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女性学者，你会想起谁？

这份名单一定不长，这是因为——女性，从来不是学术界的主流。

无论是高校教席，还是学术成果发表，越往象牙塔的顶端走，女性的数量就越少。

事实上，当一个女性决定从事学术事业，她所面临的限制无处不在：

“女博士是第三种人类……”

“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

“读书有什么用，女孩子总归要嫁人的……”

在高等教育阶段，诸如此类的声音试图阻止女性踏入科研大门。而当她们进入高校系统，生育、家务劳动等“天职”，则将她们挤出更多的机会之外……

然而，即便不断遭遇贬抑与打压，我们依旧看到，越来越多女性投身学术志业，汇流进学术共同体。对她们来说，学术研究不仅是事业、爱好，更是体认自身，寻找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朴素的想法：让更多女性学者被看见。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女性学者，有些是大众所熟知的，更多的则还在聚光灯之外。她们的经历很相似，也很不同。她们代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怀有热情，也曾经历困惑与挫折。她们的故事讲述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必在“学者”之前加上“女性”二字。

这是“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的第三篇。受访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

采写 | 肖舒妍

五月底接受采访时，陆晔刚从北疆回来。她跟随痛仰乐队，前往新疆阿勒泰地区参加了一场为乡村医生和牧民举办的公益音乐会。音乐会不需要门票，入场券是带上牧区所需捐赠药品清单上的一种。有上百位乐迷像陆晔一样，用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拖着各种药物从全国各地赶来，和当地哈萨克牧民以及跟随牧民游牧的乡村医生一起，在露天的巨石阵中看痛仰乐队和新疆本土音乐人带来的演出。

回到上海，陆晔为这次北疆之行写下一篇手记。在手记的末尾，她写道，“我很羞愧。我这种知识分子总是缺乏行动力，想得太多，做得太少，偶尔想做点什么，也总是十分笨拙。”

陆晔在北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摄影/张扬）

平日生活在上海的陆晔，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她的名字，对新闻学界之外的人可能显得陌生——她鲜少接受采访，即使这次采访，她坦言自己在答应之后也曾后悔连连，觉得学者以学术作品说话，不必走到台前；但新闻学专业的学子，少有没读过她的论文、没用过她编的教材的。

2002年，陆晔与潘忠党教授合作发表《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将关注点放在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和新闻从业者的自我认同，即对“成名的想象”上。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引发了业内广泛的讨论，尽管赞美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但在新闻专业主义相关文献中，这篇论文的累计引用量至今仍是最高的。

此后，随着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兴起，新闻生产不再像过去由机构媒体把控，陆晔又发表了“液态新闻业”等相关研究，探索传播方式和传播主体的改变对新闻业的影响。而现在，城市影像，尤其是短视频传播成为了陆晔的研究重点。在她看来，短视频使得大量普通人在社会生活中变得“可见”，进而得以与公共生活建立联结、改变命运。

对于这种“研究转向”，陆晔却自认从未改变最初的学术志趣：自1994年博士毕业之后，她就将“媒介社会学”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无论是最初研究新闻编辑部，还是之后研究“液态新闻业”、现在研究短视频传播，都处于“媒介社会学”范畴之中。所谓“转向”，只是她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而研究对象的变化，不是她本人的学术志趣有所转变，而是她所关注的新闻行业处于剧变之中。

尽管自嘲“我这种知识分子总是缺乏行动力，想得太多，做得太少”，陆晔在学术研究内外，却一直处于行动之中。她强调实证研究，大部分课题都建立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在采访中针对一些新的传播现象，她总是谨慎地回答，“没有经过实证，我不敢妄下结论”。

陆晔曾几次前往贵州海嘎小学，探望一群因一条短视频而走红的玩摇滚的女孩们。她目睹了女孩们在摇滚乐中获得的快乐与自信，持续关注着女孩们从小学升入初中，并期待着她们走向更大的世界、改变被轻看的命运。她说：“至少这些女孩可以读到高中毕业，至少这些玩过电吉他、打过鼓、玩摇滚的女孩，不会像自己的妈妈一样被家暴。”

