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建筑，美如一幅天生画卷。图/视觉中国在山水，在村落

在徽商气度，在士子风流

几乎每一个建筑系或美术系的学生，都曾去过安徽的古村落。

黟县宏村，群星在夜空中闪烁，月沼里倒映着灯火。 图/方托马斯在他们写生的画册里，粉墙黛瓦的古屋静默在小桥流水之间，这些徽派建筑，仿佛本身就是从水墨丹青中跑出来的，执笔者要做的只是将之“临摹”回纸上而已。

虽然“徽派建筑”广为人知，其名称却经常会被理解成“安徽风格的建筑”。实际上，不管是“徽派建筑”的“徽”，还是“安徽”的“徽”，都来源于一个正在消逝的古地名——徽州。

黄山，以一个“奇”字名扬天下。 图/方托马斯那么，徽州到底去哪了？

徽州，只剩下一座黄山？

古徽州在今江西、安徽、浙江三省交界之地。

清徽州府的“一府六县”格局。绘图/Paprika

从北宋末年改“歙（shè）州”为“徽州”，到辛亥革命之后“废府存县”，除元末曾短暂改称“兴安府”外，徽州之名先后沿用将近780年之久。其区域也一直保持着唐朝所奠定的“一府六县”格局，下辖歙县、黟（yī）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

黄山上的“猴子观海”，看尽了徽州一地的沧桑变化。

图/石耀臣

而至近代，徽州府经历了行政区划的变革，被“掐头去尾”——先是最南边的婺源转隶江西，后则最北边的绩溪划归安徽宣城，同时撤销了徽州地区，主体部分作为今天黄山市存在，其下仅保留一个徽州区，面积不过古徽州的百分之三。

黟县卢村，村落边田园环绕。

图/张建平

对于更名“黄山”这件事，老徽州们心情颇为复杂：一方面所谓“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一直是徽州的骄傲，生活在水墨画似的黄山脚下，徽州人对于他乡的山，大多是瞧不上的；然而真要以一座山来作为市名，本地人却也不太高兴，套用汪曾祺老先生说高邮咸鸭蛋的一句话，“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石头似的！”

黄山市地形图

。绘图/Paprika

徽州确实“出石头”，但远不止黄山一座。

历经多次地层的断裂，徽州地区的中部形成了断陷盆地，两侧断块则隆起成山，因而境内多山地丘陵，自古被称为“山限壤隔之地”。据《徽州地区简志》所载，徽州地区在撤销辖区前面积13403平方公里，其中山地丘陵总面积达到了10578平方公里。

春天，歙县石潭村，盆地中的村庄和农田被环绕在青山之间。 图/方托马斯

在北部，黄山山脉绵亘东西，为长江水系与钱塘江水系之分水岭，其莲花峰海拔1864.8米，在高度上冠绝全省；往东南一带，白际山与天目山连做一片，作为浙江与安徽二省的界山；到西南，五龙山分隔了婺源与休宁，在撤销徽州地区后，则成为了赣、皖两地的分界。从地图上看，整个徽州四面八方都被群山包围，连天际峰，飞鸟难度。

正是因为连绵的山，催生出了徽州的新安画派，多以徽州的黄山、白岳（齐云山）为题材，其画风简淡高古，别开生面。自开创以来，历朝历代名家辈出，清初以画家渐江为首；到近现代，山水画宗师黄宾虹也受“新安画派”影响颇深。

新安画派始祖弘仁的画作。弘仁(1610—1664)，本名江韬，明亡后削发为僧，改名弘仁，徽州歙县寒江村人。图/Honolulu Museum

而在徽州的“八山一水半分田”的格局中，水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以黄山一脉为界，徽州境内的青弋江往北汇入长江，阊江、乐安江则向南流入鄱阳湖。而徽州的母亲河新安江，为钱塘江水系之上游，其南支称为率水，北支唤作横江，两者在屯溪大桥之下汇合后始称新安江，流经休宁、歙县后，在浙江的淳安县内蓄水成坝，诞生了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的千岛湖。

