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上午，李广山擦把脸，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上一件红底绣黄龙的唐装。

几个护士领他向外走时，他驼着背，盯住自己一侧的脚，走得还有点稀里糊涂。

到了衡水第七人民医院门口，有两个年轻男子在等着和他照面。三人站到一块儿，都是瘦脸尖脑壳，“眉毛眼睛是像一家人。”护士长王海云说。

李广山迟疑地抬眼看。王海云问他，认识吧?这是谁呀?李广山只是笑，含着下巴不说话。王海云又说，来拥抱一下吧!

两个年轻男子冲上去揽住李广山的肩膀，很沉默地抹开了眼泪。抱了会儿，两人一左一右将李广山揽着，走到院门口的车上。李广山全程很顺从，但一直没说话，只是张着嘴笑。

王海云说，李广山平时是爱憨笑，但从没见他笑得这么久。所以那一刻她就知道，“他也准是认出来了!”

这是阔别十四年后，李广山的两个儿子来接他回家了。李广山六十岁不到，患有精神障碍，2007年在云南楚雄老家走失。后辗转多地，2011年被北京某救助站救助，又于2019年7月转入衡水七院。

团圆后，李广山（中间穿红衣者）及其家人与医护人员合影。受访者供图

2016年1月31日，由北京市民政局、河北省民政厅等单位统筹，衡水市第七人民医院(原衡水市精神病医院)开放接收长期滞留北京的智力及精神障碍流浪受助者。同年，院内医护开始为这些受助者们寻亲。

来到衡水七院之前，李广山不叫李广山，他只有救助代号“顺救68”。他在衡水七院找回了李广山的身份，并成为院内第653个找到家人的受助者。

“跟侦探一样做地毯式的排查”

每天早上六点半，当受助者们集中到衡水七院的病区活动室里吃早饭时，护士们一面分着餐，一面见缝插针地问：你最近想起些什么没?你叫什么?你老家在哪儿?

而后的一天中，饭前饭后、玩游戏、看电视、散步运动时，受助者们还将多次被问询。

李广山就是在回答了这些问询后找到家人的。护士们认为这说简单也简单——只要这个曾经的“顺救68”明确说出自己叫李广山，老家在云南楚雄的某某村，护士们据此找到当地政府，几个电话就替他联系上了家人。

说难也难——和李广山一样，这些精神涣散的受助者们从全国各地而来，滞留短则数月，长则数年，其中大多数闹不清自己的身份。被从北京的救助站送到衡水七院时，他们多半没有大名，往往以其被发现并救助的地区为代号，像李广山是在北京顺义区被救助的，因此叫“顺救68”，还有如“通民48”“丰405”“昌六十三”等，又或者叫“南苑”“大屯”“交道口”。若受助当日比较特别，则可能被称作“雪夜”“除夕”。

被问起叫什么名字，有的受助者一会儿说姓张，一会儿说姓刘;问家是哪儿的，有说在国外，有的说自己从天上来。李广山2019年就转入了衡水七院，但直到最近才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家庭地址。“从前不是名字对、地址错，就是地址对、名字错。”王海云说。

医院内有一本彩页精装中国地图册，足有五六公分厚，涵盖国内各省，精确到个体的村落位置。有时受助者们答一个村名，医护们就在地图上用铅笔勾出，再排查附近的村子及风景名胜，找到官方的电话，一个个打过去问。这册子买了两年多，里外已被翻得卷了边儿。

衡水第七人民医院。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跟侦探一样做地毯式的排查，总会有结果。”王海云说，“只要受助者说一个相对详细的地址，我们都会很重视。因为有些东西他编不出来。比如他说他是浙江的，这可以编。再往下，哪个镇、哪个村?这些也能编吗?”

但凡问出些新信息，通通记到“问询簿”上，再作分析、排查。王海云说，这问询簿和病例本一样，是每个受助者各有一份的。

大家逐渐总结出许多问询技巧。最基本的是和受助者们搞好关系，分水果的时候多给一块，发零食的时候多给个小蛋糕。“很多有智力障碍的受助者就和小孩子一样，对吃非常有兴趣，你给他吃东西，他就愿意和你说话。”

医护们私下会学几句各地方言，试图靠听口音判断受助者的籍贯：四川人管鞋子叫“孩子”，陕西人的玉米叫“苞谷”。有过于难懂的方言，就录下来放到志愿者群里，让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听来分辨。实在分不清南北方人时，护士们就问“你们那儿有暖气吗?”“平时吃米饭还是吃馒头?”