对于这群女孩的特别关注，既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也与陆晔的生命体验和公共关怀一脉相承。尽管不是专门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陆晔在日常生活、学术田野中总是本能地关注着女性个体的命运。当意识到一些曾经遭受不公对待的女性因为新的媒介传播方式而被看见、被关注，脱离肉身、甚或摆脱性别差异，这种感动便成了陆晔进一步研究的动力。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陆晔的专访。

“看见”被影像改变的命运

新京报 ：你在2018年主编出版了《影像都市：视觉、空间与日常生活》一书，这本书关注到了影像都市、户外大屏幕、真人秀和秀恩爱等几个当时新兴的传播学话题。你为什么会选择影像传播和城市影像作为研究对象？

陆晔 ：《影像都市》不是我自认为重要的学术著作，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它的价值在于其中有几项比较重要的观察，尽管在理论部分我特别不满意。

首先是关于上海世博会的研究。过去博览会多以实物作为最重要的展品，但是上海世博会在世博会历史上第一次影像展品数量超过了实物。当时所有需要排队的展馆都是主打3D、球幕、沉浸式影像的展厅。这就带来了一种新的情况：过去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除了旅行和阅读，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去博物馆观看实物，当这么多人从全国各地涌来，我以为最宝贵的收藏当然是非洲远古的木雕，但游客们却说，我不想看那块木头，我想看3D、4D的片子，这更直观。影像的过人之处在此初见端倪，而现在人们已经在讨论虚拟旅行这个概念。影像成为了社会重要的表达方式，这项研究对我个人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开始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原来的新闻编辑部研究覆盖不了的部分。

此外这本书中还提到户外大屏幕的研究。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大屏幕是外在于城市建筑的。先有建筑，之后再竖立广告牌和霓虹灯，但是当时我们忽然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把大屏幕看成是城市建筑本身的一部分，相当于一层电子皮肤，不是先有建筑才有大屏幕，它们就是一体的。这是挺重要的一点认知，和我之后关注短视频是有关联的。

《影像都市：视觉、空间与日常生活》，陆晔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最初我们的好朋友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公共文化研究中心Scott McQuire教授等人做大屏幕研究时，他们会认为城市中间的大屏幕把过去主要存在于私人空间（比如客厅中的电视）的影像拉入了公共空间，并且它的视觉刺激格外强烈，这一定会对人的认知产生某种影响。我的研究和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关联性，但是我的重点不在于大屏幕本身，而在于人们的观念如何被大屏幕改变，比如有被访者会把大屏幕和现代性联系在一起，认为大屏幕就是都市空间的一部分。

新京报 ：《影像都市》中所涉及的影像还带有一定生产门槛，比如上海的城市宣传片，而现在更多的影像掌握在了普通人手中，例如在短视频平台上爆火的“宇宙中心曹县”，从技术到视角都存在一种“下沉”， 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陆晔 ：我觉得“内容下沉”是一个商业词汇，我不喜欢这个词。

新京报 ：或者可以称之为“去中心化”，不再只有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才有条件、有能力通过影像出现在我们面前，像曹县、义乌这样的小城市同样可以通过影像的建构以其自身的魅力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获得人们的关注。

陆晔 ：对，更多关注短视频平台之后，特别打动我的部分，就是其中的普通人。他在现实生活中一辈子，可能只有周围50个人认识他，但是在社交平台上，他不需要变成网红，只要有300个人看他，他的生活就不一样了。

出现这种情况，与技术的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当我们在农村边远地区调研时，会发现许多边远地区看电视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却直接跨到了看短视频的阶段。电视问题没有解决的原因有许多，比如信号不好，即便有了广电总局的村村通工程，家家户户安装了卫星接收器，但是电力仍然不稳定，对于普通农民而言电视机也还是挺贵的。

说起来应该感谢互联网，感谢中国三大运营商的竞争，感谢低端智能机，同时也感谢整个社会的大流动，因为背井离乡的人们需要和家人沟通，所以家里的老人和远在他乡打工的年轻人，都有了用得起的智能机。此外抖音和快手在影像方面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确实在全球属于先进，操作上不需要太多学习，打开摄像头一键拍摄、自动美颜、自动加背景音乐、直接上传，全部可以解决。

新京报 ：社会对短视频的接受，似乎也有一个观念上变化的过程。2016年一篇名为《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的文章广为流传，它以一种悲情和怜悯的视角审视短视频中的乡村生活。而现在人们对短视频的接受程度、认知观念和当时却大不一样了。