新安江绵潭段，绿水绕村庄。 图/张建平

在连绵起伏的山地中，发源于其间的流水不断向低处的盆地汇集，历经长久的冲刷，形成了大小不一、相对平缓的土地。在溪水汇成河流之后，这些利于农植的沿江盆地，面积小而零碎，如同被江河串起来的珍珠，却成为了徽州人最初安身立命的根本，因而徽州的村落大多“依山建屋，傍水结村”。

在徽州，山水的作用远不止观赏。

婺源江岭，村庄与梯田都建在云雾缭绕的山间。 图/龚跃贤

四围的群山如同坚厚的壁障，隔绝了动荡年代战火的冲击；蜿蜒的河流则灌溉出肥沃的良田，开辟出人们繁衍生息的空间。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徽州成为了一方“桃花源”式的秘境，使之宽容地接纳着漂泊无定的他乡之客，让这里成为他们新的故乡。

在徽州，听见历史的回响

徽州是一处广纳天下游子的温柔乡。当我们寻找徽州的时候，会发现她既是许多故事的“归处”，也是新的起点，如同参天大树，枝叶繁茂，记录着“历史的回响”。

2014年元宵节，歙县许村敦睦堂的许姓男丁，在村中大观亭前舞起大刀祭祀自己的祖先祈求新年平安。

图/张建平

公元904年，大唐早已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天下藩镇割据，权臣朱温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在途经陕州（在今河南三门峡）的时候，皇后何氏诞下一子，因前路未卜、生死难料，故将幼子转交给了亲信婺源人胡三。胡三不辱使命，把这个孩子带回家乡，易姓为胡，取名“昌翼”。至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弱冠后的胡昌翼考中明经科进士，胡三才将其身世一一相告。

西递村的追慕堂，其中供有李世民塑像。图/王寰

这本来或许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复仇故事。然而胡昌翼却选择了终身不仕，一生隐居于婺源考水，治经授业。他的后人在宋代元丰年间迁至黟县的西递村，开枝散叶，“红顶商人”胡雪岩、著名学者胡适，都是这支李唐血脉的后代。

因避难而到来，并扎根此地的，胡昌翼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唐代“安史之乱”爆发后，曾有数十个大姓迁至徽州，在这片山水田园安居下来。而在这之前与之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两次“衣冠南渡”——“永嘉之乱”后的晋南渡与“靖康之难”后的宋南渡时期，都有大规模的北方士族陆续避祸而来。

龙川明代胡氏宗祠，徽州绩溪的胡氏又分为“龙川胡”、“明经胡”、“紫金胡”与“遵义胡”。图/张建平

庞大的移民群体裹挟着历史的碎片，在这片土地上归于云淡风轻，只剩下些许旧迹——至今，西递村的追慕堂中，依旧供奉着先祖李世民的塑像，两厢绘有丰腴肥硕的“昭陵六骏图”，让人不时想起唐人的审美；而歙县的唐模村，得名于唐末时汪氏子孙对于盛世繁华的追忆，他们的祖先正是唐越国公汪华，村中那株五代时栽种的银杏树，则早已见证了百代的兴衰。

唐模银杏树是

唐模始祖汪思立亲手所植，今已历1380余年。 图/张建平

由于徽州人多系中原士族的后裔，厚重的血脉传承，使得他们特别看重宗族关系；加上作为“程朱理学”开创者程颢、程颐及集大成者朱熹的故乡，理学中森严的宗法制度，在这片土地上盛行。因而徽州人往往按照姓氏，聚族而居形成“一姓之村”，并在井然有序之中，规模日益壮大。

2012年正月十五下午15时，歙县叶村洪氏宗祠的后裔们在享堂内“叠罗汉”这一习俗已经延续百年。 图/张建平

然而，人口的增加也使得原本多丘陵而少平地的徽州，难以养活这片土地上的千门万户，因而大量的徽州人只能走出家园，明朝王世贞曾言：“大抵徽歙，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说的就是徽州人大半都在外头打拼。

