“论勤奋程度，在近现代的一众书法家中，沈尹默先生算得上是独占鳌头。”

在我以往的认知中，浙江的张宗祥先生抄书最为勤奋，他能一边接待客人一边手不停笔的抄写，一心多用，足以令人叹服。然而沈尹默先生的勤奋更在张宗祥之上，真不知道用怎样的形容词方能形容他的勤奋。而沈尹默自称：“予窃慕古人之风，居家日课，率作细字，十余年间，约计百万字。”

对于沈尹默的书法日课，蔡才龛在文中总结为三点：一是临习古人碑帖，二是抄录自己和朋友的诗词，三是遍写古今名篇。对于沈尹默日常写字的方式，该文则转录了沈先生行书《孙子》卷后面的跋语，该跋前半部分写道：

余尝以笔力强劲自得，字无论大小，纸无论厚薄，点画无不湮透纸背，扪而可识为何字。此纸绝不受墨，颖毫飘忽，无由着力，欲其恣肆则长爪踞牙，思用缠绕而蹙顿难展。余贯用争笔，比际亦不得不踟蹰缓行，殊无从容之态，意兴倦矣。遂直其腰，空其肘，悬其腕，高其指，长其横，申其竖，大其字，重揿轻提，明舒暗收，欣然渐复自如也。

如何来评价沈尹默的书法成就呢，蔡才龛说得颇为公允：

作为职业书法家，作为对中国传统书法有深邃认识的书法理论家，沈尹默一方面需要为生活而鬻字，书写符合大众审美观念和需求的作品；另一方面，他更希望探究到书法艺术的本质意义，在创作中能自由表达自己对书法本质的认识，不希望因时代风气变迁而有可能渐渐失去的书法本质在自己眼前彻底湮灭。

而对于沈尹默的书风所本，该文引用了沈尹默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若此卷也，结字用松雪之法，转圜用北朝之笔，间参《急就》，颠、素之意、方圆咸宜，点画润泽，力在骨中。陈眉公《妮古录》云：“吴道子《三十二相观音》水墨卷子，其上标题细字，字小而极轩翥，宽绰有势。”不亦近之乎？吾子吾孙，其能善体乃父乃祖之盛心也哉？

沈尹默令人敬佩之处，则是他继承传统，同时又能客观的认识传统，他的书法特色被视为帖学派，而蔡才龛在文中写道，沈先生乃是“帖碑融合，不帖不碑”，可见作者对沈尹默书法有着自己的认定。但这么懂书法的蔡才龛先生，我以往却未闻其名，突然想到，这会不会是“猜猜看”的谐音呢？难道此文是出自刘禹先生之手？我猛然想到，刘禹虽然主持拍卖行，然而他本人偏好于碑帖收藏，他当然对书法史了解得颇为透彻，看来哪天我要向他求证，这是不是他的研究文章，如果我猜对的话，就能浩然正气地向他索要更多的限量出版物。

《朱庆余诗集》

此乃陈龙先生赠送的第二部书，线装一册。我打开这部书时，首先关注了一下陈龙所提到的玳瑁别子，细看之下，这些别子果真制作得颇为精细。本书的制作从头至尾完全是仿古，甚至书前的扉页都印刷成了红筋罗纹纸的原貌，可见制作者之用心。

关于红筋罗纹纸，一向艳称于爱书人之口，但几十年来所见，基本都是席刻《唐百家诗》的零种，而席氏当年就居住在苏州洞庭湖东山岛，故该书的底本宋刻《朱庆余诗集》是否用的也是那批纸呢？从钤章上看，此书之底本曾藏于徐乾学、季振宜、汪士钟等大家邺架，后来归了铁琴铜剑楼，如此说来，该书底本转来转去，却一直都在苏州兜圈子，最后随着铁琴铜剑楼的捐献，到了国家图书馆。而此本后面同时影印上了黄荛圃和瞿中溶的跋语，这两位同样是苏州人。如此推论起来，红筋罗纹纸有可能也产自苏州地区，只可惜没有人记载这种纸张的制作过程，以至于失传后，到今日都不知如何将其仿制出来。

本书内附有一张像藏书票一样的版权页，上面列明：策划制作者为江阴印文堂，制作者为扬州古椿阁，其制作工艺为“艺术微喷方案”，看来这是一种新式的复制古籍办法，而封面用纸为“古法宣纸植物染色”，内页用料为“福建美玉堂连史纸”，装订用料为“进口优质防潮麻线”，呃……这句话有真真王麻子的意味。此票上还标明了书签用纸的原料“福建六十年代毛边纸”，于今而言，这是奢侈用法，而函套用料则标明为“草木染棉布”，当然也一并注明了“海龟壳别子”。该票中也标识出底本的版本“南宋临安府陈宅经籍铺刊本”。