陆晔 ：我没有把握下这么大的结论。就个人观察而言，首先，不能因为一篇文章火爆，就判定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人们怎么看”，要分“人们”是谁，当中产阶级觉得快手低端的时候，其实快手老铁们自己玩得挺高兴的，人家也不在乎你怎么想；其次，我觉得短视频用户挺多的，再加上“快手同城”的功能，你能够看到自己周围的人在干什么，这就建构了一种新的传播和文化样态。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有这么多以前不敢想象自己能够被别人看见的人，在今天被别人看见了。比如说我见过快手上一位名为“爱笑的雪莉吖”的贵州女孩，她没有考上大学，只能回乡务农，但是她长得挺好看，人也特别开朗。她的表弟就用手机帮她拍摄赶牛犁地的短视频，结果她拥有了百万粉丝，她现在准备开民宿了，也拿到了金龙鱼的代言，有了一定的广告收入，她的生活就真的改善了，这种东西是实实在在的。

快手主播“爱笑的雪莉吖”的主页。

新京报 ：可能今年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理塘丁真因为一条视频被全国网友熟知，得到了工作也推动了理塘的旅游产业。有网友提出，丁真是真正的“民选帅哥”，仿佛网民的力量成为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

陆晔 ：我觉得不要上升到那么高的价值，还是有商业因素在其中。所谓“民主的力量”，这种结论可能太过草率，因为所有的一切也可以分分钟没有。但如果你看到山东的快手村，贵州的“侗家七仙女”，本来在当地妇女地位是很低的，如果她们要带孩子，没法出去打工，在家中的地位就更低了，但是由于她们能够直播带货，不用出门就能挣着钱了，婆婆对她们也另眼相看了，老公对她们也得客气两分了。

你看到他们在公共生活中开始出现，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方式和新的媒介技术产生连接，同时在个人层面他们的命运改变了。这是短视频的公共价值在今天的重要体现，它让更多的人能够走出来，通过个人的“performance”——我称其为“展演”——使得一些社会群体的“可见性”增加了，而这种可见性的增加，一方面让社会公共生活更多元了，另一方面确实可能像你说的，让今天对社会的多样性变得更宽容更理解了。但是这方面因为研究不够，我不想去下普遍性的结论。

我觉得至少他们被看见了。媒介社会学为什么关注所谓的“可见性”？因为“可见”是社会身份建构的第一步，只有“可见”才能使个体或群体成为一个社会角色、参与社会公共生活。

从“新闻编辑部”到“液态新闻业”

新京报 ：许多读者最早知道你，是因为你和潘忠党教授合作的《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但现在你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了短视频传播一块，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转向？

陆晔 ：我不觉得自己有转向。从我博士毕业开始，我对自己的学术定位就是媒介社会学，如果更狭窄一点，则是新闻生产社会学。

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对于新闻编辑部的研究。在大众传媒时代，机构媒体所代表的新闻业，是整个社会公共知识生产最重要的部分。一个现代社会要正常顺滑地运转，所有人共享一些公共知识是必须的。正如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所言，商议性民主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是拥有关于社会的公共知识，然后我们才能够协商、才能够理解、才能够达成共识或不达成共识，最后推动社会朝着某个方向发展。我当然对新闻业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我的落脚点其实是新闻业在公共空间对公共生活的影响。我早年的重点是在新闻编辑部，你所说的转向，可能是我在研究对象上产生了变化，但这不是我要转向，而是整个行业在发生变化。

在今天，新闻编辑部当然还在运作，机构媒体依然对当下社会发生着影响，但是在公众这一端，我所观察到的变化是：

第一，对于公众而言，人们还看新闻，但是不再关心这条新闻是由哪家媒体生产的了。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对消息来源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比如我是读报的、我是看电视的、我是听广播的，我看的是中央电视台还是上海电视台。今天我们所有重大消息的来源都是社交平台。大部分人不是注意力分散，而是接收渠道改变了，人们看的内容可能依然是中央电视台、财新生产的，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只依赖于聚合式新闻平台所提供的内容，或是社交媒体上由周围的人对他造成的影响；

