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竦简介

　　夏竦（985-1051年），字子乔，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初以父荫为润州丹阳县主簿，后举贤良方正，通判台州。召直集贤院，编修国史，迁右正言。仁宗初迁知制诰，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明道二年（1033年）罢知襄州。历知黄、邓、寿、安、洪、颍、青等州及永兴军。庆历七年（1047年）为宰相，旋改枢密吏，封英国公。罢知河南府，徙武宁军节度使，进郑国公。皇祐三年卒（《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二），年六十七。谥文庄（《东都事略》卷五四）。北宋王珪《华阳集·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元《宋史》卷二八三有传。

庆历新政改革派“范仲淹集团”　　“范仲淹集团”是一个特殊的定义,是指在庆历新政时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杜衍、尹洙、石介、蔡襄、孙沔、余靖等因共同的经济地位,对政治改革有共同的认识以范仲淹为中心而形成的政治集团。在庆历新政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荣辱与共。

　　景祐党争（1034-1037年）：吕夷简与范仲淹之争，代表事件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宰相吕夷简执政。吏部员外郎范仲淹上《百官图》议论朝政，指吕夷简以权谋私、任人唯亲，却反被吕指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贬到饶州；集贤校理余靖上疏《论范仲淹不当以言获罪》为范辩护遭贬泰州；馆阁校勘尹洙上疏自承”靖与仲淹交浅，臣与仲淹义兼师友，当从坐“，遭贬唐州；馆阁校勘欧阳修致书司谏高若讷（见欧阳修《与高司谏书》）诘责其趋炎附势，迎合吕夷简，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被贬为夷陵县令。一时间一众忠正贤臣反被权奸诬为“朋党”。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蔡襄目睹言者均被谪贬，心中不平，便作《四贤一不肖》诗，称赞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人为贤人，痛责高若讷为不肖之徒。

　　庆历党争（1042-1048年）：夏竦、王拱辰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之争，代表事件庆历三年（1043）夏竦是二次被欧阳修等改革派谏官上疏去职一是庆历三年（1043年）任职枢密使、二是庆历七年（1047年）任职宰相后旋改枢密使，庆历三年（1043年）石介所作所作的《庆历圣德颂》，石介为国子直讲时，正值吕夷简罢相，宋仁宗进用韩琦、范仲淹、富弼、杜衍等人，他喜而作《庆历圣德颂》,歌颂朝廷退奸进贤，不指名地斥权臣夏竦为"大奸"。

御史中丞王拱辰与欧阳修私人恩怨，后针对欧阳修、苏舜卿等改革派“进奏院事件”

1036年蔡襄《四贤一不肖》和1043年石介《庆历圣德颂》目的都是维护范仲淹等改革派，结果却截然不同，夏竦不是吕夷简、夏竦也不是高若讷，石介也不是蔡襄。

庆历新政失败原因有众多，夏竦与范仲淹和韩琦没有大恩怨，但夏竦与欧阳修、蔡襄、石介等年青的“愤青三人组”却有恩怨重重，某种程度上庆历新政改革派理想化的改革，没有得到前朝（真宗）老干部的大力支持，欧阳修、蔡襄、石介等人狂妄自大的“君子”，有法无情的考核制度急促进行官员绩效考核，看似没有结党营私实则党朋行为，夏竦是宋仁宗赵祯5岁时启蒙老师这也是改革派欧阳修等没有的“信任值”，欧阳修、蔡襄多次以谏官之名“要挟”宋仁宗留任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任职宰执，欧阳修因私人恩怨与王拱辰结怨后王拱辰以御史中丞之名“还击”欧阳修和苏舜卿等改革派支持者，直接导致宋仁宗对放弃新政人员最后的信任。

庆历新政期间欧阳修《朋党论》“君子无朋”之论点，导致北宋后期以韩琦、司马光、司马光与王安石、蔡京等为代表新旧党争（1069-1106）长期处于党朋之争，间接导致北宋因党朋而亡。

毛泽东在1940年《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理解为： 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统一，加强团结，因此必须掌握好分寸，不能搞过火的、无休止的斗争。过火地斗争，一味地斗争，事物会走向反面，使统一破裂，矛盾激化，朋友变成敌人。这等于帮了敌人的忙，孤立了自己，与团结统一的出发点相违背，是毛泽东一贯反对的。