此时，曾经庇护着这方“世外桃源”的群山，成为了阻拦“徽骆驼”们的绊脚石。为了走出去，经历数代的筚路蓝缕，徽州人在崇山峻岭间开辟了通向四方的古道。

徽州古道图

。绘图/Paprika

而四通八达的水系，则成为了徽州商人们先天的地理优势。往东沿新安江而下，经富春江、钱塘江，即可抵达杭州，进入浙江最富庶的杭嘉湖一带；向北入长江，顺流而下则可至南京、镇江、扬州，经京杭大运河沟通各地。

《徽商水路程图》曾是徽州商人外出经商必备的道路指南

。摄影/张建平

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正是这些早早背负着家族使命的徽州人，或在外经营，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名商巨贾；或有一技之长，是远近驰名的能工巧匠；而留守在家的，发掘出家乡的特色物产，通过水陆交通供向各地；更多的，则潜心治学，参与科举考试，走上了仕途。

他们同心协力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财富，支撑起整个徽州的兴盛繁荣，而人们记忆里的徽州，同样隐藏在这些人留下的痕迹之中。

士农工商，全面发展

徽州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假如把历史比作一个大班级，那徽州一定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这位“优等生”交出的“作业”，涵盖了“士农工商”的方方面面；并有着“特长学科”，在商业上具有突出成就，打通了“商”与“士”之间的隔阂，形成徽州人的“儒商”模式。

休宁县，始建于明代的木梨硔（hóng）村，云海环绕。图/张建平

然而徽州人取得的斐然成绩，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古徽州在万山环抱之中，山岭间水流湍急，不易蓄水，尽管土地肥沃，却缺少灌溉条件。《歙县志》中称其“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而“一朝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因此当地居民深受洪涝之灾。

2010年7月17日歙县丰瑞里村的村民、把保佑地方安康的太阳菩萨汪华、抬到田野中间焚香祭祀、祈求保佑五谷丰登。

图/张建平

为了保留仅有的耕地，徽州人不断地开辟池塘、修筑堤坝，将水引入农田之中，不仅解决了灌溉问题，还将湍急的河流改造成了利于行船的航道。被称作“江南第一都江堰”的渔梁坝，几百年前就成为了新安江上商贾往来的码头，以至于被视为徽商兴起的源头。直至今日，这座历经沧桑的水利工程仍保存完好，向世人展示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渔梁坝，号称“江南第一都江堰”。图/方托马斯可是就算解决了农田，土地的稀缺依然是徽州的大麻烦，今天形势依然严峻的“住房问题”，在当时也困扰着“地少人多”的徽州，尤其是徽州人多迁自中原一带，住惯了北方闭合式的大院子，难以适应当地的条件。

因此，徽州的匠人们汇集了南北之长，在北方院落的基础上融入了南方人架楼而居的特点，将宽阔的庭院逐步缩减成集采光、取水、通风、装饰等功效于一体的“天井”，并在屋顶上架设昂然挺立的“马头墙”，解决了紧凑院落间火灾易于蔓延的问题。

婺源理坑。徽派建筑中的天井。图/张建平本是在解决住房问题中产生的“徽派建筑”，却在徽州人匠心之下，成为了文化元素符号之一，粉墙黛瓦，惊艳了世人。近在无数人梦中江浙一带的“小桥流水人家”，远在贵州大山深处的屯堡里，都有着“四水归堂”的天井、马头墙和粉墙黛瓦这些徽派建筑元素的痕迹。

如果说徽派建筑的诞生是为了解决“住房难”，那么房屋间装饰的“徽派三雕”——砖雕、石雕和木雕则体现了精致的徽州人对于审美的追求。从山水人物到鸟兽虫鱼，皆在徽州人的一室之内。而随着徽商的崛起，“徽派三雕”的技艺，也走向了大江南北。

西递村，建筑中的石雕。 图/视觉中国

仅明朝嘉靖41年，徽州官定注册的工匠就有3066人。这些徽州匠人将徽州工艺带向全国各地，在扬州的园林中，随处可见他们的印记，连古今儒生的圣地——曲阜孔庙的修建，也有他们的参与，其大成殿前栩栩如生的石雕龙柱，正是徽派匠人的手笔。