护士曹美曼曾照料过一个罗姓受助妇女。来院两三个月，罗姓女子总是嘟嘟囔囔说些听不清的话。唯有一次，曹美曼听到她说了句“弄啥嘞?”

曹美曼一想，这不是河南话吗?便试着用河南话和她又聊了两句。“我说你大叫啥?你叫啥?她就说，俺叫罗啥啥，俺大叫啥啥。我又说你河南哪儿的?她说俺是河南商丘某某村的——这么就对上了。”最终成功联系到了罗姓女子的弟弟。

若口头问答困难，就找别的途径沟通。曾有个叫林学斌的受助者，进医院时插着鼻饲、尿管，缠了一身的病。王海云问他姓名地址，他张嘴说不出一句囫囵话，但眼睛直勾勾瞪着，“能感觉出他是非常想告诉我的。”拿了纸笔给他，他颤巍巍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家庭地址。医院由此联系上当地公安，成功为他寻亲。

但问询也有不灵光的时候。护士李晶的病区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说自己叫邓某英，籍贯河北秦皇岛某村。医院联系当地，得知村里确实有这么个邓某英，但其人正好端端在家呆着呢。

后来，彼邓某英举着身份证拍了张照片传到医院，而此邓某英还是坚称自己才是真正的邓某英。

“有时候受助人员说自己的名字，其实是他妈妈或者兄弟姐妹的名字，甚至可能只是他听过的名字……他们不是想骗你，是他们自己也深陷在自己想象的身份中，自己都深信不疑了。”李晶说，问询靠坚持，也靠运气，“坚持问下去，可能哪天受助者看到有病友回家了，他自己就也想家了;或者有一天他突然心情好了、记忆恢复了——他就会和你说真话了。”

离家的人们

走在衡水七院的公共区域，有时能看到受助者们聚在一起玩游戏。跳绳、扔毽子、拍皮球。要回房时，就两两拉着手，结成四五个对子，由两个护士前后护送。

他们很容易被新鲜的事物吸引，口罩上露出两只眼，打量来院的陌生人，有的会发笑，走远了还要回头看。

“照顾他们就像照顾小孩一样。”王海云说。

2016年1月31日，衡水七院接收了第一批150名智力及精神障碍者。

男性受助者在做操。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按医护人员的说法，这些智力及精神障碍者都是长期滞留北京的流浪受助人员，滞留的原因五花八门：有个中年男子只身到北京打工，突发脑梗塞、并发精神障碍，逐渐流离失所;有人二十岁不到时偷了父亲的手机卖钱，怕被责怪，外出游荡近十年，中途精神错乱;有妇女因患精神障碍被丈夫关禁闭，自己强闯出去，流浪之中，病又更重。更多的是发起病来，毫无理由就自己跑走的。

“长期滞留者，指被救助站救助三个月以上，还是找不到自己家在哪里的人。”北京市接济救助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张正中解释，“像这些有精神病的滞留流浪受助者，是最困难、最脆弱、最边缘、最复杂的社会弱势群体，我们肯定就要给他们托底保障，对他们进行无偿的托养。”

张正中说，2016年，为响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号召，北京与河北签订了合作协议，逐步将在北京数量趋近饱和的2100名智力及精神障碍托养人员转移到河北分散托养。

衡水七院因医疗条件好、床位充足，承担了一大半的异地托养任务。在院内，最早的寻亲则是无意之举。

妇女“南苑”是衡水七院第一批寻亲成功的受助者之一。入院不久，护理部主任张士巧将“南苑”的肖像照挂在寻亲网站上。“南苑”的丈夫看见了，立刻联系上医院。

原来“南苑”是陕西人，随丈夫北漂时无意走失的。彼时她丈夫已在北京苦寻了好几年，寻人传单印发无数。来院接人时，他对着张士巧九十度鞠躬。

张士巧说，那一刻她相当震动。

她回忆，那阵子，有病人无意中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信息，她都会记下来，向上级部门汇报，由上级协调联络其家属。2016年，衡水七院统共为20多个受助者找到了家人，