宋仁宗庆历三年新政改革（1043年）主要参与人员年龄：　 吕夷简：1043-978=65+1=66

　　章得象：1043-978=65+1=66

　　杜衍：1043-978=65+1=66

　　夏竦：1043-985=58+1=59

　　范仲淹：1043-989=54+1=55

　　陈执中：1043-990=53+1=54

　　晏殊：1043-991=52+1=53

　　贾昌朝：1043-997=46+1=47

　　富弼：1043-1004=39+1=40

　　石介：1043-1005=38+1=39

　　何郯：1043-1005=38+1=39

　　欧阳修：1043-1007=36+1=37

　　韩琦：1043-1008=35+1=36

　　苏舜钦：1043-1008=35+1=36

　　宋仁宗赵祯：1043-1010=33+1=34

　　蔡襄：1043-1012=31+1=32

　　王拱辰：1043-1012=31+1=32

　　司马光：1043-1019=24+1=25

北宋王珪《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节选　　王珪《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庆历二年（1042年），徙蔡州。

　　始，朝廷锐意兴师，及刘平、葛怀敏，继以轻贼失军，天子悔不用公言，又申思今宰相臣琦使还陕西，尝言公所以制边之状，於是召为枢密使。议者尤以为公怯於用兵，今而用之，则边将之志堕矣。

　　帝为不得已，听罢之镇，密诏慰存之甚厚。

　　王珪《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又明年（1047年），召公入为宰相，制下外廷矣，而议者诋公终不已，乃复以为枢密使，进爵英国公。仁宗亲作飞白“文行忠信”字及“乘险”字以赐之，且言：“为时谤伤者甚众，而朕独知卿也。”

　　王珪《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公少好学，自经史百氏、阴阳律历之书，无所不学。其学必究古今治乱、天人灾变之原，其为文章，闳衍瓌丽，殆非学者之所能至。

　　凡朝廷有大典册，屡以属之，其誉满天下，虽出临军午，入干机务，未尝辄废书也。

　　祥符中，郡国多献古鼎钟盘敦之器，而其上多科斗文字，公乃学为古文奇字，至偃卧以指画侵肤，其勤若此。

　　所治有风迹，为民立伍保之法，而盗贼不敢发闾里。

　　又善遇士卒，其疾病饮食，自拊视之。

　　在陕西尝上十策，通嘉勒斯赉结熟羌、增弓手、练强弩，并小寨、绝亘市之类，皆当时施用之。

　　公自以材器高，未尝过许人，故士大夫遥生惮疑，而少已附者。

　　公居亦防畏，不敢以贵执自安也。

　　臣珪伏思先帝临御之日久，其选用材贤，可谓至矣。

　　公始以文学辅东宫，及帝躬亲政事，屡倚以为宰臣，惜其数离谗呰，卒不从容庙堂，与图太平之功，非命也耶？

　　始，枢密使田况尝从公幕府，及公薨，以谓公有王佐之藴而不及施，信矣夫！

　　虽然，出入荣华四十余年，可谓盛矣。所著文集百余卷。

经略西疆 坚持守策　　大宋建国六十年间，在边防上注意力一直在北方，西疆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而西疆党项一族则在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的带领下逐渐强大起来。

　　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十月十一日称帝，建国称夏，他一面派兵侵扰宋朝边境，一面遣使入宋，请求册之为君。当时的大臣们都认为西夏“小丑可即诛灭”，不以为然，没有制定积极的作战措施。直到三川口之战，宋军一败涂地，朝野震惊，如何对付西夏就成了宋朝的头等大事。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夏竦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使，和他搭班子的是后世称为一代名臣韩琦和范仲淹。

　　班子成员经略西疆的思想并不统一，夏竦和范仲淹主张守势，韩琦主张攻势。

　 夏竦向朝廷上《陈边事十策》：

　　一教习强弩以为奇兵；二羁縻属羌以为藩篱；三诏唃厮啰父子并力破贼；四度地形险易远近、砦栅多少、军士勇怯，而增减屯兵；五诏诸路互相应援；六募土人为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七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八并边小砦，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弃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许人入粟赎罪，铜一斤为粟五斗，以赡边计；十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舒馈运。