徽派三雕之一的砖雕。 图/方托马斯

而徽州人的“士农工商”之路，又以徽商最为人所称道。最开始徽商的崛起，可谓兼具天时、地理与人和的功劳。

由于耕地稀少，徽州人经商的风气早就开始流行，唐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所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浮梁，即在当时徽州的祁门县，可见祁门一带在唐朝已有茶叶生意往来。徽州人的商业头脑，早早就开始形成。到今天，祁门红茶早已成为了中国十大名茶之一。

泾县宣纸的制作。图/方托马斯

而从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开始，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到明清时期，徽州不远处的长江三角洲，已成为了全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市场。徽商的发展不再受到本地的制约，经营范围也不再局限于药材、茶叶、纸墨等故乡物产，而发展为食盐、当铺等高利润的产业，此为地利之便。

文房四宝之一“胡开文徽墨”制作流程中的提取松烟。图/图虫创意

人和，则在于徽州人深重的宗族观念。由于迁来之时，就多以家族为单位，徽州人的骨子里传承着中原带来的宗族文化，出门做生意，自然而然形成了同姓的徽州商帮；而这样的文化使得他们对于同乡的情谊也尤为看重，无论走到哪，徽州籍商人大多会守望相助。

歙县棠樾牌坊，共7座，明代3座，清代4座。作为对在忠孝节义上“功勋显赫”的官员的一种表彰，体现了封建社会的宗族观念和伦理纲常思想。 图/视觉中国

因而到明清，徽商的影响力达到了全盛时期。当时最繁华的扬州，被戏称为“徽州人的殖民地”（语出《五石脂》），徽州籍的名商巨贾几乎个个“腰缠十万贯”、“富以千万计”，甚至“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当时徽商的步伐遍布全国各地，以扬州为核心，北至幽燕（北京一带），南及闽、粤，西通关、陇，东居苏、杭，更占据了重要港口，做起了海上生意。

西递村，门上的“孝”字为理学大家朱熹所题。作为“程朱理学”的故里，徽州文风科名，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图/Knightlee

家大业大的徽商，回过头来不遗余力地反哺家乡，除了赈济灾民、兴修水利、建造宗祠，最重要的在于“投资”兴办了大量的书院，扶持同宗族的学子参与科举考试，使得“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

雄厚的教育实力，使得本就身为“程朱理学”之乡的徽州科名更盛。明清时期，徽州的进士人数位居各府前列，以至盛传了许多“科举佳话”，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有“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这些金榜题名之人，有不少后来都入朝为官，尤其是歙县人许国，在明万历年间获封武英殿大学士，死谥“文穆”。至今在其家乡，还立有一座“不合礼制”的八柱牌坊。

许国石坊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因云南平逆“决策有功”，晋少保，封武英殿大学士，成了仅次于首辅的次辅，乃建坊。图/张建平

而这股“亦贾亦儒”的风气，同样反过来使得徽商在商、政二界左右逢源。在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之前，乾隆时期的“扬州八大商”之首江春，就曾“以布衣上交天子”，成为两淮盐业的总商。徽州人似乎总具有某种超前的意识，他们“读书是功业，经商也是功业”的思想，在那个时代遥遥领先。

婺源石城，恍若仙境。图/龚跃贤

徽州去哪了？

只看行政区划，她已然随着历史推进烟消云散。然而却深深刻入了徽州人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当中，跨越时间长河，以建筑、绘画、雕刻、戏剧、园林、笔、墨、纸、砚等包罗万象的形式，成为了中国美学元素的符号之一，历久而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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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叶吟啸

图编丨HonYi

封图丨 方托马斯

参考资料

《徽州捡拾历史的碎片》张建平

《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历史地位》刘伯山

《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葛剑雄

《徽州文化景观初步研究》黄成林

《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李林琦

《徽派建筑的文化含量》陆林焦华富

《浅谈明清徽商对扬州园林的影响》朱晓炜