2017年，在河北及北京两地民政单位的支持下，衡水七院逐渐加大为受助者寻亲的力度。

据张正中介绍，2100名患有智力及精神障碍的滞留北京者被分散托养在各机构中，其中成功寻亲的已有1065人，而在衡水七院的有653人，“可以说衡水七院的功劳最大。”

据衡水七院数据，五年来，653个寻亲成功的受助者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是依靠人脸识别，靠DNA比对的更是个位数。医护们提供的人工问询依然是最有效的寻亲方法。

情况也从另一方面向好——近两年，收治托养的受助者越来越少，张正中形容“几乎是断崖式的下跌。”

“原先北京每年能滞留120个左右的智力及精神障碍者，最近每年只有个位数。”张正中说，“这一是因为现在出行规范了，现在都要身份证才能坐火车、汽车。二是全国生活水平提高了，政府的社会救助、托底保障都做得更好了，流浪的人本身也少了。”

依赖

托养智力及精神障碍受助者，有许多场面都像打仗。

早上五点半，护士把受助者一个个喊起，穿衣、洗漱、有序上厕所，统共要折腾一小时。

病人中，情况最好的，能自己如厕、更衣;稍差些的，要换纸尿裤，帮着穿衣服;还有些卧床不起的，得为其翻身、擦身子、端水喂饭。

而后的一整天里，护士们陪着受助者做操、唱歌、折纸、画画;还要穿上雨衣帮受助者冲澡。到了晚上，值夜班的护士每过二十分钟就需要巡一次病房，看看有没有睡错床的、不肯睡的，或是身体不适的。

长年的漂泊经历让许多受助者极度缺乏安全感。曹美曼病区有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有高血压，但总不肯吃药，“就觉得是有毒，有人要害他。”护士们不敢硬劝，就采取“迂回的方法”：先试着把药碾碎了放饭里，或是安排两个护士演双簧，盛饭的时候，你递给我，我递给你，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药夹到菜里头。但最终都被老爷子发现了，未果。

最后想到把药加进牛奶里。但那老爷子连喝牛奶都怕，只肯喝自己亲手开封的奶——护士们便用注射器把药注射到未开封的牛奶包装里，终于哄他喝下。

“其实这些病人的世界是很简单的。”曹美曼说，“关系好的，就喜欢挨一起讲话、吃饭。自己碗里的肉一动不动，留给对方吃。”

医护们记得，刚入院时，每个受助者身上都像有个百宝箱，带的东西七零八碎：针线包、卫生纸、破布条、钉子、手链、戒指等等，他们视若珍宝，要多番哄劝才能替着暂管。“回头还老问我们要。”李晶说。

而在院内待久了，他们的“要”变成了“给”：收到加餐的水果、蛋糕，受助者会藏起来，找机会塞给最喜欢的护士吃。李晶的病区有个老太，得到好心人捐赠的一件皮毛衣服，爱不释手，又不肯穿，“说要留给我们病区的巧瑜护士穿……那衣服毛茸茸的，她也知道护士值夜班会冷。”李晶说，那老太太八十好几，来院已有五年，除精神障碍外，心脏病也重，抢救台上下八次，一直是“巧瑜护士”照顾着。

张士巧说，时间长了，不少受助者和医护人员产生了一种依赖的心态，有时，家属来院，受助者反而不肯走了。有人曾躺在地上嚷“我就跟着美曼呗!我跟着她挺好!”张士巧劝说：“她能领你回家咋的?”对方就答：“她不领我回家，但她天天来。”

受助者们在护士的引导下回病房大楼。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遇到这类情况，曹美曼先哄，哄不住，就自己往车里一钻，“我说走，我跟你一块儿回家吧!”受助者高高兴兴地坐上车，曹美曼赶紧从另一侧开门下车。“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也难受，但是没办法，你总得让他回家去。”

忙的时候，张士巧一天接好几十个寻亲相关的电话，手机总占着线，家里有事都找不着她。她就起用两台手机，分家庭、工作两用。

每送走一个受助者，家属哭，医护们就跟着哭。“从开始到结尾，发现线索、打电话，经过了太多的波折……心里真和中彩票一样高兴。”李晶说。

但医护们碰过的钉子也不少。有时，他们打电话给家属，会被误解为骗子，要和家属视频，也可能连遭拒绝，“对方说现在技术那么发达，很多视频可以合成。”有一次，李晶打电话给受助者的哥哥，问他认不认识某某某?“对方直接回我，认识你妹!”