　　夏竦的西疆经略思想是以大宋为主，诸部族为辅，以西夏为中心，坚持守策才是长久之计。这是在充分分析敌我实力的基础上作出的决策，也是最适合大宋的西疆经略思想。

　　但在群臣眼里，夏竦没有提出明确的作战计划，认为夏竦所上的《陈边事十策》为敷衍之词，朝臣纷纷弹劾夏竦怯战。

　　最终宋仁宗还是采纳了韩琦“毕其功于一役”的攻策，结果好水川一战宋军几乎全军覆没，宋仁宗“为之旰食”，这时才“悔不用公（夏竦）言”。

　　韩琦难辞其咎，主动自劾。夏竦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挺身而出，上言是大将任福贪功冒进导致大败，韩琦因夏竦得以保全。南宋的洪迈评价此举“英公此事贤矣，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

《太平治迹统 》卷八 宋　彭百川　撰仁宗经制西夏要略（节选夏竦部分）

先是，诏陕西安抚庞藉谕旨如永兴夏竦议西鄙事。丙子，竦言略曰：“臣以为不较主客之利，不计攻守之便，议追讨者，是为无策。若缮治地垒，修利器械，约束将佐，控扼险要，但迁延于岁月，不预计于胜负，是今之常制也。谨上十策：一、教习强弩以为奇兵；二、羁縻属羌以为藩篱；三、诏嘉勒斯赉父子用力破贼；四、度”地形险易远近、寨栅多少、军士勇怯而增减其兵；五，诏诸路互相应援；六，募土人为兵，号“神虎、保捷”，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七，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八，并边小寨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弃小寨入保大寨，以完兵力；九，关中民坐罪，若入过误者，许入粟赎罪，铜一斤为粟五斗，以赡边计；十，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舒馈运。当时颇采用之。

《文庄集》卷十四　宋　夏竦　撰进策

陈边事十策

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年间翰林院抄本（今夏竦《文庄集》之祖本）

　　今月八日，陕西安抚使、天章阁待制庞籍等到府，奉传圣旨，商量西鄙事宜者。窃以继迁一族，本党项遗类，居呼韩旧地，东薄银夏，西至灵盐，南趣鄜延，北抵丰会，迤逦平下，辐员千里。太平兴国中，继迁逃背，鸠集万骑，屡寇朔方，岁发兵夫送粮草，每邀险肆掠，为害不一。至道初，特遣洛苑使白守荣等率重兵护粮四十馀万，遇寇浦洛河，兵夫溃走，自相蹂籍，粮卒并没，守荣等仅以身免。朝廷旰食，关辅骚然。太宗皇帝召宰相议之，吕端始欲发卒由麟、府，丹、鄜、延、环庆三路趣平夏，袭其巢穴。太宗难之，且曰：“三道深入，用甲卒几万，何人为将帅？何人护辎重？表里砂碛，何处会合？须更熟筹，不可轻举。”是时边患方深，议者不已。

　　至秋，遂命李继隆出环州，丁罕出庆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张守恩出麟州，五路趣平夏，竭内帑之国财，罄关中之民力。继隆与丁罕合行，十数日不见贼，张守恩见贼不击，相继引还。王超、范廷召至乌白池，以诸将失期，士卒困乏而回。此际先臣隶于廷召，备见轻举之害。然是时继迁当兄继捧入朝之后，为曹光实掩袭之馀，遁逃之迹，穷蹙可知。凉州博啰齐、沙州曹延禄皆受朝廷节度，使掎角追讨灵州、河外、大凉、小凉、河西北藏擦勒等数十蕃族，皆有雠怨，愿助国讨除，尚犹累岁积年，不能扑灭。

　　太宗又问宰臣曰：“卿等莫别有擘画？”当时宰相但错愕，莫之能对，太宗亦不悦。久之，先皇帝即位，鉴追讨之弊，悯关辅之劳，惟戒疆吏，谨烽堠，严卒乘，来即驱逐，去勿追捕。尝出陕西地图，自指山川堡塞示宰臣，令移兵简费。又以泾原地最要害，屯兵甚众，命增置钤辖、都监，以备奔轶，此实先帝之圣断远图也。然拓跋之境，自灵武陷没之后，银、绥割弃以来，假朝廷威灵，聚中原禄赐，略有河外，役属小蕃。德明、元昊，久相继袭，贸易华戎，捃剥财用，拓地千馀里，积货数十年，较之继迁，势已相万，其于妄作名器，僣制车舆，夸咤旃庐，跳梁沙幕，亦有日矣。朝廷待以遐荒，置而不问，刍豢过饱，猖蹶遽彰，所宜诛夷以塞公议。然而兵者凶器，战者危事，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昔兵家，皆欲先胜后战，则举无遗策，以继迁穷蹙，比元昊富实，势可知也。以先朝累胜之士，较当今关东之兵，勇怯可知也。以兴国习战之帅，方沿边未试之将，工拙可知也。继迁逃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势可知也。若分兵深入，则军行三十里，自赍粮糗，则不能支久，须载刍粟则难于援送，师行贼境，利于速战。傥进则贼避其锋，退则敌蹑其后，昼设奇伏，夜挠营栅，师老粮少，深可虞也。若穷其巢穴，须渡大河，既无长舟巨舰，则须浮囊挽绠。苟贼列寨河上，以逸待劳，我师半渡，左右夹攻，未知何谋可以扞御？