第二，从社会生活来说，在过去，个人的公共表达非常受限，无论是信息还是意见，只能通过几个有限的渠道，但今天不是了，抖音、快手等平台为每个人提供了表达渠道。

面对这种传播环境的变化，我个人觉得对于传统机构媒体新闻编辑部的研究，在理论上难以再有突破。2016年我所发表的“液态的新闻业”和2018年发表的“媒介融合和协作式新闻策展”对我个人而言在理论方面几乎是到头了。

所谓“液态新闻业”，就是指整个新闻行业和社会状态已经改变。这一方面体现在新闻生产者的“液态”：新闻不再由一个固定机构所控制，在某个特殊节点上，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新闻从业者。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液态”可能就是常态。

同时我们发现，公共知识的生产现在可能出现在今日头条等聚合式新闻网站，或抖音快手这类短视频平台上。所以我觉得研究对象的转变是自然的，但这依然属于媒介社会学的范畴，我依然关注社会公共生活，依然关注信息流动和知识生产如何与公共生活发生关联。

迄今为止，对于这种新的传播样态，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系统性的研究。这种新的传播样态，是多中心的、去中心化的、低门槛的。过去影像生产的门槛是很高的，但在今天，有那么多短视频剪辑软件可以选择，帮助你生产、剪辑视频。这到底给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哪些变革？我认为这方面的经验研究还远远不够。

新京报 ：媒介社会学所身处的学科环境，以及它所面对的新闻生产业态都一直处于快速变化之中。作为一门学科，它本身不变、或者说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

陆晔 ：不是说媒介社会学本身不变，而是关注社会的理论视角中有一个要素是不变的，即“人如何认识外部世界”。落到具体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客观真实、主观真实和媒介真实的关系。这样一种关注本身，是有它的一贯性的，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然后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反观我们自己，最后达成社会的连接。但在不同的理论路径之下，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如果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媒介社会学中有大量的讨论是把媒介和媒体技术看作社会的一种构造，先有了社会然后才有媒介技术在其中运作，社会是一个人一样的有机体；但是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就不是这样。它不把社会看成是外在于人的，只有人类主观感受到的社会才是有意义并值得讨论的；而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它关心的是社会是如何通过传媒，来建构起一种知识生产或文化。

媒介社会学没有统一的定义，有许多不同的理论脉络和理论来源，但是我觉得它最核心的部分——如果套用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它关心的依然是“社会”和公共性的问题。

新京报 ：但是所谓“公共性”又该如何判定？例如近期兴起的“公共艺术”，和新闻传播之间也有大量的共同之处，“公共性”的界线似乎是模糊的。

陆晔 ：当我们在谈论“公共性”时，其实也有不同的理论脉络。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画了一个等边三角形。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哈贝马斯的商议性民主，他的“公共性” 是开放的公共领域、由各种公民之间的对话构成，关注的是协商。而协商需要达成共识，才能导向行动。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王晓珏 / 刘北城 / 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

但是同时你要注意到等边三角形的另外两条边：一条边是阿伦特对公共性的讨论，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她的公共性重点在与私人领域相对的社会世界，所谓“仿佛一张桌子置于围桌而坐的人们之间，这个世界，就像每一个‘介于之间’的东西一样，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相较于哈贝马斯的话语协商，阿伦特更强调最大限度的公开性和对“积极生活”的追求。第三条边是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一书中，他特别强调具体的城市公共空间的所谓“共在”，“一种和自我及其直接的经历、处境、需求保持一定距离的行动”，关注在同一个现实公共空间之中非人格化的现代公共性。所以当我们谈论公共性时，需要先界定我们讨论的是哪个公共性。

新京报 ：在近期我也关注到了大量公共艺术的实践，这种与公众相关的艺术创作，关注当下、反映当下，甚或兼有信息传递的功能，其实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新闻的范畴，那么公共艺术和新闻传播的边界又在哪里？

陆晔 ：传统上人们认为的公共艺术，可能只是在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品，比如城市雕塑，但这个概念远远不够。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在我看来，只要是发生在公共空间中，以公共审美和审美实践、参与为目的的存在，都可以称为“公共艺术”。