李晶说，刚开始大家也生气，后来就释然了，“知道自己没错，就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请当地的派出所、救助站联系，让其出面代为沟通。

大家分析，这类家属是被骗怕了。“可能他早登过寻人启事了，接到过许多电话，被骗钱、骗时间。”

张士巧说，正是这样反应激烈的家属，反而更容易对医护人员们感激涕零，“因为这些人是真的费心找过失联的家人，他们内心是有期待的。”

来接人时，有的家属随身带着厚厚几摞车票，证明自己多年来未断过寻找。有的家属确定过后，一夜没睡，第二天紧赶着开车过来，一见面，眼泪鼻涕一大把。

家里家外

曾有家属来院接自己失联多年的表妹，讶异于她容貌的变化：皮肤糙了，头发毛了，嘴角耸落下来，老了。而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她年轻漂亮时的样子。

张士巧记得当时的情景，“他就一边掉泪，一边对我说，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寻人启事的照片放得太好看了。要不然他可能早就找着她了。”

衡水七院大楼的二层有一排“京冀民政救助寻亲成功幸福榜”，印着六百多个寻亲成功的受助者肖像，有男女老少、乐着的、发愁的、眼神无处放的，看得出个个是风里来雨里去过的;其中只有一张未经世事的脸。

2017年，有个来院的妇女娜娜，带着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小女儿。女儿原是在麦当劳厕所生下的，起名叫麦生。医护们觉得不像常人有的名，就改叫她妮妮。

院里从来只接收成年受助者，妮妮是个例外，她太小，原则上不能和生母分开。而娜娜的精神障碍症状很重，情感淡漠，对女儿不管不顾。妮妮就由护士们管着。

而后通过问询，医院及民政部门安排妮妮母女回云南老家。曹美曼不放心，坐了四十多小时火车陪送。一路上，妮妮都裹着王海云做的小褥子。

“小姑娘回家的时候也只有四个月，又乖又漂亮。当时消息传出去，很多人甚至跑到医院说想收养她，但是程序上肯定是不允许的。”医护们至今对妮妮念念不忘。而自云南一别后，大家与妮妮母女就再无联系。

曹美曼有时候会想，妮妮该是上幼儿园了吧?

“我们想联系，又不太敢联系——知道他们过得好，那最好，但如果不好，我们也会不开心。”五年来，医护们见证了六百多个家庭的离合，深知这家家户户中，难念的、好念的经都有。

有个男子漂泊半生，回家后，孩子认为缺失了几十年的父爱，不愿意再认他。张士巧从中调和了许久，双方的关系才逐渐融洽。

有的病人家属在外打工，实在没有陪护条件，更无法监督病人按量服药。病人便又发病，把家砸个稀巴烂。不多久，朋友圈里再次贴出这病人的寻人启事。

还有个年逾古稀的老太，万千辛苦下找到了她的户籍地，却发现她是年轻时插队，自个儿将户口迁过去的，现早已找不回老家。且她一直未婚未育，是彻底的孑然一身，只好交由当地民政部门照顾。

也有许多美好的案例。

有的受助者回到老家，全村都沸腾了。家里大摆酒席，地方电视台赶过去拍摄。家属生怕把人再弄丢了，每天换人寸步不离地照料着。

有的老夫妻吵了一辈子架，帮走失的妻子找回家后，做丈夫的回头和医护们说，“这辈子没有这么融洽过。”

有个受助者的弟弟刚接到电话，也不说来，也不说不来，只推说“要和另一个兄弟商量一下。”这也是受助者们回家前常要遇到的状况：“俩亲兄弟都结婚了，各自有了家庭，那么这个姐姐接回去后谁对她负责呢?”但最后俩兄弟还是都来了，三个人抱头痛哭，“血毕竟浓于水。”

给张士巧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老太太，丢了近十年，寻回家去后，儿子常陪她画画，拍下视频传给张士巧看。视频里，老太太的精神面貌不错，情绪也稳定。

今年过年，那家人又传来一个拜年视频。老太太穿着红衣服，她丈夫说一句，她跟一句：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医院。而后两人深深一鞠躬。

“多好!”张士巧指着手机屏幕说。

(文中受助者皆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 胡杰 校对 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