　　臣以为不较主客之利，不计攻守之便，议追讨者，是谓无策。若缮完壁垒，修利器械，约束将佐，控扼险隘，但辄过于岁月，不豫计于胜负，是今之常制也。则虑体分势异，众力不齐，旷日持久，军食难继，事不先定，则有后忧。若威以文诰，格以干羽，胜决帷幄，师行衽席，必有成算，系于前筹，此非臣之所及也。

臣今但有十策十事，列上如左：

　　一、今之关塞，延安险阻，秦州地远，易为控扼，所最忧者泾原，次则环庆。泾原莫急于镇戎，环庆莫急于庆州，戎人狡猾，必不肯舍平易而趣险阻，此敌情之易料也。古之用兵，皆择其精锐，先当矢石，谓之握奇跳荡，是为奇兵。其次疲软，则以守城壁。近年之弊，强弱兼用，强为弱累，战多无功。又中国长技，莫先强弩。近年之弊，参以他兵，不能专用，已长，攻彼之短。今若令泾原、环庆两路，各于土兵、禁兵或弓箭手内，择弓刀枪槊手三二千副之。泾原令高继嵩、张亢主之，环庆令刘平、赵振主之，日夕训练，常如寇至。如有警急，则令自泾原界望环庆路，横绝边徼数百里间，往来交击，互为首尾，传矢持满，俟中而发，一发万矢，三得一中，则十发之矢，以殪三万馀人，羌戎毡毳不易支也。仍乞立为强弩指挥，特升兵额，稍增月给，以震军声，以壮士心。但恐贼界闻有此谋，必不敢容易窥塞。其偏裨将校，道路堡塞，并委刘平等临时选择处当，此实制胜之大端也。

　　二、缘边熟户，号为藩篱。除延州李金明、胡继谔二族与贼世雠，受国厚恩，势必向汉，自馀熟户如二族者，十无一二。羌戎之性，贪利畏威，若不结以恩信，惮以威武，而欲仓卒驱之御敌，汉强则助汉，贼盛则助贼必矣。其敏珠尔等蕃族，又纳质贼境，居既首鼠，战必倒戈。元昊窥见此隙，所以勾招打敌，胁以锋镝，诱以货财，国家非不知其若此，所宜速见良画，深破贼计，及早羁束，以固藩篱，此西陲之急务也。臣前后累状陈启，未蒙开可。伏乞采臣前奏，下臣令勘会逐州部族首领，量人马事力，授以职名，第给禄赐。蕃官俸料至微，所费不厚。若控制有宜，得其死力，则为利至大。或其间向汉不坚，即令重纳有力量质子。或有自恃凶强，招抚不至者，则令刘平等非时伺便，以强弩屠其种落。此策若行，足”以破贼计而张国威也。《军志》云：“先人有夺人之心。”伏乞观此事机，早赐裁定。