但是你说的我非常同意。在当下，由于互联网社交平台传播的便利性，使得大量公共艺术的实践，从诞生开始就和传播活动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传播，它就几乎没有公共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艺术和新闻传播就有了一些重合或冲突，我觉得这是好事，新闻传播这个概念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液态新闻业”最重要的前提是，整个社会生活的边界被打破了，“跨界”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在这样的前提下，过去由机构媒体决定新闻生产的那一套观念和它的生产方式，与现在全民参与的影像化视觉方法，有本质的不同。这不像过去从报纸到广播、电视的迭代，那其实还是一点对多点的大众传播，而现在的传播是多点对多点，每一个人参与其中的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这就像马克·波斯特在《互联网怎么了》这本书中的一个比喻：你如果拿互联网和传统媒体做比较，就相当于拿互联网去和水电站做比较。

当我们在谈论公共艺术和新闻传播的边界时，这个技术前提是特别重要的。否则无论是公共艺术的作品，还是公共艺术的实践，只能像过去的艺术品一样等待媒体报道。而现在，它们可以高度参与社交化、多点对多点传播，本身既是艺术，也是新闻传播，不再需要大众媒介的呈现。

不光是当代艺术，过去学术研究只能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学术传播也要先通过大众媒介，而现在学者可以直接面向公众，既是新闻传播，也是学术传播。比如学者通过发微博，不需要报纸便可直接面向公众发言。

所以公共讨论的边界都被打破了，这是发生在全社会的。

新京报 ：新闻传播学是否存在一个悖论，它所关注的对象永远在更新迭代，而研究往往落后于现象，理论又往往落后于研究？

陆晔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首先理论并不完全是解决实践的指导问题，也不能说理论永远落后于实践。

其次，作为知识分子，当我们面对社会生活、关注社会现象时，我们当然是要建构理论，而不是试图用旧的理论去解释它。做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新的现象来发展新的理论，而新的理论会对社会有更普遍的价值，对人类认识世界有新的贡献，所以并不是研究永远落后于现象。

你说新闻传播学科研究落后于实践、理论落后于研究，这个印象是对的，但这个印象是针对我们目前所身处的新闻传播学科，我们自己的学科基础太弱了。我们研究确实做得很好，但这不是理论该有的样子。看看麦克卢汉，看看人家卡斯特90年代写的《网络社会》，他们提出的理论到今天不还是奏效吗？

《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英]曼纽尔·卡斯特著，周凯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

我记得我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导师经常说一句话，一方面业界常会觉得理论不联系实际，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看业界是不是实践完全违背理论。新闻传播学研究，不能完全在学术的范畴里讨论，我们做得不好也是有原因的。

但是做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验证旧的理论，而是发展新的理论，而新的理论不论是对实践还是对研究本身，都应是有启发有见地的。

对女性议题的关注，与个体的生命体验一脉相承

新京报 ：你在论证短视频如何使普通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见”时，使用的多是女性改变命运的例子，你的性别身份是否会对你的研究产生影响？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女性身份？

陆晔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个人比较幸运，女性性别身份没有对我自己的学术生涯造成太多困扰，我没有因为结婚生子就遭遇职场停滞。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我能够一面带孩子（所谓“履行母职”）、一面写论文，但这是由我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第二个层面，在我个人比较幸运的同时，我会看到系统性存在的问题。因为我本科是工程专业，女生特别少，对于女性身份我就会比较敏感。永远有人会问，女孩子你学那么好干嘛，女孩子你学什么数学，女孩子你开什么公司？永远有这种声音。因此我很早就有这种自觉，很早就有这种需求，去打破这种刻板偏见。

比如在新闻学科，女性特别多，但是我们来看看，每所新闻学院的院长有多少男性、多少女性，学术委员会主席有多少男性、多少女性。在媒体业界，问题同样存在，大量记者是女性，但在编委层面又有多少女性？

一个例子，新冠肺炎期间，每家媒体都在向武汉派驻记者，某家媒体便让各位记者报名，并补充，“女生就不要去了”。编委群中可能唯一的一位女性编委提出了反对意见，“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看的是记者单兵作战的能力，而不是性别”，但是大部分编委都是男性，首先他们会认为你太敏感了，其次他们会认为女性“不方便”。此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南极科考队需要邀请媒体跟踪报道，并没有对随行记者提出性别要求。但是到了媒体下发的通知，就成了派驻一名男记者，最好还是未婚。

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尽管我个人比较幸运，但系统性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