本标签最重要的一行以大字来印刷：“非卖品，限定八部，此震部”。看来本书乃是以八卦来编号，能得其中一卦，可谓幸甚至哉，当然要歌以咏志。

《大象日历》

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

此为大象出版社司雯老师所赠。大概半年前，苏州的王道先生在北京的小众书坊举办了一场新书活动，蒙绿茶先生之邀，我参加了这场活动，而几年前我认识王道先生，也是绿茶介绍的。此次活动绿茶还邀请了方继孝先生，我们四人坐在小众书坊的台上一通胡侃，谈的全是与吃有关的话题，这样的话题最令听众解颐，而王道的那部新书就是大象出版社所出版，当时司雯老师来参加这场活动，故得以与之相识。

前一段她在微信中告诉我，大象出版社刚出了文创产品，乃是2020年日历，她给我寄来了一册。收到此日历，让我颇感惊喜，原因是这册日历讲述的全是造纸的过程，里面每隔一些空白页，就会有一个对折的八幅彩图，这些图从蔡伦造纸谈起，讲述的都是如何造纸的过程，这些图绘制得颇为精细，一望即知是古人手笔，而每一图分别配有一段以书法写成的说明，这让我对它们大感兴趣。翻阅这册台历，后面还有几页附录，乃是节选自潘吉星先生所撰的《中国三十大发明》之《造纸术》。

然而这本小册子说是日历，却只是在前面几页排出了2020年的年历，最后几页排出了2021年的年历，中间除了插图就是白纸，如此说来，这更像是一册笔记本。小册子的封面则以镂空方式展现出绿色的底色，而镂空的图案是一丛竹子，这恰好暗寓了竹子乃是纸张的原料。但我的猜测是否正确呢？于是我给司雯发微信，请她给我解惑。而司雯老师很认真，她说会找设计者沟通一下，请对方把插图来源、设计思路等写成文字发给我，这等认真，令我感佩。几天之后，司雯老师就转来了以下之文：

大象出版社笔记本设计介绍

大象出版社，其前身为河南教育出版社，1983 年 12 月成立；1996 年 10 月更名为大象出版社。建社30多年来，出版了一系列高水平的教材、教学辅助读物和学术著作。先后有 400余种图书获得国家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省部级以上奖项。

为了宣传大象出版社“服务教育、介绍新知、沟通中外、传承文化”的出版理念，大象出版社每年都会推出一个主题日历笔记本，以传统文化为主要设计理念，辅以精工装订，回馈重要作者对大象出版社的信任与支持。

2017年以朱仙镇木板年画为题材，设计的鸡年月历笔记本。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木板年画，木板年画始于北宋，发祥地为开封，朱仙镇距开封市仅22.5公里，凭借水陆畅达的地理优势发展为明清商业重镇。这本笔记本简单介绍了朱仙镇木板年画发展的历史沿革，并选择五子登科、状元祭塔、二进宫、王小赶脚、连年有余等24幅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经典题材搭配12个月的日历。笔记本封面为大红蚕丝纸张手工贴签，具有浓厚的传统民俗气息。

2018年为周历笔记本，开篇为绚烂的蜀绣配有二十四节气的拉页日历表。以周为节点，每周搭配一幅传统手工艺的美图，并搭以节气养生的小知识点和当季节气的诗词。设计本子是因着中国是手工艺大国，传统手工技艺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起到重大的作用，如织锦、草编、年画、笺纸、花灯、风筝、金银器、泥塑等都在这本小小的笔记本中有所展示，也体现出人类在生活中对自然发现与利用的聪明才智。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孔子言：不学诗，无以言。2019年的日历本便以《诗经》草木插图为题材，以压烙工艺烫印出丝丝水韵花叶，装帧色调清雅偏绿质，挑选出80多张诗经中出现的草木植物，如葛、葭、荼、艾、苹、菀等，以简言概括出该植物的生长特性，并配以它在诗经中的吟诵诗句，让读者在书写之际，也能在草木葳蕤中得到诗词的滋养。

造纸术是中国的重要发明，在漫长的时间中，工匠们一步步改良造纸工艺，使其为文化传播做出不可忽略的贡献。2020年的日历本便以《新诗造纸书画谱》为素材，通过二十四帧绘画和二十四帧释文记录了造纸工艺的全过程，如看竹体裁、伐竹作料、浸于池水、去皮存质、捶捣如丝、木槽盛之、需以帘床等，设计时选用了封面模切出竹子的形状，凸显出竹子为纸张的原材料的特质。内文选用不同薄厚、色泽的手工纸，如萤红、粉绿等，增加层次感，希望今人在使用触感光洁细密的纸张记录、阅读、书写时，触摸到不同的材质，看到绚烂的色彩，也对先人的手工造纸有一定了解。

这些日历本皆开本小巧，易于携带，便于书写。每年的题材均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希望读者在阅读之余，勤于笔记，在书写中感受到传统之美，手工艺之美。

从这段文字看，设计者介绍的是这些年来大象出版社设计制作笔记本的整体思路，为此司雯还要把前几年制作的笔记本给我寄来，我觉得这种做法有变相索要之嫌，于是婉拒了她的美意，请她只把前几年文创笔记本图片给我发来，我将此汇在一起，展示在这里，以供朋友们共赏。

关于这一系列笔记本的设计者，司雯老师告诉我，均出自大象出版社的美术编辑王丽娟老师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