　　三、甘凉首领，河西大族，继迁赐爵之后，德明承袭以来，仰恃国威，呑噬略尽。回鹘、吐浑去朝廷地远，难收其效。惟有吐蕃与贼世仇，罝勒斯赍住总噶尔，对贼巢穴。辖戬、来都锡据贼上？臣累奏，乞诏罝勒斯赍进讨破贼之日，许以西平之封，授二子灵、夏节制。又乞遣使都锡抚存辖戬，令父子和恊共力破贼，未奉回旨。窃虑议者以为元昊既破地入吐蕃，则罝勒斯赍势大，复生一敌，此议乃计之不熟者也。平夏逆党，习于劫掠，吐蕃虽众，兵技不敌，但欲使且牵贼，势必未能尽平狡穴。若此际不收实效而徇空言，非国家之利也。伏乞采臣前奏，早赐指挥。先朝博啰齐充灵州西面都巡检使，尚欲蛮夷相攻，遥制迁贼。况罝勒斯赍向化父子受官，不于此时遂其忠愤，差之毫厘，深可惜也。若前议得行，必恐昊贼未敢轻离巢窟。伏乞圣鉴深察此议。【案《宋史吐蕃传》罝勒斯赍始居都锡城，既居叶公城，徙居总噶尔城，后又徙莽沁，又徙居青达。罝勒斯赍三妻乔氏，生董戬，其二妻皆李立遵女也，生辖戬及玛克占觉。立遵死，李氏宠衰，斥为尼，置郭州，锢其子辖戬。玛克占觉结母党李巴全，窃载其母奔总噶尔，罝勒斯赍不能制，玛克占觉因抚有其众。辖戬居康”古，此策罝勒斯赍住总噶尔，辖戬来都锡，与史文不同，未知孰是，故附记之。】

　　四、陕西四路兵甲不少，但地有险易，路有远近，寨栅有多少，军分有勇怯，易防处合减兵，难守处当增兵。兵之增减，即须察其险易，量其远近，计其城寨，均其勇怯，使各尽其宜。朝廷去边陲远，但因“逐路所乞差发士卒，所以臣前后累奏，乞均匀加兵。今来伏蒙朝旨，许令那移驻泊，尚虑边臣占吝甲兵，鲜克公共。方今西鄙，唯泾原、环庆最须备御，其两路犬牙相入，烽候相望，分之则势孤，并之则势大，物理之常也。欲乞刘平罢鄜延安抚，兼泾原总管，所贵表里相助，首尾相应，张大军势，壮励士心，亦防边之最要害也。

　　五、设使元昊谋犯边境，量其事势，岂能四路俱来？必是择一平易路分，并兵冲突。其馀边界即分三二千骑往来出没，牵制我师，此贼计之可前料者也。今来沿边兵马，总而计之，数亦不少。若各守路分，则不足互相策应，则最近者虽奉朝旨，许令互相照应，窃恐缓急边臣执守文义，不肯分兵相援。欲乞朝廷详酌特降指挥，有贼马犯边，令四路互相关报，分兵策应。鄜延可以策环庆，秦、陇可以策泾原。若此，则沿边势合，军声大振，是计傥行，固足以预制狂贼也。

　　六、元昊旅拒以来，陕西加兵，所费粮饷不少，尚赖累年关辅大稔，易为计置。今夏稍旱，二麦薄熟，粟豆苖晚，秋成未克。设使元昊复称臣纳款，沿边亦未敢班师。若宿兵塞上，边稼不丰，持久之谋，未知安在？所以臣前奏，‘乞令陕西诸州各招置神虎、保捷等军各一两指挥，令逐州训练精熟，却乞那移关东兵马归回，有警急则令逐州量留士卒外，并勾赴边臣。一则关中土兵劲悍，耐于驰骋；二则减省沿边刍粟，三则可为悠久之计。

　　七、关右沿边，旧俗轻悍，喜为寇盗，山林深阻，难为搜捕。加以近边蕃户以藏盗为业，若敌骑犯边，人情恐动，或飞挽稍频，丁夫逃溃，互相扇摇，聚而为盗。关中官司，不可不预为之计也’。咸平中，陕西转运司曾抄点保毅军六万八千馀人防城备边。今来西陲安静多年，若遽行此法，则恐人户惊扰，别生寇剧。前奏乞添置弓手三两倍，及乞置壮丁、猎户，缓急可以防守城壁，把截要害，却那得正兵出入野战？此实今之寓令也。”朝廷检详前奏，早赐行下，付臣当司差官添置，候贼平日，即却罢遣。一则不费供馈，坐获其用；二则不动群情，易为办集。比点保毅军及抄弓箭手，利害相万也。