第三个层面，我当然会从性别角度出发看待我的研究。尽管我不可能每一次都只关注性别议题，但是这根弦我始终绷着。在搭建理论框架时，由于我不是专门做性别研究的学者，所以我也许不会直接把性别作为研究对象，但我会以别的方式在我的学术生活提出这个问题。

换句话说，不管是做“成名的想象”研究，还是做“液态新闻业”研究，我关注的主要是新闻生产和社会公共生活，性别没有作为主要的考量，因为我不是做文化研究或性别研究的学者，但是我在其中关注到的问题，我会在其他时候——比如课堂或公共发言中——提出。

我确实会本能地更多关注女性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我在做短视频研究时关注的是职业可能性的问题，但在做学术演讲和公共演说时，我会大量引用女性的例子。快手上的“老四”（老四的快乐生活）和“手工耿”也很可爱，但我会特意强调的却是“爱笑的雪莉吖”、“侗家七仙女”和山东快手村的妇女。

对女性议题的关注，是和我自己的生命体验、我对公共问题的关心一脉相承的。

新京报 ：你可以讲讲自己在实地研究中遇到的女性改变自身命运的故事吗？

陆晔 ：我此前和痛仰乐队一起去过贵州海嘎小学，他们有个摇滚乐队，是指导老师拍了短视频上传抖音快手火起来的。除了乡村小学唱摇滚这件事儿很牛之外，更牛的是唱摇滚的是一群女孩儿。

要知道贵州当地是特别重男轻女的，扶贫工程的公路修到了寨子边上，但是民居散落在各处，住在最高处的村民走到公路要花20多分钟，再沿着公路走到寨子中间的学校就要一个多小时。在外面打工的父母，会给钱让留在村里的爷爷奶奶雇摩托车送家中的男孩一早去上学。而女孩们就得自己走这么远的路去上学。

我在海嘎小学问过，为什么最开始的两支乐队全是女孩？他们说，其实老师是男孩女孩一块教的，但是学琴其实挺苦的，男孩坚持不下来，女孩子却可以。每天走两小时山路上学的苦，她们都可以坚持，学琴根本不算苦。

此外，男孩在家中受到的关注更多，情感上的缺失比较少；而对于女孩来说，乐队就是她们的家，她们可以在团体中找到陪伴和情感支持。在乐队中，有人重视她们，有人陪她们聊天，在这里她们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

这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寨子，60%的村民都是彝族。最开始县里领导也来看过——“你们一帮少数民族的学生，玩什么摇滚，玩什么电子乐器？你们跳竹竿舞、唱饮酒歌就好了。”但是海嘎小学的校长特别支持，摇滚乐队也就延续了下来。

电影《缝纫机乐队》剧照。

最初的两支乐队，每支乐队的5位成员全是女孩。第一支乐队，老师一开始看女孩们都长得挺漂亮，就想为她们取名为“五朵金花”，女孩们拒绝了，她们给自己取名为“遇乐队”，“因为我们遇见了老师，遇见了音乐”。

第二支乐队叫“未知少年”。我问她们：“你们都是女孩，为什么不叫少女？”她们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叫少年，非要叫少女？”我当时特别感动，这帮小孩儿是天生的女性主义者呀！乐队中有一个女孩，她的父亲一直家暴，她就非常想走出家门，而只有在乐队里，她们才能看到走出去、进入外面世界的可能。

她们的命运是真的改变了。我们去的当时，第一支乐队已经小学毕业，进入了镇上的幸福学校念初中，其中4个女孩成绩在年级前10，乐队主唱稍微差一点，也有年级前30。老师希望她们能读高中、能上大学。如果没有这样的机缘，或许她们小学毕业就该嫁人了。

第二支乐队因为在之后获得了更多关注，贵州六盘水市最好的中学将她们作为艺术特长生招了进去，专门为她们聘请了音乐老师，学费全免，有直接打进饭卡的生活费，一年还有4套校服，2套冬天的，2套春夏的，全部免费。

今年元旦之前，我去看望她们。本来有点担心她们会不会功课跟不上，想教育她们好好学习，结果去了之后发现，所有的姑娘全长高了、全长胖了、两个小脸蛋红扑扑的。她们对我说，“老师你跟我们一起吃饭，食堂可好了，我们有饭卡”，“老师你知道吗？这边的白米饭是可以随便吃的。”很难想象，此前我们去家访时，到了那个小女孩家里，她奶奶就从山下拿来一盆土豆，我都不好意思吃，觉得我们一顿吃掉了人家三天的土豆。