　　八、沿边小寨，多是曹玮建置，常时御备雠寨，防遏逋逃，似有小利。羌戎入寇，则难于处当，分兵固守，则州郡势危，守御不定，则所蓄刍粟，翻为寇粮。又远近传闻，亦是亡一城寨，滋益贼气，且损军声。欲乞宣旨沿边总管司勘会，小寨有兵少粮多，不关要害，先支沿边巡检等军马，就食尽粮草，所有小寨逐月廪给，却令就大寨旋请。如有大叚警急，势必难敌，则令并小寨士卒入大寨把隘相杀，一则免资寇盗，二则并得兵力于要冲之处，以御奔冲。

　　九、方今备边之计，最宜积榖。故赵充国云：“籴三万斛榖，羌人不敢动矣。况关辅税租有限，岁时丰俭难常，若卒调兵食，急赋横歛，则秦民轻悍，咨怨易兴，此不可不预计也。”近者有诏，入粟拜爵，须是巨富之民，方能佐县官之急。欲望朝廷诏关中州县，有犯过误连累之罪，情愿收赎者，许令召保于沿边诸郡入粟赎罪。每铜一斤，准粟五斗。良民救患，何止乐输。谅不踰年，塞下之粟，必稍充羡。宽宥过误，全民肤体，足以上副陛下至仁之德。又虑议者以为国家全盛之际，不当货刑示弱，此议亦思之未切也。且爵者名器，尚许拜授，若宽刑赦过，得粟便民，比之拜爵，此为优矣。

　　十、候教习劲弩指挥，招置土兵，添差弓手，各有次序，即乞委任当司差官拣选沿边冗兵于近里州军及减骑军回关东，仍省沿边闲冗吏员。古者将帅授命，本朝皆假之威权，许以便宜，使得尽力。今来朝廷傥采所陈，则乞特依古制，借以衔勒，令竭疲驽。仍乞指挥诸路总管司臣僚，今后每事遵禀安抚司指挥，不得怯懦自谋，妄说事理开奏，上惑朝听。如有寇贼奔冲，并须出兵守险，持重伺便，痛行杀戮，不得披城玩寇，放过贼马，令入他处，如违，以军法处分。

　　如此令行下，则边防畏懦之臣，预谋战斗，不敢只作守城自全之计。右谨具如前。伏以国家富有四海，重熙累洽，物力全盛，忠贤间出。昔魏有一叚干木，晋人不敢窥西河；江左有一谢安，苻坚丧百万之众。以此计之，蠢尔羌戎，岂敢轻犯边境？但元昊资性凶忍，轻背国恩，鬼得而诛，灭亡可待。未授首间，朝廷之议不得不过为备御。然贼境最多奸人，尽知缘边虚实，料其逆党聚谋，必须潜窥间隙，方敢作过。若国家处置得宜，任人不杂，使陕西内外城邑战守有备，元昊岂敢容易轻离巢穴，自取败亡？况关塞防秋，古今常事。《传》云：“无恃寇之不至，恃吾有以待之。”此言诚得守边之要也。顷继迁亡没，德明尚幼，族中亲属，强梁者众，德明甚惧，仓惶送款。当时有司不能裂河南之地，封拓跋诸亲，令其势分间起，自相残贼，而乃并锡真命，爱一孽童。数十年间，禄赐豢养，资寇粮者多矣。至今义士，为之叹惋。是知此际岩廊裁处，不可不深图远算也。臣素业刀笔，不谙军旅。昨蒙推择，付以西事。虽继陈方略，多以迂阔，不合廷议。进退维谷，忧骇可知。岂谓天慈，更容访逮。拜恩沥恳，敢不自竭。其所陈十事，实臣在职见闻，夙夜惟忖，心虑所及，咸罄于是。伏乞圣慈下两府裁酌，如稍近于理，即乞特赐详择施行。敢不虔奉德音，渐图远迹。然而成大益者忌小害，获远利者无近效。方今许国者多，言事者众，或不周知利害，别议建明，事未成间，遽有更改，则边臣之计惑矣。此则须赖陛下倍赐主张，敕左右大臣，专主斯议。自古内外相维，则有成绩。羊佑、杜预非张华主之，则不能平吴；石雄、刘沔非李德裕主之，则不能平上党。布在方策，较然可知。若臣所陈庸昧，不远前谈，徒烦聪听，无足采录。即乞早选能吏，代臣经略西事，别询奇画，免误公朝。”矧将者，三军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不可一日轻付常才，忽于大计。若西陲失备，则他寇相因。伏乞朝廷深赐哀察，干冒宸严。臣无任祈天沥恳激切之至，谨录状陈乞以闻，伏候敕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