之后她们的老师告诉我，有镇上的厂矿请她们去演出，给了3500元的出场费，5个孩子每人分到700元，小学乐队老师帮她们管着这笔钱，如果她们需要用钱就可以和老师说。看到每个女孩都买了好看的发卡，特别可爱。

至少这些女孩可以读到高中毕业，至少这些玩过电吉他、打过鼓、玩摇滚的女孩，不会像自己的妈妈一样被家暴。

互联网的存在，让女性得以超越性别、摆脱肉身

新京报 ：你此前曾公开表示，不太赞成在作家、科学家等职业身份前加上“女性”一词，为什么？

陆晔 ：对的，我不赞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一个情况：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女性”必须强调出来，“男性”从来不用强调。因为人们默认男性是第一性，是一个标准，而女性则是打破了这个标准，所以需要强调。所以你犯了错误，因为你是女司机；你取得成功，也因为你是女学者。

而在男女性别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性别，所以我个人会有意识地拒绝性别身份。这背后的立场是我反对性别的二元对立，我反对所有的二元对立。我相信不管是职业成就还是撞车的错误都和性别无关，只和个体有关。

新京报 ：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女性的强调是由于此前女性的被忽视。比如“Black Life Matters（黑命攸关）”运动就不意味着其他种族、其他肤色的人就不重要，正是因为本来所有种族应该是同样重要的，可是黑人感觉到他们被过度忽视了，所以才要特别强调。

陆晔 ：我觉得这不矛盾。当谈论一个个体时，我们不应该给TA贴上性别标签，但在谈论这个群体时，我们必须看到这个群体被系统性地压迫。而女性主义议题是在普遍意义上来谈的。

我认为年轻一代女性对于性别问题、种族问题的考量，这种多元、平等、尊重个体权利的观念，绝对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表现。她们的表现特别出色，特别令人高兴。

有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女孩抱怨：都说girls help girls，女孩帮助女孩，怎么我遇到事儿就没有人帮我？结果一大群人留言：当我们说“girls help girls”时，我们是要求自己做前者，看到姐妹有问题出手相助，而不是做后者，等待别人的帮助。这句话的重点在第一个“女孩”，而不是第二个“女孩”，我觉得特别棒。

在当下的公共讨论中你会发现，这些议题得以浮现，被更多的人关注。尽管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对此议题的看法都不一样，但是没关系，问题的浮现有助于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即使没有得出解决方案，我们也能在认知上明白，原来别人这么想的，这就是进步。

不论你持有什么样的观点，走出来，表达它，互相看见，彼此争论，让这个议题成为公共生活中重要的议题，这比什么都强。

新京报 ：因为任何社会组成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

陆晔 ：要求整齐划一这事就可疑了，这事就危险了。我们当然要看到差异性的存在。但是对于女性而言，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当你感到不舒服时，我觉得你就是要表达出来，而对方也未必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可能就是没有想到。

新京报 ：你提到过，互联网的存在让我们在未来有了脱离肉身、脱离性别差异的可能，这种可能要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实现？

陆晔 ：我们过去的社会表达和社会身份建构，是和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有巨大关联的。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切例子，都是脱离了肉身发生在互联网上的，如果不是那一条快手短视频被转到了微博上，海嘎小乐队不会被看见对吧？在过去，其实肯定也有人在农村玩摇滚，只是没有人知道。所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互联网中都能感受到自己摆脱了肉身，许多以前无法完成的事情，在网络空间都可以完成、可以呈现，甚至于可以把在地性和全球更广泛的影响连接在一起。

再加上手机在今天成为一个界面，借由这个界面消除了过去上网和不上网的概念。我们俩现在在聊天，没有在上网，但是我们的手机在接受着来自世界的信息。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多个分身，在互联网上进行不同维度的表达，借此成为我们自己。

这还是挺棒的一件事，为我们打开了个人与社会公共生活之间新的连接的可能。

作者 | 肖舒妍

编辑 | 青青子、吕婉婷、罗东

logo设计 | 郭鑫

校对 | 卢茜

题图来自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